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章作家和演講家的聲譽

還要追溯到稍遠一點的年代。 1867年初我開始成為作家。這一年的頭一個月，我自舊金山來到了紐約。不久後，我在舊金山所認識的，曾經任《新聞公報》記者，後來任《加利福尼亞人》編輯的查爾斯·赫·韋佈建議我出一本小品文集。我的名聲還沒有大到能出這樣的書的程度，不過我倒是很喜歡這個主意，我很興奮，非常願意試一試，只要有哪位勤勉的人願意幫我收集小品文。我自己不願意幹這個，因為自一開始來到這個世界起，我就缺乏勤勉這個應有的品性。 （也許說是“當時便應有的”更合適，儘管對此大部分權威人士都有不同意見。） 韋布說，在大西洋沿岸各州我都有些名望。但是我非常了解，這些名望是非常有限的。就那僅有的一點，也不過是因為《跳蛙》這篇故事而已。阿蒂默斯·沃德在1865年或是1866年旅行演講的途中路經加利福尼亞州時，在舊金山我將《跳蛙》的故事給他講了一下。他要我記下來交給他的出版商，也就是那個紐約的卡爾頓，以便能夠將這些內容塞到一本小書當中去。那本書阿蒂默斯是準備用來出版的，還需要加入一些東西，以便增加點分量，使它能和定價相稱。

文章被及時寄到了卡爾頓手裡，不過他認為不怎麼樣，不願意將它加進書裡，因為那樣只會突然多花些排字的費用。不過他並沒有把它扔進紙簍裡，而是送到了亨利·克拉普那裡，克拉普讓它為快要倒閉的刊物《星期六新聞》送了葬。 《跳蛙》被發表在該報的末一期，成為葬禮中最為愉快的小品文。美國以及英國的報紙立刻對它加以轉載，文章自然贏得了非常廣的名聲，一直到我談到的那個時候，還非常有名氣——不過我明白，被稱道的只有青蛙，不包括我。我還是個沒有名氣的人物。 韋布將整理小品文的任務承擔了下來。他將這項任務完成後交給了我，我將它拿到了卡爾頓的公司。在那裡，我找到了一個辦事員，他將身體俯在櫃檯上，熱心地問我想要什麼。不過，當他發現我來是賣書，而不是買書的時候，他的熱情立刻就降低了六十度，我上顎上的舊金牙則冷縮掉了四分之三英寸，牙齒也掉出來了。我非常恭敬地要求同卡爾頓先生講話。他冷冷地說，卡爾頓先生在他的私人辦公室裡。接下來，阻撓、責難的事都跟著來了，不過隔了一陣，我便勉強通過了界線，進到了至聖所。啊，至今我還記得自己是怎樣對付過來的！韋布替我同卡爾頓約定了要見一面，否則的話，我還是無法越過那個界線。卡爾頓站起身來，很沖地問道：“啊，有什麼能夠效勞的嗎？”

我提醒他，自己是按照約定送書來出版的。他便開始非常自大地不斷自我吹噓，簡直將自己吹成了二三流的天神。接下來，他那如滔滔江水一般的自我陶醉便開始往下直衝，前後共持續了兩三分鐘之久，我被這股水流沖得睜不開眼睛，看不清他的身影。儘管都是些空話，也只有是空話，不過來得還是非常密集，將整個天空都弄得黑沉沉的。最後，他氣派地一揮右手，指著整個房間說：“書嘛……你看這些書架！每個架子都被等待出版的書堆滿了。我還要書嗎？請原諒，我不再需要了，再見！” 二十一年後，我才得以再次見到卡爾頓。當時我同家里人在盧塞恩的施魏策爾霍夫。他過來看我，同我友好地握了握手，沒有進行什麼客套，直接就說開了：“我這一輩子都是個無名之輩，但是我還是有一些榮譽令我有資格不朽的——也就是說：我曾經拒絕了你的書，就因為這一點，我成為了十九世紀的頭號蠢驢，沒有什麼人能同我競爭。”

這已經是非常真誠的道歉了。我也按照他的樣子對他講了同樣的話。還說，這不過是推遲了很久的一次報復，不過對於我來說，可以說是比任何能夠設想到的來得都更甜蜜一些。過去的二十一年中，每年我都曾在幻想中幾次將他殺死，並且方式一次比一次殘酷。不過，目前我的怒氣平息了、緩和了，我高興了，甚至是興高采烈了，從此以後，我要將他當做真正的、有價值的朋友，並且肯定不會再殺死他。 當年，我將我的遭遇報告給了韋布。他果斷地說，世界上全部的卡爾頓們也無法阻撓這本書的出版。如果他要親自將這本書出版，那麼版稅是百分之三十。他這麼做了。他將它的封面印成藍底金字的樣式，使它成了一本非常好看的小書。我記得是他給書取了書名叫做：《卡拉維拉斯縣著名的跳蛙和其他小品文》。定價為一元二角五分。書是他製版並且印刷的，也是他在一家承印零星印件的印刷廠進行裝訂，並且通過美國新聞公司發行的。

在六月份，我加入了“教友市號”輪的旅行。十一月我回來的時候，在華盛頓收到了伊萊沙·布利斯的一封信，他在哈特福德的美國出版公司工作，他在信中要求我寫一本記述那次旅行經歷的書，付給我百分之五的版稅。如果不抽版稅的話，就在交稿時酬謝我一萬元。我同阿·德·理查森進行商量，他說：“收版稅。”我接受了他的勸告，同布利斯成交了。 我沒有錢了，於是便到華盛頓去，看能否在那裡掙些錢，以供我寫書的時候黃油麵包的開銷。我遇到了威廉·斯溫登，他是歷史學家的兄弟。我們共同想出了一個互相支持以對生活進行維持的計劃，我們成為如今報界非常流行的辛迪加之父以及創始人；我們成為這個星球上首家報紙辛迪加的開山鼻祖。規模不大，但從未試過的新事業經常是這樣的。我們的名單上共有十二家報刊，全都是無名且又窮的周報，這些報刊又都分散在偏遠落後的地區。如果這些小報能夠有個駐華盛頓的通訊員，那則是非常值得驕傲。對於我們來說，能被別人這樣看待已經不錯了。這十二家中的每家每週都會收到來自我們那裡的兩封通訊，每封通訊一塊錢。我們兩個，每人每週寫一封信，再复寫六次，寄給這些施主。這樣我們每週就可以得到二十四塊錢，用以維持生活。對於我們那貧賤的住處來說，這些錢也就夠了。

斯溫登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為親愛和可愛的一個了。我們在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也非常心滿意足。無論是從天性還是從教養來講，斯溫登都很高尚。他是個紳士。他特別有教養，還具有高尚的情操。從內心到談吐，他都是一個非常純粹的人。他是蘇格蘭人，是長老會教友，是老式且又正統的長老會教友。對於宗教，他真誠熱愛，皈依宗教令他感覺心裡踏實。他沒有絲毫惡習，除了對於蘇格蘭威士忌的喜愛。我並不認為這是惡習，因為他是蘇格蘭人，而對於蘇格蘭人來講，蘇格蘭威士忌就像牛奶之於人類那樣是無害的。對於斯溫登來說，那是德行，只是在經濟上不划算罷了。如果不是我們需要照顧酒壺的話，每週二十四塊錢，可真是闊氣了。我們總是為了這個酒壺變得很拮据，只要我們收入中的一筆到遲了，就會引發一些麻煩。

我還記得有一次錢不夠用的情景。當時我們需要三塊錢，而且天黑之前就要用。現在我記不起當時我們是如何急需這筆錢的，只記得我們必須要有這筆錢不可。斯溫登讓我出去搞錢，他說自己也要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辦法。對於我們會搞到錢這一點他絲毫沒有懷疑，不過我心裡清楚，那不過是他的宗教信仰在產生作用。我自己可沒有這種信心。我絲毫也不知道該到哪裡去弄這麼些硬邦邦的錢。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說了。我想，他在私底下一定在為我的信念過於薄弱而羞愧。他要我不要著急，他用簡單、堅定、不加懷疑的口氣說：“上帝會給的。”在我看來，他確實充分相信上帝是會給的。但是拿我來說，如果他也有過我的經歷——不過，暫且不管這個吧。經過他的一番勸說，他那堅定的信念也影響了我，我們出門的時候，我也幾乎對上帝確實會給深信不疑了。

我在街上逛了有一個鐘頭，一邊逛一邊在考慮怎樣才能設法弄到這筆錢，可是卻實在是想不出辦法來。到了後來，我逛進了那個時候的一家名叫埃比特大廈的新旅館的大廳裡，在那兒坐了下來。過了一會兒，一隻狗闖了進來，慢吞吞地。它停了下來，向我張望，那眼神似乎在說：“你友好嗎？”我用眼睛回答它說：“我很友好。”他搖搖尾巴，向我表示感謝，一邊靠過來，用下巴靠著我的膝蓋，將棕色的眼睛抬起來，惹人憐愛地望著我的臉。它非常可愛，像個姑娘那樣美，它身上披著綢和絨的外套。我敲了敲它那棕褐色的光滑的腦袋，摸了摸它那下垂的耳朵，就像我們是一對情人似的那樣。不一會兒我們那一帶的英雄，邁爾斯準將逛了進來。他一身藍制服，戴著金肩章，神氣十足，每個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盯著他看。他見到了狗，便收住了腳步。他的眼神一閃，這便透露出了他對這種動物那份發自心底的喜歡。然後，他走上前來，拍了拍狗，對我說道：“它真好——非常稀罕，你願意賣嗎？”

我特別感動。因為這正中我下懷，斯溫登的預言應驗了。 我說：“願意。” 將軍說：“你出價多少？” “三塊錢。” 將軍非常詫異。他說：“三塊錢？就要三塊？這隻狗可不是一般的狗。至少需要五十塊錢才能買下的。如果換作我，一百塊錢也不會賣的。我怕你對這隻狗的好處不了解。如果你願意，價錢可以再考慮一下，我不想做對不起你的事。” 可是，如果他認識我的話，就一定會明白，我無所謂對不起他，正像他無所謂對不起我那樣。我仍像剛才那樣安詳地說：“不，就三塊錢。這就是它的價錢。” “好的，既然你堅持這樣做。”將軍說著，給了我三塊錢，然後牽著狗上了樓就不見了。 差不多過了十分鐘後，一個裝扮文雅的中年紳士走了過來，並朝四下里張望，還在桌子下邊以及各個角落裡尋找。我對他說：“你是在找狗吧？”

他本來看起來很煩惱，現在便立刻高興起來。他回答說：“是啊——你見到了？” “是的，”我回答說。 “一分鐘之前還在這裡的。我見它跟著一位紳士離開了。我想，如果你讓我找的話，我可以替你找到他。” 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哪個人是如此感激涕零的。他說他想讓我找一找，說這話時，他的聲調裡滿含了感激之情。我說，我非常樂意幹，不過既然要花費我的一點兒時間，就需要他付點兒錢，還請他不要見怪。他說自己非常樂意——並且一再強調“非常樂意”這句話——還問我想要多少。 我說：“三塊錢。” 他異常詫異，說：“天啊，這真得算不了什麼！我會給你十塊，我很願意。” 不過我說：“不，我開的價錢是三塊。”我不容分辯，就朝樓上走去。因為斯溫登說過，上帝是會給我這個數目的。在我看來，如果自己拿的錢比上帝所允許的多一分錢那便是對神明的褻瀆。

我走過了旅館辦事員的窗口，問到了將軍的房間號碼。我找到了他的房間，只見將軍正在撫弄他的狗，顯出非常高興的樣子。我說：“十分抱歉，我要將狗要回來。” 他似乎很詫異。說：“要回？為什麼呀，這是我的狗，你已經將它賣給我了。還是你出的價嘛！” 我說：“是的。沒錯——不過現在我必須要回它，因為那個人又想要它了。” “那個人是誰？” “狗的主人。這隻狗的主人不是我。” 將軍比剛才更為詫異了，一時間竟然說不出話來。然後他說：“你是說，你賣了別人的狗——而且是在明明知情的情況下？” “是的，我知道這隻狗不是我的。” “那你為什麼要賣？” 我說：“是啊，你的這個問題可真奇怪。因為你要我才賣的。你要求買這隻狗，這是你不能否認的。而我並不急於賣——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過要賣——不過在我看來，如果這能為你提供方便的話……” 他將我的話打斷了，說：“為我提供方便？這可真是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最特別的'方便'——將不屬於你的狗賣了出去，這念頭——” 我將他的話打斷，說：“這樣的辯論沒有任何意思。你自己也說過，這條狗可能會值一百塊錢。而我只要你三塊，這難道還不公道嗎？你願意多給些錢，這你知道。而我只要了三塊，這你是不能否認的。” “哦，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問題的核心是狗不歸你所有……難道這你還不明白嗎？你似乎認為，儘管這不是你的財產，但是只要你便宜地賣出，就沒有什麼不合適的了。那麼現在……” 我說：“請你不要再辯論了。你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價錢是完全公道的，完全合理的——既然狗不歸我所有——這麼辯論也不過是白費口舌。我得將它要回，因為人家想要它。我沒有餘地進行選擇，這你還不清楚嗎？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吧，如果你把一隻不歸你所有的狗賣了，如果你……” “哦，”他說，“別用那白痴般的理論將我的腦袋弄得稀里糊塗的啦！拿去，讓我清閒一會兒。” 就這樣，我將三塊錢還給了他，牽著狗下了樓，將它交給了主人。為了這點麻煩，收下了三塊錢。 我走開了，感到心安理得，因為我做得光明正大。我賣狗得到的三塊錢是絕不肯花的，因為那並不真正屬於我。不過，將這條狗還給原主所得到的那三塊錢，則是我該得的，因為那是我掙來的。如果沒有我的話，那個人就非常有可能根本不能要回這條狗哩。我至今還信守著當年的那套原則，我向來是誠實做人的。我知道自己是絕對不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的。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我永遠都不肯使用靠可疑的方式得到的錢。 嗯，這是個故事，其中有些內容是真實的。 按照合同，我必須要在1868年的七月份將《傻子國外旅行記》的稿子交出去。正像我說過的那樣，我是在舊金山寫的這部書。按照合同規定的時間我交了稿，布利斯為這本書準備了不少插圖，後來又將工作停了下來。合同規定的出版時間已經過去了，可他並沒有進行過任何解釋。又過了一段時間，還是什麼解釋都沒有。我在國內四處作演講。平均下來每天三十回，於是我試著猜這個謎：“書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出？” 老是要為這個問題尋求新的答案，將我搞得膩極了。後來，甚至這個問題本身，也令我感到特別厭煩了。如果有誰要問這個問題，他就立刻會變成我的對頭。我總是迫不及待地將這個樣子擺出來。 一從演講這個領域脫身，我便急忙去往哈特福德對這件事進行打算。布利斯說，這並不是他的錯，他是想要出版這本書的，不過公司的董事們卻是堅定的守舊派，對於這本書，他們很害怕。他們對這本書進行了審定，大多數人認為其中有些東西很是幽默。布利斯說，公司裡從來都沒有出過這種具有嫌疑的書。董事們都擔心出版這類書會嚴重損害到公司的名譽。所以他自己的手腳被捆住了，人家不許他履行這個合同。 董事中有一位德雷克先生——至少也是一位叫德雷克先生的遺骸——請我和他一起去坐他的兩輪馬車，我便去了。他是個挺可憐的老古董，他那套章法，他的談話，也怪可憐的。他有一個頗費腦筋的心思，他猶豫了一會兒，才鼓起勇氣擺出了這個心思。最後他終於擺出來了。他對他們公司處境的困難進行了一番解釋，就像早先布利斯已經說過的那樣。接下來，他乾脆為自己、為公司來請求我幫助。他懇求我收回《傻子國外旅行記》，讓公司將有關的合同解除。我說那可不行——這次談話以及馬車之行，就都這樣結束了。 後來我警告過布利斯，對他說他必須幹起來才行，否則的話我就要找麻煩了。他照警告行事，將書付排，由我來校清樣。接下來便是再一次長久的拖延，也沒有人對此做什麼解釋。當最後到了七月底（我記得是1869年）的時候，我再也無法忍耐了。於是我打電報給布利斯，說這本書如果不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被出售的話，我就要起訴並且要求賠償損失了。 就這樣，糾紛結束了。在規定的時間內，有五六本書被裝訂好了並且出售。隨後，兜售活動便開始了，並被搞得非常起勁。九個月間，公司的所有欠債都被還清，股票自二十五漲到了兩百，純獲利達七萬元之多。告訴我這些的正是布利斯——不過，如果事實確實是這樣的話，那是他在六十五年中頭一次講了真話。他生於1804年。 不過我必須回過頭來講講韋布的事情。 1867年十一月，我結束“教友市號”之行回來的時候，韋布對我說《跳蛙》一書得到了出版界的好評。據他估計，銷路是非常不錯的，不過他弄不到美國新聞公司所出具的賬單。他說，對於他來說，這本書是場災難，因為這是他動用了自己私人的款子印製的，可如今，由於新聞公司不老實，一味進行搪塞，所以一點錢都收不回來。 我真的為韋布感到難過，難過的是雖然他對我友好但卻丟了錢。我還有些難受的是他沒有辦法付給我版稅。 我同美國的出版公司簽訂了有關《傻子國外旅行記》的合同。過了兩三個月，我突然間想起，也許自己違反合同了，因為合同里面有一條，不允許我在一年左右的這段時間內和另一家公司合作出書。當然，這一條不包含合同訂立之前就已經出版的書。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不過我就不懂，因為所有有價值的事，我都不懂，加上我又不習慣和別人打聽消息。 按照我那愚蠢的想法，我是已經違反布利斯的合同了，我有將《跳蛙》一書扣住的責任，並且從此之後永遠都不再出版。因此，為了這事，我去找了韋布。他願意按照下述規定對我進行照顧：我應將有可能會歸我所有的版稅交給了他；新聞公司全部的已裝訂或是未裝訂的書，全部應該由我交給他，並且免除版稅；我還應該給他八百塊錢現款；拆掉書的版子的事應該由他進行監督，既然拆散的版子應被作為舊的活字金，而由鑄字廠的老闆付錢，那麼，由他來負責拆版子，也便應該給他一筆錢。每磅活字金九分錢，版子總重量為四十磅。這筆細賬能夠說明韋布還是有些做生意的才能的。 在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韋布便在我的視野中消失了。不過，有一次，我碰巧遇到了美國新聞公司的經理。我問他韋布與公司之間在經濟方面的糾葛和後來的結果如何。他說他不清楚有什麼糾葛。我便解釋說，韋布從來都沒有收到過公司欠下的錢。接下來便輪到他對我進行解釋了。他說，我的解釋站不住腳。他說，隔一段時間，公司便會將藉貸對照表通知韋布，同時還會附去公司的支票。通過他的邀請，我便和他一起去了辦公室。他將書和賬本拿了出來，向我證明了他所說的都是實在的。自一開始，韋布就按照期限將付給我的錢以及付給他自己的錢收了下來，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在韋布和我進行結算的時候，他拖欠我的版稅共有六百元。那個時候從我那裡拿過去的裝訂好的以及沒有裝訂好的《跳蛙》到了後來也都被賣掉了，賣的錢同樣也被裝進了他的腰包——其中的六百多元，本應該是屬於我的版稅。 總而言之，目前，我是個作家，是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我出過一本書。並且是個沒能因為出書變得有錢的作家。作為一個作家，我的第一本書就損失了版稅一千二百塊，八百塊血腥的錢，三塊六角的舊活字金。從那時起，我便決心不在韋布那裡出書了——除非自己可以藉到足夠用來白白給人家花的錢。 因為《傻子國外旅行記》，我逐漸變得有名了。韋布可以首先向公眾吹噓說我是被他發現了的。然後又可以向公眾吹牛說我是由他創造的。一般的人都認為我對美國和文壇是有價值的，也認為為了得到這有價值的東西，韋布是國家以及文壇所應該感謝的人。 到了後來，韋布和他的貢獻逐漸被忘掉了。然後布利斯以及美國出版公司都站出來說，是他們發現了我。後來還說是他們創造了我。所以更應該對他們進行感謝。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其他的一些人出來爭功勞。他們自加利福尼亞、內華達和附近一帶跳了出來。後來，我不得不認為，同上帝手中跳出來的任何一種動物相比，為了發現並且創造我，所牽動的人力，要多好多倍。 韋布認為自己是個文學人才。如果他沒有出版過屬於自己的東西的話，他的這番類似於迷信的說法倒是有可能被人們接受。可是他曾經出版過的這些東西揭穿了他的話。他的散文寫得似乎迷人但實則無聊。他的詩也好不到哪兒去。不過他總是隔一段時間，便拼命擠出他那些平庸的東西，直到兩年前因為腦溢血逝世。他屬於那類可憐的生物，因為他無論是從天性還是教養來講都是個騙子。作為說謊的人，他有點兒成就，做得還不錯，不過並不出色，因為他和伊萊沙·布利斯是同時代的人。講到撒謊，布利斯的本領就像日全食遮蓋大陸那樣，令韋布之流大為失色。 那是在1866年，在加利福尼亞的內華達，我成為一個四處演講的人。我於1867年在紐約進行了一次演講，除此之外，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也作了幾次。還在1868年在整個兒西部進行了巡迴演講。這之後的兩三個季度中，東部這條線又被加到了我作演講的路線圖上。 那個年代裡，講演會正在盛行。位於波士頓學校街上的詹姆斯·雷德帕思辦事處正在北部各州和加拿大各地對這件事進行經辦。雷德帕思承辦全國各地講座的演講會進，每組六次或者八次，每個晚上一次，每次平均一百塊錢。他得到的回扣則是百分之十。在那個季節裡，每個課題的演講，都可以先後講上一百個晚上。在他的名單上寫有很多吸引人的名字：亨利·沃德·比徹、約翰·勃·高夫、安娜·迪金森、霍勒斯·格里利、佩特羅廉·維·納斯比、溫德爾·菲利普斯、喬希·比林斯，此外還有北極探險家海斯，愛爾蘭演說家帕森斯，英國天文學家文森特，還有阿加西斯，等等。他的名單上面還有二三十個名聲較差的男女，支付給他們的演講費是二十五元至五十元不等。如今，他們的名字早已消失。他們不過是靠了巧妙安排才得以登上講台。雷德帕思便為他們提供了這樣巧妙的安排。所有的演講會都在非常迫切地要名人。雷德帕思同意了他們的祈求——不過有一個條件是：每為他們分配一次滿座的，則必須有幾個可能會令場內座位稀稀拉拉的相搭配。如此的安排令各地的演講會在幾年以內得以維持生機，不過最終還是垮了，這樣，演講的生意也便做不成了。 雷德帕思組織安排的主要特點便是誠實、善意、誠懇和勇氣。他是無所畏懼的。堪薩斯州那些流血的時日里，他曾經是奧薩瓦托米·布朗的一個得力助手。他自始至終奮鬥到底。他將命提到手上，夜以繼日地干，還掙不到一晚上的住宿費用。他手下有一群膽子大的人，經常會受到支持蓄奴制的密蘇里人、游擊隊以及現代自由騎士的追捕。至於那個冒失的游擊隊長，我已經想不起他的名字來了，正是他領導著游擊隊，四處追逐雷德帕思，不過雷德帕思回過來也對他們進行追逐。幸虧憑藉戰爭中的機運，兩個人在戰場上從未見過面，儘管很多次都近在咫尺。 十年或者十二年之後，作為美國演講業的頭頭，雷德帕思在波士頓謀生。距他在堪薩斯那段經歷有十五六年之後，我成為作演講的人，而他恰好是我的經紀人。有一次，11月的一個晚上，我參加了在波士頓的特雷蒙旅館所舉行的一次記者聚餐會。當時我坐在首席，而雷德帕思坐在我與主席的中間，另外一個陌生人則坐在我的另一邊。好幾次，我都想同這位陌生人說話，但是他似乎無話可說，我也就不再去麻煩他了。顯然，他是個特別害羞的人，或許他頭天晚上失眠了吧。 第一個被叫到的是雷德帕思。每提到這個名字，陌生人都會為之一震，似乎很注意。他的眼睛盯住了雷德帕思，將他的演講絲毫不漏地聽了進去。雷德帕思提到了他在堪薩斯的那些經歷中的一些動人的事件。除了提到其他的一些事之外，他還說：“我前後三次都幾乎抓到游擊隊那強悍的頭目，不過有一次他的確是逮住了我，但他並不認識我，將我放走了，因為他說，他正在緊緊地對雷德帕思進行跟踪和追擊，沒有時間將精力浪費在微不足道的小魚小蝦上。” 接下來開始輪到那位陌生人講話。當雷德帕思聽到他的姓名時，就開始輪到他為之一震並特別注意起來了。陌生人一面不無情義地瞥了雷德帕思一眼，一面文雅地——甚至能夠稱是甜蜜地說：“你清楚，我就是你說的那個游擊隊頭目。現在我能認識你，並將你放在心上，將你稱為朋友，我非常高興。”——接下來以感傷的口氣說，“如果當時我便認識你，能夠和你進行交往——只要友誼能夠被保住——那該是多麼幸福啊！” 比徹·高夫·納斯比以及安娜·迪金森是眾多演講人中少數能夠真正了解自己的身價，並且正確確定自己的價錢的人。他們在鎮上的價錢是二百到二百五十元，在城裡是四百元。演講會一直是靠這四個人來撈到一些利潤的（只要天氣肯幫忙）。不過一般只要碰到叫座率非常低的演講人，就會將撈到的利潤又全部折掉了。 有兩個女人應該被歸於叫座率低的演講者那一類——奧利夫·洛根以及凱特·菲爾德——但是有一兩個季節，情況卻不是這樣的。她們索價一百元，結果在兩年中都被公認為是能夠滿座的演講人。在這之後，她們變成了叫座率特別低的人，很快便被擱在一邊了。 1867年，凱特·菲爾德在全國各地曾斷斷續續地有過那麼一陣名聲，這是因為在狄更斯那次非常成功的美國之行開始之初的時候，她在波士頓為《論壇報》寫了幾封有關狄更斯朗誦會的信——是以電報的形式發出的。這些信受到了非常狂熱的讚揚——幾乎都到了崇拜的地步——這就將恰當的歡迎基調給定下了，因為當時舉國上下都對狄更斯非常狂熱。加上用“電報”寫信給報紙是個新奇得令人詫異的事，所以各界人士們議論紛紛。凱特·菲爾德立刻成了著名的人物。到後來她走上了講台。不過過了兩三年之後，她的題目——狄更斯——就不再新鮮有趣了。人們曾經去看她是仰慕其名，不過她的講演非常蹩腳，表達得也很矯揉造作，令人生厭。所以，等到國內人們那種想要看她的心情有所鬆弛的時候，講台也就將她拋棄了。 她是個好人，不過對於她的一生來說，取得浮華的名聲，都是一場災難。這對她來說是無價之寶。二十五年中，她自己曾經千方百計地令生活過得像個樣子。不過她的努力沒有多大成效。她在夏威夷群島逝世，她的朋友們都非常難過，但是世人則忘掉了她。 奧利夫·洛根的名聲是因為——只有引薦她的人才清楚是怎樣一回事，非常明顯，她的名聲不是贏得的，而是製造出來的。她的確在報上以及不著名的雜誌上寫過並且發表過一些小東西，不過那些東西卻沒有蘊涵著才華或是什麼類似於才華的東西。靠著這些東西，她一個世紀都出不了名。她的名聲是因為她的丈夫——一個拿低薪的小報記者——在小報上散播小道新聞才得以樹立的。一兩年之間，這類簡訊不停出現，人們一拿起報紙就能碰見： 據說，在納漢特，奧利夫·洛根租了一間小別墅，預備在那兒避暑； 奧利夫·洛根堅決抵制在午後穿短裙； 奧利夫·洛根還沒有下定決心將在巴黎過冬，和這有關的報導為之過早； 奧利夫·洛根週六晚上參加了在沃拉克所舉行的晚會，直率地對新作表示了讚賞； 奧利夫·洛根本來患有重病，現在已經康復。如果病情持續好轉，從明日起，醫生將不再發表公報； …… 這樣每天都做廣告帶來了非常奇特的結果。奧利夫·洛根的名字為公眾們所熟悉，就像當時其他的名人那樣。人們往往饒有興趣地對她的所作所為進行討論，並對她的主張進行認真討論。偶爾，那些來自偏僻地區的孤陋寡聞的人非常想要增加一點見聞，這就引發了一些令人感到詫異的事： “奧利夫·洛根是誰？” 聽的人答不出來，弄得自己也很莫名其妙。他們從來都沒有想到要對這件事進行追問。 “她做過些什麼？” 聽的人再次呆住了。他們沒有問過，也不知道。 “哦，那麼她為什麼會出名呢？” “哦，是因為什麼事吧。我也不清楚。因為從來都沒有問過，不過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自己為了好玩起見，也經常向那些對她的言行名望談論個不停的人提出這些問題。那些被問的人也為此感到驚訝，發現自己只不過是聽信了人家的話，感覺她有名望罷了，其實卻並不知道奧利夫·洛根是個什麼樣的人，做過什麼樣的事——如果她做過的話。 奧利夫·洛根憑藉如此奇怪地建立起來的名聲，登上了講台。至少曾經有過兩個季節，美國人都擁到演講大廳去想要見她。但她只不過是衣著華貴，徒有其名。這些東西都是不能持久的，儘管她一時間能夠憑藉這些東西每晚收入一百塊錢。不過二十五年前，她便消失在人們的記憶當中了。 在我自波士頓到各地進行旅行演講時，經常會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伙伴。在委員會的人將我送到旅館，並道聲“晚安”以前，我經常會有機會同他們愉快地聊聊天，在一起抽抽煙。各地都會有個委員，他們的身上別有綢布的符號。他們來車站接我，並派車將我送到演講大廳。他們坐到講台上我後面的那一排椅子上，很是有點兒樂師的味道。開始的時候，他們的頭頭經常將我介紹給觀眾。但是，他們的介紹總是非常粗俗地進行一番吹捧，叫我很難為情，使我在剛開講時就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這種風氣是很蠢的，沒有必要非得介紹不可。作介紹的人似乎總是頭蠢驢，他所講的話都是一些客套話，並且總是雜亂無章，非常粗俗的，他還徒勞地想要將它說得有趣些。所以，在頭個季度之後，我便總是進行自我介紹——當然也是很老套的介紹詞。委員會主席是不歡迎我所作的這種改變的。在本地大眾前神氣活現地一站，再發表一個簡短且又可怕的演說，這便是他生活的樂趣。如果不讓他享受這個樂趣，他是受不了的。 開頭由我自己作自我介紹的效果一度很好，但到後來卻失敗了。必須要將話說得非常當心，措辭要經過周密的考慮，說得真心實意，好讓到場的陌生人誤認為我只不過是致介紹詞的人而並不是進行演講的人，也防止對演講人讚美得過分而可能令陌生人討厭。然後話將要說完的時候，才裝作漫不經心地露出一兩句，來表明我就是作演講的人，剛才所講的是有關於我自己的事，這樣，效果一直都很令人滿意。但是，正像我所說的那樣，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報紙上會進行刊登，這個辦法在這以後就不靈了。因為到場的聽眾心裡都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會控制自己的情緒。 後來我開始採用在加利福尼亞時所遇到的一種介紹方法進行介紹。那是在紅狗村里，一個既懶散又尷尬，體格魁梧的礦工非常鄭重地創造出來的。聽眾將他的意願違反了，非要堅持讓他上台對我進行介紹不可。他站在那裡，思考了片刻，說：“我不太了解這個人。不過，我倒是知道至少兩件關於他的事。一是他從未蹲過監獄；二是（說到這裡他停了一會兒，然後用差不多是沮喪的口氣說）我不理解這是為什麼。” 這麼個辦法曾經一度很靈，後來報紙將它刊登了出來，就變得沒有味道了。以後，我乾脆將作介紹這一套給統統取消了。 我經常會遇到一些不大的冒險，不過這其中沒有一次是令人難忘的。有一次我到了一個鎮上，但卻到得遲了，沒有發現有委員會在那裡等候，也沒有見到雪橇。乘著月光，我逛到了一條街上，發現人們都在向前湧去。我斷定，那是人們正在前往演講大廳——我沒猜錯——便走進了人流之中。到大廳時，我想要擠進去，但卻被收票的給擋住了。 “請拿出您的票來。” 我躬下身子，小聲地說：“沒事，我就是要作演講的人。” 他很鄭重地將一隻眼睛瞇了起來，用周圍的人都可以聽得到的很大的聲音說：“不，你不是。到目前為止，你們已有三個人這樣混進去了。今天晚上下一個演講者想要進去的話就要付門票。” 當然我付了。因為這是免除麻煩的最直接的辦法。 每個季節，我們都要帶著一次新的演講節目（指的是納斯比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到位於波士頓的“明星場”上露一露，以便經受首次評定。地點是在老的音樂廳內，聽眾共有兩千五百人。正是依據這次評定，全國全部的演講會可以對每個演講人的商業價值進行判斷。其實這個舉動並不是首先在波士頓而是在附近的市鎮開始的。我們要在這些市鎮上反復進行演習，時間達一個月之久，對演講進行一切必要的修改和訂正，最後再到波士頓露面。 按照這套辦法，十月初就將全體同行集中在本市，這樣的話，大家就可以有幾個星期過懶散的日子，彼此之間進行一下社交活動。我們的住所是楊氏旅館。我們在白天的時候就待在雷德帕思的辦事處，抽著煙，聊聊本行的事。傍晚時分，我們便分散到附近的市鎮裡去，看看人家認為那些新的演講節目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鄉下的聽眾非常難對付。如果有一段話他們聽後發出了輕微的嘟囔聲，那麼這句話拿到城市裡去便會垮台；如果在鄉下非常成功，那意味著在城市裡能夠宣告凱旋。這樣，在最後走上音樂廳的大講台前，我們的口袋裡就已經有了評語了。 不過，有的時候，那些身為“新手”的演講人，並不明白“先要在狗身上進行一下試驗”的道理。他們來音樂廳時，帶來的是沒有經受過試驗過的產品。有一次我們碰到了這樣的事，害得有些人看到廣告的時候急得要死。有個幽默家名叫德科多瓦的——我們擔心的就是他。似乎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不過我忘掉了。他靠在一些雜誌上寫過的一些陰鬱而又幽默的東西來贏得了部分人的好感，所以有了一點名聲。現在他卻突然偷偷地侵襲我們的禁區，可實在是出乎我們的意料。我們中的有些人感到非常不痛快——實在是太不痛快了，所以就不想演講了。我們推遲了附近市鎮的約定，大家賴在市裡不走。我們就坐在樓內的前幾排——納斯比、比林斯以及我——都在等著看。場子滿了。當德科多瓦上台的時候，受到了可以說是熱烈得過分，簡直是不適當的歡迎。我們倒是並不妒忌，也不羨慕，只是覺得非常厭惡。我發現，他正在想要讀一篇幽默故事——照著稿子念——我們感到好受了些，感到有了希望，不過還是非常心急。人們替他搞了一套排場，是狄更斯式的。他站在張著布幔的高架子後面，燈光自上面照射了下來。整個兒的這一套被搞得頗為時髦，留給人很深的印象。聽眾認為，他一定會講得非常有趣。因此當他開頭講了五六句的時候，人們都對他抱以信任，非常友好地笑了——笑得非常友好，搞得我們都挺難受的——我們感到非常灰心。不過我仍舊相信他會失敗，這是因為我看明白了他並不明白該怎樣去讀。 笑聲很快便鬆了勁，之後場內部分區域的笑聲便低落下去了，再後來，那些自發性的笑聲便消失了，之後笑聲就出現了間隙，這種間隙被拉得越來越長，越髮長了。在那之後就幾乎老是間隙和沈默了，只剩下那個未經訓練且又沒有活力的聲音還在嗡嗡作響。後來全場都死氣沉沉地坐在那裡，就這樣坐著有十分鐘之久。我們噓出了一口長氣。這口氣本應是對一個失敗的同行表示同情的，不過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為我們卑鄙而又自私，同全人類一樣。這裡我們所呼出的一口氣，是對這個於我們無害的兄弟的失敗所表示的滿意。他正在賣力氣，不過很掃興。不時地，他在用手帕擦臉。他那聲調和神情，似乎在對憐憫、慈悲和對救援進行哀求。看到這景像也真是挺慘。不過全場仍舊冷冰冰地、怪異地盯著他看。 牆上的高處掛著一隻大鐘。很快地，大眾的眼睛就開始盯向鍾面，而不再盯著讀稿子的人了。我們憑著過去那些慘淡的經驗，知道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麼。我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了。但是，很明顯的是，讀稿子的人還並沒有得到警告，還被蒙在鼓裡。這個時候已經接近九點鐘了——全場人中有一半都在望著那隻鐘，而那個讀稿子的人還在拼命地講。差五分九點的時候，一千二百個人共同站了起來，像一陣風那樣衝過走道，奔向大門！讀講稿的人被嚇呆了，那種目瞪口呆的狀態持續了有好幾分鐘，他驚恐地望著這正在退出去的隊伍，然後黯然地從講台上走了下來，一路上表現得失魂落魄。 那些經辦的人應該受到責怪。他們應該告訴他，近郊的最後一趟班車在九點鐘開車，到時候會有一半的聽眾要走。不管誰在台上講，他們都必須走。據我料想，從此，德科多瓦就再也沒有在公眾面前露過臉。 對於佩特羅廉·維蘇威·納斯比（洛克）我記得非常清楚。內戰剛開始時，他是在托萊多的《刀刃》工作。那家週報歷史悠久，生意興隆，非常受大眾的歡迎。他拋出了一封調子被寫得很合時宜的信，於是他立刻出了名。他堅持自己所倡導的東西，每週都會給那些同情南方的北方人以及民主黨人以鞭策。他所寫的那些信被到處轉載，自大西洋到太平洋，幾乎每個人都會看，每個人看後都會笑——至少除去沉悶的、有成見的民主黨人以及那些對南方抱有同情態度的北方人外，每個人都是如此。納斯比是突然間成名的。對於大家來說，這似乎像觸電似的。很快，人家就開始請他對一個連進行領導。他接受了，並準備直接開向前線。不過州長要比科納以及裴多菲這些政治上的能手聰明一些。他拒絕了為委派納斯比簽字，而是命他待在家裡。他說，納斯比在戰場上只不過是一個握著一把刀的戰士，僅此而已，而在家裡，他拿起筆便成為一支隊伍——並且配備重砲！納斯比屈服了，繼續寫著他那驚人的信。 我到哈特福德進行訪問時，才第一次同他見面。我記得那似乎是內戰結束後的三四年，歌劇院裡到處是人，都是來聽他講《詛咒卡南》的。兩三年以來，他在台上一直都是在講這個同樣的題目——其他的什麼都沒有——在他嘴裡過了足有幾百遍。可是即便是如此，現在如果不是看著手稿，他還是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除去開頭那一句。當他出現在台上時，只聽見一片歡呼聲。不過他沒有停下來鞠躬，或者是憑藉其他的什麼方式來對大家的歡迎進行感謝，而是徑直走到宣讀手稿的桌子邊，打開了書夾子，他的神態立刻僵化起來，在一個半小時裡，除了翻書之外，他幾乎一動都沒動——身子微微向桌子傾斜，左胳膊似乎是一根被牢牢撐著的樹樁，右膀子則橫放到桌子上。每隔兩分鐘，他的右胳膊便要朝前揮動一次，翻一頁書，然後再次放到背後去——整個動作令人聯想到一架機器，一架有規律地進行循環往復，敏捷而又準時的機器。你簡直都能夠想像得到你聽見了它所發出的叮噹聲。他是個彪形大漢，身形魁偉，穿得土里土氣，所以看起來笨頭笨腦的，像個樸實的老農。 我充滿好奇地聽他開始講話，他並沒有讓我等太久。他將左胳膊一撐，右胳膊放到背後，然後便俯下身來照著講稿，將臉稍微揚起，看了聽眾一眼，像牛叫那樣吼道：“我們都是祖父傳下來的。” 在那之後，便一直吼到底。在不斷的歡呼、大笑聲中，一味地講下去，對那些歡呼和大笑絲毫沒有在意。他的演講，就像一發發對準了目標的子彈，朝著蓄奴勢力和北部為蓄奴進行辯護的人展開了猛攻。他的成功在於講話的內容，而不是講話的方式。因為他的講話沒有任何技巧，除非他那極端鼓舞人心的真誠也可以被稱為技巧。他剛講完便轉身走下講台，就像對背後所爆發的歡呼聲無動於衷那樣。 他的身子結實得簡直像頭牛，體力和耐力都像個角斗選手。當時的快車不多，有一次，他轉車脫了班。為了不至於將哈特福德約定的講演耽誤了，他坐“牛車”走了一整天外加大半個夜晚——而當時又正值隆冬季節。下了牛車，他便直接趕到講台上，都沒有吃中飯，不過一上講台，他便聲若洪鐘，絲毫沒有倦意。他坐下來同我聊天，吃晚飯，直到半夜，到了最後還是我認輸了，而不是他。他和我說，在第一個季度裡，他每個月要有二十五個晚上朗讀他的《詛咒卡南》，這種狀態持續了九個月。在我看來，沒有任何一個演講人將這紀錄打破過。 他說，自己連續二百二十五個晚上重複地進行演講，結果是開始講的話他根本不用看著稿子便能背出來。有時候，如果膽子大一點，甚至可以這樣一干到底，而且還會引發另一種情況。長期在外演講後回到家裡，傍晚靠著壁爐邊坐著邊默默地想，突然間鐘鳴八下，將他的沉思打破了，他習慣成自然，不自覺地便大聲喊了起來：“我們都是祖父傳下來的。” 1861年夏天，奧里昂和我乘坐搭客馬車橫貫大陸，並在大鹽湖城停留了兩三天。我已經記不清那時候誰是猶他準州的州長了，不過我記得當時他不在那裡——準州州長經常會有這樣的習慣。他們只不過是些政客，來邊遠的地方吃苦頭的目的是為了將州建起來，然後自己以參議員的身份回來。不過當時州長的職務是被準州秘書弗蘭克·富勒代理的——當然他也被稱為州長，就像奧里昂在得意時因為奈州長不在職就得到這種臨時的稱號那樣。在民主國家裡，人們得到的榮譽稱號，哪怕是由於偶然機會得到的，並且僅能夠使用48個小時，那也是永久的，就像是天堂裡所具有的永久性一般。從此，你就再也去不掉這些稱號了。只要你做了一周的治安法官，那便永遠是“法官”。在7月4日爆發的某次戰役中做過民團少校，那便永遠是個少校。純粹是因為誤會，而在無意中被稱為“上校”，那麼這個人便終身都會頂著這個稱號。我們對稱號與門第的崇拜是發自內心的，但口頭上都對它加以嘲笑。這就是屬於我們的民主權利。 是的，富勒是代理州長，他讓我們在大鹽湖城休息的那兩三天過得很快樂。他精明能幹，積極進取，並且對當前的所有事情都感興趣——不僅是感興趣，並且如果值得的話，他的興趣還要比一般人的大五倍，甚至是十倍——真是個充滿生氣的人。 在這以後的五六年，我一直生活在太平洋沿岸。 1867年1月間，我取道地峽回到美國。到達紐約後，我見富勒正在忙什麼事。見到我他很高興，想將我介紹給他的妻子認識。過去，我沒有聽說他已經娶了妻子，也並不知道他已經有了一個妻子。好吧，在他的介紹下，我認識了他那甜蜜且又文靜的妻子，她特別殷勤、可愛而又厚道。然後，令我更加大吃一驚的是他又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幾個女兒。她們真是他的女兒，落落大方，還結過婚了——他並沒有說結了多久。喔，富勒可真能嚇人。要是他給我看的是幾個小孩，那還差不多，比較合情合理。但他看上去特別年輕，不像有那麼大孩子的人。我猜不透其中的秘密，也便隨他去了。很顯然，這是一個能夠用來說明如果境遇順利，得天獨厚，那就看不出已經上了年紀的很好的例子。 富勒州長——很自然地，他在紐約的朋友們都這麼稱呼他——那時候他正熱衷於一項愛好。他每天都有一樣愛好，而且總是對其非常熱衷。他說我必須挑選一個在全紐約都是最大的大廳，在那裡就夏威夷群島來作一次演講——還說人們肯定會愛聽我講話，甚至會聽得如痴如醉。這個人精力充沛，非常有魅力。他曾經一度差點將我說服，以為整個紐約都會如痴如醉地聽我演講。可是我畢竟有點自知之明，並且我深知，紐約人從來都沒有聽我講過話，也從來都沒有想要聽我講話，也不願意聽我講話——但是這個人卻差一點兒將我說服了。我反對他的主張，一旦他在我心中所鼓起的那種熱情冷落一點時，我便會表示反對，並且是不停地反對，不過這樣還是沒用。富勒確定我立刻就能成名，並且不用費吹灰之力。他說，所有的一切都交給他來辦——所有事都交給他來辦好了——只要我去旅館，坐下來，舒服地待著——十天之內，他便會將名聲以及財富都放到我的腳下。 我無可奈何並且有點兒動心了，但是還沒有完全的神誌不清。我請求他找一個小禮堂，將票價降到小節目的水平。可是沒有用，他一點兒都沒有聽進去——說是要訂一家全紐約最大的大廳。他想要訂庫珀學院底樓的大廳——共有三千個座位，還能夠站一千五百人。他說，大廳將會被擠得爆滿，門票一塊錢一張；人會特別多，直到擠得透不過氣來，所以他不妨要價兩塊錢一張。喔，他熱衷自己的計劃到如此程度。他便這麼幹起來了。他還說，這用不著我花什麼錢。我說，這樣恐怕賺不到什麼錢吧。他說：“沒事。如果賺不到錢，那就是我的事。如果賺到錢，那就是你的。如果賠本，損失就由我來承擔，與你沒有任何關係。” 他將庫珀學院租了下來。並按照慣例為這次演講做了廣告——在報上的廣告欄裡寫了一小段。如此這樣連續三天之後，我沒有聽過哪個人或是哪家報紙說過關於演講的話，我有些局促不安了。他說：“喔，這個在私底下醞釀著。表面上你是看不出來的。”他說，“隨便它吧，會起作用的。” 好吧，我同意讓它產生作用——大約直到第六天和第七天。再過三四天，演講就將開始了——不過我仍舊不清楚私底下產生作用的情況，所以心裡面滿是疑慮和不安。我去找了富勒，讓他務必更加努力弄廣告才好。 他說他是要弄的。他弄了一桶印好的小東西，那種能掛在繩子上的，每一扎有五十份。是準備用在公共馬車上的。每一節車上都能夠看到這些東西在飄蕩。我心裡很著急，不由得尾隨著這些車子轉了一圈。我有一兩天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只坐在車子上，從紐約的一頭到紐約的另一頭，看著這些東西晃過來又晃過去的，等著看有什麼人將它拉下來讀一讀。可沒有人動手——至多只有一個人。有個人將它拉了下來，對他的朋友說：“那個有關夏威夷群島的演講的演講人馬克·吐溫是誰啊，我一點兒都不清楚。”他隨手將它一扔，轉換了話題。 我不能再跟車到處轉了，我膩味了。我找到富勒，和他說：“富勒，那天晚上的庫珀學院除了你和我不會有其他人。這下全都損失啦，我們只能將票子免費送人。必須要想些辦法出來才好。我簡直要自殺了。如果有膽量，有工具的話，我就自殺算了。”我說，“富勒，一定要客人免票將大廳擠滿不可了。你非得弄成送票不可。非要如此不可。要是進去後場子空空的，人家對我既不熟悉，也沒聽說過，也沒坐過車子，沒有見過車上那些晃來晃去的東西，那我肯定得死。” “嗯，”他還是熱衷於自己的那一套，“讓我來辦吧，肯定能辦好。我來讓客人免票將大廳擠滿。你登上講台時，一定會發現全場都是那些上等的聽眾，他們的文化水平最高，以前無論是誰演講時都沒見到過他們。” 他說到便能做到。他將一籃子一籃子的免費票送給紐約四周方圓三十英里以內的全部公立學院的老師——他像洪水那樣將免費票潑給他們——到了那個晚上，那些人都來了。庫珀學校連那些人的三分之一都容納不下。七點半時，演講開始了。我心急的不行，七點便去了。我一定要去。我真想在死之前去看一眼那空蕩蕩的“大鐘乳洞”。不過等我走近那個大樓時，便發現距離它差不多四分之一英里的所有街道上都擠滿了人，交通也被堵塞了。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些人都想要擠進庫珀學院。不過事實上正是如此。我繞到了大樓的北面，從舞台後門走了進去。千真萬確，座位上、過道上以及舞台上，到處都被神采奕奕的人們擠滿了，都是從文化中心搜羅而來的——從學校來的。我費了好大力氣才穿過了舞台上的人群。等我走了過去，並在聽眾面前站好時，舞台上已經被擠得滿滿的，甚至連一個小孩子的位子都沒有留下。 我非常高興，興奮得簡直無法形容。我酣暢淋漓地將夏威夷群島給這些人講了一遍。對我講的所有內容，他們都報以大笑以及歡呼。一個小時又十五分鐘，我真的就像是身處天堂。每看聽眾一眼，我便流露出一些神賜的歡樂——最後結算確定，全場共收入三十五元錢。 富勒還是那麼興致勃勃，似乎他所預言的名聲以及財富都實現了。他實在是高興，實在是陶醉。幾天以來，他的嘴就沒有停過。 “啊！”他說道，“財富並沒有進來——這個並沒有進來——沒有什麼，以後會來的。名聲早已有了，馬克。啊！在一個星期之內，你就要變成整個美國最著名的人物啦。這是莫大的成功，不是失敗。” 這個插曲花了他至少四五百塊錢，但他從來都不提一個字，還是那麼快樂和得意，那麼驕傲和愉快，似乎他將傳說中的金蛋生下來並孵化成功了。 關於名聲他倒說對了。借助於這次演講，我的確得到了一些名聲。紐約的報紙對這次演說進行了稱讚。地方報紙便將這些讚美之詞轉載了。鄉下的演講會——這時候，當年的演講制度正處於全盛時期——便開始對我發出邀請了。我聽任雷德帕思的安排。演講季節的尾聲被我趕上了。我到了西部，每晚講一次，每次一百塊錢這種狀態持續了六個星期到八個星期——於是我認為，先前的預言在如今都得以實現了。我得到了名聲，也得到了財富。我並不認為這些細枝末節都表述得正確，不過這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實就是那樣。我是說，我已經記不清是在那一年還是在第二年作的旅行演講。不過關鍵的問題是我開始這樣做了，而且能有這樣做的機會，恰好是這個莽撞的弗蘭克·富勒與他那個瘋狂但不朽的計劃所創造出來的。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38年或者39年前了。自這之後，我曾有兩三次遇到過弗蘭克·富勒，每次的間隔總是若干年，碰到一起的時間非常短——只有一會兒，僅此而已。不過他卻一直都是那麼年輕，從來都沒有一根白髮，也沒有絲毫老相。一直是那樣熱情，總是活得非常高興。去年秋天，他的小舅子慘遭暗殺。很明顯強盜是躲在湯普森先生的屋子裡面，然後在晚上用棍子將他打死的。兩個月後，我在街上遇見富勒，他看起來很老，非常老，特別憔悴，一副倒霉相，我簡直認不出他了。他說自己的妻子因為兄弟的慘死幾乎被嚇死，神經脆弱得簡直活不了幾天了——於是我和他一塊兒去看望她。 她坐在沙發上，直挺挺的，四周用枕頭墊著，每過了一會兒，就將腦袋在枕頭上靠靠。呼吸也很困難。我見了很難過，因為我已經看到過很多次這副模樣啦。克萊門斯夫人這樣坐著有兩三個月之久，日夜如此，掙扎著進行呼吸。服了鴉片後，困了，或是實在太累了，便將腦袋靠在枕頭上，同富勒太太一樣，然後打打瞌睡，每次差不多有兩三分鐘。 從此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富勒太太。三天后，她便永遠安息了。 作為公眾的一種娛樂形式，所謂的“朗誦會”，在我看來是由查爾斯·狄更斯首創的。他於1867年將這個念頭自英國帶到這裡。他在本國將這個弄得非常流行，又將它在美國弄得為大家所接受，所歡迎。他在什麼地方講，那個地方便被擠得滿滿的。僅僅一個季節，他就賺了二十萬塊錢。那一季裡，我聽過一次他的朗誦會。那是十二月份，在斯坦韋大廈，那是我一生中最為走運的一次——不是說錢的方面，我並沒有想到錢。這次在我的一生中是真正的走運，它令我的一輩子都得到了幸福。這天，我去聖尼古拉斯旅館看望我那“教友市號”之行的朋友查利·蘭登，經人介紹，我認識了他那靦腆、甜蜜且又可愛的妹妹。我陪著他們家的全部成員去參加狄更斯的朗誦會。那是在四十年前了。從那一天起，他的妹妹就從來都沒離開過我的心房。 狄更斯先生對他已經出版的作品中的一些場面進行朗誦。我在自己的座位上遠遠看去，發現他個子矮小，衣著有些古怪，相貌不凡。他身穿天鵝絨的黑色上衣，鈕扣上還別著一朵紅豔的大花。他站在那裡，在他的上面是紅色的布幔，布幔後是一溜強烈的燈光——通常，藝術家們是這樣安排的，將強烈的光集中到一個目標上。狄更斯的聽眾們坐在非常舒適的微明燈光下，而那些隱蔽著的燈則強烈地投射到他的身上。於是他便在這明亮的燈光中進行表演。他對那些生動的段落進行朗誦，讀得有力並且動人，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這是因為，他不僅是讀，而且還在表演。讀到斯蒂爾福思喪命的暴風雨那場，他讀得是那麼活靈活現，動作又是那麼有力，當時的境況可以說是全場一片狂熱。 狄更斯開創了先例，別人便也跟著來了。不過在我的記憶中，別的人至多也只不過是一度有所成就罷了。過了一陣之後，公開朗誦便過時了，直到狄更斯開創先例的二十多年之後，才又恢復起來。在這之後，又一度興起，支撐了一段時間。這奇異且又拙劣的行業，被稱為作家朗誦會。上蒼看夠了這類造孽的事之後，作家朗誦會也便不再興風作浪，而是讓世人過太平日子了。 演講和朗誦非常不同。演講的人只是憑藉記憶發表演講，而不用筆記、手稿或是書本。在冬天四個月的整個演講季節中，每個晚上都在重複講相同的內容。當1868年我加入演講行列時，演講風已經在全國各地流行了許多年了。那個時候正值演講的極盛時期。每年的閒季，每個市鎮都會有公民組織為即將到來的冬季演講進行安排。他們自波士頓演講辦事處的名單中來挑選演講人，並根據市鎮大小以及付費能力來挑選。每組通常要講八場或者十場，唯一的條件便是能夠付得起費用，並且不要求在季末收支平衡。特別小的市鎮只能邀請那些五十塊錢一級的男女演講人來對付一下，再加一兩個每位出場費一百的二流明星來吸引聽眾。大的市鎮僱用的全是出場費一百的男女演講人，外加約翰·勃·高夫、安娜·迪金森、溫德爾·菲利普斯、亨利·沃德·比徹來吸引聽眾。大城市僱用的則全是這些名牌人物。安娜·迪金森的出場費是一晚四百，亨利·沃德·比徹以及高夫同安娜·迪金森一樣，不索價五六百就不錯了。溫德爾·菲利普斯的出場費我已經記不清了，總之是高的。 我前後共三個季節都參加了演講——時間持續得相當久，久到足夠讓我學會這一行了。然後顛沛流離了半生，我為了自己的新婚生活，在家住了十四五年。同時，投機商以及孜孜求利的人則將僱用演講人的這個行當撿起，企圖藉此發財。短短的五年間，他們便扼殺了這個行業。 1884年，我重新回到了演講台有一個季節之久。在這之前那份愉快而又莊嚴的沉默已持續了十年之久。這十年間已經有一代新人出現了，他們對演講以及朗誦一無所知，既不明白該怎樣去對待，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這些沒有經受過訓練的新兵是些很難對付的聽眾。凱布爾和我同他們打過交道，都感覺非常棘手。 凱布爾孤身一人在全國各地對他自己寫的小說進行巡迴朗誦，前後已有三年之久。開頭朗誦得非常成功，因為他是這方面的天才。不過不幸的是後來他為此而向一位雄辯術教師求教，等到他能夠登台進行演講時，他所受的教育已經很好、很徹底了，以致他剩下的只有戲劇性和做作，同他早先那種無知而又光彩的年代相比，他受聽眾歡迎的程度，已經連一半都沒有了。過去，我從來都沒有將朗誦當成行當，很想試一試。我雇了龐德少校帶領我走向全國，付給他一定數量的手續費。我還聘請了凱布爾作我的助手，每週六百塊錢。就這樣，我們出發了，開始了我們的冒險行動。 這件事是多麼的可怕啊！至少開始是這樣的。朗誦的材料我挑得非常好，不過卻沒有認真研究過。我認為只要像狄更斯那樣去乾就可以了——在講台上照本宣科。我這樣乾了，弄得笨頭笨腦的。書面的東西是生硬而又刻板的文學形式，不適宜於用來口頭演講——口頭演講的目的只在於娛樂，而不是為了教訓。這些文字必須要被加以調整、拆散以及通俗化、日常口語化——否則全場便都會感到厭煩，而得不到娛樂。一個星期後，我乾脆將書本扔到了一邊，再也不帶它上講台了。不過同時，我記熟了這些東西，這樣我在講台上講時就變成了流利的講話，原先那些拗口而又程式化的東西全部沒有了。 有一次朗誦，所用的材料是《艱苦生涯》中一章中的一段，那一段被寫得非常誇張。我為這段文章起了個“他祖父的老公羊”的題目。我在心裡將所講的內容事先記住了，到講台上又改變了一些，後來又連續幾夜繼續進行修訂。這樣，從開始害怕面對聽眾講，到喜歡講、樂意講。在幹完這個季節的工作後，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變化會有多大。我一直都沒有想到，直到十年或是十一年以後，有一個晚上，我在紐約的一家客廳裡將這本書撿起，讀給提出這個要求的十幾個男女朋友們聽。不過讀不下去，也就是說，如果大聲地讀是無法讀下去的。我磕磕巴巴地讀了五分鐘，最後終於放棄了努力。我說，不妨就我自己的記憶所及，講一下這個故事罷。結果是幸虧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