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應美國的勸告本是中國參戰的一個重要由頭，可是之後美國政府卻又變得消極起來，這使得北京政府在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也想重新試探一下日方的態度，看能否獲取對方的支持。
1917年2月14日，段祺瑞以國務院、外交部的名義聯合致電章宗祥，提到中國一旦與德絕交、宣戰，就必然需要一筆非常大的費用，到時希望日本和協約國其他成員能夠允許，讓中國“酌加關稅”以及“將庚子賠款緩解或延長年期”。
先前對中國未與其磋商，就在美國的勸告下發出對德抗議，日本外相曾酸溜溜地表示過“遺憾”。現在段政府能夠第一個跟日本商量“與德絕交、宣戰以後的事”，顯然流露的是一種“親日”姿態。在章宗祥就此告知日本政府後，日方“極表滿足”，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初次對日誠意之表現”。
為了堅定中國參戰的信心，寺內立即派西原前往中國進行遊說。在出發前，圍繞中國加入協約國的優待條件，西原與首相寺內、藏相勝田、外務相本野進行了磋商，獲得了他們的首肯。
2月16日，西原抵達北京，與曹汝霖、梁啟超等要人見面，並多次拜訪段祺瑞。其間，他們就優待條件進行了長時間交談。
西原向段祺瑞暗示，中國如果參戰，日本政府可以通過派遣教官、提供軍火等方式武裝中國軍隊，但中國並不需要直接出兵歐洲，而只需派華工即可。當然，中國還可以憑此得到更多的貸款。
西原在京的一系列談話和“保證”，讓段祺瑞及其幕僚下決心在對德抗議後，進一步與其斷交乃至宣戰。
西原與段派成員頻繁的秘密接觸，立即引起了包括黎元洪在內的反對派的疑慮，認為段祺瑞在乘機投靠日本，借助日本借款，以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
本來僅涉及國家利益的參戰問題立刻變得複雜起來。黎元洪密電全國名流徵求意見，這些意見也以反對與德絕交者居多。這更增加了黎元洪的底氣，遂從支持絕交完全轉向反對絕交，府院之爭也因對德態度不同而進一步升級。
府院相持不下，令南京的馮國璋成為焦點。作為北洋系中除段祺瑞之外的另一個實力派，早在參戰風波發生之前，被選為副總統的馮國璋就是府院雙方及各方面人士都競相爭取的香餑餑。馮國璋既不願得罪段祺瑞，又不想令黎元洪難堪，只能採取兩邊敷衍、不置可否的辦法。
2月22日，在黎、段、國會的極力相邀下，馮國璋抵達北京，為府院進行調解，不過其態度一如從前，仍然是息事寧人、不偏不倚。
段祺瑞原以為“四哥”（馮國璋在家裡兄弟中排行第四）是北洋袍澤，一家人總會幫著一家人，沒想到馮國璋玩的是平衡木。好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此重要時刻，他得到了梁啟超的鼎力支持。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中，梁啟超的文章學識被公認為居於第一流水準，同時他也勇於議政，是一個對政治生活有著濃厚興趣的人。
梁啟超曾經周遊世界，對各國的國情形勢比較熟悉，根據對國際形勢的了解，他寫成了《歐戰蠡測》一書，判斷德國在“一戰”中絕無取勝的希望。與段祺瑞一樣，梁啟超原先也是個“親德派”，這位名副其實的輿論鉅子能夠主動站到段祺瑞一邊，不僅足以抵消社會輿論中的部分反對意見，而且極大地增強了段祺瑞的信心。
這時中國對德絕交正好獲得了一個極好的理由：繼德國政府復照拒絕中國的抗議之後，3月1日，一艘法國郵船被德國潛艇擊沉，搭乘該船的五百餘名中國勞工不幸身亡。
段祺瑞抓住機會，當天便在總統府舉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對德絕交問題。黎元洪雖未表示反對，卻強調不要急於下論斷，應服從國會決定，“倘代表民意之國會決定贊成加入聯盟（即加入協約國）”，他個人決不反對。
既然黎元洪這麼說，段祺瑞即以總理身份邀請參眾兩院議長、國會各政黨領袖舉行會談，結果列席者都沒有在對德絕交問題上表示不同意見。
第二天，在協約國公使的敦促下，段祺瑞主持召開內閣會議，通過了對德絕交案。與此同時，段內閣又草擬出“加入協約國條件節略”，節略的內容是請日本對中國參戰後希望享受的各項權利予以贊助，末尾寫道：“深信日本政府對中國之誠意。”
段祺瑞準備將節略交給駐日公使章宗祥，再由章宗祥向日本政府提出。無論絕交案還是節略，都得經總統同意，段祺瑞認為在國會方面已無異議的情況下，黎元洪也不會再有什麼問題，於是當天就派人將節略送到總統府，不料卻意外地遭到了黎元洪的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