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二章回憶“老友”

穆拉特·霍爾斯特德死了，他是我的朋友。 他非常討人喜歡。他共活了將近八十年，其中有差不多六十年的時間都獻身於奴隸般的勤奮而又艱苦的編輯工作當中。我們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我的父親在1847年的3月24日離開了人世，那年我11歲。自那個時候起，到1856年的年底或者是1857年的年初為止，我也曾工作過，並且一直都在工作——雖然不是非常勤奮，非常樂意，而是非常煩躁，非常懶惰。對於工作以及生活，我既抱怨生氣，又厭惡倦怠，並且在沒有人進行監視時，總是想方設法偷懶。 統計數字表明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工人，現在我已將近到73歲了。在我看來，自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乾過活——除了在太平洋沿岸做大名鼎鼎的記者的時候，如果我懶散幹活的那兩三年可以稱之為勞動的話。所以我覺得，我完全能夠有理由說，當五十年或是五十一年前我自印刷所逃出來時起，我便不再是工人了，並且永遠不再是工人了。

至於在密西西比河上做領港，對我而言那並不算是乾活，而是在玩，一種同以往那種混沌地玩所不同的新鮮玩法——快活地，精力充沛地，驚險刺激地玩——我打心底里喜愛這個差事。 在洪堡山銀礦的時候也是玩，並且光是玩，因為我沒有乾什麼活兒，都是我那些要好的朋友們幹的，我只是坐在一邊進行欣賞。在埃斯梅拉爾達銀礦時我也不勞動，因為希格比與羅伯特·豪蘭都在我身邊，我仍舊只是坐在一邊進行欣賞。在那邊的石英廠裡，我幹鏟礦渣的活兒，那是真正的活計，非要我親自拿著鏟子去幹不可，但我是個地道的懶漢，第二個星期末就退出了，這不僅是我自己願意，並且給我工資的人也是同意的。開礦這一經歷整整歷時十個月，在1862年的9月底便結束了。

之後我又去了位於內華達州的弗吉尼亞市做新聞記者，後來成為舊金山的新聞記者。這樣碌碌無為地度過了兩年多的領薪水的懶惰生活之後，我便從《晨報》的崗位上退了出來，那次退出是懇求的結果，自然是老闆的懇求。但我卻不愁找不到飯碗，在那之後我出任了弗吉尼亞市《企業報》的駐舊金山記者，前後共歷時兩三個月。 在此之後，我同吉利斯的伙計們在杰卡斯·古爾奇的礦洞裡開了三個月的礦。接下來便去了夏威夷群島，在那裡做薩克拉門托《工會報》的通訊員，共做了五六個月。 1866年的10月，一個偶然的機會令我突然變成了演說家。從那時起一直到今天，我向來都能夠不做任何事也能將生活維持下去。因為寫書和雜誌上的文章，那始終都是玩，算不上乾活。生活過得是如此合我心意，工作又是如此順我脾氣，所有這一切都讓我感到非常得意，對於我來說，那隻不過是類似於打彈子球之類的遊戲而已。

至今我仍舊想不清楚，勤奮的穆拉特·霍爾斯特德為什麼會被罰做六十年的編輯勞役，但懶惰的我卻能夠免受這個刑罰，一生都閒散得如此快活。看來這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有些不公道。但是，人間的法規似乎有這麼一條，應該得到的人得不到，而不應該得到的人卻要什麼便有什麼。據我看來，這種安排簡直是太滑稽了，但它卻正符合我們一貫所見的人間法則。 三十多年以前的4月10日，我同我的小家庭搭乘“霍爾薩希亞號”預備去德國，至少準備好了要動身，但在最後要走的那一刻又臨時決定在港灣里拋錨，看看天氣如何再說。很多人都搭乘了拖輪來同乘客告別，一直到天黑決定起航時才告辭。 拖輪開走之後，我們卻發現穆拉特·霍爾斯特德仍舊同我們在一起，本來他是來給他夫人以及女兒送行的，但卻不得不留了下來，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立刻出海。除去身上所穿的衣服之外，霍爾斯特德沒有帶其他的衣服，但旅途要持續十四天之久。幸虧船上有個人和霍爾斯特德一樣魁梧，並且這樣的人只有一個。他也只能穿得下這個人的衣服，其他人的都不行。這個有幸巧遇到的人叫做貝阿德·泰勒，他的體型超乎常人的高大，正好與霍爾斯特德相當，他有很多衣服，也願意同霍爾斯特德分享，這是因為兩人在邂逅之前便已經是多年的朋友了。

我與他們在吸煙室裡玩兒，一直到半夜，才將這樣一件古怪的事弄明白了。他們兩人已經有十年沒見面了，一見對方仍舊像自己這樣魁梧、健康，這樣心寬體胖，都大吃了一驚，禁不住感慨不已。因為這麼多年以來，兩人都認為會聽到對方的死訊，要明白，在兩人分手之前，醫生是都對他們下了死刑判決書的。他們兩個人都得了心髒病，醫生說兩年內必定要死去，醫生曾經要求這兩個人必須要過安靜的生活，只可以走路，不可以跑步，非到萬不得已，不要爬樓梯，尤其是要盡可能地不受驚嚇或是刺激，不可以突然激動。 他們都清楚，對於他們來說，一次突然的過分激動就足以令他們立刻完蛋。因此這十年以來，兩個人總是輕手輕腳地走路，從不快步疾行，也從不跑跑跳跳，上樓時就像螞蟻爬山一樣，同時他們也總是盡量避免過度興奮。所以他們從來都是健康得像一對大像那樣，雖然他們自始至終都搞不懂怎麼還會一直活著。

後來發生了他們偶然相遇的事情。在此之前，兩個人差不多是同時遇見了這樣更加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的事情令他們突然間便大吃一驚，心跳加速，熱血沸騰，激動不已，接下來便又是一次大吃一驚——這次吃驚的是自己為什麼沒有當場死去。 這次驚訝大概是在“霍爾薩希亞號”輪起航之前的一個星期左右產生的。霍爾斯特德是辛辛那提的《商報》主編和老闆。一天半夜裡，他正坐在大樓樓上的主編辦公桌旁慢條斯理地做什麼事時，突然間聽到了一聲非常猛烈的爆炸聲，大樓樓基整個搖晃起來，玻璃窗也都被震碎了。霍爾斯特德還沒有來得及多想，還沒有來得及叮囑自己不要因此而過分緊張，便已在三十五秒鐘內飛速地奔下了六層樓梯，在街上站著直喘氣。等到他反應過來時心裡想：“這下可完了！”最擔心的那件事馬上就要發生了！但實際上什麼事都沒發生。原來一切並不像醫生所說得那麼可怕，自己的心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脆弱！從這個時候起，他便一直做著一個自黑暗與恐懼中解放出的人，迄今為止一周以來，他正拼命地將過去十年間所損失的那些激動情緒追回來，尋求著興奮，活像個餓慌的人在迫不及待地進行狼吞虎咽那樣。

貝阿德·泰勒的經歷同他的差不多。有一天他在鄉下，正要轉彎跨過鐵路，正好一輛火車呼嘯而來，將他的褲襠刮破了，火車風馳電掣，帶起了一陣旋風，將他捲到了另外一個縣。他邊呻吟邊哀嘆著，心想這致命的一驚終於到來了。他將手放到心臟上，結果又令他大吃了一驚，他發現自己的心臟竟然還在跳動著。他站起了身，拍了拍身上的塵土，高興到忘乎所以，就同霍爾斯特德一樣，此後他便開始對更多的興奮進行追求，以便對過去那寶貴的十年間所無法計算的損失進行彌補。 貝阿德·泰勒正在前往柏林，他是我們新任的駐德公使。他非常和藹可親、天真爛漫，和有史以來擔任過特命全權公使這一顯要官職的人一樣，他無比的輕鬆快樂。他是詩人，寫過非常多的詩，他所翻譯的《浮士德》，是英譯本《浮士德》中翻譯得最好的。

但是，他自己原創的詩歌，除去兩首寫得很好之外，其他的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因為到現在已經全被忽略和遺忘了。那兩首寫得很好的，一首是對蘇格蘭士兵於塞瓦斯托波爾的戰壕內唱著《安妮·勞裡》進行描寫的；另一首則是一位阿拉伯人為他情人所唱的非常動人的情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誰收集到他零星的作品來弄個紀念館，不過我想如果他還活著的話，肯定是很願意人們這樣做的。 他有著特別驚人的記憶力。一天晚上，當我們在甲板上散步時，他對我說，在他還是小孩時，曾在一次記憶競賽當中，把一碼長的紙上的一些他所學過的離奇古怪並且毫無關聯的單字，讀了兩遍就能一字不錯地背下來，從而輕易地取得了勝利。要清楚，其他的孩子就算是學了一個鐘頭之後再背，也沒有誰能夠做到不出一點兒錯誤。

這次，出於證明的必要以及記憶的習慣和對自身記憶力的自信，他再次從記憶深處對這一長串單字進行了回憶。泰勒說，自那一回以來，他就再也沒有將這張單子想起來過，但是他相信，只要在心底深處進行半個小時的挖掘，他就一定能夠背得出來。默默地，我們在甲板上走了半個小時，然後他便從第一個字開始背起，接下來他便自那裡順順噹噹地背下來了，一刻都沒有停頓，並且據他說，沒有背錯一點兒。 他隨身帶著個黑人男僕，這人的穿著非常時髦，看起來就像花蝴蝶或是彩虹一般，但後來卻不見了，我們大約有十天或是十二天都沒有見到他的影子。直到一天，我們看到他走上了甲板，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就像溫室外或溫室內的一朵枯萎了的花朵那樣。 很快，他失踪的秘密便被揭曉了。原來就在他上船來的頭一天，海洋生活便搞亂了他的身體機能，於是他就向船上的醫生要了一服瀉藥。於是醫生將十四顆大藥丸給了他，並用德語告訴他說，每隔三小時服用一顆直到治愈。但他聽不懂德語，也沒有同別人確認一下，一次便將十四顆藥丸全部服下了，結果就發生了前面所說的情況。

早年的時候，我非常喜歡布雷特·哈特，我將他當成自己的朋友，其他人也同我一樣，可是不久後我們便將這樣的友情結束了，其他的人也同我一樣。他是一個保不住朋友的人，他人不好，簡直是太不好了，他既沒有感情，也沒有良心。他夫人是一位難得的好女人、好朋友、好妻子、好母親，但當他去歐洲做領事時，卻將她和他們的小孩扔在了家裡，自此再也沒回過家，直到二十六年後他死時為止。 他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同人借錢的行為，他向所有的朋友都藉過錢，如果他償還過借款的話，那便很可惜是歷史沒有將這一行為記載下來。他可以隨時為人家開一張借據，但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 1878年的4月10日，我們搭船到歐洲去。在頭天晚上，大家舉行了宴會來歡送貝阿德·泰勒，他將要和我們搭同一艘輪船去出任美國駐德國的公使。在這個宴會上我遇見了一位先生，同他結識非常令人高興，於是我們便成了朋友並攀談起來。開始時，他談起了布雷特·哈特，沒過多久便顯得對他頗有怨言，他曾經無比推崇哈特的作品，所以非常想了解一下哈特這個人。

哈特這人一旦同別人熟悉起來就要找人家借錢。這個人非常富裕，於是藉得也非常爽快。哈特總是為人家開借據，並且是自己主動這麼做的，因為人家並沒有非要他如此不可。哈特在東部待了足有八年，其中有些年也曾經向他借了些錢，加起來總共有三千塊錢之多。那個人對我說，哈特的借據令他非常苦惱，因為他認為，哈特肯定經常為了這些借據而感到非常苦惱。 然後，他便想出了一個自己心目中的好主意。他將那些借據捆了起來，捆得非常嚴實，於1877年的12月24日作為聖誕禮物一起郵寄還給了哈特，還附帶了一個條子，說這種做法是出於兄弟般的熱情，希望他允許。第二天，哈特立刻從郵局退回了這包借據，還附帶了一封信，說他這種做法實在是有辱他的人格，所以大為憤慨，並正式宣布永遠同他絕交，但卻閉口不談什麼時候還錢。 1870年，在哈特志高意滿地穿越了大陸之後，在羅得島的紐波特這個貴族人家滋生之地——能夠說成是種馬場——住下來了。那是美國式的貴族人家，也能夠說是拍賣的場所，英國貴族前來這裡做交易，以換取美國姑娘以及現鈔。十二個月裡，他便花光了一萬塊錢，不久就狼狽地離開了紐波特，還拖欠著屠夫、麵包師傅等人的錢沒有還。 他只好去了紐約，住到他的夫人和小孩那裡去了。在此，我還要提一句，哈特在住在紐波特以及科赫塞特的時候，經常參加一些時尚人物的宴會，在這些宴會中，他是唯一一個不帶夫人單身出場的男客。我們的語言中，有一些是粗魯的，但我還是不清楚用什麼樣的粗話才可以恰當地對具有這種行徑的丈夫進行形容。 當哈特住在紐約有兩三個月時，他曾經來過哈特福德，在我們那里短暫地住了一個晚上。他說自己沒有錢，更沒有前途，說自己欠紐約的屠夫以及麵包師傅兩百五十塊錢，他們再也不願意賒賬給他了。他又說自己的房租也欠著，房東揚言要趕他的小家庭到街上去。於是他來找我，想要向我借兩百五十塊錢。 我說，我能夠借兩百五十塊錢給你，但這樣只能將屠夫以及麵包師傅方面的問題解決掉，房東還是會趕你的，要不我還是藉五百塊錢給你吧。他便興高采烈、理直氣壯地將這筆錢借走了。除瞭如願以償地將錢拿到了手，在這次來訪的剩餘時間裡，他又肆無忌憚地將我們的房子、家具以及內部的陳設盡情嘲弄了一番。 昨天，豪厄爾斯還在說，哈特是他所認識的人中最為可愛、機智、靈敏的，說他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魅力，可以叫人家同他相處的剎那間將他的下賤、卑鄙和不老實全忘掉，甚至還幾乎想要對他進行寬恕才好。豪厄爾斯所說的有關哈特聰明、機智、靈敏的話是對的，我也同意，但他可能從來都沒有進一步對這聰明、機智、靈敏個性的性質進行過研究。 在我看來，正是它的性質將這些聰明、機智、靈敏等的美好素質給糟蹋、浪費掉了，假如說這些素質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那他便是在暴殄天物。他所有的不過是小聰明，並不具備多方面的才能，只知道譏刺和嘲諷，實在是沒什麼東西能被他拿來嘲笑時，哈特就顯不出才華來了，所以那時他也並不比我們這些一般人更加風趣幽默。 一次，他寫了一個劇本，是和一個可愛的中國人有關的——這個劇本，如果作者是其他的什麼人，哪怕僅是個無名小卒，也肯定會獲得很大成功的。但是，可憐的哈特已經同紐約的戲劇評論界結了怨，就是因為他經常隨便對人家進行指責，從來不說些新劇本的好話，除非是事先有人塞錢給他。 評論家們正在等著對他進行報復，看他的笑話。他的劇本一搬上舞台，他們就興高采烈地群起而攻之，對它進行無情的糟蹋、嘲笑和抨擊。這樣，戲便失敗了。哈特自認為是評論家們的誹謗以及謾罵將這個戲搞垮了。所以沒過多久，他便提議由他和我進行合作來寫一個戲，我們每人對其中的幾個角色進行介紹，將它們寫好。 於是他來到了哈特福德，在我們那兒住了兩個星期。他是個在信譽完全喪失、錢被用得一分不剩以及餓狼來到門口之前不肯認真地去做任何事的人。只有到了那個瀕臨死亡的時刻，他才肯坐下來好好乾活——並且還是在暫時性救濟到手以前——並且幹得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人都要刻苦努力。 姑且撇開正題不談。我還記得有一次，快到聖誕節時，他來我們家住了一天，為的就是將紐約《太陽報》的一篇短篇小說完成，題目是《忠實的花叢》——假如我的記憶沒有出錯的話。將這篇小說寫好之後哈特至少能夠得到一百五十塊錢，但達納先生說過，假如文章能夠及早寫好，趕上聖誕節刊登，那哈特便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塊錢。哈特已經完成了一半，但是因為時限太緊迫，再也不能被打斷了，所以跑到我們這兒來躲避他那些不斷上門討債的債主。 他是在快要吃晚飯時到的。他說，時間短促，非要晚飯後立刻動手不可。然後他便邊吃晚飯邊安詳地閒聊，後來又坐在書房間的火爐邊閒聊，一直聊到了晚上十點鐘。再後來，克萊門斯夫人已經去睡覺了，我的那份暖過的威士忌混合飲料也被送來了，順便也給哈特送了一份。他依舊繼續閒聊下去。我僅喝了一份熱的威士忌，喝到了十一點鐘，但是哈特卻喝啊喝，不停地在喝，直到凌晨一點鐘。 我實在是無法再作陪了，於是便起身告辭，同哈特道了晚安。臨走的時候他問我們能否再將一瓶威士忌送到他的房間去，我們將喬治叫了上來，他將威士忌送過去了。當時我認為，他喝了那麼多威士忌，一定乾不成活了，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的，並且，沒有什麼現象能夠表明他所喝的威士忌已經令他的腦袋遲鈍起來了。 他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裡，痛快地干了個通宵，邊喝威士忌，邊烤著用木柴燒得非常旺的爐火。一直到了清晨的五六點鐘，他又將喬治叫了過去，說他的瓶子已經空了，又要了一瓶。從那時直到九點，哈特喝光了新添的一夸脫，然後便過來吃早飯，但他卻並沒有喝醉，甚至連絲毫的醉意都沒有，簡直可以說是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機敏，非常的生氣勃勃。 他的小說也最終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了，不但得到了原本講好的一百五十塊的稿費，連那額外的一百塊也到手了。我不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所完成的小說是什麼樣子，但一個鐘頭之後，我便能夠弄清楚了。 到了十點鐘，那個屬於姑娘們的，名叫“星期六早晨”的俱樂部，來到了我們的書房中集中。本來按照事先的安排要由我來為小姐們講一講，但我請哈特代勞了，請他讀一下他新寫的小說。他便開始讀了起來，但很快我便了解到了一個問題，他同很多人一樣——並不清楚怎樣對自己的作品進行朗讀。 因此我便從他那裡接過了小說稿子，還是自己來讀。這部小說的後半部分便是在我前面所提到的不利條件下寫出來的，我從未見印刷品上提到過這篇小說。我想它可能不是特別著名，但我能夠確信，它是哈特的最好的作品中的一個。 回過頭來再說一說那次來我們家的事吧。第二天的早上，我們走到了彈子房裡面，開始寫那個劇本。我為我的人物起了一些名字，並對他們進行了一番基本描述，哈特則做著他自己的那部分。然後他便開始寫劇情概要，一幕幕地寫，一場場地寫。他寫得非常快，似乎老早便胸有成竹，絲毫沒有猶豫不決的樣子。要清楚，他一兩個小時內便能完成的東西，我要認真地做上幾個早上才能夠完成，並且完成之後，又沒有絲毫價值可言。但是哈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有價值，對於我來說，他的創作所給予我的簡直是一場奇妙的表演。 接下來，配台詞的工作便開始了。很快哈特便為他的人物安好了對話，除去輪到我的角色應該說些什麼之外，我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這個時候，哈特便將我的那些人物大概該說些什麼話，這些話該有些什麼特點都告訴了我。之後我便提供台詞，他寫了下來。 就是按照這個樣子，我們做了兩個星期，每天做兩三個小時或是四個小時，將一個我們都特別看好的、精彩的、預備上演的喜劇寫了出來。他所寫的那部分是最好的，但評論家們卻不管這些。等到劇本上演時，他們只是拼命地對我所寫的那部分進行讚揚，溢美之詞過多，用心也有些可疑；對於哈特的那部分則是肆意謾罵，與我的形成了鮮明對比。所以，這個戲便被這樣葬送掉了。 在這兩週當中，在我們家裡，不管早飯、中飯、晚飯或是在彈子房內，那是我們的工作地點。對於我們家的每樣東西，哈特都盡情嘲笑，並且用語措辭都似乎說得非常漂亮、聰明，好令他自己得意、開心。我一直在忍耐，那是因為看了克萊門斯夫人的面子，直到最後的那天。 那天我倆在彈子房裡面玩彈子球，他又開始了那一套自以為是的諷刺，將他在我家的最後一出丑劇表演了出來。話是針對克萊門斯夫人的，說得閃爍其詞但又不無嘲諷。他可不會承認是針對她的，如果恰好當時我的心情還不錯的話，也有可能將他這個虛偽的聲明接受下來。但很不巧我當時的心情特別不好，我的情緒異常激動，不可能從容而又大方地聽取他的辯解。於是我說出了以下這些話： “哈特，老實說，你的妻子的確非常漂亮、可愛，還很賢惠，她簡直能夠同克萊門斯夫人相媲美了，這便是對她的最高讚美——但是，她命中遇見你便是她一輩子的霉運了。單憑你對她的種種情形來講，你這個丈夫委實是既卑鄙猥瑣又不稱職的，每當你提到她的時候總是對她進行嘲笑挖苦，更不用說輕蔑鄙視了，在你的心目中，她完全沒有應該有的尊嚴和地位。 “可能你對待其他的婦女也總是這個樣子。但是，其他人我不想管，你想怎樣說就怎樣說，但我不許你這樣說克萊門斯夫人，你說話要有一個限度。你壓根就沒有看不起這裡一切的資格。 “你睡在這裡是不付錢的，但你一直在對這裡的所有進行挖苦，說一些可憐的俏皮話，其實在這些事上，你應該留些餘地才好。你要清楚，這十年以來，你自己連一張床鋪都沒有。你卻對我們臥室裡面的陳設、桌子上的擺設，對車子、傭人、雪橇、車夫的服飾——總而言之，對這屋子裡的所有一切以及主人，都竭盡挖苦之能事。你簡直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你實在是太得意忘形了，為了表現一下自己的機智，你對任何事物都不屑一顧。 “但是這些嘲諷自你嘴裡說出來還是不太合適吧。就憑你的境況，根本就沒有資格發表什麼議論。當然你有你的才能和聲望，要不是生來便是一個懶蟲和遊民，你的天賦本來是足以維持你家的生活的，甚至能夠搞得體面而又風光。但你就是一個懶骨頭和無業遊民，一天到晚穿得破破爛爛，除了那條血紅色的舊領帶之外，你穿得可是絲毫都不整齊。 “再者說，你邊享受又邊嘲諷的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你沒有付過錢的。你的收入中的十成裡有九成全是藉來的——事實上是偷來的，因為你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償還人家。你在你那勤勞的寡婦姐姐開的公寓裡面白吃白住，做個人人都嫌棄的寄生蟲，到了後來你甚至連到那附近露下面都不敢，因為債主們都在等著你。 “你過去住哪兒啊？沒有任何人知道，連你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但我卻知道，在新澤西的森林和沼澤地帶，你同其他的遊民一樣鬼混，這是你自己都承認的，並且還絲毫都不感到害臊。你看這間屋子裡的任何東西都不順眼，其實你真是應該更知趣、厚道一點，要知道這裡的每件東西都是正正經經、規規矩矩付錢買來的！” 那個時候哈特正欠著我一千五百塊錢，到後來他又欠了我三千塊，他要為我寫一張借據，但我不打算開博物館，便沒有收下來。 哈特這樣一個對於契約、合同根本不上心的人，可以說是世間少有的。明明在他面前放著一張沒有履行的合同，放著一張令人焦慮的借據，他卻仍舊能夠興高采烈的，甚至能夠拿這些來當笑話講。如果說他曾為此感到煩惱的話，那是任何人都沒有見到過的稀奇事。 有一年，他簽了一個出版合同，要為我在哈特福德的出版商布利斯創作一本《大天使加布里埃爾·康羅伊》，並準備按訂購的方法出版。拿錢的事哈特從來都不含糊，可是一旦輪到要履行合約，布利斯可就發愁了。那些寶貴的時間都被白白浪費掉了，哈特說過的許諾以及誓言倒真是不少，可就是無法見到真正的稿子——至少當哈特身上還有錢或是藉得到錢時他是別想見到稿子的。只要哈特還能夠活下去，他便不會碰一下筆桿子，除非餓狼已經將他的後腿咬住了，到了這時候，他便會猛地發狠做它兩三天，將成果交給布利斯，以便預支版稅。 每個月總會有一次，哈特會被搞到山窮水盡。到了那時，他就會急匆匆地趕出一些稿子，然後拿給布利斯，以便預支一下版稅，好能夠暫時將困境擺脫。透支款子的數目倒是從來都不很大，但對布利斯來說卻不是這樣的。在布利斯的望遠鏡般的眼裡看起來，不清不楚地讓人拿走兩三萬塊錢可絕對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很快，布利斯便開始對哈特這個無賴驚慌恐懼起來了。開始，他認為同哈特訂個合同，讓他寫一本紮實而又精彩的小說，就等於將一個無價之寶拿到了手中，於是冒失地事先在國內進行了宣傳。如果他遇到的人慣於信守合同，這樣的宣傳無論是對布利斯還是對哈特來說自然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他並不是在同這樣的人打交道，所以，哈特還沒有寫到一半時，宣傳的效果就早已煙消雲散了，而對於精神產品書籍而言，人們的興趣一旦失去了，便永遠都不會再复活。 後來布利斯最終認識到了《大天使加布里埃爾·康羅伊》只是一隻徒然累人的大白象，等書終於快要寫完時，這本作為預先訂購之後印刷的書，幾乎早已失去了價值。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為哈特預支了——我想這個數目是沒有錯的——三千六百塊錢。他自己也清楚，在他能夠設法對這筆錢進行彌補之前，他是睡不好覺的，所以他將分期刊載的權利以非常少的幾個錢便賣給了一家雜誌——這真是一筆好生意，因為其實連載權根本不值這些錢，書的版權還沒有底本值錢呢。 在我看來，哈特這個人已經沒有任何羞恥感可言了。一次他曾經隨便向我講起——只是偶然地回憶起了——早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事。那個時候他還是個英俊的少年，才華橫溢，前途無量，但卻不得不為了掙黃油麵包而辛苦地奔波，於是他養了一個年齡大他一倍的女人——不，是這個女人在養著他。二十五年或是三十年之後，他已經是駐英國的領事時，他再一次地故伎重演，前後曾將自己包給兩個女人。這些事，以及這些女人的名字，都已經成為鮮為人知的歷史了，人們唯一還有印象的，便是在他最後的那些日子裡，他仍舊過著這樣的生活，並且死在了其中一個女人的家裡。 突然間，我回憶起了自己同哈特打交道的一件事，這事又令我聯想到了我在太平洋沿岸旅居期間所發生的一件類似的事。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時候由於奧里昂的小心謹慎，令我所搞的黑爾以及諾克羅斯的股票投機都以失敗告終了，僅剩下了三百塊錢，甚至連個住處都沒有。於是我便去了杰卡斯·古爾奇，寄住到我的幾個露天礦工朋友的家裡。在那裡我待的時間不長，他們全都是些可愛的伙計，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是可愛的，為人正直可敬，無論買鹹肉還是買豆子都可以賒賬，因為他們的信用很好。 但這都是因為運氣不錯，因為他們所做的開礦這個行當是很危險的，叫做挖礦穴，據我所知，在這個星球上，挖礦的人僅限於非常小的一個地區，那便是杰卡斯·古爾奇的附近。 一個“礦穴”便是指山腰中的某塊地方有一堆金沙。它距離地面非常近，雨水將一粒粒的東西向下衝，衝到了山腰里面，越來越大，形狀就像扇子一般。挖礦工人將一盆沙子用水淘，便能夠淘出一兩粒金子。然後朝右邊或左邊跨一步，再淘另一盆沙子，又能夠淘出一兩粒金子，然後再朝右或是朝左，一直淘到根據情況判斷，是到了扇形礦穴兩側盡頭為止——也便是再也無法淘出金粒為止。 餘下的活兒就很簡單了——沿著山腰向上淘，一邊淘一邊找那個狹長的扇形，直到最後找到礦床的所在，非常有可能那裡面的金子只值幾百塊，幾鏟子便能將它剷出來了；但也有可能那是礦藏的集中之處，淘到那里便能夠發筆大財。他們所要找的就是這樣一筆大財，只要人活著，便會不死心地想盡一切辦法進行尋找。 我的那些朋友們，每天都在對這筆大財進行尋找，已經尋找了十八年了，但他們還從沒有找到過，但絕不氣餒，他們堅信終有一天是能夠找到的。我同他們在一塊兒的那三個月裡，他們沒有找到任何東西，但我們所過的是迷人而又快樂的生活。我走了之後沒多久，一個墨西哥人便逛蕩到了那裡，找到了一個礦穴，地點就是我的那些伙計碰巧從未到過的一個山坡上，他尋找到的金子的價值有十二萬五千元之多。啊，這就是運氣！老實、善良而又堅韌不拔的人常常能夠在這不公道而又邪惡的自然手中得到如此的款待。 我們的身上都穿得非常破爛，但這沒什麼，在當時流行的就是這樣的裝扮，這一帶的人口不多，全是這樣穿戴的。有幾個月，伙計們連一分錢都沒有，也沒有必要有錢，因為他們具有很好的信用，鹹肉、麵粉、咖啡、糖蜜、豆子，能夠隨時隨地隨便賒取。 不過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差別的話，就應該是吉姆比較特別，在我們三個人中，他是穿得最糟糕的一個。如果說在耐穿方面有明顯差異的話，也要算吉姆那爛糟糟的衣服穿得最為長久了，但他長得一表人才，英姿颯爽，就憑他天生的風度儀表，穿什麼式樣的服飾都是挺神氣的。 一天，我們正在一個非常破敗的小客棧裡面吃飯，突然一對搞音樂的流浪者進來了，其中一個彈著五弦琴，另外一個則跳著木屐舞，唱起了滑稽的歌曲，讓人聽了哭笑不得。我一看便知道他們是業餘的，肯定是實在吃不上飯了，只好將這個賣藝的行當撿起來撐日子。他們將帽子託在手裡，總算是從在場的一打窮礦工那裡湊起了三四角錢。當帽子被托到吉姆面前時，吉姆一反常態，用他那種百萬富翁一般的優美神態對我說：“拿一塊錢給我。” 我將兩張半塊的給了他。他接過去了，但沒有將錢放進帽子裡，而是自一碼之外拋到了帽子裡，就像古代小說裡面寫到的英國公爵爺賞賜乞丐東西時，不是遞給他，而是“投”給他，將錢擲到他腳下時那樣——而在古代小說裡面，這東西往往是“一袋金子”。在小說裡，旁邊的觀眾也一直都是熱淚盈眶，特別感動。 吉姆的氣派正像古代小說裡公爵的氣派那樣。對於他來說，這兩張半塊的錢也正是一袋金子，像公爵一樣，他的行為也是表現出來給觀眾看的，但比喻只能到此為止。就拿公爵的事來說，四周的觀眾都清楚這袋金子是他能力所及的東西，同他那萬貫家財相比，這袋金子簡直是九牛一毛。他們羨慕的，主要是這個人能夠這樣的滿不在乎，這樣高雅隨意地將一袋袋的金子揮霍施捨出來。自然，礦工們也羨慕向來貧窮而又節儉的吉姆能夠大方得如此漂亮。但他們的心裡都非常清楚，他這樣做是超出自己能力的，但這一點就更令他們欽佩不已了。 論人品，吉姆自然抵得上一百個布雷特·哈特，這是因為他是大丈夫，是一個完美的人。在小小地對虛榮心以及矯揉造作進行表現的過程當中，他暴露出了一種和哈特類似的特點，但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 好的，現在我們終於能夠再次返回哈特的事情上來了。等到我們所寫的戲能夠交給帕斯洛劇院時，我剛巧有事要去紐約，照例，我住在聖詹姆斯旅館裡面，而哈特也照例又誤了事。這個戲本來應該在一兩天之前便被交到帕斯洛手裡的，但哈特沒注意到這一點。 晚上七點左右，他跑到了旅館的休息室裡面，身上穿著一套古老的灰色衣服，褲子已經破得都不大能遮住屁股了。鞋子也破了，還混著雪水，糊著泥巴。在他的頭上，略微向右斜戴著一頂皺皺巴巴的小呢帽。對於他來說，帽子小了一兩號，但閃閃亮的小紅領帶還是像往常那樣，比往常還顯得得意而又顯眼。 他的手裡拿著劇本，只有三分鐘的路便能夠到帕斯洛劇院。原本我以為他會說：“來吧——讓我們將劇本送到帕斯洛去。”但他沒有這麼說。他走到了櫃檯邊上，將一包東西遞給一個管事的，以男爵的口吻說：“這個是要給帕斯洛先生的——將它送到劇院去。” 那個管事的人滿腹狐疑地瞅了他一眼，用極其為難的神情告訴他：“送力要一角錢。” 立刻，哈特大喝了一聲：“讓他來。” 管事的便叫了送東西的人過來，那個小男孩來了，接過了小包，等候著。 這個時候，我看到管事人的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絲不懷好意的好奇心。哈特轉身過來對我說：“去拿一塊錢來。” 我將一塊錢給了他，他又給了小男孩，說道：“去吧。” 管事的說：“等一等，我找給你錢。” 哈特則以公爵的氣派，揮了一下大手，說道：“不用在意，就給小孩吧！” 曾經，愛德華·埃弗雷特·黑爾寫過一本書，並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同時也令人憂鬱而感傷。在這本書剛剛出版時，正是內戰前夕那些淒風苦雨的日子，而戰爭也正處於勢不可當，一觸即發的狀態中。南北雙方都蹲在那裡，隨時準備跳起來將對方的喉嚨卡住。 這本書就叫做《沒有祖國的人》。而哈特正是這樣一個人，只不過不是那麼明顯那麼有特色就是了——總之，他是一個沒有祖國的人，甚至可以說他不屬於人類——“人”是一個很重的字眼，而他則是個無祖國的無脊椎動物。他對祖國的感情，絕對不比牡蠣對河床的感情強烈多少，甚至更加不如，為此我想我還得向牡蠣道個歉。 在哈特身上的高尚的熱情早已被奢侈糜爛的生活所侵蝕殆盡。他如今對這種感情的了解只是得自書本，當他將這些高尚的熱情寫進自己的作品時，就只不過是贗品而已，不過由於他的那點小聰明，他總是能模仿得很好，總是能欺騙一批對他不了解的人。他如同演員一般在舞台上硬擠出熱情似的，儘管心中並無這種感受，但仍然遵照著一些嚴格製定的程式，將那些感情人為地再現一下用來博得觀眾的認同罷了。 我記得1876年11月7日那天——哈特突然來到了我在哈特福德的家裡。第二天是選舉的日子，他卻仍然還留在我家裡，像往常一樣，他始終是那麼鎮定而安詳，簡直是全美國最鎮定而安詳的投票人了，而其他人——在我們國家就是這樣——他們總是隨著選舉的進行而興奮到極點。這是因為一場政治大火正燃燒到了白熱化的程度，而不久後，這場大火便以對美國人民最為冷血的欺騙告終，即從已經被選出的蒂爾登先生那裡把總統的寶座偷過來，進而令已經被擊敗的海斯先生得以加冕晉爵。 我本人是熱烈支持海斯的，那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當年我還很年輕。然而這些年的人生經驗讓我深信，對於國家政局的評價，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意義，就算是對政局有那麼一丁點兒作用的話，也只能從老年人的評論中找，而不是從年輕人中找。 當時，我跟其他選民一樣都很興奮，都很激動。所以當我聽哈特說，他預備留在我們這裡直到選舉後的第二天才回去時，我感到有點詫異，也有點生氣了。不過倒也不是十分詫異，也不是十分生氣，因為我知道他是個隨便慣了的人，很可能是他自己把選舉的日子搞錯了。不過好在我們還有充裕的時間可以進行補救，於是我建議他回紐約去，別耽誤了他進行投票。但他說，他沒有將選舉放到心上，還說他走開是故意的，目的便是為了能夠躲過投票，而同時仍舊能夠有個正當的藉口來對付人家的批評。 接下來便講到了他為什麼不願意去投票。他說，通過那些有勢力的朋友們的幫助，他已經自蒂爾登先生那兒得到了一個諾言，那就是任命他來做領事，並且還自海斯先生那兒得到了同樣的諾言。所以不管勝負怎麼樣，反正他都會得到照顧，並且他對於選舉的全部興趣無非也便是如此而已。他說，自己可不敢隨便投哪個候選人的票，因為其他的候選人有可能會調查出來，並且從而認為有理由將過去的諾言取消。 啊，對於我們的政治制度來說，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嘲諷啊！為什麼一個總統要對一個將要任命的領事是如何投票的進行關心？領事人員可並不是什麼政治性官職。一個領事是否合格，照理應該僅看他是否適合這個職務，在政治制度健全的國家裡面，一個人的政黨色彩本應該是全然與此無關的。但是，也就是那個被全國選舉擊敗了的人竟被安到了總統的寶座上，但是一個沒有祖國的人，卻憑藉如此的手段將他夢寐以求的領事職位撈到了手。 哈特沒有感情，這是因為他並不具有感受的機能。約翰·麥卡洛是一個悲劇家，他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慷慨大方的人，可愛可親的人——是一個公認的好人，沒有任何人對他為人的誠實進行懷疑。對於哈特的作品，他非常欽佩，早年在舊金山的時候，他便對哈特這個人特別喜歡。但是隨著歲月的推移，他那種喜愛的感情便冷了一些，但這全該怪哈特自己。 但是，在哈特出任領事的這段時間裡面，麥卡洛對於他的感情只是有些減退而已，絕對沒有全部消失。但是，不久便發生了一些情況，令餘下來的那些感情也全部喪失了。麥卡洛告訴了我全部的經過。 一天，一個年輕人來到了他紐約的住處，說自己是布雷特·哈特的兒子，剛剛從英國回來，隨身帶著他父親的介紹信——接下來他將信給了麥卡洛。麥卡洛非常高興地接待了他，說：“孩子，我正在盼著你來呢，我已經收到了一封你父親的信，清楚了你此行的目的。正好我的地位能夠將你的願望滿足，我已經為你安排好了一個職位，今天便立刻開始工作吧。” 小哈特對此表示感謝，將話說得非常得體：“我知道你在等我，因為我爸爸答應過我要事先給你寫信的。” 麥卡洛的口袋裡面確實裝著他父親的信，只不過他不想念給小伙子聽，那樣會令這個小傢伙傷心欲絕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這個孩子是個舞台迷。他要去你那裡尋求幫助，因為他清楚我和你是老朋友了。為了將他的糾纏擺脫，我只得送他渡海而來，身邊帶著請你對他進行關照的一封信，請求你因為我的緣故去幫助他實現他自己的雄心。我只能寫了這封信，因為我無法擺脫孩子的糾纏，但是，我的這封信是要於事先告訴你，不用認真看待另一封信。我的兒子確實是舞台迷，但他天賦淺薄、無足輕重，也不會有任何成就，所以請你不要為了他格外費神，為了他浪費時間以及心思是沒有必要的。” 約翰·麥卡洛站在了一個真正父親的角度，堅定地站到了那個孩子的一邊，替他在舞台上謀求上進。他應該是這個孩子的最好的父親。 我在上面幾次都說過哈特沒有良心，還說他卑鄙下流，也許還沒有說有關他奸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將這一點漏掉了，則願意在這裡補上。 我們全人類都不免有時會做錯事，說錯話，我也不會例外。我自己有過這種經驗，這個經驗恰好同哈特有關。那大約是在十二年前，一個晚上，我逛入了一個演員俱樂部，見到五六個年輕人正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面擠著，一邊喝酒一邊聊天，非常舒服的樣子。我也忍不住加入進去。 不久便有人提起了布雷特·哈特的名字。這樣一提，便正好將坐在我身邊的一個年輕人觸動了，其後的十分鐘內，就只有他一個人在談話，談他心裡面的話，沒有人將他打斷，大家都在非常有興趣地聽著。這個年輕人的話中洋溢著純正的熱情，主題就是對哈特一家進行讚頌——尤其是讚頌哈特夫人以及她的幾個女兒們。他敘說了她們是如何住在位於新澤西的一個小鎮裡，為了維持生計而艱苦地工作著，同時，她們又是如何的誠實，如何的熱情，如何的安分守己——哈特夫人靠教音樂課，女兒們則靠練習繪畫、刺繡等手藝過活，一家人其樂融融，相處得非常和睦。我同其他的人一樣在旁邊認真聽著，我知道他所講的都是實情，並沒有經過半點誇張。 但是一會兒他便岔開了話題，開始對這個被拋棄的家庭的名義家長佈雷特·哈特進行讚頌。他說，這個家庭的幸福具有一個缺點，那便是布雷特·哈特不在。他又說，她們對他的愛以及崇拜，如果能夠看到、能夠聽到的話，那確實是個非常美的故事，她們還因為他被迫離家而對他萬分思念和憐惜；他還說，哈特自己由於被迫流亡而感到辛酸，這令人想起來就覺得是件非常美的故事；還講到了哈特的忠於家庭，每次輪船開到美國，便總是不忘將一封信寄回來，這個故事也非常美。 更加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他還說哈特一直都渴望假期能夠回家，但薪水實在太低，花不起這筆錢，但在信上，他總是許願說自己能夠乘下一班輪船回來，或是下下班。看著他所說的輪船先後到達了，但卻看不到他回家，全家那失落的情景實在是令人難過；他又說了，哈特的自我犧牲精神是讓人感奮的，每個月他正是想從薪水里將這筆旅費節省下來，供家里花用，不像那些自私的人，將錢用來橫渡大西洋，來對自己的虛榮心進行滿足，表現出所謂的男子漢大丈夫所應有的高尚氣概。 在這之前，我一直都是像打撲克牌的人說的那樣“跟進”。但是到了這裡我便發作了，我讓那個年輕人看牌了——就像打撲克牌的人們所說的那樣，我實在是無法抑制自己了。我清楚他所聽到的情況並不是事實，我感覺自己有責任對他進行糾正。 我說：“真是該死，這不是真實情況。布雷特·哈特極端沒有良心，他將自己的家庭拋棄了，事實真相就是如此。也有可能他為他們寫過信了，但我要看到信才敢相信，也有可能他急切地想回被他拋棄了的家中來，但只要是清楚他的人都不會相信。但有一點我看是不用懷疑的——那便是他從來都沒有向家裡寄過一塊錢，也從來都沒有寄錢的打算。布雷特·哈特在今天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為卑鄙的、最為沒有靈魂的渺小的吹牛大王。” 當我將這些話說完的時候，我看到身邊的這些人臉上出現了一些異樣的表情，那時候我便朦朧地感覺到可能出了些什麼事，是出了些狀況，並且問題是出在我自己身上的，而我卻不知道。 上面的這句話我才說了一半，便有人將我的手抓住了，並在我耳朵裡輕言輕語並且語重心長地說：“請你閉嘴吧！看在老天爺的分上，這個年輕人名叫斯蒂爾，他和哈特家的一個姑娘訂婚了。” 我相信，人的脾性是一項法則，鐵的法則，你必須聽從這項法則，無論你喜歡它還是不喜歡它。在我看來，脾性顯然是上帝的一項法則，這法則勝過了人間全部的法則。同時我也相信，人間的每項法則之所以能夠存在，都是因為每項法則都具有其明確而又徹底的目的，而它們唯一的共同目的，便是要對上帝的法則進行反對，要毫不留情地將它打壓、摧毀，要嘲弄它，踩踏它。 蜘蛛是如此小心眼兒地織網設伏，等著飛蟲到來，以便將它們粘住吃掉。我們並沒有為此故意鑽牛角尖兒，將這稱為暗殺；恰恰相反，我們承認這個脾性和天性並不是由蜘蛛自己創造的，而是依照自然法則，它需要和命令做的事，是無可責備的。甚至我們還承認這樣一點：不管人工多巧，也永遠都無法將蜘蛛的脾性改變，無法將它殺戮的行徑停止。 同樣，我們也並不會對老虎兇猛殘暴的脾性進行責備，因為那是上帝賜給它的，它必須要遵從；我們也並不對黃蜂殘酷地將蜘蛛刺得半僵進行責怪，然後再將它塞進洞裡，讓它沒有任何緣故便受很多天的罪，在黃蜂的育兒室內每天被供作口糧，最後死去。我們承認黃蜂是依照上帝給它的脾性，在嚴格地無可責怪地對上帝的法則進行遵從；我們並不對狐狸以及其他以偷竊來維持生活的動物們進行責怪，我們理解並且承認它們是按照上帝給它們規定的脾性，在聽從上帝的法則行事；我們並沒對公羊和山羊說“你不能姦淫”，因為我們清楚這種脾性是它們天生的，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的——我們相信，是上帝告訴它們說：“你應該姦淫。” 如果我們繼續對動物界無數動物的千差萬別的脾性進行研究，我們便會發現，每個類別的動物都由它的一項顯著特性所決定。我們還會發現，全部的這些特性，全部的這些特性的影子，在人類身上也是有的。在每個人身上，一打或是一打以上的這類特性都存在著，而在很多人的身上，則是所有特性的痕跡以及影子全部附到了他們的身上。在我們所說的那些低級動物的身上，它們的脾性則只是由其中的一項、兩項或是三項特性所構成，但是，人是複雜的動物，要用全部這些特性才能將一個完整的人拼湊成功。 在兔子的身上，我們經常會發現順從、膽小的個性，而永遠都不能發現勇敢、傲慢以及尋釁的特質。所以，一講到兔子，我們便總是聯想到順從和膽小這樣的字眼。假如說它還有什麼其他特徵的話——比如說生殖力非常旺盛——雖是事實，但我們總是難以在第一時間想起。一講到家蠅以及跳蚤，我們總是會聯想到那些束了腰帶，英勇無畏的騎士，連老虎都趕不上它們。在厚顏無恥和橫行霸道方面，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動物界，它們都要數第一了。如果它們還有什麼其他特性的話，大都被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特性沖淡了，所以我們根本就想不到。一提起孔雀，我們便想到虛榮，而不是其他的；一提起山羊，我們立刻想到的便是淫蕩，也不是其他的；一提起有些種類的狗，我們所能想到的就是忠誠，而不是其他的；一提起貓，我們所能想到的便是它們一直都是獨來獨往——這是包括人類的上帝創造的全部動物中所沒有的，而不是其他的。除非我們太過於愚蠢和無知，才會想到背信棄義，但這種特性事實上是非常多種的狗所具有的，但對貓來說則並不普遍。 我們能夠被我們冒昧地稱為低等動物的身上發現一到兩種明顯的特性，這些特性往往令這類低等動物歸屬到不同的族類。在每一族的動物身上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一種或是兩種特性，並且非常顯著，從而決定了動物界中這一分支永久不變的性格。在全部這些事例中，我們應該承認，若干種脾性構成了上帝的一項法則，一項律令，那些按照這項法則做出的事全是理所當然、不可指責的。 人由動物演變而來，他的每項特性都遺傳自動物，都能夠自動物身上找到。他將這些遺傳自動物身上的所有特性都集中到一體，每種特性都是上帝法則的組成部分。他與它們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與他同類的成員相比，他沒有哪一個單項的特性是完全同樣突出的。 比如說，你能夠說，家蠅特別勇敢，你這樣說時，是在說世界上全部的家蠅；你能夠說，兔子特別膽小，你這樣說時，是在說世界上全部的兔子；你能夠說，蜘蛛特別殘酷，你這樣說時，是在說世界上全部的蜘蛛；你能夠說，羔羊特別天真、溫柔、馴服，你這樣說時，是在說世界上全部的羔羊；你能夠說，山羊特別淫蕩，你這樣說時，也應該是在說世界上全部的山羊。 沒有哪種動物，不能憑藉一項單項的特性得以準確地描繪，但你無法憑藉一項單項的特性來對人進行描繪。這是因為，人並不會像兔子那樣全部是膽小鬼；也不會像家蠅那樣全部是勇士；也不會像羔羊那樣全部天真、溫柔而又馴服；也不會像蜘蛛和黃蜂那樣全部都凶狠殘暴；也不會像狐狸那樣全部都是盜竊的小偷；也不會像孔雀那樣全部都愛虛榮；也不會像鮫魚那樣全部都是那麼漂亮；也不會像猴子那樣全部都喜歡跳來蹦去；同時也不會像山羊那樣全部都是那麼淫蕩。 人類是無法用一個簡單的詞或是一句簡單的話進行描述的。每個人都必須要分別對待，具體分析，一個個地加以描述才行。這個勇敢，而那個則膽小；一個文雅、和善，另一個則粗俗、兇惡；一個傲慢、虛榮，而另一個卻謹慎、謙遜。 動物界中，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的特性很分散，在同一時間內分別具有一到兩種特性，這便是一般、平常的動物。對於人類來說，每個成員，無數的特性都強弱不同地集中而成為種種的本能。在某類人身上，兇惡的特性幾乎小到無法覺察，而高尚的特性則總是特別的突出，對於這種人，我們便用這類美好的特性來對他進行描述，我們讚美他，因為他的人品德行而對他進行推崇與欽佩。其實這樣說似乎非常可笑，因為其實這一切僅是他的特性罷了，而他的特性不是由自己創造培養的，而是與生俱來的，是他出生時便遺傳得到的，是上帝賜給他的，上帝將這個法則賦予了他，即便他想違背，也違背不了。 有的時候，一個人生來便是個殺人犯，或是個惡棍——像斯坦福·特那樣，人們便對他這類人大為譴責。而事實上他只不過遵從了自然的法則，自身脾性的法則。他壓根就不可能想到要違背它，即便是想要違背，上帝的力量也令他無法違背。 這可真是一件奇怪而又好笑的事。我們對於地上爬的、天上飛的、四腳走的、水里遊的動物所做的全部壞事都能加以原諒，理由也非常充足，認為它們只不過是對作為上帝法則的自然法則進行了遵照，所以它們是無辜的。然後我們轉過身來看一下，認真地想一想，明顯的事實便是，我們人類全部的壞品性都遺傳自這些動物的身上，我們卻道貌岸然、溫文爾雅地說，我們不能因為遺傳而像其他動物們那樣獲得免受懲罰的權利。並且還聲稱我們有責任對上帝的這些法律進行無視、取消或者破壞。在我看來，這樣的議論必定站不住腳。這不僅是有些幽默，並且可以說實在是滑稽得過了頭了。 自古老相傳的教育以及遺傳得到的習慣出發，我將種種抱怨和責難罩到布雷特·哈特的身上。自然，我也深知自己剛才所說的那些話有多重的分量。但是，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我也就不怪他了。我開始理解他，他的天性法則要強於人的法規，他必須要遵守它。同時我也堅信，人類不該變成各種苛刻議論的靶子，對於人類種種的劣跡，唯一的正當感情是表示憐憫。自然法則不是人類自己創造出的，品性的軟弱以及愚蠢也絕對不是誰按照計劃和步驟創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