“先生”讓翻譯代表華工答應李笛亞迪的條件，但同時也提出了維護華工尊嚴的幾個條件。李笛亞迪全都應承下來。
當晚，華工們不僅把活干得又快又好，還創造了一些裝卸貨品的新方法。天還沒亮，他們已裝齊六十四車，而那一百名英國兵也裝了六車，圓滿完成任務。
由於任務完成得很漂亮，李笛亞迪也因此受到司令部的嘉獎。他十分高興，特地把翻譯叫過去，對華工們表示了衷心感謝。接著他又去倉庫，詢問管倉的英國人：“中國工人做得怎樣？”
那位管倉員說：“昨晚做得還好。”李笛亞迪當即拉下臉來：“為什麼說還好？我的中國工人幹得比誰都好。他們昨夜的工作效率，比英兵要高出一倍，你沒有算過賬嗎？”
英國人對華工的態度從此大變，華工在異國的境遇也有了很大改善。後來當他們回國時，不少華工還與附近的法國女子結了婚，並帶回了中國。
赴歐參戰的華工中有很多人卻沒有這麼幸運。 “威海衛華工營”那次從前線撤退傷亡尚不算大，但其他營傷亡不小。據說英國從青島招募的十萬華工，共死了三千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在撤退過程中被德軍的砲彈給炸死的。
重出江湖後的段祺瑞除了著力推動對德宣戰外，所關切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獲得外界的援助和支持。雖然中國政府通過對德宣戰，取消了德奧庚子賠款，加上停付協約國方面的庚子賠款，使得國內財政困頓的情況有所緩解，但那也只是“出”的少了，“入”的仍然不多。
對這筆賬最清楚的，莫過於在新內閣中出任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在他履任時，北京政府依舊入不敷出：軍政費用每月約需兩千萬元，而財政部的可靠收入合計還不足一千二百萬元，缺口達到八百萬元之巨。
如何維持生計，再次成為讓段政府頭疼的大事，而到了這時候，老段又開始盯上了鄰國日本那鼓鼓囊囊的口袋。
日本本來也不是個富國。甲午戰爭前，為了跟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日本天皇還要帶頭捐款，每年擠出皇室經費用於海軍建設。甲午戰爭後，中國的巨額賠款讓它發了筆財，要不然恐怕連後面的日俄戰爭都打不起。
日俄戰爭打完，日本又沒什麼錢了，但是隨後爆發的“一戰”卻意外地令其大發橫財，真正成了暴發戶——歐洲各國埋頭苦鬥，等於把賺取高利潤發大財的機會拱手送給了置身於歐洲之外的日本。 “一戰”期間，日本的對外貿易大大出超，金融實力得到顯著增強，由於國內貨幣過剩，甚至還出現了通貨膨脹現象。
日本有錢，也曾在“中日親善”的旗號下，打算借錢給中國，但在撥出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後不久，北京政局即因參戰之爭發生混亂，段祺瑞也避走天津。鑑於當時局勢極不明朗，日本寺內內閣決定中止經濟援華政策，同時標榜不干涉中國內政。外務省和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林權助也持全然不干涉態度，作為段派成員的曹汝霖等人曾想策動林權助支持段祺瑞，但都未能達到目的。
西原的見解則完全相反。經過幾次訪華，他對段祺瑞非常看重，認為段一定可以繼袁世凱之後掌握中國的政權，即便暫時被免職，也不妨礙其日後東山再起。為此，他再次向寺內提出要前往中國援助段祺瑞。
寺內很信任西原，可他還是認為此行要冒許多風險，所以未同意西原的主張。西原是個極有個性的日本人，就算是老闆不答應，只要他認為應該做的事，照做不誤。其間他曾四度來華對段祺瑞表示支持，與以往實質上受寺內指派不同，這四次來華完全是西原自作主張的個人行動，而非官方意見。
直到張勛復辟，寺內內閣對公開援段仍感躊躇。後來見討逆軍兵臨北京城下，張勛大勢已去，寺內才同意幫助段祺瑞平定復辟之亂。
復辟既平，段祺瑞也在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定調。這時，曹汝霖提出了一個新見解。他認為，“遠交近攻”是強國才能採取的策略，中國祇是一個弱國，作為弱國，既不適宜於“遠交近攻”，也不能單純地“一律看待”，而只能採取“近交”、“善鄰”的政策，說白了，也就是必須採取親日政策。
曹汝霖的這一見解，博得了段祺瑞的讚賞。他在送此前一直在天津活動的西原回國時，特地請西原向寺內轉達自己的意向：“中國的政局幾經變化後，我再度出任總理。將來一切施政，當按預定方針進行。”
得到西原帶回的這一重要訊息，寺內內閣做出決定：“對段內閣給予相當友好的援助。”至此，日本政府終於明確了全力援段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