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與章宗祥見面，西原提到，中國目前最困難的就是財政，而要整頓財政首先就需要一筆款子，如中國要藉款，日本可以施以援手。
包括善後大借款在內，中國所借外債向來都拿不到實數，總要被七扣八扣減掉許多，這也常常會被外界認為是經手人拿了佣金或“回扣”，具體到向日本借款，則更為敏感。對西原主動要藉款給中國政府的提議，章宗祥事先沒有心理準備，不敢貿然答應，只好推託說自己怕因此遭到猜疑，不願涉足其中。
西原真是有夠貼心，過了幾天又對章宗祥說，他已經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借款時十足交款，答應藉多少，實際付款時就給多少，中間不再給經手人佣金，如此經手人就可以乾淨了。
西原同時聲明借款不涉及政治，不需要抵押。如此優厚的借款條件，段政府乃至之前的袁政府還從未遇到過，正好政府又處於極度缺錢的當口，豈有不笑納之理？
西原在日本本國的操作沒有任何問題。除了寺內對他言聽計從外，大藏大臣（即財政大臣）勝田主計原在朝鮮幫寺內主持理財工作，從那時起，他與西原的關係就十分密切。在大藏省內，西原可以隨便命令和指揮勝田的幕僚，也能讓銀行人員聽從他的命令辦事。
需要避開的還是國際財團，因為按照善後藉款協議，四國銀行團中的任何一國都不能單獨對華進行政治借款。西原雖然口口聲聲借款不涉及政治，可是也怕銀行團知道後會大加詰責，所以只能秘密辦理。
這時在日本控制的範圍內，有三家專營長期投資業務的特種銀行，分別是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經過研究，便決定由三家銀行借款五百萬元給中國交通銀行。
雙方商定後，西原一個電報發到東京，勝田馬上回電同意。這是寺內上台後，通過西原之手借給中國政府的第一筆款項。
借款辦理得如此順利，出乎北京的意料，也使得段政府進一步確證了寺內內閣的政治信用。一拿到款項，段祺瑞立即派吳光新拜訪日本駐華公使及天津駐屯軍司令官，以表達自己“認真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決心。
對於西原和日本政府而言，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是其表達“誠意”，讓中國消除戒心的見面禮。自此以後，西原在段政府面前的地位和影響力得到大幅提升，他開始更積極地促成中國對德宣戰。
日本本身是協約國成員，站在協約國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角度，西原一直擔心中國被德國所誘惑，把豐富的資源和勞動力提供給德國，從而對協約國產生不利後果，所以他在為藉款奔走的同時，一直努力勸說中國參加協約國。
不過寺內內閣想的與西原卻不完全一致。寺內固然不樂意中國支持德國，可要是中國加入了協約國，反過來使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得而復失怎麼辦？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為了遊說中國參戰，尚能背著政府誇下“援助”的海口，西原與高層關係緊密，可以做到言出必行，反倒不能這樣信口許諾，因此在段祺瑞決定參戰之前，其實並沒有得到過日本將全力對華“援助”的確切保證。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政府開始對日方的“好意”產生疑慮。時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一手經辦了交通銀行借款案，可是也對寺內內閣的新政策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章宗祥更曾電囑曹汝霖，認為西原雖然神通廣大，但終究不是外交上負責任的政府人員，勿太過信任，致生波折。
在段內閣中，曹汝霖、章宗祥均被視為親日派，連他們都這樣謹慎，段祺瑞更不會冒險把參戰與日本“援助”相聯繫。實際上，他這時候主要想依賴的還是美國，指望得到的也是芮恩施所說的“援助”。
在發出對德抗議前，日本政府雖然接到了中方的通知，但二者僅隔五個小時，表明到此時為止，北京政府並不把日本的意見作為參戰的必備條件。這可把西原給急壞了，他數度向寺內內閣提出建議，認為如果坐視中國被美國拉進協約國，只會使好不容易打下的一點點“親善”的基礎發生裂痕，他先前的種種努力也算白費了。
原先日本政府不放心的主要還是山東問題，寺內內閣為此相繼與英、俄、法、意達成諒解，獲得了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的保證。有了這一保證，寺內決定接受西原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