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六篇我將隨哈雷彗星離去

不管是好事或是壞事，總而言之我們正在持續不斷地對歐洲進行教育，可以說，我們擔任這種教師已經有一個世紀又四分之一的時間了。我們不是被上帝挑中了來做這個的，我們只不過是順其自然地將它擔任了下來，我們屬於盎格魯——薩克森人種。去年的冬天，一個自稱是天涯海角俱樂部的組織舉辦了一次宴會，一位已經退了休的陸軍高級軍官擔任了主席，在宴會上，他熱烈地大聲宣告：“我們屬於盎格魯——薩克森人種，當我們要什麼東西時，他拿便可以了。” 這話引發了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在場的或許有七十五個平民以及二十五個陸海軍人，而這種偉大的感情所激發的暴風雨般的敬慕的歡呼聲，至少持續了有兩分鐘才停了下來。與此同時，那位對這種感情進行表達的通靈的先知——是自肝里或是腸子裡、食道裡發出來的，或者不管是什麼地方所發出的——站在那裡，容光煥發，喜笑顏開，自每一個毛孔裡都放射出了幸福的光芒。

那光芒是如此的強烈，他便活像月份牌那古老的畫上的那個人像，向每個方向都放射出了黃道帶，只見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享受在幸福之中，笑啊，笑啊，很明顯，壓根兒就忘記了畫將要自中間撕裂了，需要立刻補好。 那個軍人的偉大聲音，自他那種表情看來，假如變成平易的英語，那便是在說：“英國人、美國人全是小偷，全是攔路打劫的強盜，全是海盜，並且我們憑藉三位一體而感到光榮。” 在場的英美人士當中，沒有一個人願意站起來，說自己以身為盎格魯——薩克森人為恥辱，並且以身為人類的一員而感到恥辱，因為人類不得不將盎格魯——薩克森人的污點印在了身上。我自己無法擔當這個差事，我可不能夠當場發火，吹噓自己的道德高超，將禮法搬出來教訓一下那個幼稚的上等人階級，因為憑藉他們那狹隘的心腸是不會理解這種情感的，他們無法懂得這份理智。

見到人們對那個軍人先知的臭氣熏天的議論發出的那份幼稚而又真誠的歡呼，真是令人大吃一驚。這似乎是一種啟示，將某些國民心理的隱秘東西，某些不為人所知的秘密，突然間意外地抖落了出來。這是因為此次宴會頗具代表性，它是推動民族文明的機器，它所藉以形成的主要部件，一個一個的都在場——律師、銀行家、製造商、商人、記者、政客、水兵、士兵——他們全部在場。這似乎是合眾國參與了這個宴會，從而便有資格代表整個民族說話，將那些私下里骯髒的道德法則，毫不隱諱地於大庭廣眾之下亮了出來。 對於那種怪異的言論如果表示如此強烈的認同以及歡迎，這並非是因為一時的衝動過後就會後悔的那類。這憑下面的事實能夠證明：在這晚上之後的時間內，一旦演講的人發現了自己的講話已經無法引起聽眾的興趣，疲沓了，他只要將那句同盎格魯——薩克森人有關的格言翻出來，在整篇的陳詞濫調中提一下，就能夠再次掀起暴風雨來。說到底，這只不過是為人類心靈的兩面性所舉行的一個展覽會。人類向來有這個獨特之處：它將兩套道德法則保留了，一套是私下的，一套是真正的；一套是公開的，一套是矯揉造作的。

我們所公開的格言是：“我們信仰上帝。”當我們看見一元面值的外貿錢幣（實際上只值六角）上的這些箴言時，經常會出於一片虔誠便抽抽搭搭地啜泣起來，這便是我們公開的格言。私底下的格言則是：“盎格魯——薩克森人需要什麼東西，儘管拿了便是了。”我們所公開的道德法則堂而皇之，道貌岸然，將它說成了文雅而又仁慈的格言，藉以來對我們是由千萬親的像兄弟一般的人結為了一體——是“精誠團結”的，但我們私底下的道德法則卻將那個神聖的短語表達了出來：“快，趕快搶！” 我們自專制的歐洲邁進了帝國主義，還邁進了奇異的愛國主義觀念。如果我們果真有那種有人能夠用確切而又明白的語言表達出的愛國主義原則的話。那便毫無疑義，我們就應該為了這些我們獲得的其他教益，轉過頭來，好好將歐洲教訓一下。

大致一個世紀之前，我們頭一次將歐洲從來沒有過的自由觀念給了它，從而將法蘭西大革命大大地推動了，它那累累的碩果，我們是有著一份功勞的。自這之後，我們給了歐洲非常多的教訓。 如果不是靠了我們，或許歐洲永遠都不能清楚什麼是進行採訪的新聞記者；如果不是靠了我們，或許有些歐洲的國家永遠都不能享受到重稅的好處；如果不是靠了我們，或許歐洲的糧食托拉斯永遠都不能找到那種藝術，能夠為了現鈔而令全世界都受到毒害；如果不是靠了我們，或許歐洲的保險業托拉斯永遠都不能找到最高明的方法，能夠自孤兒寡婦的身上榨取利潤；如果不是靠了我們，或許歐洲的黃色新聞不僅一直遲遲無法出現，而且還要推遲到好幾代人之後才會出現。我們正穩步、持續、堅定地讓歐洲實現美國化，並且肯定能夠按時將此任務完成得完美無缺。

三週之前，自英國打來了一個電報，電報上面邀請我去牛津，於下個月的二十六日接受一個榮譽學位。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並且絲毫都不打算耽誤。兩年以來，我一直都在堅決地說，我外出旅行的日子永遠結束了，不管什麼事都不能夠再次引誘我橫跨大海了。但是這個令人高興的邀請一到，我便欣然將那個決心撤到了一邊，對於這點我一點都不覺得驚奇，倫敦並不遠，更為重要的是，牛津對於我的吸引力超出了一般誘惑。 我完全能夠謝絕前去接受倫敦市內的任何一塊地，這不會有絲毫的困難，但是，接受大學的學位便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個獎勵我是任何時候都樂意跑老遠前去爭取的。對於一個新學位，我就像孩子喜歡糖果那樣，或者說，就像一個印第安人喜歡頭皮那樣。孩子們以及印第安人都不會對他們的喜悅進行掩飾，我也不會。

我仍記得，在我還是小孩子時，曾經在路上撿到過一枚被踩得扁扁的舊時代小錢幣，當時我認為這個小錢幣對於我具有特別大的價值，因為那是我不勞而獲的。除此之外，我還記得，十年之後，我在基厄卡克的大街上撿了一張五十元的鈔票，當時我想，這張鈔票對於我的價值非常大，因為那也同樣是不勞而獲的。 我仍記得，在這八年之後，在舊金山，那個時候我有三個月都沒有工作，沒有錢，而我在商業街以及蒙哥馬利街所交叉的十字街頭撿到了一個一角錢的錢幣，當時我感覺這個銀角子比一百個賺取的銀角子還令人愉快，因為那是不勞而獲的。 在我的一生當中有過那麼幾次一次性便得到了幾萬塊錢，但因為是我辛苦賺來的，並且是預先便知曉的成果，所以除去票面價值之外便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了，至於那些錢是何時到手的那些細節、日期之類的，在歲月流逝當中便慢慢變得非常模糊了，在非常多的情況下就會統統忘掉了。反之，上面我所說的那三次不勞而獲，卻在我的回憶當中永遠佔著一個位置，永遠那樣鮮明深刻，所有細節都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現在，對於我來說，大學學位正像頭幾次我撿到錢幣那樣，是不勞而獲的珍品，能夠帶來不勞而獲的財物所帶來的那份歡樂。對於我來說，這種學位的珍品也正同我那錢財的珍品一樣，到目前為止數目都是三個，兩個是耶魯大學的，一個是密蘇里大學的。 耶魯大學將文科碩士學位（Master of Arts）授予我，我異常高興，因為對於文科（Arts）我實在是一竅不通。後來，耶魯大學又授予我文學博士學位（Doctor of Literature），我再次喜不自勝，這是因為我沒有能力去對任何人的文學作品進行醫治（Doctor），除去我自己的，而我一個人也不能令我的作品保持健康，非要我妻子從旁進行幫助不可。 密蘇里大學將法學博士學位授予我時，我再次忍不住雀躍起來，因為那是無本生利，對於法律，我一無所知，只不過知道一些對法律進行迴避的常識，所以到目前為止還從沒被捉住過。如今要去牛津大學接受文學博士學位（Doctor of Letters）——便又是天降貴寶，因為只要是我對文學（Letters）所不明白的地方，如果都能夠變成現錢的話，我就會成為百萬富翁。

一直以來，我都有一處秘密的創傷，這麼多年以來，這傷痛一年一度地令我疼痛難熬，而牛津恰好能夠醫治我的這個創傷。說實在話，我特別清楚，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我一直都被廣泛地推崇為美國的文壇鉅子。我在內心裡也清楚，拿我這一行來說，這段時間內，數我是這行的頭領了，沒有誰能夠同我爭奪這個位置。所以，每年當我看到我們的大學將總數達兩百五十個的名譽學位授給那些微不足道或是曇花一現的人物時——那些地區性的、正在逐漸消失中的所謂著名人物，那些十年間便會銷聲匿跡、永遠不再為人所知的人物——但卻沒有一個學位是給我的，真是令人憤怒而又心痛！ 過去的三十五年或是四十年中，我見到我們的大學將九千或是一萬個哲學學位撒出去了，但每次都不理睬我。這成千上萬的人當中，只有還不到五十個聞名於美國國外，而至今還在美國國內具有名望的，還不到一百個。這些大學這樣小看人，絕對能夠害死一個還不如我壯實的人，只是不能害死我便是了，頂多只能讓我的命更短些，身子骨更弱些。

但是，如今我再次恢復了過來，那些曾被授予過學位，而如今卻又被忘卻的成千上萬的人當中，被牛津授予學位的應該超不過十個人。我相信，美國的大多數人也這樣看，其餘的基督教國家的人也這樣看——同大洋兩邊的任何大學的學位相比，牛津的學位都享有更高的榮譽，能夠抵得上國內外其他大學的二十五個學位。 這三十五年以來鬱積的惱怒以及屈辱，既然在現在都一掃而空了，我就姑且將這事擱到一邊不去多談吧。我打點好行裝，準備帶著萬分快慰的心情，去談一下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