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三篇我的婚姻生活

1870年的二月初，我同奧利維婭·勒·蘭登小姐結婚了，於是，我便住到了紐約市的布法羅。明天我們便結婚三十六週年了。我妻子在連續害病長達二十二個月以後，於一年八個月前去世了，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 我是在見到她的象牙雕像時和她首次見面的。那是1867年的夏天，在停泊在斯米爾納海灣的“教友市號”上屬於她哥哥查利的特等艙裡。那個時候她二十二歲。首次見到她的本人，是於當年的十二月，地點是紐約。她是個苗條而又美麗的少女。她既是少女，又是婦女。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始終都既是少女，又是婦女。她的外表莊重而又文靜，但卻燃燒著同情、忠誠、精幹、熱忱以及浩瀚的愛的火焰，這火焰永不熄滅。她的身子骨一直都是虛弱的，依靠她的精神力量在支撐著，她那顆滿懷希望以及勇氣的心是沒有什麼能夠摧毀的。

她十六歲時在冰上摔了跤，引發了局部癱瘓，便成了個病人。從那之後，她便一輩子都沒有再次強壯起來。這次摔跤之後，她有兩年都不能下床。除了臉向上躺著之外，也不能用別的姿勢睡覺。那段時間，幾乎所有名醫都被請到埃爾邁拉來了，不過都沒有什麼效果。當時，牛頓醫生的名字在左右兩個半球都為人們所熟知，兩個半球的人都認為他是吹牛大王。他非常神氣地遍歷美國各地，那整個就是君王氣派，當然更像個玩馬戲的。經常是人到之前的幾個星期，原本呆板沉悶的牆上就出現了大幅的彩色招貼和他那令人生畏的畫像，宣告著他即將來臨。 一天，蘭登家的親戚安德魯·蘭登到她家裡來說：“你們試過那麼多人了，現在可以試試那個吹牛大王牛頓醫生。他來了，住在拉思本大廈。他為有錢人看病要大價錢，給窮人看病則不要錢。我曾經親眼看見他將手在傑克·布朗的腦袋上揮了揮，然後將他的拐杖拿走了，讓他去做自己的事，就好像任何病都沒有那樣。我親眼看見他將其他的一些跛子治好了。他們可能不是真正的跛子，而只是想臨時冒充做做廣告罷了。不過傑克的倒是真事。還是將牛頓請來吧！”

牛頓到了。他看到那個年輕的姑娘躺在那裡。在她頭頂上的天花板上，向下懸掛著一具轆轤。那具轆轤被掛在那裡好長時間了，只是沒被用過。將它掛在那裡是希望能夠靠這個設備，讓她每過一會兒便坐起來休息一下。不過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每次想讓她坐起來的時候，總是引起她的嘔吐，將她搞得筋疲力盡，最好只得作罷。牛頓將已經關了很久的窗戶打了開來，作了一個簡短而又熱誠的禱告，然後將一隻胳膊放到她的肩膀上說：“孩子，現在我們坐起來吧。” 他的這句話嚇壞了全家人，他們想要阻止他，不過他不動聲色地將她扶了起來。她坐了幾分鐘，沒有作嘔，也沒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後牛頓說：“孩子，現在我們來走幾步。”他將她扶下床，攙著她走了幾步。然後他便說：“我只有這麼多本領了。她的病還沒有被完全治好。她的樣子似乎是治不好了。她永遠也不可能走得太遠，不過每天練習一下，她能走一兩百碼，並且終生都能保持這樣。”

他要價一千五百塊，實際上的價值足有十萬塊。因為，自她十八歲的那天開始，直到五十六歲為止，她總能走幾百碼，並且中途不需要停下來休息。有好幾次，我看見她走了四分之一英里還不怎麼感到疲勞。 在都柏林、倫敦或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牛頓總是不時地遭到群眾起哄。在歐洲和美國也經常這樣。可是蘭登家和克萊門斯家因為感謝他的恩情，從來都沒有對他起過哄。過了好多年之後，我見過一次牛頓，還問過他，他的秘密何在。他說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可能是他身上發出什麼電來，治好了病。 絕對的真誠、忠實和坦白，這些品性都是我妻子生來就有的。她對人、事的判斷是可靠而又正確的。她的直覺從來都沒有欺騙過她。對朋友以及陌生人的品性與行為進行判斷的時候，她總是留有仁慈之心，並且這種仁慈之心從來都沒有失誤過。我曾將她同成百個人進行過比較和對照，認為她的品性是我遇到的所有人中最完美的，這種信念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我還可以說，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她是最被人喜愛並且很莊重的人。她的品性與脾氣是屬於那種不僅被人崇拜，並且叫人家不得不崇拜。那些值得留下來的佣人，沒有一個離開她的。因為她只要看一眼，就能將這些人挑選得非常妥帖，所以只要是她挑出來的佣人，就幾乎都是值得留下來的，並且實際上她們也都留了下來。

她總是很高興，並且總是能夠將高興的心情感染給別人。在我們那九年貧困、負債的日子裡，她總是能夠將我說服，讓我不要絕望，要能夠於茫茫迷霧中見到光明的一面，並且她的確設法讓我見到了光明。那些日子裡，我從來都沒有見到過她對我們的處境變化有一句怨言。孩子們也從未見過。她對她們進行了教育，並且她們也從她身上學到了她那堅韌不拔的品格。對於她所熱愛的人，她的那種愛簡直就成了崇拜，而人家也以同樣的崇拜來回報她——親戚、朋友以及家裡的佣人們都是這樣的。 結婚可以說是令一種奇異的結合凝聚到一個人身上——她的脾氣、品性和我的脾氣、品性。她在接吻中、擁抱中，以及慕戀的話語中，傾注了熱戀的心情，她那無比豐富的語言往往令我大吃一驚。在慕戀的語言以及愛撫方面，我天生保守，而她向我身上傾注這些的時候，卻像是夏天海上的波濤那樣衝擊著直布羅陀海峽。我的成長環境是保守的。這一點我在前面提到過，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我的家人們彼此接吻，只有一次除外，並且那還是在垂死的病床上。我們村子裡也沒有接吻的習慣。接吻和愛撫在求婚的時候宣告結束——那一天那要命的鋼琴聲也是一樣。

她喜歡像少女那樣天真無邪地大笑。這樣大笑的次數不多，不過她這笑聲簡直就像音樂那樣迷人。我最後一次聽到她的笑聲是在她臥床一年多的時候，當時我還將這件事記了下來——只可惜那是最後一次了。 明天就是我們結婚三十六週年的日子了。我們的婚禮是在紐約埃爾邁拉，她父親的家裡舉行的。第二天我們便乘專車前往布法羅，與我們同行的有蘭登全家，比徹家以及特威切爾家的人。他們過來參加了我們的婚禮。我們則要住到布法羅去，我要到那裡去做布法羅《快報》的編輯，同時也成為這份報紙的一個主人。對於布法羅，我一無所知，不過我給一個朋友去了信，請他幫我們安排了一個家。我要他找一個既是編輯的低薪所能負擔得起，又比較像樣子的公寓。晚上九點鐘，他們在布法羅車站接我們。我們分別坐到了幾輛雪車上，然後，在我看來似乎是走遍了整個美國——很明顯，我們簡直走遍了全部的大街小巷——我很不客氣地將我這位朋友責怪了一番，怪他找了一個沒有準確地址的公寓。不過此中是有個計謀的哩——新娘是知情的，我卻被蒙在鼓裡，她的父親傑維斯·蘭登為我們買了一座新房子，房子就位於時髦的特拉華大街，並且將家裡都佈置好了，還安排了一位廚師、數名女僕，一個很精神的年輕愛爾蘭車夫，他的名字是帕特里克·麥卡勒——而我們在全市到處轉悠的目的就是為了能有充裕的時間讓一雪車人先趕往新房點起煤氣灶，將大夥兒的晚飯準備好。最後，我們終於到了，當走進這個仙境的時候，我不禁憤怒到了極點。我沒有絲毫保留地對我那位朋友的蠢舉進行了責備，因為他為我們安排了這樣一個讓我無力負擔的公寓。這個時候，蘭登先生取出了一隻精緻的盒子，並打開了它，將這座房子出讓契約拿了出來。就這樣，一場喜劇高興地收了場，於是我們便坐下來吃晚飯了。

半夜的時候，客人告辭了。將我們留在了新居。廚師埃倫進來問我們明天早上要買些什麼菜——但是我們兩個人誰都不知道牛排按桶賣還是按碼賣。我們的愚昧無知一下便暴露了出來，而埃倫則充分地將愛爾蘭人的那種高興勁兒表現了出來。那個年輕的、很精神的愛爾蘭人帕特里克·麥卡勒走進來問我們第二天的安排——這是我首次見到他。 聽起來似乎一切都非常順利、輕快，沒有遇到任何不順當的事，但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的。我求愛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三四次求婚都被她拒絕了。我在旅行演講中四處流浪，不過我每隔一陣就會設法到埃爾邁拉來進行圍攻。有一次，我從查利·蘭登手中搞到一份邀請書，能在她們家裡待一周。這一周是愉快的一周，不過最終期滿了。我沒有辦法將邀請延期。我能夠設計出的花樣看起來根本騙不了人，甚至連我自己都欺騙不了。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騙不了時，要想騙人家是非常困難的。不過運氣終於到來了，而且來自於一個最為意料不到的地方。千百年來，總是有類似的情況，今天也是如此——天意從中插了一手。

我預備離開這裡去紐約了。一輛雙馬敞篷馬車停在了大門外，我的箱子已被裝到了車上，車夫巴尼手握馬鞭坐到了前座。那是晚上的八九點鐘，天已經黑了。我在門廊上同他們一家人告別，查利同我走了出來，爬到了馬車上。我們坐到了馬車夫後邊靠近車尾的座位上。這個座位是臨時替我們張羅的，扣得不是很結實。對於我來說，這可真是個好運氣啊！對於這種情況當時我們毫不知情。查利正抽煙。巴尼用馬鞭子輕輕碰了馬一下，馬突然向前一跳。查利和我被從車子後邊甩了出去。一片黑暗當中，他雪茄頭上的那點紅光在空中劃出了一條曲線，這我看得非常清楚。在一片朦朧當中，唯一能看清的也就是這個了。我的頭頂剛巧碰到了石頭上，開始我只是直挺挺地站了一會兒，不久便倒在地上，昏了過去。對於一個從來都沒有對這一手進行過演習的人來說，那個昏迷簡直太像了，那是一個圓石砌成的小溝，正在修理當中。我的腦袋碰到的是四塊圓石連結成的凹槽。凹下去的地方被新沙填滿，恰好成了個墊子。我的腦袋沒有碰到其中的任何一塊圓石。我沒有受傷，甚至根本就沒有被碰到，一點事都沒有。

查利摔得不輕，不過他只關心我，對於自己的傷勢如何一點都不清楚。全家都湧了出來。最前面的是西奧多·克蘭，他手中拿了裝著白蘭地的曲頸瓶。他將酒倒進我的嘴裡，嗆得我非常難受，但是我仍舊裝成昏迷不醒，症狀不見減輕的樣子。這些我很拿手。聽到被人在我身邊傾訴憐憫的話，是特別愉快的。這是在我的一生中那五六次最幸福的時刻之一。期間沒有發生什麼能夠干擾以及破壞這一時刻的事情——除了我沒有受傷，很怕遲早會被發現，縮短我作客的時間之外。我的身子很重，需得巴尼、西奧多、蘭登先生和查利共同用力，才能將我拖到屋裡去。不過最終還是拖了進去。到了屋裡，我認識到這就取得了勝利。我在屋裡了，可以穩穩地在一定的時間裡成為她家的負擔——至少是需要一段時間的，這是老天的安排。

他們將我按到了客廳裡的一張座椅上，然後就去請了家庭醫生。這位上了年紀的可憐蟲，真不應該將他從床上拽起來，但是這是正經事啊，更何況當時我實在是昏迷了，以致無法阻攔。克蘭太太——喔，她三天前來到了這家，頭髮花白了，還很漂亮，為人是一貫富有同情心的——她拿來一瓶類似燃燒液體的東西，是專門治療跌打損傷的。不過我心裡清楚，我的傷處將會是對這個藥物的嘲弄。她將藥水倒到我的頭上，還一邊用手撫摩，這烈性的東西就沿著我的背脊骨向下淌，一英寸、一英寸地往下滴，叫人感覺就像森林失火了那樣。不過我卻很滿意。當她累壞時，她丈夫（西奧多）便主張讓她休息一會兒，讓莉薇代替她來進行撫摩。這簡直太好了。如果不是為了這個，我本會立刻就恢復過來的。但是，如果莉薇來撫摩的話——如果他們繼續不停撫摩的話——我直到今天還會繼續昏迷不醒哩。啊，那撫摩簡直太令人高興了，太舒服了，太迷人了，甚至連佩里·戴維斯的止痛藥這種烈性的新藥所引發的火氣，也能夠被消除得毫無踪跡啊！

隨後那位老家庭醫生便趕到了。他開始老練地診斷起來——他開始到處尋找跌打損傷和腫塊。最後宣布說，沒有損傷。他說，我只需要睡上一覺，將這次遭遇忘掉，第二天早上便沒有任何事了——不過事實卻不是這樣的。第二天早上，我並不是沒有任何事。我不打算沒有任何事，我離沒有事還遠著呢。但是我說，我只需要休息，用不著麻煩這位醫生了。 這件事令我待在他家的時間整整延長了三天。這可幫了我大忙。我的求愛計劃得以向前推進了好幾步。等到下次來這兒做客時，事情便大功告成了，我們有條件地訂了婚。這個條件便是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 在首次單獨談話中，蘭登先生便提醒我要注意一件我自己早已留心的事情——這便是我簡直是默默無聞，除了查利之外，周邊的人誰都不認識我，而他又太年輕，看人還不是很準。蘭登先生對我說，我來自大陸那邊，只有那邊的人才能夠對我為人的品性進行證明，這是說假如我還能找到證明人的話——因此他讓我提供查詢的人。我提供了。於是他說，現在，我們可以暫時到此為止了，我可以離開，等他去信給那些人，收到答復後再說。 一段時間之後，答復來了。他便找我，再一次進行了單獨的談話。我將六個著名人物介紹給了他，其中有兩個傳教士（都來自舊金山）。他自己給一個銀行會計寫信，早年這個人曾經做過埃爾邁拉主日學校的監督，與蘭登先生非常熟悉。結果便是前景不妙。所有的這些人都過分老實。他們不但提起來的時候不贊成，並且還熱心得非常過頭，沒有必要。有一位教斯特賓斯教士和前主日學校監督（但願我能記得住他的名字）還添了一筆到他們作證的黑信上，說將來我會對醉鬼的墳墓進行填補。這正是人們經常可以見到的預卜終身的一個例子。填補的時限也沒被規定。該等多久也沒有說。我一直等到瞭如今，不過這填補之說似乎還是非常渺茫哩。 讀過這些信後，談話有了片刻的停頓，氣氛悲涼而又肅穆。我找不到任何話題，很顯然，蘭登先生的情況也是如此。後來，他抬起了他那漂亮的頭，用他那明亮而又坦率的眼睛將我盯住，說：“這些人是什麼樣的？在這世界上你有一個朋友嗎？” 我說：“很顯然沒有。”於是他說，“我來做你的朋友。姑娘給你。同他們相比，我更懂得你。” 於是我的命運便這樣戲劇性地、幸福地被決定了。後來，他有一次聽到我友愛、欽佩而又熱烈地提起了喬·古德曼，就問，古德曼住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他說很遠，在太平洋的沿岸。他說：“啊！他似乎是你的朋友！對嗎？” 我說：“對啊，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那麼，”他說，“當初你究竟是想到了什麼啊？為什麼從沒向我提起過他呢？” 我說：“因為他肯定會像別人那樣徹底地撒謊。別人光說我邪惡，古德曼則會光說我的美德。你所要的自然是不帶偏見的證明。我清楚，這個你從古德曼那裡是無法搞到的。我的確相信，從別處你可能搞得到，甚至可能你已經搞到了。不過肯定不會像我所希望那樣誇獎一番。” 我們是在1869年2月4日訂的婚。訂婚戒指非常普通，不過金子的分量還是很重，裡邊刻著訂婚日期。一年後，我將戒指從她手上取了下來，準備改成結婚戒指，將結婚日期刻到裡邊——1870.2.2。從那以後，這枚戒指便時刻都戴在她的手指上。 在意大利，死亡令她甜蜜的臉上那份早已逝去的青春又恢復了。她躺在那裡，美麗而安詳，就像當年當姑娘做新娘時的樣子那樣。人家想將她的戒指從手指上取下來，交給孩子們保存。但是我將這樣褻瀆的事阻止了。戒指便隨她一起下葬了。 我們訂婚後不久，我的頭本書《傻子國外旅行記》的校樣便陸續寄到了。她同我一起校，她還對校樣加以編輯。這一天開始，她便成了我忠實的、賢明的而又不辭勞苦的編輯，直到死前的三四個月——前後共達一個世紀的三分之一以上。 我們的頭個孩子蘭登·克萊門斯生於1870年11月7日，他只活了二十二個月。孩子得病的責任全在我。他媽媽讓我照看孩子，我則帶著他坐敞篷的四輪大馬車出去透氣，出遊了好長時間。那是一個陰冷的早晨，但是他被用皮衣裹得很好，如果在細心人手裡，他是不會有問題的。不過很快我便沉浸到了默想之中，將該管的事情忘得一干二淨。皮衣掉了，孩子光著腿露在了外面。後來被馬車夫發現了，我將孩子重新裹好，不過已經遲了，他已經幾乎被凍僵了。我急忙趕回家，被自己所干的事嚇呆了，對可能會產生的後果也感到非常害怕。我一直對那天早上自己所做的對不住人的事感到羞愧，能不想就不去想它。至今我還懷疑自己當時有沒有勇氣去承認這件事。在我看來，很有可能直到此刻之前，我都始終沒有承認過。 蘇西出生在1872年3月19日。在幼年時期，她總是到紐約的誇裡農莊上過夏天，那個農莊位於埃爾邁拉以東的山上。其他季節則住在哈特福德家裡（1871年10月，我們搬到了哈特福德，不久後在那裡造了一座房子）。像其他的孩子那樣，她活潑、快樂，並且愛玩兒。與一般的孩子們所不同的是她時時喜歡在內心思考那些困擾人生的事以及自古以來令那些好問的人們同樣迷惑不解的事，想要找出其中深藏的意義。一個七歲的小孩子，就能夠對人世那短暫的逗留中所不停遭受不幸和被逼得發狂的情況表示感到壓抑以及困惑不解，正像開天闢地以來，那些比較成熟的心靈也曾經為此而感到壓抑以及困惑不解一樣。成千上萬的人生下來後，辛勤勞苦，流血流汗，為了麵包而進行奮鬥、爭吵、責罵和打架，為了那些細小的利益而相互爭個不停。他們一年年長大起來，接下來的便是衰老。凌辱和羞恥將他們的傲慢和虛榮挫傷了。他們被和所愛的人拆散了，人生的快樂變成了慘痛。那些痛苦、憂患與不幸，一年比一年深重。到了最後，野心、傲慢和虛榮都死了，剩下的只有渴望解脫。最後也終究解脫了——這是泥土所留給他們的唯一一份無害的禮物——他們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本來就無足輕重，沒有任何成就，有的只是錯誤、失敗以及愚蠢，也沒有留下絲毫他們存在過的跡象——這個世界會用一天來對他們進行哀悼，然後便永遠將他們忘掉。另一批芸芸眾生將替代他們，他們所干過的事進行重演，走著一條同樣的無益道路，然後像他們一樣消失——讓路給另一批，又一批，千百萬批芸芸眾生，讓他們穿過同樣的沙漠，走向同樣不毛的道路，來將那第一批芸芸眾生以及後來所有的芸芸眾生所未完成的事情完成——虛無！ “媽媽，這是為什麼呢？”蘇西問道。在育兒室寂靜的地方，對這些事進行了長長的思索之後，她終於用自己那種不是十分連貫的語言，問出了這個問題。 一年後，她獨自一人摸索著走過了另外一處黑沉沉、沒有陽光的沼澤，不過這次她找到了一處歇腳的地方。一個星期裡，她媽媽沒有能夠在傍晚孩子祈禱時去育兒室。她媽媽說到了這一點，說因此而感到很不安，說今天晚上要來，還希望每個晚上都能來，能夠像從前那樣聽蘇西祈禱。她察覺出孩子希望能夠答話，可就是不懂得應該怎樣用詞，於是就問她有什麼困難。蘇西解釋道，富特小姐（保姆）正在教她有關於印第安人的事情以及他們的宗教信仰，這樣看來，似乎不只有一個上帝，而是有數個上帝。這就令蘇西不能不進行思索了。而她思考的結果，就是她停止了祈禱。她將這句話修飾成——也就是，修改成——她現在不像“從前那樣”進行祈禱了。她媽媽說：“將這對我講講，親愛的。” “好的，媽媽，印第安人認為自己是對的，不過現在我們知道他們錯了。不過也有可能會是我們錯了。所以現在我只是祈禱，但願僅有一個上帝，一個天——或者其他更好的東西。” 我將這段悲涼而又動人的祈禱，按照當時記錄本上所記的，一字不差地寫到這裡。那個記錄本是我專門用來記錄孩子們說過的話的，而我對於這些話的敬仰，也伴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日漸增加。這句話，就它那種純乎自然的優美和質樸來說，像是出自孩子的嘴巴。不過其中的智慧以及悲哀，卻是那些生活過、渴望過、害怕過以及懷疑過的來去匆匆的世代人類所共有的。 再回到一年前——蘇西7歲時。她媽媽有幾次曾經對她說：“好了，好了。蘇西，不能因為小事哭啊。” 這就引發了蘇西的思索。因為那個時候她正為了自己心目中的大災大難而難過，心都碎了——一個玩具被打碎了；本來計劃好的一次野餐，卻因為狂風暴雨、電閃雷鳴而被取消了；育兒室裡養的一隻老鼠，越來越馴服，越來越親近人了，卻被貓咬死了——而正在這個時候卻聽到了這個奇怪的啟示。因為某種說不清楚的原因，這些事情並不是什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呢？應該怎樣去衡量災難的大小呢？規律是什麼呢？總應該有個能辨別大災難與小災難的辦法啊，而這其間的比例法則是什麼樣的呢？她久久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兩三天來，她不時地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專心致志地——可是感到困惑——最終失敗了。最後，她放棄了，找她媽媽去請求指點。 “媽媽，什麼是'小事'？” 看起來這個問題很簡單——乍一看是這樣。不過，要用語言進行回答就會出現很多料想之外的，沒有預見出來的困難。困難增加了，結果便是帶來了再次的失敗。解釋遭遇了困難。然後就是蘇西嘗試著幫她媽媽一下——她舉出了一個情況作為實例。媽媽準備上街，任務之一便是為蘇西買一個好久前就答應買給她的玩具手錶。 “媽媽，假如你忘記戴手錶，那是件小事嗎？” 她所關心的其實不是手錶，因為她清楚這不會被忘掉。她說這番話的目的是這個答案能夠將那個謎解決，好讓她受到困擾的小心靈得以安寧。 自然，這樣的希望落空了——這是因為是當事人而不是局外人才能對不幸的大小事進行衡量。如同失去的皇冠，對於國王來說是件大事，但對小孩來說則算不了什麼；丟失的玩具，對於小孩來說是件大事，但在國王的心目中是不會為了這件事情心碎的。後來判斷終於得出來了，不過這個判斷是根據上面那個模式下的：蘇西從此得到了許可，可以用自己的尺子來對不幸進行衡量。 我在這裡要提幾句蘇西17歲時的情況。她寫了一個劇本，模仿希臘台詞，由她、克拉拉、瑪格麗特、沃納和其他幾個年輕的伙伴在我們位於哈特福德的家里為一屋子可愛的朋友們進行演出。當時查爾斯·達德利·沃納以及他的兄弟喬治都在場。他們都是我們附近的鄰居與好朋友。對於這個劇本的技巧，他們特別讚賞。第二天喬治·沃納來同蘇西談了很久。最後下了這樣一個結論：“她是我認識的所有人中最有趣味的，不管是男還是女。” 還有一位太太說的話——在我的記憶當中那是切尼太太。她為她的父親牧師布什內爾博士寫了傳記。 “一次，我同蘇西談話之後記下了這樣的話：她對人生及其意義非常了解。哪怕是歷盡滄桑，也不一定能比她了解得更深。她的直覺、思索以及分析似乎讓她學會了我在6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 除此之外，還有一位太太說過一段話。話裡她提到了蘇西臨終前的事：“最後的這些日子中，她走起路來似乎很得意。她那神氣真切地表現出了她的精神煥發以及智力的旺盛。” 現在回到剛才我打了岔的事情上來。正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蘇西自小就喜歡考察事情，進行獨立思考。這倒不是訓練出來的，而是天性使然。遇到事情被處理得公正或是不公正的時候，她總是能夠特別耐心地對一項項細節進行回顧，最後肯定能夠得出正確而又合乎邏輯的結論來。當她六歲在慕尼黑的時候，總是夢見一隻兇猛的熊。每當她夢醒被嚇得叫起來時，她都會認真地對這個夢進行分析。為什麼會做這個夢呢？做這個夢的目的是什麼呢？起源又是什麼呢？不——應當有的教訓是什麼。通過直率且又深入的研究，她得出了自己的判斷，雖然可能有些片面或是不公正：因為（用她的話來說）她“從不吃人，而總是被吃”。 至於道德方面的問題，蘇西總是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判斷的正確——即便有時她得做出點犧牲。在她六歲，她妹妹克拉拉四歲時，兩人總是爭吵。為了將爭吵制止，她們的媽媽試著用懲罰的辦法——但卻失敗了。然後試著用獎勵的辦法——如果一天不吵便會得到糖果。由孩子們自己來做自己的證人。這次是吵了還是沒有吵，她們自己說了算。有一次，蘇西拿了糖，但卻躊躇起來，然後將糖交了出來，說這是自己不該得的。克拉拉則保留了她自己的那一份。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一個證明說有過爭吵，另一個則說沒有。肯定有爭吵的證據更充足些，結果證明爭吵過，兩人誰都沒有拿到糖。似乎克拉拉沒有什麼能夠用來為自己辯護的——不，有，是蘇西提出來的，於是克拉拉沒有事了。蘇西說：“我不清楚她心裡是不是覺得錯了，但在我的心裡，我認為不對。” 這是對於這件事的公道看法。對於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這個分析非常尖銳。現在就沒有辦法再說克拉拉錯了，除非對她的“案件”再一次進行審理，對她的證明重新進行回顧。這樣的程序公正與否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她先前的證據已被接受過了，當時沒有提出過疑問。因此，經過對疑點的檢查和討論——最後的判決對她有利，她被無罪開釋。結果怎樣都是相同的，因為就在這時，糖反正早已被她吃掉了。 每當我想到蘇西，便會想起馬喬裡·弗萊明——這個對她寵愛有加，在她面前甘願為奴的人。馬喬裡·弗萊明在這個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不可能有另外一個。每當想到蘇西時我便會想到馬喬裡，這主要是約翰·布朗醫生的原因，他有一顆高尚而又美麗的心靈，他是能夠令了不起的馬喬裡不會默默無聞的人，他是蘇西在嬰兒時期的忠誠好友。 記得那是在1873年，蘇西14個月的時候，我們從倫敦到了愛丁堡。那是在我經歷了一次全新的生活之後——六個星期中，我每天的中飯、下午茶以及晚飯都不在家吃——逃往那裡休息、躲避一下。我們沒有帶任何人的介紹信，而是直接躲進了位於喬治大街的維奇家庭旅館內，打算一家人舒服地度過一季。 不過，虧得我們的運氣好，這個計劃沒有實現，很快，克萊門斯夫人便需要請醫生，於是我便去了拉特蘭大街二十三號，看看那個創作出《拉布和他的朋友們》的人是否還在行醫。感謝上帝，他還在。他來了，在這之後的六周里，每天我們都在一起，或是在他家裡，或是在我們居住的旅館裡。 連傭人們都很喜歡他的臉——那是我所見過的長得最為完美的臉之一，安詳、文靜、親切——一張與世無爭的聖徒的臉，那溫和的微笑以及沉思的神態將他內心充滿著的愛的光芒展示無疑。在蘇格蘭，約翰醫生人見人愛，在我看來，他的名聲由此向南，傳遍每個地方。 這樣說我是有根據的，因為幾年後，當約翰醫生被病痛折磨被迫中止行醫時，出版商道格拉斯先生以及一些朋友們曾經下定決心募集幾千塊的款子，用來對他本人和他的老姑娘妹妹進行幫助。這筆款子不僅很快便被募集到了，並且在自此以南一百英里之外的朋友們還都沒有來得及進行捐助時，募款簿便很快就被寫滿了。這筆款子從來都沒有公開募集過，也沒被在印刷品上提及過，道格拉斯先生以及其他的一些朋友們只不過是用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的私人募捐。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接下來，倫敦以及各個地方都有責怪抱怨的話寄來，埋怨沒有為他們提供一個捐獻的機會，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這種抱怨可是新鮮事——特別稀罕——所以我認為非常值得一提。 約翰醫生非常喜歡動物，尤其是狗。我想只要是閱讀過那部淒美而又動人的《拉布和他的朋友們》的人都應該能夠感受到這一點。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喬克出版了一篇在朋友中間非正式散發的回憶錄，很簡短，其中就提及了一個小插曲，講的是約翰醫生同動物的關係。 是愛丁堡的一位太太提供了這個小插曲，在她十二歲時，約翰醫生經常叫她搭他的順風車去學校，或是從學校回家。她說，一天，他們正在進行平靜的談話，他的話說了一半突然就停了下來，急忙將頭伸向了車窗外——然後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坐回到原來的位子上。姑娘問他：“誰啊？是你的熟人嗎？” 他說：“不是，是一條我不認識的狗。” 曾經，他為蘇西起了兩個名字——一個是“小維菲”，一個是“米加羅比斯”，為她起後面這個不好懂的希臘名字，是因為她長著一雙大又黑的眼睛。蘇西和醫生總是在一起玩耍，在蘇西面前，他總是放下架子，裝成熊，每天都逗著她玩。我已經記不清他們兩個哪個是熊了，不過我推測，應該是蘇西。 那時在我們客廳的角落裡放著一張沙發，沙發後面有一扇門，通向蘇西的住處。她總是躺在沙發後面等待醫生——不是躺著，而是站著等，因為即便是她站直時，你也只能瞥見她的一點黃頭頂。按照遊戲的規則，別人是無法看見她的，因此這一瞥不能算數。據我推測，那隻熊肯定是她扮演的，因為我記得有兩三次她都從沙發後面跳出來，將醫生嚇了一大跳，儘管他已經知道那裡有隻“熊”，正在走過來。 如果有誰說約翰醫生想要講一個怪誕而又好玩的趣聞，那可真是千載難逢並且令人難以置信的，因為這種事情同他那種文雅、安詳的外表以及脾性不相符——但是這也沒什麼。我曾經試圖教他一個趣聞，他也就真的花掉兩三天工夫，盡力地想講好趣聞——但卻總不成功。這次表演是最難忘、最動人的一次。愛丁堡全部他所熟悉的人或者是狗，如果闖進門來，正好看到約翰醫生如此想方設法想要將這段趣聞講好的樣子，一定會被嚇呆的。這個趣聞是我在宣講台上成百上千次講過的，也是我一直喜歡講的一個，因為它總是能夠讓聽眾特別激動，捧腹大笑。 故事所講的是一個口吃的人在對自己怎樣治好這個病進行講述——辦法就是，遇到自己因為口吃，而不能完全講出哪一個字的時候，便將口哨塞到嘴裡，這樣來將病徹底治好。所以，它講述的所有內容都是口吃同口哨這兩者的可笑混合——只要講演人進行適當引導，聽眾就會禁不住笑出來。約翰醫生機械地學著講清楚這段趣事的細枝末節，但就是學不會應該如何將這些細節講得富有聲色。因為他為人超出尋常地嚴肅認真，所以，每當他講到最後將要推向高潮的警句時——我首先一定要將這句話引在這裡，否則讀者會看不明白。那個句子如下所示： “醫生對我說，遇見口（口哨）口（口哨）口（口哨）吃，就要吹口哨，我照他說的做了，結果徹底治（口哨）治（口哨）治（口哨）癒了。” 醫生無法掌握這個警句，他總是口吃得嚴重，所以便一直邊講邊吹著口哨，結果說得就如法官對一個犯人進行死刑宣判那樣嚴肅。 他是這個世界上最為可愛的人——當然這其餘的人中沒有他那年老的妹妹，她跟他一樣，是那種大好人。六個星期裡，我們都在陪著他乘車子出去一家家地行醫，他一直帶著一籃子葡萄，我們則總是帶著書。在第一次訪問病家時我們所決定的規劃，後來一直都被我們堅持了下來——那便是他在頭一家下車時說的話：“我下去看一下，設法縮減一下人口。你們玩你們的。” 蘇西生來性格熱情開朗。在她學會自控之前，她這樣的性格難免會令她做出些傻事，之後又會勾起許多次後悔的情緒，並且也因此流下了很多眼淚。不過，在這之後，她所流的淚就是健康的了，她的品性也因此變得更加堅強、健康了。這樣的經歷令她變得端莊而又善良，不僅令她不至於單單為了愛虛榮而去裝得和氣，而且能令她從心底里根本就不愛做作。 對早已逝去的歲月進行回顧，我免不了要無限深情地提及，在她那短短的一生當中，那些我們看來能為她的一生增添光輝的好事，實在是令人永難忘懷。而至於她所做過的那些非常少數的令人生氣的事，我不想多說，也不想過多地責怪，那些事情的發生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諒解的。 1880年夏天，蘇西剛滿八歲，我們全家都住在高山頂上的誇裡農莊中，那個農莊距離紐約的埃爾邁拉有三英里路。那個時候每年夏天，我們都要到那裡去度過。割草的時節已經臨近了，蘇西和克拉拉也正在一天天地計算著日子，這是因為對她們來說，那是件大事情。我早已答應過他們，說允許她們爬上車，坐到干草車的尖尖上，從地裡轉到家裡。 在她們那個年齡，這是她們最喜歡做的事情了，並且這種有些危險的優待，在過去可是從來都沒有被准許過的啊。她們那份激動和興奮勁兒，簡直是無以言表的，她們不張嘴則已，一張嘴就是在描述這個劃時代的驚險事情，而且將那過程想像得五彩斑斕，講起來沒完沒了。 不過就是在這個意義重大的一天，恰好是在早上，蘇西遇到了不幸，她突然發起了脾氣，非要讓克拉拉改正一個什麼錯誤，並且動用了手中的一把鏟子或是棍子，或是其他的什麼東西。總而言之，這令人生氣的事情很自然便超過了育兒室內所允許的範圍。按照家裡的規矩，蘇西走到媽媽面前去認錯，並且同媽媽一起商量她該受到什麼樣的懲罰，不用多說，懲罰的合理目的與作用只有一個——那就是對犯了錯誤的人進行提醒，讓他們不要再犯——孩子們也清楚該怎樣去選定能夠記住並且有效的懲罰方法。 蘇西和她媽媽就幾種懲罰辦法進行了討論，不過似乎一樣都不合適，這次的錯誤太嚴重了，需要在記憶中樹立一個危險信號，不至於被歲月輕易地吹熄或是燒掉，而是可以固定地豎立在那裡，警戒到永遠。提到的懲罰辦法中，有一個就是不允許蘇西坐乾草車，非常明顯，這個方法將蘇西刺得不輕。最後，她媽媽歸納了一下，將各種懲罰的方法都提了出來，問道：“蘇西，你自己看應該用哪一種？” 蘇西想了一下，有些畏縮地問道：“媽媽，你看呢？” “啊，蘇西，我看你還是自己決定吧，你自己選。” 蘇西開始進行思想鬥爭了，她想得挺深，衡量得挺仔細——不過到了最後終於像所有了解她的人所預見的那樣說道：“好的，媽媽，還是挑乾草車吧。因為，其他的事情可能做不到讓我永遠記住不要再犯這種錯誤，這你是知道的。不過，如果我坐不了乾草車的話，要記住這個教訓就很容易了，並且永遠忘不了。” 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嚴厲的、永久的懲罰一直都是落到那些本不該受懲罰的人頭上。這話不是指我讓克拉拉改錯這件事，而是當想起可憐的蘇西永遠都不能坐乾草車時，我一直都特別痛苦，直到二十六年後的今天。 非常明顯，蘇西自出生起就對動物非常仁慈，非常同情它們的不幸，這就令她能夠對老故事產生新觀點——哪怕是年紀大一點的人，甚至是多少世紀來全部有些愚笨的人對這種觀點都是忽略的。在她只有六歲時，她媽媽告訴她約瑟夫被自己的兄弟賣給別人、那被殺小羊的血沾到他的衣服上的動人故事，她講那些兄弟們的不人道，對他們沒有任何依靠的小弟弟的殘忍以及背叛，因為她想藉此為孩子們講一下有關憐憫、仁慈的道理，以便讓她永遠記住。非常明顯，她達到了自己的願望，因為聽了她的講述，蘇西開始變得眼淚汪汪的，看上去特別受感動。最後她說了句：“啊，可憐的小羊！” 小孩子坦率地羨慕年長一些的人的特權以及地位，這往往會讓人很得意，而並不是不受歡迎，不過有的時候，羨慕的原因同對方所希望的不是那麼一致。蘇西7歲的時候，有一次，她看著一位正在化妝準備參加舞會的客人，看得非常入神，這位太太很得意，因為蘇西的崇拜、敬意以及她那文靜的仰慕。當她打扮完畢之後，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了，她穿得非常豪華豔麗，就像所羅門王那樣。她站在那裡歇口氣，非常期待能夠從蘇西嘴裡說出在她眼睛裡面洋溢著的那些讚美之詞。蘇西輕嘆了一口氣，非常羨慕地說：“真希望我也能夠像您那樣長著歪牙，戴上眼鏡！” 還有一次，那是在蘇西八歲零六個月大時，她在客人的面前做了一件什麼事，受到了批評和指責。等到後來，只剩下她和媽媽的時候，她按照慣例思考了一會兒，然後，她提出了辯解，這份辯解在我看來——彭斯在天之靈也持同樣的看法——具有相當的哲學意味：“是的，媽媽，你是知道的，對於自己，我並不了解，所以我沒有辦法知道事情到底怎樣。” 一些家庭裡面，由於親友們主要分佈在知識界——律師、法官、教授或是傳教士——所以孩子們習慣於聽到各種各樣的豐富詞彙。很自然地，他們便將聽到過的詞彙全部撿起來，自然而然地將大小詞彙兼收並蓄並且使用起來，不管它具有多麼嚴重的含意，使用得毫無顧忌。結果便是他們的談話成為了小字眼奇妙而又好玩的步槍射擊，偶爾又插入了一些很大的，不合時宜的字眼，就好像重砲轟鳴，引發大地雷動，窗戶顫抖。有的時候，孩子們將自己偶爾撿到的字眼的原意搞錯了，又為它加上了新的含意，將原來的意思都搞糟了——不過這種情況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多。實際上，正是因為出現這種情況的次數比較少，所以也就顯得非常突出。 蘇西在小的時候就很有幸學到了許多，也使用了許多大字眼，當然，她將這些大字眼用錯的次數並沒有將應有的比例超過。有一次，她預料到一件特別可笑的事情將要發生（不過後來沒有發生），一想到這件事她便笑得全身搖晃，以至於連眼淚都流了出來。但是，顯然她還是認為自己的料想是正確的，因為她說：“如果事情發生的話，我肯定早會高興得'變形'了。” 當更早一些的時候，她還只有五歲時，曾對一位客人說過，她只去過一次教堂，那就是克拉拉“上十字架”時。 她對其他人非常體貼——毫無疑問，這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培養的。有一天，天氣非常熱，那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在哈特福德的家裡，她媽媽借用了她的扇子好幾次（五分錢一把的日本扇子）來涼快一會兒，然後再還給她，並且向她表示了感謝。蘇西清楚如果不是怕妨礙這把扇子的主人，媽媽原本是希望扇下去的，她也清楚，要說服媽媽一直扇這把扇子根本就不可能。 總要想個辦法啊，蘇西想出來了。她從自己的錢盒子裡拿了五分錢出來，並把錢拿給帕特里克，請他上街（要走一英里半的路）去買一把日本扇子，並拿回家來。他去了——如此體貼入微，就是想讓她媽媽能夠更加舒適一些。她並沒有去樓上拿一把更加貴重的下來，從而為自己省點錢，而是按照自己得到的印象，認為她媽媽喜歡日本式的扇子，於是便按照這個印象去做——這樣來令媽媽的喜愛得以滿足，至於自己做得該還是不該，值還是不值，則沒有多想。 當她還是個小孩子時，有時候她就常會用些古怪且又富有表現力的詞語。在她九歲或是十歲，她的妹妹吉恩還是個嬰兒的時候，有一次，她到媽媽的房間裡對她說，吉恩在育兒室哭泣，並且還問她可不可以拉鈴叫保姆。她媽媽問她：“哭得兇嗎？”——是指脾氣不好，吵鬧般地哭鬧。 “不是，媽媽，哭得有氣無力，很寂寞。” 這一件件的瑣事，都足以將她那纖細的感受顯示出來，都是她那正在成長的性格的重要部分，每當回憶起這些瑣事的時候，我都感到非常高興。 還有一次發生的事情，雖然也說明她心地善良，但另一個方面也說明她在字詞使用方面存在一些缺陷。那時候她十一歲，在聖誕節前後，她媽媽買了些東西，並將買給帕特里克家小孩的禮物給蘇西看了看。其中有買給吉米的漂亮的小雪橇，那上邊畫有一隻鹿，還有用金色的大寫字母寫的“鹿”字。看到任何一件東西，蘇西都高興得不得了，在後來看到雪橇的時候，她冷靜了下來，一聲都不吭——那個小雪橇是全部禮物中最精緻的。她媽媽開始變得詫異起來，也有些失望，她說：“蘇西，你怎麼了，你不喜歡這個小雪橇嗎？這禮物難道不是非常漂亮嗎？” 蘇西遲疑了一下，很顯然不願意將她心裡的話說出來。不過，在她媽媽反复的催促以後，她結結巴巴地說：“是的，媽媽，是非常漂亮，當然肯定也花了不少錢——但是——但是——你為什麼要將這個寫出來呢？” 看到她媽媽還沒有將她的意思弄懂，她不太高興地指著“鹿”（DEER）字。啊，這是她將字拼錯了，而不是她心裡有什麼錯。而這兩方面恰好都是她媽媽傳給她的。 蘇西在十三歲時，就已經是一個很苗條的小姑娘了，她的背上拖著一條棕色的小辮子，因為既要進行各項學習，又要鍛煉身體，還要玩耍，所以那時她算是我們這個“蜂窩”裡最為忙碌的小蜜蜂了。 不知自哪一天起，突然間，她自己就有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也出於她對我的愛：她悄悄地將自己的任務增加了一項——為我寫傳記。她經常趁晚上在臥室裡面寫，還將她所寫的稿子藏了起來，但是沒過多久，她的行為就被她媽媽發現了，她媽媽偷偷地將稿子取出來給我看，然後又告訴蘇西，她在做的是一件什麼事，還說，當我知道她所做的事後是多麼的高興和引以為豪。 每當我對這段光陰進行回憶時，那份喜悅與欣慰之情便真像是從心底里洋溢出來的。在這之前，也曾有人對我進行過真誠的表揚和稱讚，但從來都沒有哪個像這次這樣打動我的心。在我心目中，就價值而言，沒有任何一次的讚揚能同這一次相比。從那時起，這件事就如同一件珍貴的寶貝那樣自始至終都留在我的心底，所有稱讚、頌揚、欣賞，不管是從哪個方面而言，都不如這次這麼珍貴，自過去到現在始終都是這樣。 如今當我再次讀到它，讀到我的女兒為我寫的傳記，即便是事情已經隔了這麼多年，那種感覺對我來說，仍舊像宣讀國王的聖旨那樣神聖、莊嚴而又滿含歡樂。它所給我的驚喜與愛，還像當年那樣深——只是我目前的這份淒苦之情同當時有所不同。因為我知道，蘇西那雙飽含熱情、急匆匆地對這個稿子進行塗寫的小手，再也不會摸到我的手上了——我讀完這些東西之後的感受，就像一個地位卑微的人，意料之外地看到了一張要將他升成貴族的文告。 很顯然，多少年來，我在吃早飯或是吃晚飯時，曾經多次對寫傳記這件事情進行過思量。事實上，我記得非常清楚，我經常有意或是無意地這麼做。除此之外我還記得，蘇西總是非常敏銳地覺察到這點。我記得有一次在早飯桌上，我講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話，並且說的時候非常神氣，過了一會兒蘇西便偷偷地對她媽媽說：“媽媽，爸爸這麼說的目的是寫傳記。” 蘇西對於我的描繪，我實在是連一行或是一個字都改動不得，只能在需要時對她的一些原話進行引用，這些話將她那誠實的心中所孕育著的古怪而又有趣的質樸顯露無遺，而這顆心的的確確是一個孩子的心，是美麗而又單純無邪的心，由此派生出的一切，都自有其獨特的魅力，雖然它超越了全部公認的文學法則，但恰好它就是文學，仍然值得人們歡迎。 拼音經常會令她感到左右為難，但是這是蘇西式的拼音，至今我還保留了當年她拼寫的樣子，不想改動。我愛它，所以我不能褻瀆它，對於我來說，它是金子。假如我擅自改正了它，那就是朝金子裡面摻假，而不是將它提煉出來，那隻能是將它糟蹋了，取消了它的自由和靈活，令它變得僵硬而又死板。即便她寫得十分誇張，我也不會感到奇怪，因為它是蘇西拼寫的，而蘇西則是盡了心的——對我而言，那都是不容改動的。 自小蘇西便冰雪聰明，學習語言對於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學習歷史輕而易舉，學習音樂輕而易舉……她無論學習什麼都是輕而易舉，迅速而透徹的，只不過除了拼音。就拿拼音來說吧，沒過多久她也學會了，只是，經常會出點錯，不過即便是她拼音學得不是很好，我也不會難過——因為雖然拼寫正確是我的一個長處，但我從來都不怎麼看重它。 我還記得在六十年前，當我還是小學生時，我們學校里共設有兩個獎，其中一個是拼寫正確獎，另一個則是對人和氣獎，獎品是塊又圓又薄的小銀牌，就像一塊銀元那樣大。其中的一塊銀牌上面印著意大利書寫體的“拼寫好”，非常流暢；另一塊上面則刻著閃耀奪目的“對人和氣”。那些得獎的人用帶子將獎牌掛到頸子上——所以得獎人就成了全校最令人羨慕的人，沒有誰不想爭取掛上一個星期，但除了約翰·羅巴茲和我之外，其他人就是永遠爭取不到。 約翰·羅巴茲對人永遠是和氣的，他這一點是說什麼都變不了的，我甚至要說他有點和氣得要命，和氣得嚇人，和氣得氣人。對於他的品性，當時我們大家就是這麼看的，所以，他一直掛著那個和氣獎牌，我則老是掛著另外一個獎牌。 “一直”這個詞用得有點兒過分，曾經，我們也丟過幾次獎，那是因為得獎這件事太單調了，我們需要有些變化——所以有幾次我們將獎牌交換著戴。 讓約翰·羅巴茲裝成拼寫好的人——實際上他不是的——這令他非常高興，而讓我看起來似乎對人很和氣，來點兒變化，也令我非常高興。但是，這種變化不可能持續太久——因為總會有同學或是別人立刻發覺了這個調包計，如果他不立刻將這個大逆不道的事情報告給老師，那也太不合乎人情了。 很自然地，老師立刻就會出來主持正義，將獎牌從我們那裡取走——但是每次我們都又會在星期五晚上之前奪回獎牌。如果我們在星期一早上丟掉獎牌，那麼，到了星期五下午，老師對一周的紀錄進行結算時，約翰的和氣總是會排在前列。而星期五下午的課，最後一般是舉行拼讀比賽，一旦失掉了面子，我就必須從我們班拼寫者的倒數第一名重新開始，不過我總是將兩個班都殺得片甲不留。所以，比賽結束時，總是我一個人站在那裡，在我的頸子上掛著拼寫好的獎牌。 在我的印像中也曾經有過一個字的失誤，那是當比賽即將結束時，所以那次我沒有拿到獎牌。我還記得是“二月”（February）這個字，在拼寫時我丟掉了第一個“r”——但是那一次我是為了對一位意中人進行照顧才那麼做的。當時我的心是如此之熱，寧願將一個字的全部字母都丟個精光。 正像我前面說到的，對於拼寫好這項本領，我並無多大敬意，至今還是如此。在規範的拼寫書籍出版之前，人們拼寫時所表露出的一些失誤或是習慣，總能在無意之中將他們各種各樣的性格表露出來，並且增添各式各樣的精彩寫法。可以看出拼寫規範對於我們到底有多少好處，著實是一件可疑的事情。 1885年的時候，蘇西開始幫我寫傳記，那時我五十歲，她十四歲。在開頭她是這麼寫的： 我們的家庭非常幸福，家裡有爸爸、媽媽、吉恩、克拉拉以及我。在此我要寫的是爸爸。寫他並不難，因為他的性格非常突出。 爸爸的樣子已經被別人寫過好多次了，但是寫得都非常不正確。他有著美麗的灰白頭髮，那頭髮長得既不太厚、也不太長，正好合適。他那羅馬式的鼻子，將他外形的美大大增加了。他那和善的藍眼睛，還有他那小鬍子，都非常有風度。他的頭和側面都長得非常好看。他的體形也特別好——總而言之他是非常好看的一個男子。他臉上的所有部位都是完美的，只是牙齒不是特別美觀。他的膚色特別好看，也沒有留大鬍子。他人很好，也很有趣。他有脾氣，但我們全家人都有脾氣。在我遇見過的或是希望遇見的人中，他是最可愛的——還有，哦，他一直都是那麼心不在焉。他特別能講有趣的故事。克拉拉和我總是坐到他椅子兩邊的扶手上面，聽他講那牆上圖畫中的故事。 我對那些講故事的日子記得很清楚。在我們位於哈特福德的家裡那個書房的一邊，書架挨著壁爐台——實際上，壁爐台的兩邊都是書架。在書架以及壁爐台上放著一部分裝飾品，一頭是一個油畫鏡框，裡面畫著貓頭，另一頭則是一個漂亮的少女的頭像，大小同真人的頭差不多——她叫做埃米林，因為她長得很像——一幅印象派水彩畫。這兩樣東西的中間，則放著剛才提到過的各樣的裝飾品，差不多有十二種到十五種之多，這其中就有伊萊休·維德的畫作《年輕的梅杜薩》。 蘇西以及克拉拉都是喜歡挑剔的聽眾——這些討人喜歡的小東西。孩子們經常讓我編一段羅曼史——一般都是要我臨時編，不留一點兒準備的時間——在這段羅曼史中，我要將所有這些裝飾品與三幅畫都編進去。所以每次我都必須要從那隻貓開始，以埃米林結束，不准有半點變化，調換口味，將次序顛倒一次什麼的。我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不按先後次序，不將裝飾品編進故事，是都不被許可的。 這些裝飾品在我所講的這些故事當中，絲毫都得不到什麼太平日子，它們不能休息也不能安息。它們的生活中，是沒有安息日的；它們的生活中，是沒有太平的；它們的生活中，只有暴行以及流血這樣單調的經歷。伴隨著時光的流逝，後來這些裝飾以及圖畫也慢慢陳舊了，這是因為它們在自己浪漫的一生當中已經經歷瞭如此多的驚險的事蹟。 身為給孩子們虛構故事的人，有些時刻，我確實有過一些為難，甚至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感覺。有時她們拿給我一幅雜誌上的畫，便要我講一個有關於它的故事，但是她們總是用短胖的小手，遮住那張紙上其他的地方，不讓我從中得到啟發，所講的故事必須全部是獨創的、新鮮的；又有時候，孩子們只為我提供一兩個，或是五六個人，就立刻要我在微弱的基礎上講一段故事出來，讓他們經歷一下那種驚心動魄以及引人入勝的犯罪生活。 如果他們在哪裡聽說了某個新的行業，某種過去他們不熟悉的動物，或者像此類的東西，那麼，可以肯定的是，在要我講下一個羅曼史的時候，肯定要講這些東西，逃不了的。有一次，克拉拉讓我憑空編一個有關於一個鉛管匠以及一條蟒蛇的故事，沒有辦法，我只得講了起來，因為她不明白大蟒蛇是怎麼回事，要等到我順便在故事裡面將它講清楚了才知道——這時她就會非常滿意。 爸爸非常愛好打彈子球。每當他累了，想要休息一下的時候，便會站一個晚上，打打彈子球，似乎這樣能讓腦袋得到休息。他簡直是在不停地抽煙。他的心真的是一個作家的心，有些最最簡單的事情他卻偏偏不懂得。比如說我們的防盜警報器一直不靈，爸爸就想乾脆將它從放餐桌的房間裡取走，因為即便是這間屋子的窗子關著，防盜警報器也還會響。後來，他想，也許防盜警報器並沒有壞，所以就決定試試看。所以，他打開了警報器，然後下去，打開了窗子，結果警報器便響了起來，就像好的一樣。爸爸沒有任何辦法，走上樓去對媽媽說：“莉薇，我剛才開窗試過了，警報器放在放餐桌的那間房是不行的。” “怎麼啦，年輕人，”媽媽答道，“如果你將窗子打開，那警報器自然會響起來啊。” “我就是因為這個才打開窗子的啊，我剛才是下去聽聽警報器響沒響。” 媽媽努力地向爸爸解釋說，如果窗子關著，他又想去看看警報器響沒響時，千萬不要打開它——但是沒有用，爸爸就是不知道，並且對於媽媽想盡一切辦法想讓爸爸明白那不可能的事情其實真實並且簡單時，他還顯得非常不耐煩。 這個傳記可真是直言不諱，同時也很忠實，對於我，她沒有添加任何修飾。早在那個時候，蘇西便發現對於某些難題以及一些疙瘩我總是表現得木頭木腦的，直到如今還是這樣。一旦事情稍微有些複雜，我就會惱火，實在是按捺不住，這種心理就會越增長越厲害，最後就非常容易發火。 哪怕是最普通、最簡單的合同，我也讀不下去——例如“第一方面的當事人”“第二方面的當事人”“第三方面的當事人”這樣的合同語——還沒念多少的時候，我便失去了耐心。每天，阿什克羅夫特都會來，他可憐巴巴地想要弄清楚我們對哈羅德·惠勒、亨利·巴特斯和其他那些晉拉斯門海盜們進行起訴的要點，但是每天都不成功。他那雙飽含懇求的眼睛焦急地望著我，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他說：“現在你將這一點真正弄懂了，是嗎？” 看他那樣子，真是怪可憐的，但我仍舊不得不說：“我沒有弄懂，阿什克羅夫特。我真的希望自己能懂，但是我不懂，你還是給我那隻貓吧。” 在前面蘇西提到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件為難的事。我在營業方面的代理人弗·格·惠特莫爾，有一次帶我坐著他的敞篷雙輪馬車走出了本市。我們先穿過了馬車的出入口，向馬房走去。這條路是單行路，外形就像是一隻調羹，調羹的把子自大門口一直伸展到馬房附近的圓形大花床。路在靠近花床時分開了，分開的路繞著轉，成了一個圓圈的形狀，我將它比作調羹的底部。那時候我坐在車的右側，我們走近了圓圈那裡，正像我所說的那樣，我坐在靠近房子那邊的右側，我發現惠特莫爾正在將車向左邊趕，正準備沿著左手邊的調羹底部走。我對他說：“惠特莫爾，別這麼走，向右邊走，這樣當我們走到門口時，我就靠近那所房子了。” 他回答道：“其實無論我們怎麼走都是能到的，不管你從哪邊繞過花床，都是一樣的。” 我向他解釋，他是個傻瓜，但是他堅持自己的主意。於是我便說：“好的，那讓我們試試看。” 他向前走，試過了，當然我被停在了他所說的那邊的門口，這事情我不僅在當時弄不懂，直到如今還是沒有想清楚。 我說：“惠特莫爾，這只不過是碰巧罷了，我敢肯定第二次就不會成功了。”他說肯定會成功的——他將車趕到街上去，繞了一圈，又趕了回來，的確又成功了。當看到這莫名其妙的結果時，我發呆了，嚇癱了，變傻了，但是我還是不信服。我不能相信他會第二次成功，但他卻成功了。他說他可以像這樣走下去，一直走上一整天。這時候我犯脾氣了，我要他回家申請到瘋人院去，我來負擔費用，我那一個星期都不願意再見他了。 我怒氣沖沖地走到了樓上，將這件事情說給了莉薇聽，希望她能夠對我表示出一些同情和支持，同時對惠特莫爾表示出反感和駁斥。但是我一邊講，她卻在一邊笑個不停，因為她的腦袋同蘇西的腦袋一樣，什麼數學啊、謎語啊、複雜的情況啊，都能夠弄得非常清楚，一切都不在話下。她和蘇西一樣，對什麼事情都能夠進行分析，我的愚鈍則一再地顯示出似乎我的頭腦和她們的不同。 我曾經無數次地提到過馬車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有人能夠站到我這一邊來——不過這個人卻從來都沒有出現過。每次我講到馬車的走法時，總是講得很不周全，總要停下來想一下，想那調羹的把子、底部、馬車、馬以及我在馬車上所坐的位置，等等——而每當我講到這裡，想將馬車趕到左邊時，我就垮掉了。我實在是弄不明白，我們到達門口的時候，自己怎麼會停在右手邊。還是蘇西的估計是正確的，我不明事理。 蘇西提到的那隻防盜報警器，時而響，時而不響，並不確定，警報器不是這裡出毛病就是那裡出毛病，機會多的是，因為房子的門窗，自地下室到頂樓，都與警報器聯結到了一起。但是，在失靈的時節裡，它並沒有對我們產生多大妨礙，很快我們便發現，它經常只不過是在欺騙我們的，那嚇人的警報器嗚嗚地叫著，其實它只不過是自己在叫著玩罷了。 於是我們關掉了它，並將它拿到紐約去找電工修理——那個時候，整個哈特福德都沒有一個電工。等到修好之後，我們就將它重新裝好，重新又樹立起了對它的信任。不過事實上它還是什麼正經事都沒有乾，除了那麼一次。這麼多的花費，全都成了兒戲，只有那一次，它算是盡到了自己的責任，盡到了自己全部的責任——並且做得嚴肅、認真而又漂亮。 三月裡的一個凌晨，天色漆黑而又陰沉。兩點鐘時，警報器響了。我立刻從床上跳下來，因為我知道這次它不是在騙人。浴室的門就在我的床邊，我走進去，擰亮了煤氣燈，看了一眼信號器，將警報器關掉了——按照提示的那扇門關的——這樣就將喧鬧止住了，然後便又回到了床邊。之後我和克萊門斯夫人便開始了一場討論： “剛才是怎麼回事啊？”“是地下室的門。” “是賊嗎？” “是的，”我說，“難道是主日學校的監督不成？”“自然不是，你看他要做什麼？” “我看他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