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二篇步入文壇

離開內華達之後，我便到了舊金山，在《晨訪報》擔任記者。並且——我還是唯一的記者。沒有其他人了。工作一個人幹不完，但又不需要兩個人——報紙的主人巴恩斯先生是這麼想的，他自然比別人更清楚這一點。 每天上午的九點鐘，我便需要花費一個鐘頭在警庭，對頭天晚上發生的爭吵事件進行簡短的記錄。一般爭吵是發生在愛爾蘭人同愛爾蘭人之間，中國人同中國人之間。偶爾會變化一下，也有發生在兩個種族之間的。往往每天的證據都是前一天證據的翻版，所以每天的工作異常單調、沉悶。據我所知，警庭的譯員是對它唯一有點興趣的人。他是英國人，但對五十六種中國方言都非常熟悉。每過十分鐘，他便會換一種方言。這種鍛煉令他充滿了精力，並且擁有非常清醒的腦子，與記者不同。然後我們就要去高等法院，將前一天做的判決記錄下來。所有的這些法院都會被列入“日常新聞”欄內，這些都是新聞的可靠來源。在一天中的其他時間裡，我們就會在全市各處盡情尋找，儘自己所能地蒐集一些資料，用來填充各欄——假如沒有什麼火警能夠用來報導的話，我們就會編造一些出來。

晚上，我們就依次前往六家戲院，去了這家再去那家：每週七晚，每年三百六十五個晚上，天天如此。我們在每處停留五分鐘，看上一兩眼戲劇或是歌劇，然後憑藉了這一點印象就對那些戲和歌劇進行“詳細報導”。並且，像人們所說的那樣，一年到頭，每個晚上都絞盡腦汁，力爭在進行了幾百次的努力之後，能對這些演出說出些新鮮的話來。自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四十年了，每次我在劇院外邊張望時，就不免會像“雷繆斯叔叔”所說的那樣，感覺不快——至於里邊怎樣，我可以說差不多是一無所知，因為這麼長的時間裡，我幾乎很少去看，也不想去看，不管人家怎麼勸我，這個習慣都改不了。 每天早上九十點鐘直到晚上十一點鐘，在為了蒐集材料而經歷了辛辛苦苦的一天之後，我便會拿起筆來，將詞句湊成拙劣的作品，其報導範圍越廣越好。這實在是可怕的費力活兒，它沒有靈魂，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任何趣味。對於一個懶人來說，這相當於在服可怕的苦役，並且我生來就懶惰。雖然今天我並不比四十年前更懶，但那是因為四十年前我便已經到達了懶惰的頂峰，所以就再也無法超越了。

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見到幾個惡棍在對一個中國人進行追逐，他們對著他扔石子，這個中國人的身上正沉重地背著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主顧們每週要換洗的東西。我留意到，一個警察在頗有興趣地站在一旁觀看這場表演——僅此而已。他沒有對此進行干涉。我滿腔義憤地將這個事件寫了下來。一般來說，每天早上，我不喜歡重新再看自己頭一天晚上所寫的東西。因為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的心是麻木的。不過寫這一篇的時候我的心是生氣勃勃的，其中蘊藏著火，我認為這是文學——所以第二天我便開始熱切地在報上到處尋找——報上沒有——一直到了第三天早上還沒有，再後來也沒有。等我到了排字房的時候，發現這篇稿子已經像其他被判了死刑的稿子那樣被塞進了活字盤。我問這是為什麼。工頭說，巴恩斯先生於校樣中發現了這篇東西，他下令將它銷毀。巴恩斯先生還說出了理由——我已經記不清是對我還是對工頭說的了，不過從商業觀點來說，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他說，《晨訪報》就像當時紐約的《太陽報》，是屬於洗衣婦的報紙——換句話說，這個報紙是屬於窮人的，是唯一一張廉價報紙。它是靠了窮人才得以生存的，所以必須要尊重他們的偏見，否則的話就要夭折。愛爾蘭人是《晨訪報》的支柱，因為他們是窮人。如果他們不支持，《晨訪報》甚至連一個月都生存不下去——而他們非常憎恨中國人。我所試圖進行的攻擊會惹惱愛爾蘭人，令報紙受到嚴重的損害。 《晨訪報》是不會刊登批評朝中國人扔石頭的惡棍的文章的。

那時候，我是個高尚的人，如今我總算是活過來了；那時候，我不大明智。 現在我算是能夠趕得上時代的潮流了。前天的時候，紐約《太陽報》上刊登了該報駐倫敦通訊員的一兩段新聞，讓我弄清了自己所處的地位。 通訊員提到了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有關於我們美國人的幾件事情，比如說我們一些規模很大的保險公司簡直腐敗到了不能再腐敗的地步，我們一些身份顯赫的商人將在保險公司裡進行偷盜作為自己的職業。還有那些像費城、聖路易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揭發出的一些人昧著良心所作的貪污案，那可是真正的大規模的貪污案。最近，賓夕法尼亞鐵路系統中的百萬元的貪污案也被揭發出來——還有美國全國范圍內的規模小一些的商業舞弊案。最後，還有今天被厄普頓·辛克萊揭發出來的最駭人聽聞、最貽害大眾的牛肉托拉斯案件。這項揭發令總統被迫要求那個持反對意見的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以防止美洲和歐洲全部落入醫生以及掘墓人的手中。

這位通訊員說，目前歐洲人正在紛紛懷疑，不知道在美國還有沒有一個真正誠實的男子漢。一年以前，我覺得除了自己，美洲的土地上已經不具備這樣的人了。不過，這個例外到後來也被抹掉了。現在我的信念是，美國已經沒有任何誠實的男子漢了。過去，我能夠將我那個救生圈抓住，一直到今年一月。在今年一月後，我便開始沉下去了，和卡內基、洛克菲勒以及范德比爾特們、古爾德們和其他職業行賄者們共同沉下去了。就像那幫最沒有良心的人一樣，我發誓要逃避稅收。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一項重大的損失，因為我不可代替。我深信，要五十年才能有能夠接替我的人產生。我也深信，從美元方面來說，整個美國的人——除去婦女之外——已經完全腐爛了。請你們注意的是，我是以死人的身份說這些話的。假如那些還活著的人有誰公開地這麼說的話，我會說他太輕率了。

不過，正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四十年前的我要比今天高尚一些，當時我對於自己的處境——身為《晨訪報》這樣一份報紙的奴隸——感到非常羞愧。如果我更高尚些的話，早就會像其他那些英雄好漢一樣將那個職業拋棄，走出去，活活地挨餓。但是我還真就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我同其他人一樣，總是在夢想著英雄主義，但卻沒有實踐經驗，不知道該怎樣開始。如果從餓肚子開始的話，我是吃不消的。我的一生當中，已經有過一兩次相當接近這種地步了，回想起來心裡可真不是滋味。我明白，如果我辭職不干的，還想要得到另一個職業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吞下了受到的屈辱，還留在原來的職位上。但是，先前我對工作的興趣就已經很少了，如今根本沒有任何興趣了。我還是像原來那樣繼續我的工作，可是卻沒有一點兒興趣，照這樣下去，肯定不會有好的後果。我強頂著不去理睬它。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這麼多的事情一個人來幹是困難的，按照我現在的干法，非常明顯，需要兩三個人。甚至連巴恩斯也發現了這一點，他提出要我找個助手，付給他一半的工資。

下面的會計室裡有一個呆頭呆腦的彪形大漢——好脾氣，為人親切，腦子不太好使——每週幾乎都掙不到什麼錢，住宿還必須自理。會計室裡的辦事員中有一個很不道德的小伙子，他非常不知天高地厚，老是愛捉弄這個高大的傻小子，還給他取了個外號——不知為什麼——總感覺那外號起得很貼切。他叫他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我提議讓斯密基來擔任助手，很快他便高興地接受了。他做事時所花費的精力是我的十倍。他不是很精明，但是做《晨訪報》的記者也不需要動什麼腦子，所以他做得很好。慢慢地，我習慣於讓麥克格羅勒爾做更多的工作。我卻越來越懶了，不出三十天，他便挑起了差不多所有的工作。很顯然，所有工作都可以由他一個人做，甚至他還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實際上已經並不需要我了。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我上面的說法再次被驗證了。因為已經並不需要我，巴恩斯先生將我辭退了。這是在我的一生當中唯一的一次被人辭退，直到今天，這還令我傷心——哪怕是我已經到了墳墓中。他並沒有粗暴地將我辭退。按照他的脾性是不會這麼做的。他是個魁梧的美男子，具有和善的面容，待人接物很有禮貌，穿著也極為考究。對任何人他都不會說什麼粗魯的話。他悄悄地將我叫到一旁，勸我辭職。就像一位父親啟示兒子那樣，是為了他好，所以我也就服從了。 如今的我面前又是一幅廣闊天地，我再次無處可去了。憑了自己在長老會所受的教養，我明白，這樣做下去，《晨訪報》會給它自己惹來災難的，我是知道上蒼的那一套的。我深知，《晨訪報》的這一次冒犯會得到報應的。懲罰具體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在什麼時候降臨，都是我無從預測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報應是遲早會有的。至於是報在巴恩斯還是他的報紙身上，我就不能肯定了。不過，巴恩斯是有罪之人，根據自己受到的教養，我知道，懲罰通常都會落到那些無辜的人的身上。所以，我蠻有把握地感覺到，巴恩斯的罪孽，遲早會讓他的報紙倒霉。

確實如此！四月份的第四周寄過來的首批畫片中——只見《晨訪報》大樓就像華盛頓紀念碑那樣矗立在被毀的城市之中。那些樓房建築全都不見了，只留下了鋼鐵骨架！這時，我說：“上蒼的做法太神奇了！”我早就知道會有報應的。這個想法在我腦海裡已經有四十年了。在整個這四十年的時間當中，我從未對上蒼喪失過信心。這個報應比我預期的推遲了一些，不過卻被彌補得非常充分。也許有些人會感到奇怪，上蒼怎麼會僅是為了清算一筆四十年的舊賬，一個被辭的小記者同一家報館之間的舊賬，就將一個擁有四十萬居民的城市全部摧毀了呢。對於我來說，這並不奇怪，因為我是長老會教徒，我受過教育，受過訓練，清楚這些報應是怎樣的。我明白，在《聖經》的年代裡，如果一個人犯了罪，那麼他附近的整個民族——甚至連同牲口以及其他的一切——遭到滅絕的事都非常可能發生。我知道對於別的人，上蒼不會特別優待，所以“他”就將別人和“他”要找的人聯繫在一起。我還記得，在《基督神蹟》裡，一個人在晚上參加完祈禱會後回家，一路上都在高聲咒罵，結果九個月後便遭到了報應。他的妻子以及七個孩子，都突然得了重病，一個個異常痛苦地死去。等到那個週末，家里便只剩下他一個人了。我知道，上蒼的用意是要對這個人盡興懲罰。我還知道，如果他聰明點兒的話，就一定會明白，這樣的用意實現了，雖然主要是靠犧牲別人來實現的。

那個古老的年代裡，樓下是《晨訪報》的會計室；二樓是美國造幣廠的監督處，布雷特·哈特是監督的專屬秘書；四樓是編輯部和記者的住處；五樓，也就是頂樓則是排字房。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到來之後，而不是這之前，我同布雷特·哈特一起在他的辦公室裡待過不少時候。當時哈特給《加利福尼亞報》寫了很多東西——包括“縮節本小說”和後附的小品文，並且還擔任編輯。我記得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和查爾斯·赫·韋布都是投稿人，還有普倫蒂斯·馬爾福德和那個名叫黑斯廷斯的年輕律師。估計有一天他肯定會在文壇大顯身手的。那時候，查爾斯·沃倫·斯托達德也是投稿人。現在還深受各家雜誌歡迎的安布羅斯·比爾斯，那個時候在舊金山的某家報館任職——大概是。我們相處得不錯——一起很高興地搞了不少社交活動。不過這是有了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的協助之後。在這以前都沒有這個閒空。斯密基曾經給予過我很大的幫助——共三十天。後來他便陷入了一場災難之中。

造幣廠的監督斯韋因先生慧眼識才，發現了布雷特·哈特。他是五十年代到加利福尼亞來的。那個時候他二十三四歲，浪游到了位於懷里卡的露天礦營地。懷里卡這個怪名字的由來是因為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件小意外——開頭，那個地方急需一個名字。當時有個麵包房，它做好了一個招牌，已經油漆過了，但還沒有掛出去，正被攤開來吹乾，那個招牌上的BAKERY這個詞，除去B外，其他的幾個字母都看得清，只是被倒過來了。有一個人將它讀顛倒了，念成了YREKA，並認為這就是這個營地的名字。對於這個名字，營地上的人都很滿意，所以就採用了。 哈特在營地裡教了幾個月書，還編輯了用來替代報紙的一份蹩腳的周刊。除此之外，他還在位於杰卡斯·古爾奇的小煤窯那裡待過一段時間（幾年後，我也在同樣的地方待過三個月）。哈特就是在懷里卡和杰卡斯·古爾奇，對加利福尼亞州那些叢林地帶的景物以及一般的鄉間景象進行準確的觀察的——公共馬車、馬車夫、乘客和露天礦工的衣著以及一般生活，賭徒以及他們的女人等，並像照相那樣如實地進行了記錄。也正是在這些地方，他將以前自己所不懂的關於開礦的知識都學到了，這些觀察起來都不困難，他也學會了怎樣才使文章讀起來讓人感覺是出自行家之手；也正是在這些地方他學會瞭如何才能使用礦工們那些古怪的方言來迷住歐洲人以及美國人——這種方言可以說自天上到地下從來都沒有被人用過，只被哈特發明。在哈特之後，這種方言也就失去了生命力，而這並沒有造成什麼損失。不久後，他便到了舊金山。他在那裡的做排字工，每週的工錢為十元。 哈特是專門排字的，不過他總是想辦法將活干得輕快些，有時還自願為報紙寫稿子進行消遣。主編兼發行人喬·勞倫斯從來都沒有見過哈特的手稿，因為壓根兒就沒有手稿。哈特在活字盤旁幹活的同時就在腦子裡對他的文學作品進行編寫，一邊編就一邊排了出來。在表面上以文學報紙自居，不過它所登的文學作品都馬馬虎虎，徒具文學的形式，深究起來算不上文學。造幣廠的監督斯韋因先生留意到了在的交響樂中出現了一個新的音調——在樂隊的嘈雜聲中浮出了一個清新有力的音調，能夠聽得出那是音樂。他問喬·勞倫斯，那個演出者是誰，於是勞倫斯就告訴了他。斯韋因先生覺得，讓哈特在這樣的地方浪費青春，所得的薪水又是如此微薄，那簡直是個恥辱。於是他就帶走了他，讓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書，這份工作平時並沒有多少事可做，還可以拿到一份高薪。斯韋因先生還告訴哈特說不妨按照自己的愛好去幹，發揮自己的才能。哈特非常樂意，於是就開始了他的發展。 布雷特·哈特是我所見過的最有趣的人之一，也是我所見過的最無聊的人之一。他裝腔作勢，既不踏實，也不真誠，在衣著上也經常表現出這些素質。他特別漂亮，雖然臉上滿是麻子。不管他的經濟狀況支付得起還是支付不起——他的衣著打扮總是比當時流行的樣式還要更先進一些。他總是比當地社會上那些最講究的人還要明顯地更加講究一些。他對衣著非常講究。雖說他的衣服都穿得很顯眼，但卻沒有絲毫俗氣，或是讓人看了感到不舒服的東西。他的衣著總是帶有那麼一丁點微妙的特徵，這些特徵微妙得恰到好處，就那麼一點兒，就將哈特同那些極端追求時髦的人區分開來了。這往往從他的領帶上就能看出來。他的領帶往往是單一的顏色，但色彩很鮮豔。往往是深紅色的——在他的顎下一片火紅；再不就是靛藍色的，又是那麼的鮮豔，彷彿一隻鮮豔的巴西蝴蝶停留在那裡。哈特對自我陶醉的喜愛到瞭如此程度，甚至都表現在神情舉止以及走路的步法上。那神情舉止是優雅且又從容的，他的步法甚至是有點兒做作的，不過對他來說還是恰到好處，因為一點兒也不做作的話，就會同他本人以及他的衣著不相協調了。 他這個人非常缺乏誠實的氣質。在我看來，他根本激動不起來。因為他給人一種對一切都很漠然的感覺。我看他的心只不過是個水泵，沒有其他的功能。我幾乎不由自主地要說，我的確知道它沒有其他的功能。那些日子裡，他在三樓上做私人秘書，而我則是四樓上那憔悴困頓的記者，除此之外，還有斯密基·麥克格羅勒爾在附近幽靈般地晃來晃去，對於他，我非常熟悉。五年過後，1870年，他接受了人家的聘請來到了東部，到芝加哥《湖邊月刊》擔任主編。在他橫跨大陸時，可真是風光無限，引發了全國的熱潮，就像印度總督上任一樣，或者說像是哈利彗星在不幸逝去七十五年之後又重新出現一般。這些我也都了解得很清楚。 後來他橫渡大洋去做了領事，先是在德國的克雷菲爾德，後來則到了格拉斯哥，在這之前有關他的情況我都非常了解。他再也沒有回美國。當他在倫敦逝世時，已經離開美國、離開妻子和女兒整整二十六年了。 這就是我所了解的布雷特·哈特其人。他自狄更斯那兒學到的感傷文筆，能夠讓別人情不自禁地流淚，因而他的作品在兩個半球的農民中間受到了普遍的歡迎。有一次，他自我解嘲似的笑嘻嘻地告訴我，說他已經掌握了令敏感的人流淚的技巧。意思就是，敏感人的眼淚非常寶貴，但是他的運氣很好，給發掘到了。 有一次哈特為了接洽業務，在哈特福德我的家裡住了兩週，在這期間，有一次他對我說，他是因為一次偶然事件才出名的——一次曾一度令他非常懊惱的偶然事件。他說，他曾經寫過《異教徒的中國人》，當時是寫著玩玩的，寫完之後便將稿子扔進了廢紙簍。沒過多久，《橫貫大陸月刊》為了排滿付印而急需稿子。他沒有能採用的東西，於是就從字紙簍裡找出了《異教徒的中國人》來充數，寄了過去。我們大家都還記得，文章在當時引起了轟動，它的影響遍及基督教國家的每個角落，一周之前，哈特的名字還默默無聞，一周之後便開始聲名卓著，彷彿他的名字被用巨筆寫到了天際。他將這名聲看做一場災難，因為那時他已經在著手進行《咆哮營的幸運兒》的創作。那可是一部高級的文學作品。一直以來，他都熱切希望，能夠憑藉這部作品在世人中間出人頭地。 《異教徒的中國人》確實妨礙了這個夢想的實現，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不久之後，《田納西州的伙計》、《咆哮營的幸運兒》以及其他那些巧妙地模仿狄更斯的作品，都為他帶來了更加高雅的榮譽。在舊金山時代，當別人讚美他是成功地對狄更斯進行模仿的作家時，他是絕對沒有引以為羞而是以此為自豪的。我曾親耳聽他說過，他是全部美國作家中對狄更斯模仿得最成功的一個。這句話就表明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當時的美國，有許多人在野心勃勃地、不加掩飾地對狄更斯進行模仿。他的一部長篇小說《加布里埃爾·康羅伊》就帶有很明顯的狄更斯風格，簡直就是狄更斯親筆寫出來的。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不能夠逃避人生，這真是非常不幸的。在三十六年前，布雷特·哈特成了舉世矚目的人物，在他滿載著榮譽動身前往東部的時候，他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時光早已過去了，他一生中最值得尊重的時光已經過去了，他一生中最值得自己尊重的時光也已經過去了。他正在進入一個非常悲慘的階段，那個階段滿是貧困、債務、羞恥、屈辱、辛酸和所謂的譽滿全球，這樣的名望勢必會經常引發他的厭惡，因為這令他的貧困和性格中那些不體面的方面更加突出，採用任何藝術的力量也無法掩蓋。 他是快樂的布雷特·哈特，他是心滿意足的布雷特·哈特，他是雄心勃勃的布雷特·哈特，他是滿懷希望的布雷特·哈特，他開朗活潑，滿面笑容，風華正茂，生氣勃勃。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布雷特·哈特卻客死在舊金山。那是曾經橫跨大陸，聲名顯赫的布雷特·哈特的屍體，我們都看到了。因為主辦者沒有派馬車去接他，他拒絕前往芝加哥出席一次宴會。在《湖邊月刊》不幸垮台之後，他便丟下了自己那宏偉的計劃，選擇踏上了東去的旅程。為了每年一萬元的收入，他同意了為《大西洋月刊》而絞盡腦汁——在那時候這便是一筆巨款了——卻沒能為這筆巨額收入提供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而是在不到一年的時候，便將這筆錢收下，然後花了個精光，之後便開始了他向男人借債，靠女人活命的生活。日子過得慘淡而又窘困，雖生猶死，直到最後走進墳墓才算得以了結。 當他還很年輕，剛來到太平洋沿岸，四處轉悠著找黃油麵包吃時，曾經有過一次奇異的經歷。他和我講過他早年的一些遭遇。在懷里卡充滿激情地挖掘金礦營地，他教過一陣子書，同時還在一對排字工匠所辦的小小周報做編輯，以便來搞點兒外快。 作為編輯，他需要看校樣。有一次，校樣中出現了一處錯誤，錯誤出現在過去年代裡的訃告那一欄內。當我們的民族還是軟心腸，多愁善感的時候，這個訃告欄的形式在美國曾經是普遍流行於各地的風尚。訃告佔據了半欄的位置，是按照格式寫的。換句話說，用的是最高級的詞彙——筆者想要用最高級的詞彙，來對死者湯普森太太進行歌頌，並對她的美德進行高度讚美，所以寫下了溢美之詞，在最後又按照老套的格式，說了一句：“我們的損失成為她永恆的收益。” 在校樣上，哈特發現了這樣的評價：“即便是在懷里卡，她的貞節（Chastity）也非常突出。”當然，這是因為“仁慈”（Charity）這個字被排錯了。不過，這點哈特沒有想到。他明白是排字工人將字排錯了。他也知道只要一查原稿，便會搞清楚。所以，他按照校稿的規矩，依照慣例用筆寫明了必須查對原稿。這件事情非常簡單，不會浪費他多少時間。他將一道黑線畫在了“貞節”這個字的下面，還在邊上加了一個用括號括起來的問號。意思不過就是說：“這個詞有問題，請核對一下原稿，改正過來。”可是他卻疏忽了另有一條校稿規則。這條規則便是：如果一個字強調不夠，那就必須在這個字底下畫一條線，這樣一來，排字工人就要用斜體字排這個字。 第二天早上，哈特拿起報紙，隨便地看了一眼訃告欄，然後他牽上一隻無人照看的騾子，騎著它跑出了鎮子。他心裡非常清楚，用不了多久，那位鰥夫肯定會帶著槍找來的。那個訃告欄裡，因為玩忽職守而令那段評價的話變為這樣：“即便是在懷里卡，她的貞節也非常突出？”——這樣一來，訃告就變成了挖苦。這有多麼糟，並且時機又是多麼的不合適！ 近些日子，我收到了湯姆·菲奇的來信，信中的一句話令我想起了哈特的另外一次遭遇。那個在決鬥中被喬·古德曼打壞了腿的湯姆·菲奇——雖然住在亞利桑那，但他還活著。在地球上的各個地方逛蕩了許多年以後，菲奇仍舊回到了自己早年所鍾愛的地方：那裡有沙漠、山艾樹和長耳兔，這些都是他所深愛的。這些東西和當地土著居民那古老的風尚，令他精神振奮，青春勃發。那些友好的人拍著他的肩膀，直接稱呼他的名字——是啊，暫且不管別人叫他什麼，也許你聽起來會不順耳，但菲奇卻覺得心裡非常舒服。他明白它的深刻含意，他明白名字背後的一片深情，所以這對於他的精神來說是音樂，他心裡充滿了感激。 《咆哮營的幸運兒》問世時，哈特立刻出了名。人人在提到他的時候，都是在誇他。有一次，他前往薩克拉門托。在他上岸時，忘掉了預訂返程的舖位。下午的晚些時候，他來到碼頭時，才發現自己太疏忽了。很顯然，幾乎全部薩克拉門托鎮的人都想要去舊金山：那長長的隊伍從票房沿著跳板和堤岸，一直排到街上，一眼望不到盡頭。 哈特只剩下了一個希望。在那些戲院、劇場、汽艇以及輪船上，經常會有五六個比較好的位置被留給那些遲到的著名人士。如果他得以將他的名片悄悄塞給賣票員的話，或許靠他的名字就能得到一個預留的舖位。所以，他就順著長長的行列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動，最後同一個來自山里的彪形大漢礦工挨上了肩。此人腰間佩著手槍，頭上戴著垂邊帽，那帽子將他這位冒險家滿是絡腮鬍子的臉遮住了。他身上穿著的衣服，自下巴頦直到靴子尖，都滿是星星點點的泥巴。隊伍在售票窗口處慢慢地移動，每個人都聽到了這樣似乎早已註定了的回答：“沒有舖位了，連統艙都被擠滿了。”哈特將名片遞進去時，售票員正對著那個魁梧的大漢，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礦工說這句話。一見到名片，售票員便叫了起來，還一邊將鑰匙遞給他：“啊，見到您可真高興，布雷特·哈特先生！整個兒特等艙全部給您一個人用，先生。” 那個沒有得到床位的礦工瞪了哈特一眼，他這一眼令周圍的氣氛頓時陰沉了下來，嚇得這位作家的手直發抖，抖得手中的鑰匙以及系在鑰匙上的木牌都嗒嗒作響。接下來，他就消失在礦工的眼前了。他想藏到救生艇或者是上層甲板上這類東西後，來避開礦工，保個平安。不過，他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很快礦工便出現在那裡，並到處張望，等到他一逼近，哈特便立刻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躲藏。就這樣持續了半個鐘頭沒有出現差錯，可是最後終於出了事。哈特的估計錯了，當他從一隻救生艇後小心翼翼地爬出來，卻沒料到和礦工撞了個正著！他知道情況不妙，不過已經來不及再逃了，所以只好直挺挺地站在那裡，等著末日的到來。那位礦工嚴肅地問：“你真是布雷特·哈特嗎？” 哈特承認了，有氣無力地。 “你是寫了《咆哮營的幸運兒》嗎？” 哈特再一次供認了。 “真的嗎？” “是的。”——聲音細的簡直像蚊子叫。 突然，礦工既熱烈又深情地喊了起來。 “媽的！伸出手來！”他的巨掌將哈特的手緊緊握住了，並且使勁地用力。 湯姆·菲奇自然懂得這個表示歡迎和愛慕之情的話的意思。如果那雙手上沒有那麼多塵土，這話簡直是妙不可言的。 俗話說：“上帝會對小孩和白痴進行保佑。”我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我進行過試驗。 有幾次，我都明顯地遭到很極端的危險，卻都因為這個神秘力量進行干預而免除了大的災難。在我的一生中，曾經有很多聰明人能夠看得出來我這個人非常容易上當，經常沒有什麼戒心，以至於落入人家為我設計好的圈套，可我卻總是能夠出人意料地安然脫險。四十多年以前的舊金山，凌晨兩點鐘，工作剛結束，工作人員便紛紛前往滾球場去。那里共有十二個場子。我也被邀請了。對我進行邀請是很勉強的，只是出於禮貌罷了——我的意思是說，儘管人家很客氣地邀請了我，不過我也不是非去不可。不過當我靦腆地進行推辭，說我不會玩這個東西的時候，這些愛湊熱鬧的年輕人立馬便非要我參加不可了。對此我感到很得意，因為我沒有看出這其中有什麼圈套，於是就天真地、充滿感激地接受了他們的邀請。他們將一個滾球場分配給了我。那些年輕人還教我該怎麼玩。還告訴我說可以玩一個鐘頭，在這個鐘頭里，那個成績最差的人要請大夥吃蠔肉，喝啤酒。聽了這話，我內心很不安，因為這等於在預告我要破產了。我非常懊惱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想到這一點。不過自尊心不允許我在中途退場，於是我便留了下來，盡可能裝出高興的樣子，彷彿能來參加便感到很榮幸的樣子。要我裝得像自己希望的那樣看起來很滿意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家卻顯得很起勁，因為他們那種幸災樂禍的心理是無法遮掩的。他們教我如何站位，如何彎腰，如何對準球，怎麼滾，遊戲就這樣開始了。 結果卻是意料之外的。我完全是個外行，發出的球都是不正確的，不過這沒有關係——半個小時中，我發的球全都在場的那一頭中了。其他的人早就洩氣了，也不那麼開心了。偶爾會有人全中，不過那非常難得，同我的高分相比，根本算不上什麼。半個鐘頭結束以後，那些伙計們終於認輸了，他們披上了上衣，圍在我的周圍，用很有禮貌但含意十分明確的語言表示，有的人明明是位老手，卻要撒謊欺騙，以便掠奪那些好心的朋友們，而這些朋友們卻還真心地相信他，認為他老實可敬。我沒有能夠叫人家相信我的本領，我並沒有像他們說的那樣撒謊。既然認為我的品德已經喪失，他們對我所說的話肯定是聽不進去的。當時，場地的主人就站在一邊，沒有出聲，不過到了後來倒是替我說了話。他說道：“先生們，這似乎是很神秘，不過經過解釋，也就沒什麼了。這個球場是凹槽形的，你可以隨心所欲地發球，只要你將球發出去，其他的事情，凹糟自會辦理，每次球都能擊中靶子的東北曲線，球就一定會全中。” 這是真話。伙計們對此進行了試驗，結果發現任何人都沒有本領令發出去的球擊不中目標。當我跟伙計們說我一點兒都不懂這東西時，我說的是實話。不過在我的一生當中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只要我稍微偏離一點普通的習慣和規矩，說了實話，聽話的人就總是聽不進去。這成了規律。 二十五年前，我到了倫敦，作了幾週演講，這次演講是由五六年前於美國主辦過狄更斯作品朗誦會的喬治·多爾比主辦的。他將我帶到阿爾班瑪爾，供給我吃喝。宴會上，他興致勃勃地大講特講自己怎樣是個打彈子球的高手。當他聽到我說，自己從沒有見過這個玩意兒，也不懂得如何才能把球打進球囊時，他便一點一點地教我，並且教個不停。到了後來，我覺得自己似乎是正在面對著彈子球的發明人，或者是他的嫡系子孫那樣。宴會一結束，多爾比就急於以實踐教導我如何玩這個玩意兒，並且將他高超的技術表演給我看。我們到了彈子房，他將球擺成了平面的金字塔，告訴我先打位於塔尖的那個球，隨後一個接一個地打，盡量將十五個球都打到球囊裡面去。然後他就會拿起球桿，來表現老手打球的本事。按照他的吩咐，我打了起來。開始時，我由於外行，有點膽怯，等到打完幾盤，球全部被打進了球囊後，多爾比就開始大肆對我進行挖苦。 在多爾比眼中，我是個撒謊的人。他感覺自己上了當，並且這麼輕易地便上了當。不過他還是較公道地將他和我都同樣地挖苦了一番。一方面，他盡情地對自己的幼稚與天真進行了嘲笑，說自己竟然上了一個沒有品德、臭名遠揚而又悠閒浪蕩的美國人的當，並且令他上當的事又是如此的明白，哪怕是那種終生都不出門的老實傢伙，也是不會受這種騙的；另一方面，他對我的斥責非常嚴厲，說我是故弄玄虛，逗引他面對著一個故意撒謊做假的專家還大吹牛皮，而這個專家在一刻鐘打進的球，比他一天之內打進的還多。 在打彈子球這件事上，我始終都沒有能夠重獲多爾比的全部信任，雖然在其他方面他信任我，並且還將這個信任保持了下去，一直到他逝世。從那以後，我又玩過幾次彈子球，不過卻再也沒有能夠做到一盤打進十五個球。 有好幾次我這個不善於進行懷疑的天性令我必須依靠上帝的保護，才能免於落入圈套。三十年以前，埃爾邁拉的幾位銀行家邀請我和他們一起玩“木炮”這種東西。對於這種東西，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於是便說，如果這項活動需要聰明的話，我是無法奉陪了。不過他們說，這遊戲只不過是碰運氣，不需要動腦筋——於是我便同意試一下。他們指定在下午四點鐘對犧牲品進行宰割，地點就在底樓有大窗戶的地方。接下來，他們開始狡猾地四處宣傳他們準備用來“捉弄”我的方法。 我準時到場，於是我們便開始玩了起來——由那一大批免費參觀的人來對我們進行監督。那些監督者們待在房子的外面，他們的鼻子抵住了窗戶玻璃。銀行家們將這遊戲解釋給我聽。按照我的記憶大概是這樣一套格式：他們將一大堆墨西哥銀元放到了桌子上，其中有十二個上面的年代是雙數的，五十個是單數的。銀行家們從那堆銀元中取出了一塊，放到了手心下面，叫我猜上面的數字是單數還是雙數。假如我猜準了，那塊銀元便屬於我了。假如猜錯了，我便輸掉了一塊錢。第一回我猜的是雙數，猜對了。接下來，我猜還是“雙”數，就將錢贏到了手。他們又讓我猜，我又猜了是“雙”數，再次贏了。到了第四次，還是猜“雙”數，又拿到了錢。在我看來，這“雙”數非常走運，我可以堅持猜“雙”數，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我猜“雙”數有十二次，拿到了十二塊錢。這種狀況正是他們私底下所希望的。憑藉他們對人性的體會，他們深深地相信，從我的臉上就能看出，我是個天真的人，而那些天真的人，只要第一回猜準了，並且接下來不斷猜贏了，就會一直堅持第一次所猜的。他們還堅信，一個天真的人差不多可以斷定開始猜的是“雙”數，不是“單”數，一個天真的人假如連續十二次都猜“雙”數，並且每次都猜贏了，那麼，他肯定會將“雙”數一直猜到最後——因此他們打算讓我贏得這十二次的“雙”數，然後才開始將單數的拿出來，一個接著一個，直到我輸完五十塊錢，這樣，那些監督的人一個星期內的笑料就都有了。 可是事實卻並沒有如他們所預料的那樣。因為當我贏得了第十二塊錢，等到最後的“雙”數過去後，我便退出遊戲了，因為我感覺老是單方面贏太單調了，令我提不起興趣來。當我走出來時，窗口的監督們放聲大笑，但我卻不懂他們在笑些什麼，也不知道在笑誰，反正我也沒有什麼興趣。這次意外事件，讓我獲得了機靈，有眼力這種令人羨慕的好名聲。但這可不是我努力的結果，因為我的眼力比母牛強不到哪兒去。 我從佩因先生那裡得知，吉姆·吉利斯去世了。他是久病之後，在兩週前於加利福尼亞逝世的，終年七十有七。佩因先生同古德曼先生一起去看過他，但是吉姆病得太嚴重了，無法見人。史蒂夫·吉利斯最後的日子也非常近了，他高興且又平靜地躺在那裡，等待著那一天的到來。他屬於杰卡斯·古爾奇森林地帶，還有很多吉利斯家的人在那裡，四十年前，我對這些人都非常熟悉——喬治以及比利，也就是史蒂夫同吉姆的兄弟。史蒂夫、喬治和比利他們，有一大群的兒孫，而吉姆打了一輩子光棍。 在我看來，吉姆·吉利斯實際上要比家屬親友心目中的他優秀得多。他的想像力非常強。這個人擁有那樣的一種氣質，就是能夠即興去做一項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能做得輕鬆愉快，而在事前根本就不需要做準備。他能一邊講，一邊就編好一個故事。不管故事被講到了哪裡，只要他腦子一閃，便能出現許多新奇的幻想。不必擔心這個故事是否結束得令人滿意，或是根本無法結束。吉姆天生就是一個幽默家，而且是個很有能力的幽默家。每當想起他雖然沒有經過什麼訓練就已經有了這麼大的才能，我便開始堅信，如果他能夠早點被人發現，並進行幾年的筆頭訓練，那他一定會成為明星表演者。往往天才都難於發現自己，也難於被親友發現。甚至我能夠說得更加嚴重些，一個天才——至少文學上的天才，是根本沒有被熟人發現的可能的，因為他們同他太熟悉了，以至於他處在朋友所注意的焦點之外，不可能被看出他的才能到底多大，他們體會不到他和他們之間那種很大的差異，也不可能對他做出正確的透視。事實上，他和他周圍有數的那些人之間的差異只有通過透視才能看出來。 那些經常於近處見到聖·彼得大教堂又從沒有離開過羅馬的人，不可能對聖·彼得大教堂的規模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只有從老遠的坎帕納過來的陌生人，才會認為羅馬只不過是一片朦朧和污糟，唯獨這巍峨的寺院孤獨地矗立在那裡，顯示出無與倫比的莊嚴。成千上萬的天才生下來，便又死去了，都沒有被人們發現——既沒有被他們自己發現，也沒有被其他人發現。如果不是那場南北戰爭，人們就不會發現林肯、格蘭特、謝里登和謝爾曼，他們也就不會上升到顯赫的位置。我將這件事記錄在一代人以前所寫的一本到如今還沒有發表的小冊子《斯托姆菲爾德船長訪問天國》裡：到了天堂之後，斯托姆菲爾德急切地想要對無與倫比的軍事天才愷撒進行瞻仰。天堂裡一個老住戶對他說，亞歷山大和拿破崙不能算是軍事天才，他們只能被稱做無名的班長。這是同一位不同尋常的軍事天才相比較來說的，這個人的職業是製鞋匠，他在新英格蘭一個農村里出生，後來死掉了，一生都默默無聞，在人世的時候沒有參加過任何戰役。他在世上時，沒有被別人發現，可是當他到了天堂的時候，就被天堂所知了，天堂賜他以各種榮譽。如果地球上的人早就知道他是這個星球上最為超凡的軍事天才的話，那麼這些榮譽原本是他還在地球上時就應該享有的。 我在吉姆·吉利斯以及他的“夥伴”迪克·斯托克在杰卡斯·古爾奇的木屋子家裡待過三個月。那個杰卡斯·古爾奇是我在前面講到過的那個安寧、美妙、夢境一般的位於森林地區的天堂。有時候，吉姆會突發靈感，背對著燃著大塊大塊木柴的爐火，將雙手背到身後，即興編造出一套謊話——一則神仙故事，或者說是一則被他著力渲染過的傳奇——迪克·斯托克往往被作為故事的主人翁。吉姆經常假裝一本正經地說，他講的全部都是歷史事實，確實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什麼傳奇。頭髮斑白、生性善良的迪克·斯托克就坐在他的旁邊，吸著煙斗，安靜地對這些大膽編造的故事進行傾聽，從不說任何不以為然的話。 我曾經在自己的一本書裡——我想應該是《赫克貝里·芬》吧——採用了一次吉姆即興講出來的故事，也就是被他稱為“極端可恥的悲劇”的那個。為了使其適宜印刷，我得對它大加修改，不過這樣一來，原來的故事就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如果按照吉姆所講的和他邊講邊編的那樣，恐怕這個故事是我所聽到過的最為有趣的了，可是被印成書後，那個故事便遜色不少，沒有絲毫趣味。而它原來被講得是多麼酣暢淋漓啊！在我的另一本名叫《海外流浪記》的書裡，我則採用了吉姆即興所講的另外一個故事，那個故事講的是一隻可憐、天真而又愚蠢的啄木鳥想將屋子裡堆滿橡子。這則故事是逗人喜愛而又有趣的，裡邊滿是快樂的幻想。在爐火前面，吉姆講得滔滔不絕而又從從容容，他一邊講一邊進行編造，還按照他一貫的說法說這完全是事實，是無懈可擊的，是純粹的歷史，一點都沒有篡改。我在另一本書裡則採用了吉姆另外一篇編造的東西，那就是關於吉姆·貝克的貓的故事，那個了不起的湯姆·誇茲的故事。吉姆·貝克自然就是迪克·斯托克，湯姆·誇茲則是虛構的。並沒有過這樣的貓，最起碼並不是像吉姆·吉利斯所想像的那樣。 吉姆那豐富的想像力曾經有一兩次給他帶來了麻煩。一天，一個印第安女人想向我們兜售一種像大青梅那樣的野果。因為在這木屋裡住了有十八年之久了，迪克·斯托克知道這種東西沒有任何價值，也不能吃。不過他沒有留心，也沒有任何壞心眼地說，從前他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對於吉姆來說，有這麼一句話就足夠了。他大大地讚頌了這種鬼果子一番，說得越來越天花亂墜。他說這東西他已經吃過千八百次了，要吃的時候只要放點兒糖煮一煮，整個美洲大陸上都沒有什麼東西比它更鮮美了。其實這些他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迪克將他的話打斷了，說既然這個果子如此鮮美，那為什麼沒在當地種一些呢。這一問，將他問得只能直挺挺地站在那兒，張口結舌地愣了好大一會兒。吉姆被人家抓住了，但他卻不肯停下來。他窘住了，但他不是那種甘心屈服或是能夠承認錯誤的人。他假裝說，能有這個機會來再一次欣賞上帝所贈送的珍品，那可真是太好了。啊，他說到就能做到。在我看來，即便是他知道吃了這個果子會將他害死，他也還是會吃的。他將這種果子買了下來，還笑呵呵，自得其樂地說，他非常高興能有這個口福，如果迪克和我不想同他一起嚐嚐的話，那就隨便——他不會在意。 接下來的幾個鐘頭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幾個鐘頭了。吉姆拿來了一隻能裝得下三加侖的煤油桶，裝了半桶水後放到火上，然後倒進了十來隻鬼果子，等到水開了，他便又放入了一把紅糖。水還在開著，他不時地嚐一嘗這非常糟糕的食物。那邪惡的果子被越燒越爛，越燒越軟。他拿起調羹，舀起了一調羹，送到嘴邊嚐嚐，咂咂嘴，裝出很滿意的樣子，邊吃邊說著，最好再來點兒糖——就又倒進去一把糖——讓它再開一會兒。一把又一把的糖被放了進去，他左一次右一次地嚐了足有兩個鐘頭，我和斯托克兩個一直在笑他，罵他，嘲弄他，而他卻仍舊不動聲色。 最後，他說果子已經燒好了，並且被燒得恰到好處，非常完美。他舀出了一調羹，嚐了嚐味道，咂咂嘴唇，高興得幾乎忘乎所以。接下來，他分給了我們每人一份。我們發現，加進去的那幾噸糖絲毫沒有將果子可怕的味道改變。味道仍舊是酸的，並且酸得特別厲害，叫人受不了，那些加進去的糖絲毫也沒有將它的酸味改變，如果不是產自地獄的話，它的酸味本來是應該能被這麼多醣改變的。我們嚐了一下，便放了下來，可是這位英勇的吉姆，這位一往無前的壯士，還在一點點地喝，一邊喝還一邊贊不絕口，到了後來，他甚至喝到牙齒和舌頭都開始發痛了，斯托克和我則是樂得不得了。在接下來的兩天當中，吉姆沒有吃任何東西。他的牙齒和舌頭非常疼痛，甚至到了一點兒都不能碰的程度，他連氣都不敢透一下。不過他仍舊在吹捧著那無比糟糕的食物，還在稱頌上帝哩。這實在是表現出了驚人的勇敢。吉姆像其他所有吉利斯家的人一樣，渾身都是膽量。 他每年都會到舊金山來一次，將他礦工的粗布衣服脫掉，買十五塊錢一套的現成衣服，他戴著歪到耳朵邊的帽子，從容地走在蒙哥馬利大街上，心滿意足得簡直像個國王。他身旁那些時髦的人流不時地向他投來嘲諷的一瞥，他絲毫都不在意，似乎根本沒有註意到這些。其中有一次，喬·古德曼和我以及其他一兩個舊相識將吉姆帶往交換銀行的彈子房。那是舊金山那些有錢而又時髦的年輕人們消遣的地方。每當夜晚十點的時候，二十張桌子會同時開放，全被佔滿。我們在那裡漫步，好讓吉姆能夠有充分的機會進行參觀，欣賞一下這都市的著名風光。 不時會有年輕的花花公子對著吉姆以及他的服裝說上一兩句挖苦的話。這些話被我們聽到了，不過我們希望，吉姆可以因為自我陶醉，而不至於發現這些話是用來說他的。不過我們的希望落空了。吉姆立刻警覺起來。接下來，他想在別人說這種話的時候將他當場抓住。很快他就抓住了，那個被抓的說話人是一個衣著講究、身形魁梧的年輕人。吉姆向他走去，站穩了，下頦朝上，神情舉止現出了一副傲慢的架勢。他嚴肅地說：“你這話是在說我。你要向我道歉，要不咱倆就打一架。” 旁邊有五六個正在玩彈子的人聽到他的話都回過頭來，將球桿放到地板上，饒有興味地等著看接下來會如何。吉姆的對手冷笑一聲，說：“哦，真的嗎？如果我拒絕，會怎麼樣？” “那你就要挨一頓打，讓你好好長一下記性。” “哦，這樣啊，那我倒是要看一看。” 吉姆的神情仍舊嚴肅而又沉著。他說：“我向你發出挑戰。你必須跟我打一架。” “哦，是嗎？那你定個時間吧。” “就是現在。” “這麼急！那麼地點呢？” “就在這兒。” “真有意思。用什麼武器？” “雙管獵槍，將子彈上好。距離為三十英尺。” 現在是急需出面進行干預的時候了。古德曼將小傻瓜拉到了一邊，對他說：“你不了解你的對手，這麼做太危險了。你似乎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但是他並沒有開玩笑。他不是那種人。他是認真的。如果你拒絕決鬥的話，他會將你當場打死。所以你必須接受他提出的條件，並且要馬上接受，否則就來不及了。要不接受決鬥，要不就道歉。如果你要道歉，需要注意兩點：一是他並沒有惹你，而是你侮辱了他；再有就是你肯定不願意將一個沒有對你進行冒犯的人殺死，也不願意自己死。你進行道歉，還要讓他來決定該怎樣措辭。這要比你所能想像到的道歉話更加強烈才可以。” 這個人道了歉，將吉姆說的話複述了一遍——在他倆的周圍圍著一大群聽著的人——那道歉的話的措辭同古德曼所預料的完全一致。 我為吉姆感到悲痛。他是個善良而又堅定的朋友，是個男子漢，是個慷慨的人，他誠實而又可敬，生來就擁有一副可愛的脾性。他自己從來不主動跟別人吵架，不過一旦有人吵到他的頭上，他便會堅決奉陪。 我離開“礦穴”，回到了舊金山，曾經一度為弗吉尼亞《企業報》寫了些通訊，然後被薩克拉門托《工會報》派到夏威夷群島去寫些和糖業有關的東西。我在檀香山時，“大黃蜂”號快輪（中途著火）上的倖存者們到了。他們在一條小船上過了四十三天，但船上的食品卻只夠用十天的。經過這番折騰，那些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了。我沒日沒夜地干，終於寫出了一份完整詳盡的報導，並將它扔上了一條剛解纜的雙桅縱帆船。這是被發往加利福尼亞的唯一的詳情報導。 《工會報》付給我一份高出一般報酬十倍的錢。 過了四五個月，我回到加利福尼亞之後，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太平洋沿岸最負盛名的老實人。擁有幾家戲院的老闆托馬斯·麥圭爾說，現在是我發蹟的大好機會——一定要趁熱打鐵——沖向演講的陣地！於是我這樣乾了。我對外宣布要就夏威夷群島的事情作一次報告。廣告的最後一句話是：“票價一元，七點半開門，八點開始勢必會出現麻煩。”多麼靈驗的預言。八點的時候確實出現了麻煩。我發現在我面前只有一個聽眾，所以被嚇得幾乎從頭到腳都癱軟了。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分鐘，我真的感覺比死去還要難受。關於這件事的記憶是永遠不會磨滅的，但是這事也有它積極的一面，因為從那以後，面對聽眾，我再也不會怯場了。 重複在幽默的領域裡的威力是非常大的。幾乎任何一個用詞準確，一成不變的習慣用語，只要在每隔一段時間後被鄭重其事地重複五六次，那麼到最後就總是會將人家逗得忍不住笑起來。四十年以前，我在舊金山試圖作第二次講演時，曾經有意識地想要證實這個道理。我首次這樣的講演成功了，我非常滿意。然後我開始準備第二次講演，不過又有點兒害怕，因為開始的十五分鐘並不幽默。我覺得在開頭就讓全場笑一下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這樣，在起初就能同全場聽眾的感情變得融洽起來，而不是聽任一種吹毛求疵的情緒在場上逐漸凝聚起來，如果那樣的話，結果就會變得很糟糕。我在心裡有了這個譜，就定下了一個方案，那個方案的大膽程度，直到今天我回憶起來，還是覺得稀奇——當初自己怎麼竟有勇氣堅持下來。五六年來，舊金山被一件非常無聊、索然無味但又不能剎住的趣聞害苦了，因為大家已經聽膩了——膩煩透頂了。當時，就好像不同人家講講這個發霉的趣聞，做人就沒有意義一般。我就下定決心在演講的時候由這裡開始講起，並且一再地進行重複，直到僅重複一下，就能夠征服全場，令他們發笑為止。這段趣聞被我寫在了自己的一本書上。 當時有一千五百人在場。因為我在一家報社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記者，所以我認識他們之中的幾百人。他們喜歡我，所以不得不這樣。我知道他們佩服我。如果我將這件叫人討厭的趣聞撿起來，並且那神氣似乎還將那當成什麼新奇的好事的話，他們是一定會難過，會失望，會打心底里感到難受的。開頭，我描繪了一段自己在橫貫大陸的公共馬車上時第一天的遭遇，然後便說：“第二天，在大草原上的一家小驛站上，走進來一個人，高興地隨便同我們閒聊了一會兒。他說：'如果你愛聽的話，我來給你講一件最為好笑的事情。霍勒斯·格里利有一次經過這條路。在他離開卡森城時，對馬車夫漢克·蒙克說，他已經約好了要在普拉塞維爾作演講，所以急著趕路。漢克·蒙克便揮起鞭子，車子開始走得飛快。馬車蹦跳著朝前猛趕，顛掉了霍勒斯上衣的全部鈕扣。到了後來，他的腦袋將馬車的頂棚穿透了。於是，他向漢克·蒙克大聲叫喚，讓他將車趕得穩當些——說他沒有剛才所說的那麼急了。不過漢克·蒙克說，請坐好，霍勒斯，我會按時把你送到的！——你們可能也敢打賭，他自然是及時趕到了，可是他啊，被搞成了什麼樣子啊！'” 我講得無聲無色，並且聲音非常單調，沒有對任何一個字進行強調，講得非常枯燥與無聊。之後我停頓了一下，顯得自己特別得意，似乎正在期待著能夠激起一陣笑聲。當然了，笑聲是肯定沒有的。甚至連類似笑聲的跡像都沒有。有的只不過是一片沉寂。放眼望去，只能見到那一片臉的海洋，這看上去心裡實在不是滋味。有些人的神色看起來就像受到了侮辱；有的則顯得非常反感；而我的朋友和熟人們，則似乎是在替我害羞。全場就像一個整體，看上去都好像服了嘔吐劑。 我裝成很窘的樣子，並且裝得非常像。有一陣子，我沒有說任何話，只是站在那裡撫弄雙手，像是在無聲地在祈求聽眾們可憐我。有很多人的確可憐我——這我能夠看得出來。但是我能夠看出來另外一些人顯然是要鬧事。於是我馬上又開始講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補充了一些在橫貫大陸的過程中的一些瑣事。然後又將話題引向那段趣聞，當時我那表情似乎是自己認識到了第一次沒有講好，在第二次時要講究點演講的藝術，全場肯定會愛聽似的。聽眾們看出了我正將話題引向那段趣聞，他們那種憤懣的情緒是十分明顯的。這個時候，我說：“我們剛剛離開位於普拉特河上的朱勒斯堡，我同馬車夫坐在一起，他對我說：'你要是愛聽，我就給你講一件最為可愛的事。有一次，霍勒斯·格里利經過這條路。在他離開卡森城時，對馬車夫漢克·蒙克說，自己約好了要在普拉塞維爾作演講，所以急著趕路。漢克·蒙克揮動鞭子，馬車開始走得飛快，馬車蹦跳著往前猛趕，顛掉了霍勒斯全部的上衣鈕扣。到了後來，霍勒斯的腦袋將馬車的頂棚都穿透了，他就大聲叫著漢克·蒙克說，請他將車趕穩當些——自己不像剛才所說的那麼急了。不過漢克·蒙克卻說，霍勒斯，你坐好了，我會按時將你送到的！——可能你們也敢打賭，自然，他及時趕到了，可是他卻被搞成什麼樣子了啊！'” 我再次停了下來，躊躇滿志地進行張望，不過還是連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全場死一般的寂靜，就像是一座墳墓。我再一次顯得很窘，又一次開始撫弄雙手，裝成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在沉默了一會兒之後，我再次將橫貫大陸之行撿起，再次結結巴巴地講了下去——接著又逐漸將話題引向那段趣聞。場子裡的人明顯已經非常不耐煩了。不過我還是要講下去，並始終裝成非常確信似乎有點兒什麼神秘的理由，令人們看不出這個趣聞有多滑稽，而如果我能想方設法將故事講好，人們就一定能夠看出來，所以我非要再講一次不可的樣子。我說：“一兩天后，我們在叉路口的地方搭了一個丹佛人，他特別高興地談了一會兒。接著就說：'如果你愛聽的話，我就給你講一件最為可笑的事。有一次霍勒斯·格里利經過這條路。當他離開卡森城時，對馬車夫漢克·蒙克說道，他約好了要在普拉塞維爾作演講，所以急著趕路。漢克·蒙克揮動鞭子，馬車開始走得飛快。馬車跳蹦著往前猛趕，顛掉了霍勒斯全部的上衣鈕扣。到了後來，他的腦袋將馬車的頂棚穿透了。他開始大聲呼喚漢克·蒙克，讓他把車趕得穩當一些——說自己不像剛才所說的那麼著急了。可是漢克·蒙克卻說，霍勒斯，你坐好。我會按時將你送到的！——你們肯定也敢打賭，自然，他是及時趕到了，可是他卻被搞成什麼樣子了啊！'” 突然間，前排的人看出了門道，就開始哄笑起來。這笑聲一直向後傳，向後傳，一直傳遍了每一個角落。然後又向前傳，然後又向後傳。一分鐘後，全場開始笑聲雷動，像暴風雨一般。 對於我來說，這笑聲可真是福音，因為我實在是快筋疲力盡了。我很累，還很擔心，差點兒以為自己要整個晚上都站在那裡，不斷地將這個趣事講下去，才能令這些人明白我在講的是一段很巧妙的諷刺小品。我相信，自己應該堅持下去，繼續將這段趣聞講給他們，直到壓倒他們為止。我抱著這樣一個堅強不屈的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悶地重複著這段話，相信最終一定能夠將他們打動。 好多年後，紐約的奇克林大廈裡要舉辦一次作家朗誦會。我想，倒是可以再試一試這段趣聞，看看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聽過這個故事的聽眾，重複講幾次有沒有效果。如果有效的話，那隻能是他們於重複之中發現了一些好玩兒之處。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沒有一點兒能夠將人們的幽默感激發起來的地方，除了他是個白痴。我坐到主席台上，在我身邊的是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他問我想要談些什麼。我說，我預備用沉悶、單調的聲音去講一段簡短，絲毫不著邊際的趣聞，並且我的所有表演都在這裡面了。他說：“這真是個很怪的想法。你想要通過它達到什麼目的呢？” 我說：“不過是一笑罷了。我只要聽眾笑一笑。” 他說：“自然是這樣的……因為那是你的本行嘛。他們想要你令他們發笑。不過一個用沉悶、單調的聲音講出的無聊且又不著邊際的趣聞，能令他們發笑嗎？” “能的，”我答道，“他們會笑的。” 洛厄爾說：“我看你這個夥伴很危險。我要移到主席台的另一面去，躲開那些好漢們。” 輪到我講時，我站了起來，將多少年前在舊金山的表演絲毫不差地重複了一遍——並且講得極為嚴肅和沈悶。這次考驗是我飽經滄桑的一生中很要命的一次。場上沒有任何反應，直到我將這個乏味的趣聞原封不動地講了有五遍之久，場上似乎才領會到了妙處，用熱烈歡迎的轟鳴聲，將那令人心碎的沉默打碎了。我又活了過來，這正符合我的需要。因為再讓我講四遍的話，恐怕我就沒命了——不過，如果有人扶著我，我是還能再講四遍的。全場那轟動的掌聲持續了有一兩分鐘之久。聽到這些聲音，真讓人感到欣慰、幸福。 洛厄爾先生激動地握住我的手，說：“馬克，這真是技巧的勝利啊！也是勇氣的勝利！如果換作我，則會抱著必死的希望，像個軍人那樣寧願冒著血戰而死的可能，也不願重複進行這樣的表演。” 他說，在前四次的重複講演時，場子裡一片沉默、恍惚與莊重，他簡直替我急得要死。他說，以前他從來沒有這麼替別人難受過，簡直難受到全身發冷，冷透脊梁。等到第五次的重複轟動全場時，他才謝天謝地長舒了一口氣。 我在加利福尼亞州那些主要城市和內華達都作過演講，在舊金山也曾經演講過一兩次，之後便退出這一門，積攢了一大筆錢——對於我來說是這樣的——並且還制訂了一個計劃，我要從舊金山乘船向西，去周遊世界。 《阿爾塔加州日報》的所有者和我聯繫，要我為這家報社寫篇旅行通訊——那些通訊一共有五十封，每封佔一欄半，也就是每封信有兩千字左右，寫一封信付給我稿酬二十元。 我先向東走，到了聖路易，同我媽媽告別，然後我就被一個計劃書迷住了，並且終於加入進去了。這個計劃書是“教友會市號”旅行團的船長鄧肯做的。這次旅行中，我寫並且發出了的通訊共有五十封之多。其中有六封沒有被收到，所以又補了六封來履行合同的約定。然後我又編了一個同此行有關的演講稿，在舊金山進行了演講，賺了一大筆錢，對此我感到很滿意。後來，我又到鄉村中去講，結果將我嚇呆了。我早已被人家忘得一干二淨，聽眾從來都沒有多過，就像一批驗屍陪審員過來對我已失去的名聲進行一次鑑定似的。我了解了這種奇異的情況，發現那家非常富有的《阿爾塔》報館的異常節儉的主人已經將那可憐的每封二十元的通訊全都註冊為版權所有，還威脅說，不管哪家報刊對其中的一段進行轉載，都要對之進行起訴！ 我已經落到瞭如此的田地！我簽過合約，要就這次旅行給哈特福德的美國出版公司寫一本大部頭的書。本來計劃在書中收入所有的這些信。不過就目前看來我的處境就有些不妙了——假如那個悄悄竊取了版權的主人不允許我使用這些信的話。而他們需要的正是這些信。麥克先生——什麼的——我記不住他的全名了——說，他們公司預備將這些信印成一本書，藉此來收回付出的一千塊錢。我說，如果他們辦事公道，讓鄉下的報紙採用這些信或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我在太平洋沿岸的旅行演講就可以收入一萬元，《阿爾塔》令我損失了這筆收入。不過後來，他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由他來出版這本書，我抽取其中百分之十的版稅。對於這個折中的辦法我並不中意，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訴了他。這本書只在舊金山銷售，我所得的版稅還不夠自己三個月的伙食費。如果東部的合同能夠實現的話，對我則更為有利，因為在大西洋沿岸我還是有點聲譽的，那些聲譽來自紐約《論壇報》所刊登的我的六篇旅行通訊以及《先驅報》刊登的一兩篇。 結果便是麥克先生同意了對他的書進行停發，條件就是：我必須在序言中對《阿爾塔》放棄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