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五章家族怪人

我受教育的地點不僅局限於漢尼巴爾的公立小學，還包括我哥哥奧里昂辦的報館。在報館的時候，我幹過包括編輯工作的任何工作。我的文筆吸引了鎮上的人，“但他們對我不是欽佩”（我哥哥說）。 奧里昂·克萊門斯，我的哥哥，1825年生於位於田納西州的詹姆斯敦。他是父母的長子。姐姐瑪格麗特生於他和我之間——在1839年，她九歲時死在了位於密蘇里州的佛羅里達村。我也出生在那裡。同樣在那裡出生的還有我的另一個姐姐帕梅拉，她是塞繆爾·伊·莫菲特的媽媽。一輩子她都是病歪歪的，一年前，也就是七十五歲時，她死於紐約近郊。我還有一個死於1842年的弟弟本傑明。 奧里昂在被人們稱為“東田納西的丘陵”的詹姆斯敦的小木屋中度過了他的童年。那個地方人煙稀少，那裡的原始人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簡直可以說是無知得就像附近森林裡的野獸那樣。後來我們全家遷到了佛羅里達，再後來又到了漢尼巴爾，奧里昂那時十歲。在十五六歲時，他被送到了聖路易，在那裡學印刷。他有一個顯著特點是做事熱心。每天早晨醒來，總是為了這樣或那樣的事幹得非常熱心，這樣就能消耗掉一整天的精力。到了晚上，那股火才算是熄滅了。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熱情又會因為某項新的興趣燃起，甚至在他連衣服都沒有穿好的時候。在他的一生中，每年的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像這樣轟轟烈烈地熱情度過的——一直到後來的一個早上，也就是他臨死前，他手裡還拿著一支筆，坐在桌邊，潦草地將那一天即將燃燒的熊熊大火寫了下來，並準備對這場火焰進行欣賞，一直到它晚上熄滅為止。那時候他七十二歲。不過我忘記了他另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那就是他的憂鬱、消沉和絕望的心情。這個特點與他的熱心做事的特點一起，日日月月地並存著。所以，它們每天一分為二——不，是融合在一起——從日出直到午夜，忽而陽光燦爛，忽而黑云密布。他確實是世界上每天都最快樂、最有希望的人；不過我想，他也是世界上每天都最悲哀的人。

在聖路易做學徒的時候，他和愛德華·貝茨交情很好，後來，此人成了林肯先生首任內閣裡的人物。貝茨人非常好，他是一個著名的律師，為人非常光明磊落。他很有耐心地任憑奧里昂將每一項新的計劃說給他聽，他們兩個共同討論。在討論中，他們憑藉雄辯以及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取消掉計劃——開始是這樣辦的。可是過了幾個星期後，他發現根本就不需下這麼大工夫，他完全可以將新計劃放在一邊，等到當晚它便會自生自滅。奧里昂認為自己該當個律師，於是貝茨先生就鼓勵他學習法律。在學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時，法律便理所當然地被他擱在了一邊，他又乾起其他新玩意兒來了。他希望自己成為演說家，貝茨先生便給他進行補習。在屋子裡，貝茨先生邊走邊對一本英文書進行高聲朗讀，同時還迅速地將英文翻譯成法文，他還建議奧里昂也這樣練習。不過奧里昂不懂法文，所以他便開始學了起來，不過這種學習的熱情只持續了兩三天，就被拋在了一邊。

在聖路易做學徒的時候，他先後加入了不少教會，還曾在主日學校教書——教會總是隨著主日學校更換。政治上，他同樣也是反复無常——今天輝格黨，下星期換成民主黨，再下一星期又變成了政治市場上他可以找到的什麼新鮮玩意兒。在此，我不妨提一下，他這漫長的一生，總是在搞宗教交易，以換景色為樂。我還可以進行解釋的是，他的誠實和誠意從來都是不容懷疑的。在生意和金錢方面，他的誠實也是從來不容置疑的。雖然他經常反复、變化，但他的原則是並且始終是高尚，不可動搖。他的氣質是人類氣質中非常少有的混合物，特別奇特。這樣的人生來辦事便是憑藉衝動而不是深思熟慮，這就是奧里昂的作風。無論做什麼事，他的根據總是信念以及熱情，做了還非常自以為是——而且不管做了什麼事，好也罷，壞也罷，不好不壞也罷，二十四小時之內，他便會深陷入懊悔之中，每次都是這樣。悲觀主義者先天生成，而不是後天變成；樂觀主義者也是先天生成，而不是後天變成。不過，我認為他是我唯一見過的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成分恰好相等的人。除了一些基本原則之外，他就像流水那樣不穩定，一句話就能令他精神沮喪，另一句話又能令他飄飄然直升空中；一句表示異議的話，就能叫他感到傷心，一句表示贊成的話，又能叫他快樂得像個天使。這種奇蹟般的現象，你幾乎不能用理性或者哪一種心理狀態來對它進行解釋。反正不管怎麼說，你都能夠解釋得通。

另外，他還有個顯著的特點，上面我所說的那些，都是由這個特點產生的，那就是一種強烈想要得到人家贊成的慾望。他如此熱切地要人家說好，那麼如同少女般急切地要每人都稱讚一聲，甚至對這些稱讚都不加區別，以致為了得到任何一位和他持不同意見的人的讚許，他通常都可以立刻放棄自己原來的主張、意見和信念。我要在這裡清楚地進行表白的是：不論在什麼時候，他總是恪守自己那些基本原則的，他從沒有為了討得誰的歡心而將這些原則放棄。像他這樣在黑奴與奴隸主的環境中出生，又在這樣的環境裡被撫養成人的人，卻從兒童時代一直到死，都始終是廢奴主義的擁護者。他為人真誠、實在，磊落，表裡如一。不過對於那些小的事情——像宗教、政治這一類影響不大的事——他的信念便從來不是固定的，只要有人稍表異議，他便無法繼續堅持了。

他老是喜歡夢想，是一個天生的夢想家。經常性的，這個特點會叫他吃點兒苦頭。在他二十三四歲時，他是個工匠。有一次，他忽然產生一個非常羅曼蒂克的念頭，他想要事前不讓我們知道便前往漢尼巴爾，以便給我們全家一個驚喜。要是事前通知我們的話，我們會告訴他說：我們早已搬家了，過去我們住的地方，現在住著我們的家庭醫生梅雷迪思，也就是那個脾氣暴躁、低嗓子的老水手，而奧里昂過去居住的那間臥室，則住著梅雷迪思醫生的兩個老處女姐姐。奧里昂所搭的船於半夜時分抵達了漢尼巴爾。像往常一樣，他滿懷著羅曼蒂克的設想，事前就急匆匆地享受了他那虛構的驚喜，心裡感覺熱乎乎的。對於這些，他總是事前進行享受，這是他天生的脾氣。他從來都是不等事情實現，便非要對其進行夢幻般的虛構，事前進行一番享受——結果，有時他會發現事實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麼完美，而且因為事與願違，還常常吃虧。

他到家的時候，繞到後門，先脫掉了靴子，悄悄上了樓梯，到了睡著兩個老處女的那個房間，一路上倒是沒有吵醒睡著的人。他在黑暗中脫掉衣服，爬上了床，碰著了個什麼人。他也覺得有點兒怪，可也並沒有十分在意，因為他想可能是我們那個叫本的兄弟。當時正是冬天，床上非常舒服，那所謂的本令床上更舒適了——這樣，他便放心地睡了起來，所有的事情都很順利，他很滿意。想到明天早晨的情景，他就從心裡感到高興。不過有些事情比他想的要來得快，並且即刻就發生了。被擠的老太開始扭動、掙紮起來，一會兒就開始半睡半醒，被擠得嘟囔起來了。奧里昂被這聲音嚇得半死。他既不敢起身也不敢出氣。被擠的人開始了她的摸索，當她摸到奧里昂新蓄的絡腮鬍時，便尖聲叫了起來：“媽呀，是個男人！”奧里昂一下清醒了，他快速下了床，在黑暗中急急忙忙地到處摸著他的衣服，兩位老太開始尖聲叫喊，等不得把全套衣服都拿到手，奧里昂便趕緊飛奔到樓梯口，朝下奔去。這個節骨眼兒上，他又被嚇癱了，因為他望見了來自樓梯下面的微弱的淡黃色燭光，他判斷梅雷迪思醫生就在蠟燭後面。事實證明，真的是他。他身上幾乎沒穿任何衣服，不過這沒有關係。對於應付這類事情，他是有經驗的，因為在他手裡握著一把屠刀。奧里昂朝他高聲大喊，這下解救了他，因為醫生分辨出了他的聲音。之後，他用我自小就非常仰慕的那種十分深沉的航海男低音，將住房的變化向奧里昂進行了解釋，告訴他去哪裡才能找到克萊門斯家，最後還說了一些非常不必要的忠告，說以後他再這麼乾之前，先捎個信給他本人——只要奧里昂活著，這樣的忠告，他似乎再也不需要了。

在1847年我爸爸去世的時候，災難發生了——這種事情通常都是如此——正好在我們開始走運時開始發生。經過了若干年窮困的折磨，我們剛開始要好過一些。那個折磨是由一個叫做艾拉·斯托特的人的欺騙行為坑害造成的。我爸爸借了幾千塊錢給他——在當時當地，這幾千塊錢可算是一筆不小的財產啊！那時我爸爸剛成功當選為地方法院的書記員。雖然這個成功不大，但對我們來說，關係重大，並且可以看出他是多麼受人尊重——對他的這種尊重遍及全縣。大家都認為，只要他活著，這個莊嚴的職位就只能是他的了。二月底，他到縣政府所在地巴爾米拉宣誓就職。在回家的路上，他騎馬走了十二英里，還遇到了一場雨雪，等回到家時差不多都凍僵了。接著他便得了胸膜炎，三月二十四日便逝世了。

這樣，我們才出現的輝煌的好運氣便被奪走了，我們又一次深深陷入了窮困之中。這種事往往都是如此。克萊門斯家開始再一次窮困潦倒了。 我爸爸去世後，有兩三年，奧里昂沒回漢尼巴爾，而是一直留在聖路易。他是個靠工資生活的排字工人。他用這個工資來贍養媽媽，撫養比小我兩歲的弟弟亨利。我的姐姐帕梅拉用帶幾個學鋼琴的學生所掙得的錢，來給家裡一點補貼。就這樣，我們對付過著艱苦的日子。在家裡，我算不上負擔，因為爸爸死後，我就停了學，去漢尼巴爾的《信使報》報館裡做印刷學徒工了。報館的編輯和老闆阿門特先生給我同其他學徒一樣的待遇——換句話說，也就是供吃、供穿，但是不給錢。衣服每年兩套，但是其中一套卻經常無法實現，而另一套只要阿門特先生的舊衣服還可以穿就不會去買的。我的身材只有阿門特的一半，所以穿上他的襯衫我感到很不舒服，就好像生活在馬戲團的帳篷中一般。他的褲子，我要提到耳朵邊才行。

除我之外還有兩個學徒。其中一個叫做韋爾斯·麥考密克，他十七八歲的樣子，是個巨人。對於他來說，阿門特先生的衣服非常合身，就像蠟燭模子搭配蠟燭那樣——也就是說，他憋在衣服裡面，尤其是在夏天。他整天莽莽撞撞、歡天喜地。同時又很了不起。他是個可愛的伙伴，不講究什麼原則。開頭，我們三個學徒還必須要同老黑奴廚子和她那個漂亮又很有規矩的黑白混血女兒一塊兒在廚房裡吃飯。韋爾斯為了自己高興——通常情況下他從不為了讓別人高興去做什麼事——他總是沒有止境、費盡心機地公然向那個混血姑娘調情，令她非常痛苦，她的老媽媽擔心得要命。她總是說：“啊，韋爾斯少爺，可不可以規矩點！”其實這就是一種默許，受到了這樣的鼓勵，韋爾斯自然又假裝殷勤地干得更歡了。拉爾夫和我倒感覺這真是好玩極了。說實在的，老媽媽的痛苦只是裝出來的。她非常清楚，按照蓄奴社會所固有的風俗習慣，只要韋爾斯高興，他完全有同這個姑娘調情的權利。但是這個姑娘倒是真的很痛苦。她生性優雅，將韋爾斯放肆的求愛全部當成真的了。

廚房桌子上那些吃的東西的花樣很少，而且不管怎麼說也都是不夠吃的。因此，我們這些學徒，便經常自己找生活下去的路子——我們幾乎每晚都會爬入新發現的秘密入口，進入地窖去偷山芋、洋蔥之類的東西，再將它們拿到我們晚上所睡的印刷間去。我們將食物放到爐子上煮熟，美美地吃了一頓。韋爾斯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煮山芋的秘訣，並且這個秘訣是他自己發明的。自從和韋爾斯相識以來，像他那種煮山芋的方法，我還只見過一次。那是1891年年底，我受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命令參加一次私人宴會。當山芋被端上桌子時，我感到非常詫異，以至於特別冒失，無意間便犯下了不可原諒的罪過——也就是說，由於我對山芋大為讚賞，所以沒有等到他先嚐一嘗，便開始向我邊上的皇帝陛下發表了一通議論。在我看來，他是很真誠地要做出一副既不詫異也不生氣的樣子，事實上他明明已經很生氣了。那些在場的，半打左右的大人物也是一樣。他們都嚇呆了，誰都不敢出聲。這種可怕的沉默大約持續了有半分鐘左右。要不是皇帝陛下自己打破了它，這沉默自然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現在，因為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將這個僵局打破。當時正是傍晚的六點半，直到將近半夜的時候，這場霜凍般的冰冷氣氛才徹底融化掉了，或是說被啤酒的洪流沖刷掉了。

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樣，阿門特先生是非常吝嗇的，他總是將錢摳得很緊。不久後，我們這些學徒得到准許，得以從地下室上到底樓，坐到家裡的桌子上，同一位名叫佩特·麥克默里的工匠一塊兒吃飯。這個時候阿門特先生的理財之道還和過去相同。阿門特太太剛過門兒，她等了大半輩子，直到不久前才登上了這個高貴的位置。按照美國人的說法，她這個婦女舉止得體，因為她不是把糖缽子交到我們手裡，而是自己親自為我們的咖啡加糖。但她只是做個樣子出來，並不是真正要把咖啡搞甜。她似乎是將一大調羹裝得滿滿的紅糖放在每個杯子裡的。不過韋爾斯對我說，她是哄人的。他說，她總是先將調羹放到咖啡里浸一浸，以便讓糖能夠粘到上面，然後讓調羹底朝上，再將糖從缽子裡舀出來，這樣似乎就是滿滿一調羹了，而實際上調羹上面粘著的糖只有薄薄一層。我看也是這樣，不過想要掌握這套本領，難度倒是挺大。所以我又想，事實可能不是這樣，這只是韋爾斯在撒謊。 我說過，韋爾斯非常莽撞，事實上他也是這樣。這個年輕人精神飽滿，充滿歡樂，似乎老有用不完的勁兒。在我看來，這個大小孩為了能讓自己獲得五分鐘的歡樂，是任何事都做得出來的。沒有人知道他下一次闖禍會是在哪裡。什麼都不在乎成為他性格中最光彩照人的特點。似乎對他來說，生活中根本就沒有什麼嚴肅的，值得他崇敬的事。 有一次，一名當時眾人皆知的叫做坎貝里特斯的新教派的創始人自肯塔基來到了我們村。這件事引發了很大的轟動，那些方圓數英里之內的農民家的男女老少都紛紛趕車或者步行來到了村子裡，目的就是一睹赫赫有名的亞歷山大·坎貝爾的風采，聽他講講道。當他要在教堂里布道時，卻沒有哪個教堂能容得下所有那些聆聽的人，很多人不禁大失所望。為了能夠讓所有人都可以聽到講道，他就改在廣場上進行露天佈道。這也是我今生第一次意識到，當這個星球上的人口聚攏起來時，真是多得嚇人啊。 坎貝爾事先專門將步道內容寫了下來。那些坎貝里特斯教派的信徒們都希望精義可以印出來，以便進行保存，反复閱讀，牢記在心。所以他們募集了十六塊錢。在當時這已經是很大的一筆錢了。而為了這一筆錢，阿門特先生承印了五百份佈道時的講稿，還給它加了個黃封面。即便它只有十六頁，只是個十二開的小冊子，但在我們報館裡，這便已經是件大事了。在我們眼裡，這就是一本書，而我們這些工人的地位也提升為印刷書籍的人了。並且，過去從來都沒有像十六塊這麼大的一筆現金一次就進入我們報館。人們不會願意為了報紙或是廣告付現錢，他們只為織物、咖啡、糖、胡桃水、橡樹木、南瓜、洋蔥、大頭菜和西瓜付現錢。對於報館，付現錢是非常稀罕的，遇到那些付現錢的人的時候，我們就會認為他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將這個偉大的著作逐頁排起來——每八頁排成一版——照著印刷工操作手冊所說的，我們把它們表面上無規律但實際上很正確地擺放在拼版石台上。這一版是在一個星期四印出來的。然後我們再排其餘的八頁，將它排成一版，並打出了個校樣，由韋爾斯進行校對。他立刻呆住了，因為他遇見了難題。那是個星期六，快到中午的時候。時間真是很不湊巧。下午我們放假，約好要出去釣魚。而正在這個時候，韋爾斯卻遇見了難題，他將問題指給我們看，在被排得非常緊湊的一頁上，他漏掉了兩個字，而下面的兩三頁上又無法空出一行來。天啊，這該怎麼辦呢？為了塞進這兩個被漏掉的字而將所有各頁都重排一次？顯然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辦法了。但這要花一個鐘頭。最後還得將校訂稿拿給大牧師看。如果他看過校訂稿後還發現有什麼錯誤，我們就還需要改正。看來，沒有半個下午，我們是不能脫身了。 後來韋爾斯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在漏字的那一行寫有耶穌·基督（Jesus Christ）的名字，按照法文方式，韋爾斯將其縮寫成J·C。這樣的話，漏掉的字是排進去了，但是，這句原本特別莊嚴的句子也便失去了它百分之九十九的莊嚴味道。我們將校訂稿送出去了等著，但我們並沒有打算久等。這種情況下，我們原本打算在校訂稿被送回來前就出門釣魚，但是動作得不太迅速。偉大的亞歷山大·坎貝爾立刻就出現在長六十英尺的排字房的一端，他的面容令這塊地方整個兒都處在陰影的籠罩之下。他大步地走到了我們這頭。他的話很簡要，但也很嚴厲，句句切中要害。他將韋爾斯訓了一頓，說：“以後，你這一輩子都再也不要縮寫救世主的名字了，要寫全稱。”為了進行強調，他說了好幾遍才離開。 那個年代裡，那個地區的人進行咒罵的時候，自有他們對救世主的名字進行強調的方法。韋爾斯那個無可救藥的腦袋想到了這一招。這令他高興了那麼一會兒。他甚至認為這種樂趣比釣魚以及游泳還要珍貴。這樣，他便不辭辛勞，重新排了那三頁東西，以便對工作進行改進，並且在有意無意地依照那個偉大佈道者的訓誡再加以改進。他將冒犯人的J·C擴大成了Jesus·H·Christ（耶穌·赫·基督）。他知道這樣做的話會闖大禍，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但他可不是能夠克制住自己的人，他做事必須遵循自己性格的法則。我已經不記得他受到了什麼懲罰，不過他才不會在乎呢。反正自己已經痛快過了。 在《信使報》當學徒的頭一年，我做了一件令我五十五年來都始終感到懊悔的事。那是一個夏天的下午，正是孩子們喜歡去河裡戲水或是進行一些其他的遊戲的天氣。可是我是個囚徒，別人全都放假出去了，就剩下我一個人，我情緒非常低落，這是因為我犯了一件罪過，結果招來了這樣的懲罰。所以，我只得失去假期，孤單地度過整個下午。在三層整個兒排字房裡，就只剩我一個人。不過我還有一個暫時可以算是非常慷慨的安慰，那就是半個長又大的新鮮西瓜，那個西瓜紅瓤，已經熟透了。我用小刀將它挖出來，全都填到了肚子裡——最後吃得飽飽的，幾乎西瓜汁都要從耳朵裡流出來了。後來只留下了一個空殼一般的瓜皮。它的個頭真大，大到幾乎可以用來當做搖籃使用。我不想將它浪費掉，一時又無法想出怎樣來擺弄它來解解悶兒。坐在打開的窗口前，我能夠望到三層樓下大街上的人行橫道，突然冒出了不妨將它扔到什麼人的頭上去的念頭。這樣做合適不合適，我也懷疑過，並且在內心深處還有點兒自責。因為這樣做雖然自己非常開心，但別人肯定不開心了。不過我還是要試一試。 我向窗外張望著，看是否有什麼合適的人過來——一定要適當的人——不過沒有。每當“候選人”出現的時候，我都會認為不大合適，因此不得不對自己進行克制。最後終於看到一個合適的人走了過來。那便是我的兄弟亨利。在整個這個地區，他是最好的孩子，他從不對任何人進行傷害與冒犯，好得能把人氣死。他善良得有點過分——但這一回他卻無法保護自己了。我急切地等著他走近。他閒逛著走了過來，正做著那美妙的夏天之夢，對於上帝會庇護他絲毫都不懷疑。如果他知道我在哪裡，這種迷信心理可能就會少一點了。隨著他的走近，他的身子縮得越來越短。當他差不多走到我下面的時候，我自高處看，看不到任何東西，只能隱約見到他的鼻子尖和兩隻正在一前一後跨過來的腳。然後，我便拿好西瓜，估算了一下距離，讓空的一頭朝下扔了下去。 我瞄得是如此之準，以至於自己都沒有什麼話好說。我在扔那個小船似的瓜皮的時候，他距離目標位置還有六步遠。得以看到這兩個物體逐漸貼近，真是令人感到快樂的事。如果他走了七步或者五步的話，那我就扔不准了。但他恰好走了六步，所以西瓜殼恰好就掉在了他的頭頂上，他跌倒在地，下巴頦碰到了地上，西瓜皮像水花一樣一塊塊兒地四散飛開。我想走下去，對他進行安慰。但這樣做不安全。他立刻就會懷疑到我身上。不過，我預料他也會懷疑我的。但是，事後兩三天中，他沒有說任何話——與此同時，我時刻都對他保持著警惕，以免遭到意外——我可真是上當了，還以為這一次他並沒有懷疑到是我哩。 我實在是錯了。他只不過是在等一個萬無一失的機會出現。接下來，他衝著我的腦袋投了一塊鵝卵石，把我腦袋的一邊砸起了一個大包，害得我一度要戴兩頂帽子。我將這個罪行給媽媽看，因為一直以來，我都想讓亨利挨媽媽的罵，不過從來都沒有成功過。要是她看到鼓得如此厲害的這個大包，我想，這次亨利肯定慘了。我給媽媽看了，可是她說這沒有什麼，她根本不想對當時的情況進行追問，因為她知道我肯定是罪有應得，我最好還是將它作為難得的教訓接受下來，並且從中受到教益。 那大約是在1849年或者1850年，奧里昂告別了聖路易的印刷所，到了漢尼巴爾，他盤下了一家叫做漢尼巴爾《新聞報》的周報，將工廠和它的牌子共同收購了，總共花費了五百元現款。這筆現款他是從一個老農那裡借來的，利息是一分。那個老農的名字叫做約翰遜，他家距離鎮子有五英里。接下來，奧里昂將訂報費由二元減到一元，廣告費也按照相同的比例進行了削減。這樣，只能有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那就是奧里昂連一分錢都賺不到。他讓我離開《信使報》到他那裡去，每週給我三塊五。在當時，這已經是很高的工資了，不過除了對他自己之外，奧里昂一直都是大方的，他對任何人都非常慷慨。就我自身的情況來看，他沒有花什麼錢，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能力給我錢。到了第一年的年底，他發現必須要節省了。報館的房租是便宜的，不過也並不是特別便宜。他付不起任何房租。因此就將全部機器都搬到了我們住的地方。搞得我們的住處異常擁擠。他一直將報紙維持了四年，不過一直到現在我也搞不明白究竟他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每到年底，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將欠約翰遜先生的五十塊錢利息湊滿。在我看來，這五十塊錢，在他做這家報館的主人期間，是除了墨水以及印刷紙張之外唯一一筆現款收支了。這份報紙徹底垮台了。或許這是一開始就注定的。 後來他終於將報紙轉讓給了約翰遜先生，自己去了衣阿華州的馬斯卡廷，取得了一家週報的少許股份。僅僅依靠這點財產他還結不成婚——不過沒有關係。他結識了一位迷人而又漂亮的姑娘，她住在位於伊利諾斯州的昆西，那個地方在基厄卡克下面，距離基厄卡克有幾英里。他倆訂了婚。他愛上姑娘們總是非常容易，不過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過去還從來沒有到過要訂婚的程度。到如今除了不幸，他什麼都沒有得到，因為立刻他又愛上了另外一位基厄卡克姑娘——至少在他自己的想像中是這樣的。在我看來，是那個姑娘讓他產生了這種想像的。不過他第一件想到的，就是他已經訂過婚了，這便讓人為難了。他不知道到底該和哪一個姑娘結婚。不過，很快那個基厄卡克姑娘就將這個難題替他解決了。她非常能幹，她讓他寫信給昆西的那個姑娘，將婚約解除，他也照辦了。接下來，他同基厄卡克的那個姑娘結了婚。就這樣，他們開始在生活道路上進行鬥爭，結果這場鬥爭異常艱難，前途非常不容樂觀。 在馬斯卡廷謀生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奧里昂和他的新娘子便住到了基厄卡克，因為她想離她的親屬近一些。他買下了一點用來承印零星印件的印刷機器——自然是藉錢買的——並且立刻降低了印刷價格，低到連學徒也養不起。事情就被這樣拖了下去。 他們從馬斯卡廷搬走的時候我不在。在這件事發生（大概是1853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失踪了，逃到了聖路易。我曾在那裡的《新聞晚報》排字房乾活，接下來便開始旅行，以便滿足自己想要見識這個世界的願望。對於我來說，那個世界是紐約，一個小規模的世界博覽會正在那裡舉行。博覽會剛剛開幕，地點就是後來成為大蓄水池的地方，目前，豪華壯觀的公共圖書館正在那裡興建——那個位置是第五條街同第四十二條街。當我到達紐約的時候，身邊的零用錢只有兩三塊，還有十塊錢的銀行支票被我藏在上衣裡子裡。我在位於克里夫街的約翰·阿·格雷以及格林的店里幹活，工資簡直低得可惡。我住在同樣壞到了可惡程度的位於杜安街的工匠寄宿宿舍中。店裡支付工資時，給的都是跌價的鈔票，但卻按票面付。我一星期所賺的工資僅夠支付我的食宿。不久，我又到了費城，在《問詢報》和《公報》擔任“補充排字工人”，就這樣乾了幾個月後，我匆匆忙忙地去了一趟華盛頓，在那裡進行了觀光。 1854年，在吸煙車裡坐了說不清到底是兩天兩晚還是三天三晚之後，我回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到達聖路易時，我真的是已經筋疲力盡了。我搭乘了開向馬斯卡廷的輪船，一上船就馬上睡著了，連衣服都沒有脫，整整睡了三十六個小時都沒有醒。 在基厄卡克很小的以印刷零星印件為業務的印刷廠做了兩年工，我可以說沒有拿到一分錢的工資，因為奧里昂一直都是什麼也付不起——不過，我和迪克·海厄姆的日子過得卻特別快活。我不清楚迪克得到了什麼，可能只是張空頭支票吧。 那是在1856年或者1857年——我記得是1856年——某一個冬天的上午，我走在基厄卡克的大街上。天寒地凍——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影。地上、人行道上，四處都是小雪片在隨風飛舞，它們確實姿態萬千，可就是在觀賞時感覺很冷。一張紙片被風吹著飄過我身邊，撞到一戶人家的牆上。這紙片的樣子吸引了我，我將它撿了起來。那是一張五十元面值的鈔票。這種鈔票我是平生第一次看到，在艱難時刻看見這麼大數目的錢，在我也是平生第一回。於是我在報上刊登了廣告。接下來的幾天中，我由於擔心害怕而受的罪所付出的代價遠在一千元以上。我非常擔心失主見到了廣告，來認領這筆錢。整整過去了四天，還沒有人認領，我再也不想受這個罪了。因為我確信，接下來的四天肯定不會這麼太平地過去，我覺得自己必須讓這筆錢脫離險境，於是我買了一張到辛辛那提去的車票，準備到那個城市去。到那兒之後，我在賴特森公司的印刷所工作了幾個月。 和我寄宿在同一家公寓的伙伴們都是普通老百姓，男女老少均有。他們總是唧唧喳喳，愛開玩笑，也愛享受生活。他們心地善良、性情溫和，但都委實沒有趣味——只有一個蘇格蘭人麥克法蘭是例外。他四十歲了——年齡剛好大我一倍——在各個方面我們的脾氣都截然相反，但是一開始我倆就成為了好夥伴。晚上我總愛閒坐在他房間的爐火旁，舒舒服服地聽他一直講個不停，聽冬季風暴發出的沉悶的呻吟聲，就這樣待著，直到鐘鳴十下。每到這個時候他就會動手烤一條熏魚，這是他在費城時和早先一位英國朋友薩姆納學來的。他的熏魚便是他的睡前酒，也是我該走了的信號。 他是個細高個兒，身高有六英尺，為人嚴肅而又誠懇。他不僅自己沒有幽默感，也欣賞不了幽默。他的微笑看起來很別緻，其作用不過是藉以將他的好脾氣表示一下，我已經不記得是否聽過他大笑了。除我之外，他跟同住的其他人都不親近，儘管他對誰都非常有禮貌，非常和氣。大部頭的書他有兩三本——包括哲學、歷史和科學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聖經》以及他的辭典。在吃完熏魚以後，他總要靠在床上看書，一直看兩三個鐘頭。 雖然他很健談，但很少談到他自己。雖然向他問個人的事不會惹他生氣——但也得不到任何東西。他總是巧妙地岔開話題。有一次，他告訴我說，他幾乎沒怎麼上過學，現在學到的這一點東西，都是他自己撿來的，這就是他唯一的自傳性的說明了。到底他是個光棍、鰥夫還是與妻子分居的男子，那就只有他自己清楚了。他的衣服是些便宜貨，但卻整齊清潔，並被保管得非常好。我們住的宿舍是最便宜的。他每天早上六點出門，到傍晚六點回來。並且他的雙手並不白嫩，由此我推想，他做的是工匠手藝，每天工作十小時，工錢很少——不過具體情形我並不清楚。照規矩，像一些術語和隱喻的那些能夠表明一個人職業和身份的內容，總是能夠在談話中流露出來的。不過，如果麥克法蘭曾經也這麼流露過的話，我卻一點都沒有開竅，雖然這半年中我一直警覺著，看他會不會露出點兒口風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因為好奇罷了，事實上我並不關心他的行業，但是我希望嚴格按照偵探的方式偵查出這一點，可就是不成，因此我非常懊惱。在我看來，能在談話中始終不涉及到自己本行的職業，這種人可實在是了不起。 他還有另外一個特點：他的那本字典，似乎從頭至尾都已經被他背得滾瓜爛熟了。他聲稱自己能夠做到。他坦率地承認這是他的驕傲，他說我隨便說的一個英文字，他都能立刻拼出來，並將它的意思解釋清楚，不會出現答不出來的現象。我用了好多時間想找出一個單詞來把他難倒，可是一連幾個星期都沒有成功，最後只得作罷。這樣，他便更驕傲，更高興了。所以我想，如果知道是這個結果，我還不如早些認輸的好。 對於《聖經》，他也非常熟悉，就像對字典那樣。很容易便能看得出，他以哲學家、思想家自居。他的談話總是涉及嚴肅的大問題。公平地說，他在談話的時候思想是高度集中的，並沒有出現僅是為了吹噓自我而同人爭辯的情況。 不過自然，他的思路、推理和哲理化，都是屬於那些只受過部分教育而並沒有受過多少專門訓練的人那一類的。可是偶爾他也能突然發現某種奇異和驚人的東西。比如說，1856年的年初——達爾文的震驚世界的前十四五年——在辛辛那提的宿舍裡，卻有麥克法蘭這樣一個人跟我談同樣的預見性想法。 概括地來說是同樣的想法，但這兩種想法又有所不同。麥克法蘭的觀點是，世界上那些動物的生命是由少數細微胚種歷經無數紀發展得來的，這種胚種可能是造物主在開天闢地時安放在地球上的。這種發展是在進化的，是在朝著最後的完美而努力的，一直到人的出現；在那之後這逐步進化的進程便會不幸中斷，並且走向毀滅！ 他說，人的心在動物界裡是唯一壞的，而人是唯一會有惡意、報復、妒忌、憎恨和自私心理的動物；也是唯一喜歡酗酒的動物；似乎是唯一能夠忍受身上骯髒與住處污穢，能夠令被叫做愛國主義的這種無恥本能得到充分發展，會對自己的近親部族進行搶劫、壓迫與殺戮，會對全部部族成員進行偷竊與奴役的動物。 他說，人的智力是一種野蠻的東西，是被外加給他的，這種東西能夠令他墮落，導致他的水平遠遠低於其他動物。他還說，沒有誰在一生中的每一天不是用盡心計，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去犧牲別人的。那些神人中的神人，憑著自己高人一等的智力，令低下的人淪為自己的奴僕，這些奴僕回過頭來，又憑了強於別人一點的腦袋，而高踞於其他眾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