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沒有名冊，身為副總統的黎元洪在繼任總統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優勢。除了“臨時約法”和“民三約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據外，由於黎元洪被認為是一個與南方有一定關係的人，所以他還得到了南方的擁戴和支持。早在護國軍要求袁世凱退位時，“以黎代袁”的主張在南方就頗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隨後在中南海春耦齋內開會，討論究竟由誰出任總統。徐世昌明確表示：“最好是請黎副總統出來。現在南方獨立，收拾時局是一件極其艱難的工作，黎副總統的聲望有助於推動南北統一等問題，他做總統比較合適。”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聲，思考了幾分鐘後才說：“既然相國這樣說，就這樣辦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凱指定的“法定”候選人，他們退出競爭，是因為各有各的顧慮。徐世昌資格最老，但他不是軍人，和雖是軍人出身，手中卻無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競爭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競爭力最強的其實是段祺瑞。袁世凱死後，軍權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學生、同僚和舊部遍布軍政界——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當時全國的督軍、師、旅長，半數以上皆為其門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個候選人應該說都無可挑剔，但段祺瑞更為引人注目：作為清廷大吏，毅然發出共和通電，“一造共和”；作為袁世凱的得力干將，敢於抵制袁世凱復辟帝制，“二造共和”。
無論自身擁有的實力還是社會輿論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擠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繼承老袁的衣缽，猶豫的那幾分鐘已足以說明問題。
可是作為一個經驗豐富、務實老練的政治家，光有獲得權力的慾望還不行，他還得考慮到現實的可操作性。
正如徐世昌所言，南北統一是新一屆政府即將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南方的護國軍已多次表態擁護黎元洪繼任總統，並且將此視為阻止北洋系繼續獨霸中央政權的一個重要舉措。換句話說，只要新總統不是黎元洪，他的日子就不會好過。
自“庚子事變”以後，凡中國的執政者要主持政局，無一不希望取得國際社會對其執政地位的認可。各國從其在華利益出發，都希望中國政局能夠保持穩定，而保持穩定的最佳途徑無疑就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副總統繼任總統，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紛爭，猶如是中國古代的“嫡長子繼承製”。即便日本也不例外，其政府也在竭力勸說南北勢力支持黎元洪。
1916年6月6日下午1點，各國駐京公使一致表態歡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並聲明將給予黎“道義上的支持”。
面對國內外的壓力，段祺瑞不得不做出妥協，在公開場合一再表示支持黎元洪。早在袁世凱病重在床、命在旦夕之際，就派曾毓雋奔赴南京，與馮國璋商量“袁死黎繼”的事。馮國璋認為黎元洪本為副總統，繼任總統順理成章，非其莫屬，很快就復電贊成。
馮國璋雖是北方政要，但他在護國運動中較為接近南方，相對而言，工作要好做一些，別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大多數北洋軍人都反對南方人出任總統，而黎元洪就包括在所謂的南方人之中。與此同時，打算攀龍附鳳、擁段登基者也不在少數，一些人甚至主張在袁世凱還沒死的時候就動手，通過“一切由內閣代攝”的方式，讓段祺瑞搶班奪權，只是因為段祺瑞本人“力持不可”，才勉強作罷。
袁世凱去世當天晚上，北京城內的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一批在京的北洋將領湧入國務院總理辦公室，提出要舉徐世昌或段祺瑞為總統，並堅決反對北洋係以外的人當總統。黎元洪在家中也不斷得到報告，說城外北洋軍正在調動，行踪殊為可疑。
黎元洪非常不安，特地把自己的湖北同鄉張國淦找來商量。張國淦安慰他說：“段總理已經表了態，我看不會出什麼亂子。”
在黎元洪的要求下，張國淦打電話到總理辦公室，接電話的是段祺瑞的副官，對方稱段祺瑞太忙，沒有工夫聽電話。
黎元洪愈加焦躁，又催促張國淦赴國務院和段祺瑞當面交談，還說：“你快去告訴他們，我不要做總統，我不要做，這樣總可以了吧！”
張國淦驅車趕到國務院的時候已是午夜，國務院卻是燈火通明，尤其總理辦公室更是擠得水洩不通，裡面全是身穿軍裝的高級軍官。段祺瑞身著陸軍上將服裝，站在軍官們中間正忙得氣喘吁籲。
得知張國淦的來意，段祺瑞面色異常冷峻地說：“他（黎元洪）擔心什麼？我姓段的主張姓黎的干，我說了就不改變。不管有什麼天大的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擔，與姓黎的不相干。”
張國淦走後，段祺瑞繼續向軍官們曉以利害，終於成功地說服了他們，化解了這場令黎元洪為之心驚肉跳的風波。
可以這樣說，黎元洪的總統其實就是被段祺瑞一手“提拔”起來的，如果段祺瑞不支持，黎元洪根本登不上總統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