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我的家庭

我父親約翰·馬歇爾·克萊門斯來自弗吉尼亞州，我母親簡·蘭普頓來自肯塔基州。弗吉尼亞州的克萊門斯家族歷史悠久，其祖先可以追溯到諾亞方舟的時代，傳說建造方舟的諾亞就是他們的祖先。依照傳統說法，家族中有幾個人曾在伊麗莎白女皇時代做過海盜和奴隸。不過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丟臉的事，因為率領英國艦隊為英國建立海上霸權的德雷克和霍金斯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在那時，海盜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君主們也樂意做他們的後台坐地分贓。就當時的我來說，對於海盜的生活也是心馳神往的。讀者如果仔細地探尋一下自己的心靈深處，也會發現自己對於海盜的生活是多麼的嚮往。不過無論讀者在自己的心靈深處發現什麼，都沒多大關係，因為我正在寫的是傳記而不是其他的。

據祖上的說法，後來又有一個祖先曾在詹姆士一世或是查理一世時代任英國駐西班牙大使，並在那兒娶了一個西班牙姑娘，這使我們家帶有了一點西班牙血統，為我們家族的性格增添了一些似火的熱情。此外還傳說，正是這一位，或者是另一位名叫杰弗裡·克萊門特的祖先與別人一起將查理一世判處了死刑。 對於以上這些關於祖先的傳說我沒有去調查確認，一方面是因為我生性懶散，另一方面是因為為了將我們這一支的情況盡量搞得出色些，我幾乎投入了我的全部精力，再也沒有精力去調查其他的了。不過，其他支系的人曾表示，經過他們的調查以上那些說法全都是確定無誤的。因此，我一直認為，我確實在查爾斯超度方面助過他一臂之力，不過那是通過祖先的行動來實現的而已。我本能地相信這個說法。無論何時，只要我的心裡本能地萌發起一種強烈、堅韌而又根深蒂固的觀念時，我們都可以將其歸結於祖先們從很久很久以前傳下來的，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完整了，同時也僵化了。

對於我來說，我一向都討厭查理一世，我相信，這種感情是從那位參與審判查理一世的祖先那兒傳下來的。因為，就我個人的脾性，我不會因為我個人的什麼原因而去對什麼人表示反對。就像對英國歷史上那位著名的酷吏司法大臣杰弗裡，按常理我應該反對他，然而我並不反對他。這說明生活在詹姆士二世時代的祖先們對他也不反對。對於這些事，除了上面提到的這個原因，沒有任何合理的解釋可講，不過這事所能說明的也恰好就是這些吧。我對撒旦所抱有的友好態度，也只能用這個原因來解釋了，因為如果說這來自我的獨創，那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出於本能，以及我對祖先們的調查，我總是認為，杰弗裡·克萊門特，這個酷吏也是我的一位祖先，並對他抱有好感，以他為驕傲。這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這很可能是出於我的虛榮心，而這是一個缺點。這讓我對於那些祖先都是普通人的人懷有優越感，在這種心理下我有時會不給人面子，弄得別人當眾下不了台。

幾年前，我在柏林就曾這樣做過。那時，威廉·沃爾特·費爾普斯是美利堅合眾國派駐德意志王國的公使。有一次，為了結識王國的內政部長S伯爵，他邀請我參加晚宴。這位伯爵出身於一個顯赫的世家，因而我也就有了想透露一下我那些顯赫祖先的事實的想法。不過我不想生拉硬扯地將他們從墳墓里拉出來，扯進我們的談話中。然而，我好像也沒什麼好的由頭可以順勢而為地將他們拉進來。在我看來，費爾普斯先生也同樣為這件事兒煩惱。事實上，有時候他都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了——很想找個合適的機會將顯赫的祖先們介紹給大家，讓祖先們露一露臉，然而機會卻從未光顧他。不過，在宴會結束以後，他還是打算試一下。他將我們領進了他的客廳，一幅一幅地為我們介紹他收藏的畫，最後在一幅粗糙而古樸的版畫前停住了腳步。畫上畫的是法庭審判查理一世的情形。畫面上的法官們呈金字塔形狀分佈，上面是頭戴清教徒垂邊帽的法官，法官的下邊是三位沒有戴帽的書記官。這時，費爾普斯伯爵指著三位書記員中的一位，以興高采烈而又漫不經心的神氣說：“他是我的一位祖先。”

在他說完後，我指著頭戴清教徒垂邊帽的這一法官，以辛辣而漫不經心的口氣說：“我的祖先。不過這沒什麼值得炫耀的，我的祖先裡像這樣的還多著呢。”我這樣做並不算什麼光彩的事，也一直以此為憾。然而，我雖然這樣敲了他一下，卻也不知道他的感受究竟如何，但這對於我們的友誼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反而證明了他的優雅、高貴，雖然他的出身並不高貴。這在我也並不是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至少我並沒有因為他出身的不高貴而看不起他，而是始終如一的予以平等相待。 在我的祖先中，還有兩位值得一提，分別是傑勒和謝拉德。傑勒·克萊門斯是遠近聞名的神槍手。有一次，在他參加競選準備進行競選演說時，反對派雇來了幾個吹鼓手，讓他們聚集在演講台的前面，等他發表演講時吹吹打打干擾他。他的支持者客客氣氣地勸說吹鼓手離開，但他們根本不理睬，他就打算好好地教訓他們一下。在他開始演講的時候，首先將自己的手槍往面前一放，聲調柔和地說：“我是個愛好和平的人，今天不打算傷人，也力求不傷人，不過我正好有六顆子彈，六個鼓每個鼓一顆，如果你們打算敲鼓的話，那就最好不要站在鼓的後面。”

謝拉德·克萊門斯在內戰時期是西弗吉尼亞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後來，他居家搬遷到了聖路易，到現在還有詹姆斯·克萊門斯這一支生活在那裡。內戰結束後，他在聖路易成了一個激進的異黨分子。當他是共和黨黨員時，我是個異黨分子；等他成為異黨分子的時候，我卻成了一位共和黨黨員。克萊門斯家族的人總是試圖在政治上保持均衡的狀態，儘管這有時會使人感到很不方便。謝拉德·克萊門斯後來的情況怎麼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在新英格蘭的一次共和黨群眾大會上將參議員霍利介紹給大家時，收到過他從聖路易寄過來的信，他在信中對議員霍利表示了堅決的反對。他在信中說，北方的共和黨人——不，應該是“北方的低賤的傢伙們”用火與劍將南方的豪門大家全部清除了，而我這樣一個貴族出身的人竟然和那些賤人混在一起，實在是太不成體統了。難道我忘了我是一個蘭頓嗎？

所謂的蘭頓是從我母親的家族來說的。我的母親是個蘭頓（Lambton）——帶個字母P的蘭頓，在早年，有些美國人對於蘭普頓（Lambton）家族的拼音拼寫得不很準，漸漸地蘭普頓變成了蘭頓。我的父親和母親是1823年在列剋星敦結的婚，那一年我的父親二十四歲，母親二十歲。當他們都不富裕，母親帶來了兩個黑人奴隸作為嫁妝，此外我想他們一無所有了。結婚後，他們在田納西州東部山區一個名叫詹姆斯敦的偏僻村子定居了下來。他們最早的幾個孩子都是在那裡出生的，不過那是在我出生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已經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了。我是在他們搬到密蘇里州以後出生的。那時的密蘇里州成立不到二十年，是一個全新的地方，需要大量移民去那兒生活。

從時間上推算，我的大哥奧里昂、姐姐帕梅拉和瑪格麗特以及另外一個哥哥本傑明都出生在詹姆斯敦，可能還有其他人，不過我記不太清楚了。我的父母搬到哪裡去居住，對哪裡來說就是一種榮耀。當地的人們都希望他們能留下來長期居住，好讓這地方能發展成一座城市。當人們認為他們會長期居住在那裡時，人群便大量地湧入，市鎮繁榮起來。然而，不久之後他們就離開了，物價跌了下來，市鎮變得蕭條，詹姆斯敦也是在他們離開後的好多年以後才又重新繁榮起來的。在我的《鍍金時代》裡我曾提到過詹姆斯敦，不過那隻是根據傳聞寫的，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詹姆斯敦，以自己親見的第一手材料寫也就無從談起了。 我的父親在詹姆斯敦附近留下了一筆可觀的財富——大約七萬五千英畝土地。在他1847年去世的時候，這筆可觀的財產已經伴隨他二十年了。這些土地雖然數量達到了好幾萬英畝，但它的稅賦卻幾乎等於零——每年五塊錢，他每年都在規定的時間之內繳納稅賦，以保證自己對土地的所有權。他在世時常對我們說，在他生前，這片地也許不會值什麼錢，但將來總有一天它會給他的孩子們帶來超乎想像的收益。

這裡擁有豐富的煤、銅、鐵資源和木材。他還說，等交通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鐵路會延伸到這個地區，到那個時候，這上萬英畝的土地就成了名副其實的財產了。這兒還生長著一種野葡萄，我父親對它寄予了深切的希望。他曾把它帶到辛辛那提去，讓著名的葡萄酒生產商尼古拉斯·朗沃斯進行鑑定鑑定。據朗沃斯先生說，那是一種上好的葡萄酒原料，能釀出跟他的卡托巴酒一樣好的酒。那片土地的物產還不止這些，還有一種重要的資源，那就是石油，不過當時我的父親是不知道的。當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沒什麼意義，那時候內燃機的時代還沒來臨呢，更何況石油要到1895年才發現。 如今我倒希望自己能有幾英畝的土地，這樣，我也不至於為了養家糊口而寫什麼自傳了。我父親臨終時告誡我們，要守住這片地，等待它的升值，不能讓別人給騙走了。我母親最親近的堂兄弟詹姆斯·蘭普頓——我在《鍍金時代》中提到過的塞勒斯上校的原型，每次提到這片地時都會興奮地說“這可值好幾百萬啊——幾百萬啊！不錯，不錯！”這是他一貫的語調，說到任何事情時都是這樣，並且老是說錯，不過這次他說得一點也沒錯。這表明，對於那些喜歡四處預言說大話的人，絕不應該給他們潑冷水，讓他們洩氣，只要他們不灰心，愚者千慮終有一得，總會有所應驗的。

很多人在看《鍍金時代》時，總以為塞勒斯上校是我杜撰的人物，現實中根本不可能存在這樣誇張的人物，並且說我這個“創造”堪稱經典。可是他們錯了，那是一個實實在在存在的人物，我只是按照實際情況將他用筆表現出來而已，一點誇張也沒有。書上和舞台上那些關於他的那些細節描寫，在常人看來可能是非常誇張的，但它的的確確不是我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他的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的事實，並且是我親眼所見的。 如果有人看過約翰·特·雷蒙德的演出，那一定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每當他吃大頭菜這場戲開演的時候，觀眾們通常都會笑痛肚子，這樣的表演儘管非常誇張，但它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事實的忠實再現。這件事就發生在蘭普頓叔叔自己家裡，事情發生時我也正好在場。事實上，我就是故事裡那個吃大頭菜的客人。如此淒慘的場景在一個偉大演員的手裡被演繹得多麼的完美啊，讓眾多觀眾在淚眼模糊的同時又大笑不已。不過雷蒙德也只有進行幽默表演時才稱得上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在這方面他確實是高手，達到了別人所無法企及的高度。總而言之，偉大一詞他當之無愧。至於別的事情，他連勉強完成都有些困難，簡直是侏儒中的侏儒。

塞勒斯上校的原型，就是我的叔叔詹姆斯·蘭普頓，他是一個心靈美麗而又帶著些憂傷的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一個心胸寬廣、可敬可佩的人，一個腦子不太靈光但卻無私的人，一個人見人愛的人。他的所有朋友都對他愛護有加，所有的家人都寵著他。以上都是對他的確切的描述，不帶一絲誇張。在他們的眼裡，他的地位也就僅比上帝低一點點而已。這位現實中的塞勒斯上校從來沒有上過舞台，舞台所能表現的也只是半個他，另外的半個，雷蒙德是無論如何也演不出的，那已經超過了他的水平所能達到的程度。那半個具有雷蒙德所不具有的素質。因為雷蒙德不能被稱為男子漢大丈夫，他不是個可敬、正直的人，他空虛而又自私，粗俗而又愚蠢。他身上那些本該是心所在的地方，反而全是空空的。只有弗蘭克·梅奧一個人能將塞勒斯上校完整地演出來。 這個天地充滿了意外，越是沒有預料，越是容易發生。在我將塞勒斯寫進書中時，這個作品的合作夥伴查爾斯·達德利·沃納建議換一下塞勒斯的教名。十年之前，他曾在西部的一個遙遠的角落裡邂逅過一位名叫艾旭爾·塞勒斯的人。他覺得最適合我們的塞勒斯的名字便是艾旭爾了，因為這個名字可笑、古怪，如此等等。我認為他這個想法很好，不過我想那個艾旭爾可能會露面，並且提出異議。不過沃納說這不可能，因為他確信那時候艾旭爾已經死了。更何況不管死活，我們是一定要用這個名字的，因為這個名字恰恰是最合適的，我們必須要用。因此便換了名字。沃納所描繪的艾旭爾是一個微賤而自卑的農民。在書出版一個星期之後，一位受過高等教育，彬彬有禮並且衣著闊綽的紳士憤怒地來到哈特福德，眼裡帶著要告狀的神色，因為他的名字也是艾旭爾·塞勒斯！他從不知道還有其他人叫這個名字，方圓一千英里內都沒有。這位受傷的貴人的計劃是很明確的：美國出版公司有義務停止發行已經印好的版本，並將版子上的名字改掉，否則就要起訴，並賠償自己一萬元。公司再三向他道歉並且承諾，將版子上的名字改成馬爾貝里·塞勒斯上校。很顯然，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一定不會發生的。兩個沒有任何關係的人，同時都頂著一般人不會起的名字——艾旭爾·塞勒斯，這種事情竟然也有可能發生。 雖然詹姆斯·蘭普頓整天沉溺在他那堂皇的美夢之中，但直到臨死也沒有親眼見到哪一項實現過。我在1884年最後一次見到他，這距離我在他家用一桶水清洗大頭菜，又將一盆生大頭菜吃光，已有二十六年了。他年紀大了，頭髮也白了，不過他仍舊按照他年輕時候那種有說有笑的樣子來款待我，風度不減當年——絲毫不差。他那興高采烈的眼神，他那顧盼之間由心中流露出的希望，那生花的妙舌，那馳騁的想像——依然如故。在我還沒來得及轉身的時候，他便擦起他那阿拉丁的神燈，將世界上神秘的財富在我面前展現。我自顧自地說：“我寫得沒有一點誇張，我將他如實地刻畫了出來。到今天，他依舊如此。凱布爾是能夠認出他的。”我請他稍等片刻，就衝進了隔壁——凱布爾的房間。當時凱布爾正和我一起在全國各地進行旅行演講。我說：“我希望你敞開你的門，讓你聽到那邊那個很有意思的人發出的聲音。” 接下來，我走了回來，問蘭普頓目前正在忙著做些什麼，他跟我說起他通過自己的兒子在新墨西哥進行著的“小小冒險”：“只是小事——小玩意兒罷了——部分是為了閒來玩玩，部分是為了不至於讓自己的資金閒著，最主要的還是為了能使小孩得到發展。命運的輪子轉個不停，可能會有那麼一天，他必須要靠工作來維持生活——世上的怪事可真是不少啊。但是那隻不過是小事一樁——如同我說的那樣，不過是小玩意兒。” 事情就是這個樣子——開頭是這樣說的。可是卻在他巧妙的口才之下，越來越膨脹了——哦，簡直膨脹到無法想像的程度。一直用了半個小時，他才把話講完。然後以輕描淡寫的口吻說道：“是啊，只不過是小事。現今的事情都是這樣——小事一樁——但是很有意思。能夠用來消磨時間。孩子總是將事情想得很了不起，這你知道，他小嘛，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沒有乾大事的經驗，缺少能夠令幻想得到錘煉、判斷力趨向完美的那種經驗。這樣看來其中有兩三百萬，至多三百萬塊錢的好處。不過，你應該知道，這對一個剛踏入生活的小孩來說已經不錯了。我不能讓他發財——那是後話。在他人生的起步階段就讓他發了大財，會沖昏他的頭腦的，長遠來看，對他無益。” 接下來，他說到自己將皮夾子放到家裡客廳的桌子上，現在銀行營業時間過了，並且…… 我打斷他的話，並且求他給凱布爾和我個面子，能作為我們的客人出席演講——跟我們不少朋友那樣，給我們這個光榮。他同意了，並且對我略微表示了感謝，就彷佛一位國王開恩賞賜那樣。我阻止了他關於票子的話題，是因為我看出他正想向我要票，並允許他明天付錢。我明白，他欠了賬是會還的，即便當掉身上的衣服也是要還的。又聊了一段時間後，他熱情地握著我們的手同我們告別。凱布爾從門口伸進頭來說：“這肯定是塞勒斯上校。” 我爸爸一次性購買了十萬英畝左右的一塊地方。全部土地的價格約為四百元。在那個時候，一次付這麼多錢已經非常不少了——至少在東田納西的芬屈雷斯縣坎伯蘭山的松林和圓丘這一帶是這樣的。我爸爸付了一大筆錢後，在詹姆斯敦法院門前掉轉過身，站著望向他那一大片地，欣慰地說：“不管今後我自己的遭遇怎樣，我的子孫們是保險的了。我不能親自看到我這些地皮成為銀子、金子，可是我的孩子們是能夠見到的。”就這樣，雖然他對我們滿懷好心，但是卻在我們身上安上了將來會發財這種沉重的詛咒。他直到死都以為對我們做了好事。但是，這卻是一場可悲的錯誤，幸虧他並不知情。接下來，他又說道：“這片地裡，除了富含鐵礦之外，還具有別的礦藏。在美國，只要擁有幾千英畝上好的黃松木材，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木材編成筏子，順著奧勃茲河放下去，等到了坎伯蘭，再從坎伯蘭放下去，到了俄亥俄，再從俄亥俄放下去，一直放到密西西比河，然後放到所有需要這些木材的地方。這大片的松林，能夠產出要多少有多少的焦油、松脂和松節油。這裡還是天然的酒產區。美國那些無論是種植的還是作為他用的土地，沒有一處能像這裡那樣盛產葡萄。這裡的葡萄全是野生的。這裡有牧場、玉米地、小麥地和土豆地，還有各式各樣的木材——在這廣袤的土地上，從地下到地上，應有盡有，使這片地變成了無價之寶。美國共有一千四百萬人口，其中有一千一百萬人是最近四十年增加的，以後的增加速度還會更快。我的孩子們會親眼見到移民一直向著田納西州芬屈雷斯縣衝來，到那時，他們手裡擁有的這十萬英畝好地，會令他們變成巨富。” 我爸爸對於那片地的種種發展前途的預測是完全確實的——不過，他可以對這裡有無窮無盡的煤進行預測也同樣是確實的，不過可能因為田納西的老實人們並不習慣對燃料進行挖掘，所以他並不太懂煤這個東西。其實我爸爸還可以在發展前途的清單上補充一點，那就是從辛辛那提南行的鐵路線將來肯定會通過這片地，因為這片地距離諾克斯維爾僅有一百英里。不過他沒來得及見到任何一條鐵路，甚至都沒聽說過這類事情。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有些居住在詹姆斯敦附近的人，到了1860年左右，甚至還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鐵路，也從不相信有輪船。在芬屈雷斯，人們投華盛頓的票，而並不投傑克遜。住在這一帶的一位受人尊重的老太太提起自己的兒子時說道：“吉姆從凱因塔克回來了，還帶回了一個當地的姑娘，那個姑娘非常自以為是，天知道，他們怎麼會有那麼多新奇的念頭，啊呀——按照他們的說法，木屋子已經不合意了——是啊，不合意啦——他們把屋子用臟東西統統粉刷了一遍。他們說，凱因塔克貪心的上等人們都這麼幹，據說這叫做'上泥灰'。” 我爸爸成功地完成這筆大交易的時候，我大哥四五歲，大姐更小，還只是個被抱在懷裡的嬰兒。至於在我們一家人中佔大多數的其他那些人，都是後來十年中才生的。 1834年的金融大危機在買田四年後爆發了。我爸爸的好運道毀在了這場風暴中。本來他備受尊敬與羨慕，還被認為是芬屈雷斯縣最富有的公民，因為大家都認為他除了大批田地以外，至少還擁有不少於三千五百元的財產。可是一覺醒來，卻猛然發現他的財產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了。爸爸是個沉默、嚴肅而又驕傲的人，對他來講，逝去了光榮，轉而成為眾人憐憫對象的境地並不容易應對。他召集了全家人，向當時所說的“西部”——那片荒涼的地區艱難跋涉，最後，在位於密蘇里州的佛羅里達小鎮搭起了帳篷。他在那裡“開店”好幾年，可惜除了我的出生是件喜事之外，其他的事運氣一直不佳。不久後，他遷移到了漢尼巴爾，此後運氣有了一些好轉，他擁有了治安法官這樣的身份，並在塞羅格特法院做起了書記官，當時沒有任何人敢不理睬他發出的傳票。在漢尼巴爾的頭幾年裡，他幹得很好，可是命運再一次捉弄了他。他為艾拉·斯托特做了擔保人，可是艾拉故意鑽了新破產法的空子，溜走了——這樣做，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一直過到死去。可是這一下我爸爸卻被毀了，他因此窮了一輩子，直到他進入墳墓，他的子女依然不得不長期為了生計而在世上掙扎。但是，每當我爸爸想到田納西的田地，甚至是病危時躺在病床上，也會變得興奮起來。他說，過不了多久，這塊地皮就能夠讓大家發財，從此過上幸福的日子。抱著這個信念，他安然地死去。 於是，我們立刻將充滿期待的眼睛轉向了田納西。不管是在我們流浪遷移的途中還是在那些沉浮不定的歲月，那個方向永遠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眼睛總是盯住了它，越過大陸，穿過海洋，帶著古老的希望，帶著時而高漲，時而消退但卻永遠不滅的信念這麼盯著。 我們在爸爸死後將家業臨時性地整頓了一下，因為我們一心想賣掉田地以後再做長遠的安排。我哥哥用借來的五百元錢盤下了一家沒有任何價值的周報。當時我們全都認為，在賣掉田地，大家能夠憑藉聰明才智做些什麼以前，其他事情用不著幹得太認真。我們最初租了一座大房子，不過我們寄予無限希望的那次交易非常令人失望，那個人只要了我們的部分田地，我們商量了一下，最後決定如果不是全部賣出，那就一英畝也不賣，結果沒有交易成功，所以我們被迫換了一個開銷小一些的房子。 像我所說的那樣，我爸爸買下田納西那一大片地產已經有二十年了，在這期間田產一直是完好的。在1847年他去世以後，我們便開始自己經營。四十年以後，大部分田產都被我們處理掉了，只剩下了一萬英畝，也沒有賣出什麼好價錢。在1887年，或者更早一些，最後的一萬英畝也被賣掉了。藉此，我哥哥買下了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油區科里鎮上的一座房子和一塊地皮。到了1897年左右，他賣掉了這座房子，得到了二百五十元錢。關於田納西州田地的美夢就這樣破滅了。 除了這筆錢外，我爸爸很具有遠見卓識的那一回投資，似乎沒有一分錢的贏利，反正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其他的了。不，我還忽略了一個細節。那就是它還為我提供了塞勒斯以及一本書的背景。而憑藉那半部書，我賺了一萬五千元錢，也有可能是兩萬。正好是一塊錢左右一英畝。好奇怪啊。在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我爸爸便開始進行投資，因此他不是有意偏心於我的，但是我是我家裡唯一一個受惠於這項投資的人。下面我時不時還會再講到這片田地，那是因為在不止一代的歲月裡，它曾這樣或是那樣地影響了我的一生。每當境況變得黑暗無望令我不知所措的時候，它就會浮現出來，並將塞勒斯那充滿希望的手伸出來，對我們進行鼓舞：“不要怕——相信我——再等等！”在這四十年中，它鼓舞著我們的期盼——盼啊，啊盼，最後卻將我們拋棄了。它抑制了我們的能力，令我們成為夢想家、懶漢那樣專愛幻想的人。我們總是以為明年我們會發財，就不用乾活了。生是窮人是好事，生是富人也是好事，這些於人生都有益。然而，生來就是窮人卻總夢想著一夜之間變富，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想像不出這是多大的禍害。 我媽媽是在1890年10月的時候去世的，那年她八十八歲，真是高齡。她的一生，可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因為四十歲的時候，她的身體便已經很虛弱了，被認為患上了不治之症，不久於人世了。二十五歲以前，我對她很了解，不過二十五歲以後，我要好久才能見她一面，因為我們母子住的地方相距很遠，有好幾天的行程。我只是談到她，並不是給她寫正式的傳記，專門對她進行描述。在此我只是從中引幾段事例，來對她的性格做出探照燈式的一瞥，不打算對她的生平經歷進行系統的展示。嚴格地說，她並不具備什麼特別的經歷，但是她充滿著個性，並且是優美、突出、可愛的個性。 每個人的心靈攝下的有關於人們的成千上萬張視像，都會有不同的效果。我用心靈攝下了我這個最早、最親密的朋友的千千萬萬張視像，但是只有早年那張最清晰、輪廓最分明地留了下來。那是在四十七年前，她當時已經四十歲了，而我是八歲。她挽著我的手，和我一起跪在我哥哥的床前，哥哥大我兩歲，他的屍體躺在那裡。她涕淚橫流，並且還在嗚咽。也許對我來說，這種無聲的哀痛還是新鮮的事，所以它給了我異常強烈的印象——這個印像以及那個情景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這就令那個情景顯得更加強烈，更加值得紀念。 媽媽的形體瘦小，但心地寬宏——寬宏到能夠裝得下每個人的痛苦和幸福。我發現她同其他我所認識的人的最大的並且是明顯的區別在於：別人只對少數幾件事富有興趣，而她則會將這種興趣一直保持到死的那一天，並且是對整個世界，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具有強烈的興趣。縱觀她的一生，她從來不懂得對事對人半心半意，劃清界限，或者對有些事或人漠不關心。假如一個病人，不論對什麼事或人都懷有熱烈且又永不熄滅的興趣（對他自己除外），並且對自己來說，一刻也不能夠安靜，這樣的病人是難以征服的，是疾病的最大敵人。我可以確定，我媽媽的這種性格，是她活到將近九十歲的主要原因。 她無論對人還是對動物的興趣都是熱烈、親切而又善意的。她總是有原諒人家、愛人家的理由，哪怕是其中最兇惡的，哪怕她自己為此而受到牽連，她也不會在乎。天生的，她就是無依無靠的人的貼心朋友。人家說，雖然她是長老會教友，卻可以被人哄騙得替魔鬼說好話。我們曾經做過試驗，大家串通好開始罵撒旦，一個接一個惡毒地咒罵，無情地鞭撻，在這精心策劃的戲法中，我那個絲毫不存戒備心理的媽媽就掉進了圈套。她承認撒旦壞透了，是墮落的，因此大家說的都有道理，那些控訴都是對的。但是，有誰能說他所受到的待遇是公正的呢？一個有罪孽的人也只不過是一個有罪孽的人，撒旦也是，就像其他類似的人一樣。其他類似的人如何才能得救？光靠他們自身的奮鬥嗎？不是的，否則誰也得不到拯救。除去他們自身微弱的努力以外，還需要加上基督徒國家全部教堂裡無數顆憐憫的心在每天發出的那種打動人心的懇求與祈禱。可是誰為撒旦祈禱呢？在整整十八個世紀中，什麼人能有那種很平凡的人道思想，肯為那個唯一最需要祈禱的人進行祈禱呢？我們這唯一的同伴和兄弟，這個最需要朋友的人，卻偏偏一個願意幫助他的人都沒有。我們中唯一的一個罪人，按照常理，正是最應該享有那最崇高和最明白不過的權利，得到每一個基督徒日夜的祈禱，這是因為理由樸素而又無可厚非：他在罪人之中是罪過最大的，他的需要最強烈，是第一位的。 我的媽媽，撒旦的這位朋友是最溫柔的，她樸實無華的語言，很自然的就能感人肺腑。只要是沒有能力進行防禦的人或者動物受到了傷害或者羞辱，將她的憐憫與憤慨激起，她的話語便開始變得最雄辯起來。她的雄辯很少是很尖銳、很激烈的，而是文靜且又充滿憐憫的，很有說服力的動人雄辯。用詞如此真誠、高尚而又樸素，說得又如此動人，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她贏得了那些原本不輕易受感動的人的眼淚，那些眼淚是表示讚許的。只要是發現有什麼人或動物受到欺壓，她那屬於女性和纖弱體型的恐懼心理就都退往後方了，而她那戰士的品德便會第一時間衝到前方來。有一天，我在我們的村子裡看到一個邪惡的科西嘉人，這個人是我們鎮上的人都害怕的，只見他追趕著他家的姑娘，從一些小心謹慎的男公民身邊衝了過去，他的手裡還拿著一根粗繩子，據說是用來捆那個姑娘的。我媽媽將門開得大大的來迎接那個姑娘，接著不僅沒有在她身後把門關起來上鎖，反而站在門口，張開兩手，阻擋著跟在後面衝過來的男人。那個男人不停地咒罵，用他手中的繩子嚇唬我媽媽，可她絲毫也沒有退縮，也絲毫沒有害怕，只是站在那裡對他進行咒罵、諷刺和嘲弄，在街中央根本聽不到她說話的聲音，但是，對於這個男人的良心，對於他那尚在沉睡中的男子漢的人性來說，她的聲音卻是振聾發聵的。於是，這個男人便請求我媽媽的原諒，並把繩子交給了她，對天發誓說，她在他所見過的女人當中是最勇敢的，說完便離開了，從此再沒有給她找什麼麻煩。從此以後，他們兩人成了好朋友，因為媽媽身上有他一直尋找的東西——對他並不懼怕。 有一天，她在聖路易的街上走，看到一個趕車的漢子正在揮動鞭子抽打馬頭，她一把奪下了鞭子，這一舉動嚇了那個漢子一跳。接著，她便替那匹無意中闖了禍的馬說好話。馬夫終於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且主動承諾說從此不會再虐待馬匹了，雖然他根本不可能信守諾言。 這種替受虐待的動物說情的事，在她一生中是很普遍的。我認為肯定是她的態度沒有衝撞到別人，肯定是她的好心腸路人皆知，所以她才總能達到目的，並且最終對方總是對她禮貌有加，還經常對她進行善意的誇獎。對不會說話的那些種類繁多的動物來說，她是它們忠實的朋友。憑著一些微妙的跡象，那些無家可歸、被人追趕、身上骯髒、惹人討厭的貓，一眼就認定了她天生就是來庇護它們的——跟著她走進了她的家。它們的這種本能並沒有搞錯，它們像浪子那樣受到了寵愛。那是在1845年，我們家曾經一度有過十九隻貓。其中任何一隻都沒有什麼優良的品性，或是長處，就只像通常的那樣，運氣不好罷了。對於我們大家來說，這些貓都是相當大的負擔——這其中也包括我的媽媽——不過，它們運氣不好，這就足夠了，憑藉這一點就得讓它們待下去。這總比家裡連一隻得寵的動物都沒有要強一點。孩子們總是需要有些什麼動物玩玩才行。但是，把動物放在籠子裡，在我們家是不被允許的。動物被囚禁起來，那是絕對不行的——我媽媽甚至連一隻老鼠的自由都不允許妨礙。 我小的時候，密蘇里州的小鎮漢尼巴爾的人還都很窮，但卻體會不到窮，反而人人都能體會到愉快。自然，社會上也有等級——上等人，沒有地位的人和根本沒有家的人。彼此都認識，彼此都和氣，沒有人故意擺架子，可是等級界限還是清清楚楚。每個等級的社交活動總是與它同等的等級進行。這樣一個小小的民主社會，充滿自由、平等和“七月四日”精神，並且十分真誠，但是你也覺察得到，那些貴族式的病毒還是存在的。這是有的，並且沒有誰出來責難，或者認真思考一下這種東西的存在是多麼不合理。 在我看來，環境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因為鎮上的居民來自奴隸州，並且他們的新家中還留存有奴隸制度。我的媽媽，生來性格慈悲又富於同情心，她自己無意做什麼貴族，不過憑藉她的教養，她畢竟還是一個貴族。也許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因為在我看來，與其說這是一種原則，不如說是一種本能。所以它的外在表現往往顯現出偶然性，而不是故意的，也不是經常性的。不過我認識到了這個弱點所在。我心中明白，她引以為自豪的是：現今的德拉姆伯爵們，即蘭頓家的人，他們擁有他們家的土地的時間長達九百年。當年英格蘭血統被諾曼征服者改變的時刻，他們的身份為蘭頓古堡的封建領主。那個時候，她的祖先們地位顯赫。我對此事進行了爭辯——自然我說得比較委婉，因為對待這種莊重的事，人們必須謹慎，千萬不可以性急——由於世襲而對一片土地的擁有權長達九百年，這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不管聰明還是愚蠢，這誰都做得到。也只有世襲值得驕傲罷了，如此而已。所以，不過是世襲傳下來的東西讓她引以為傲罷了，這同典押傳下來的東西是相同的。而我們自己的祖先則不然，他確實是高人一等的，因為那個叫做克萊門斯的祖先，他曾經乾過對他來說極有聲譽而對我來說則足以引以為傲的事。那就是，他為審判查爾斯第一，並將他交與劊子手的那個法院的一員。 表面上看來，我這是開玩笑，但骨子裡卻不是的。我非常尊敬那個祖先，並且這種尊敬的心理日漸增加，而不是在衰退。在消滅他那個年代頭戴皇冠的騙子這件事情上，他是出過力的。不過我該為我的媽媽說句公道話，只要沒有家裡的人在場，我是從沒有聽到她提起過她那個光榮的祖先的。因為在她身上，畢竟還是有著美國人的那種優良精神的。不過我認識的蘭普頓家的其他人就不同了。塞勒斯上校和我媽媽是近親，也是蘭普頓人。這個喜歡裝闊的可憐老人活著時，陌生人很容易就能從他嘴裡聽到一件原來的事，如“我們這一支最早的祖先”，並且總是裝作不值得一提，在無意中說出來的樣子。這樣自然就引起了追問，這也正好投其所好。接著就要講那段不幸歷史的全部過程了，蘭普頓的後嗣是如何對那種愚蠢的欺騙——世襲的貴族制，深惡痛絕的，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前來到了這個國家，結了婚，並與世隔絕，住在了荒漠的偏僻之處，生下了成為後來一代美國繼承者的祖先。而在英國國內，人家以為他已經死了，爵位與財產也便轉讓給了他的兄弟，也就是今天那些非法篡奪行為的始作俑者。然後上校一般都是故意以謙恭的口氣提起當時能夠要求成為繼承人的——他的那個遠房的堂兄——還一本正經地將他稱為“伯爵”。 “伯爵”是個有才能的人，要不是活著的時候遭到了不幸，是完全可能有所作為的。他是一個肯塔基人，心腸很好，但是他沒有錢，也沒有用來賺錢的時間，因為他的所有時間都用在讓我以及我們一族其他的部分人給他提供經費，好使他為他的繼承申請能夠在上議院里通過而鬥爭。他擁有所有該有的文件和證明，他確信自己能夠贏得勝利。就這樣，他在夢想中度過了一生，一生都貧困潦倒，有時候簡直無以為生，最終死在了遠離家鄉的地方，由一些陌生人把他抬出醫院下了葬。這些陌生人並不清楚死者是個伯爵，因為他的模樣不像。那個不幸的人經常自己簽名為“德拉姆”，並且為此而責備我投那個非貴族化，也就是非蘭普頓式的共和黨的票。而與此同時，還會有我們這一族的其他一支子弟，也就是其他的激烈的弗吉尼亞州人，為了這同一次的投票事件來信責怪我——理由是共和黨是貴族政黨，我作為一個將國王處死者的子孫，同這些野獸勾結在一起，很不合適。因此我經常但願自己從沒有過什麼祖先才好，因為這些人實在帶給我太多的麻煩了。 正像我所說的那樣，我們生活所處的社會是一個蓄奴的社會。黑奴制消亡的時候，我媽媽同它天天接觸已經將近六十個年頭了。不過，即使像她那樣仁慈和富於同情心，恐怕也沒有意識到，奴隸制是赤裸裸的，離奇怪誕的，不正當的搶劫。她從來沒有在教堂裡聽到過有人對它進行攻擊，反而倒是無數次地聽到人家為它進行辯護，把它神聖化的話。她聽慣了的是《聖經》上對它進行肯定的話，至於《聖經》上對它進行反對的話，她是從沒有聽說過。按照她的經驗來說，全部聰明的人、善良的人和有聖職的人，都會深信，奴隸制是正確的、神聖的，是受上帝寵愛的，也是奴隸們應該日日夜夜感恩的。很顯然，這個奇蹟是教育與社會環境共同完成的。我們的奴隸依舊信服的、滿足的，專制政體下聰明程度超過他們的奴隸主很多的奴隸們顯然也認為是這樣的。他們崇敬自己的主人——君王與貴族，並不因為自己是奴隸而感到恥辱——對於奴隸制的本質，他們視而不見，比較起來，他們的低賤程度要遠遠高於我們的黑奴，因為如果這麼說的話，那麼由於順從而成為奴隸，要比被逼迫為奴隸更加卑鄙——事實也確實如此。 不過，漢尼巴爾的奴隸制度中，並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激起人們那種處在瞌睡狀態中的本能。因為那是一種溫和的家務勞動式的奴隸制度，而不是種植園殘暴的那一套。虐待的事情很少見，也極不得人心。將一家奴隸拆開，賣給幾家主人，也是人們不喜歡的，所以也並不常有，除了結算家產時可以算是例外。我不記得我在鎮上看到過奴隸拍賣。不過我疑心，因為這樣的事非常常見，所以反而不會使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清楚地記得我曾經見到有十來個男女黑人被鐵鍊拴在一起，在水泥地上躺成一堆，等著被運往南部的奴隸市場。我見到了世界上最悲慘的臉。奴隸被鐵鍊拴在一起，不太可能是常見的景象，否則，它留給我的印像不會這麼強烈，這麼持久。 人人都厭惡“做黑人買賣的人”。他們被認為是一種徒有人形的惡魔，買下一些無依無靠的可憐蟲，再將他們趕進地獄裡去——因為不管是我們白人還是黑人，都把南方的種植園當做地獄。實在沒有辦法用更溫和的詞來對它進行形容。如果威脅說要將他賣給“大河下游”，還不能令一個倔強的黑奴服從的話，那就不可能具有其他方法能叫他聽話了——這樣，他就無可救藥了。可是我也記得，有一次，一個白人，只是為了一件小小的罪過，就將一個男性黑人殺死了，而似乎誰都沒有把這當做一回事——這是站在那個被害的奴隸的角度說的——人們反倒對那個奴隸的主人不無同情，認為他的一項值錢的財產被奪走了。而當事人只是一個不足道的人，根本無力賠償這項損失。 人們的普遍看法是，在奴隸制度下生活的人會變成冷酷的人是奴隸制度必然的影響。在我看來，這樣的影響是並不存在的——一般來說並沒有。根據我的看法，對待奴隸制度這件事足以令每個人的人性變得麻木，不過事情到這裡就可以止住了。我們的鎮上，沒有什麼冷酷的人——我的意思是，和其他國家差不多的市鎮相比，不見得會更多。根據我的經驗，冷酷的心在所有地方都是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