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懺悔錄

第11章 下卷

懺悔錄 卢梭 49361 2018-03-16
沉默和忍耐了兩年之後,儘管我橫下了心不再寫,但還是拿起筆來。讀者們,請先別忙評判迫使我這麼做的種種理由,讀完之後再下斷語不遲。 大家都看到了,我平靜的青少年時代是在一種平穩的、比較溫馨的生活中流逝的,既無大的波折也無大的輝煌。這種平平庸庸大部分是我那熾熱但軟弱的天性使然,使我難以振作而極易頹喪。這種天性使我只有在受到震撼時才會走出休閒,但卻因慵倦與興趣所致,復又回到休閒之中,它總是使我遠離大的美德,更遠離大的惡行,而把我帶回到我天生感到喜愛的那種閒散而平靜的生活中去,從不讓我有任何大的作為,不管是在好的方面還是在壞的方面。 我馬上要展示的是一幅多麼不同的情景啊!三十年間有利於我的習性的命運,在後三十年中,卻與之相悖,而且,從我的處境和愛好的這種不斷對立中,人們將會看到,一些巨大的錯誤、一些聞所未聞的不幸以及除了堅強而外能使逆境變得榮耀的所有道德產生了。

本書的上卷是憑記憶寫成的,裡面一定有很多錯誤。由於不得不也憑著記憶來寫下卷,可能裡面的錯誤會更多。對我平靜無邪地度過的美好年月的溫馨回憶給我留下了萬千純美的印象,所以我總愛不斷地去回味。大家很快就會看到,這與我對後半生的回憶是多麼地不同。每憶及此,總要重嘗其苦澀。我不想用這些痛苦的回憶去加重自己處境的艱辛,所以總是盡可能地避而不提,我做得很成功,以致必要之時竟然想不起來。這種對苦難的健忘是上蒼對我後來命運多舛時賦予我的一種慰藉。我的記憶專門讓我回憶愉快往事,這成了我那隻預見前途凶險的驚懼的想像力的一種有益的抗衡。 我為了彌補記憶力的不足,並為寫書時有所依據而收集的所有資料,已經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來了。我只有一個可以依靠的忠實嚮導,那就是標誌著我生命延續的感情之鍊,而且通過這些感情,也成為說明其因果關係的事件之鍊。我很容易忘掉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不會忘記自己的過錯,更不會忘記自己美好的感情。

對我來說,對過錯和美好感情的回憶太寶貴了,所以永遠不會從我心中抹去。我可能在事實上有所疏漏,可能張冠李戴,日期上也可能出錯,但對自己所感受到的,對感情促使自己做的,卻是不會弄錯的,而這正是關鍵之所在。我懺悔的本意就是讓人了解我一生中處於各種境況下的內心世界。這是我所許諾的心路歷程,為了忠實地寫出來,我無需其他回憶,只需像我到目前為止所做的那樣,把心掏出來就是了。 然而,非常幸運,我在一本信件抄本中保留著六七年間的可靠資料;信的原件在佩魯先生的手裡。此信件抄本終止於一七六〇年,包括我蟄居退隱廬、跟我的那些所謂的朋友們鬧得不可開交的整個那段時間:這是我一生之中難以忘記、我所有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的時期。至於我所能留存的、數量有限的那些更近一個時期的原始信件,我沒有把它們抄錄在那本抄件後面,因為量太大,無法逃過我的那些阿爾古斯的警覺,我將在我覺得它們能夠澄清點什麼的時候,不管是對我有利還是不利,把它們錄於本書的後面,因為我並不擔心讀者會忘記了我是在寫懺悔錄,而以為我是在寫辯護詞,但是,讀者也不應該在真理為我說話的時候認為我會不道破真相。

總而言之,下卷與上卷就其真實性而言是相同的,除了所述之事重要而外,也並不優於上卷,而且,在各個方面幾乎還比上卷遜色。我是在伍頓或特利城堡,興味盎然、躊躇滿志地寫的上卷,我所要回憶的所有的往事都是一件件新的快事。我不斷地懷著新的喜悅去回味它們,可以毫不犯難地修來改去,直到滿意為止。今天,我記憶力減退,腦子也不行了,幾乎無法幹任何事情。我只是勉為其難、心懷痛楚地在寫這個下卷。它展示於我的只是不幸、背叛、負義,只是一些悲痛欲絕、撕心裂肺的往事。我真想能把我要說的全都永遠埋葬起來,可我又不得不說出來,所以只好藏藏掖掖,耍弄花招,盡量地改頭換面,卑劣地去幹生來就不會幹的事情。我頭上的樓板有眼睛,我四周的牆壁有耳朵;我被心懷叵測、警覺有加的奸細和探子包圍著,惴惴不安、心魂不定地在紙上匆匆寫上幾個不連貫的詞句,幾乎都來不及細看,更甭說是修改了。我知道,儘管他們在我周圍設置巨大的障礙,但他們始終害怕真相從縫隙中漏了出去。我如何才能使真相露出端倪呢?我嘗試著,但並不抱什麼成功的希望。人家可想而知,這樣還怎麼能寫出動人的場面,並使之富有引人入勝的色彩呢。因此,我提醒想要讀這本書的人,讀的時候,不敢保證不使他們感到厭煩,除非他們想徹底了解一個人,並且真誠地熱愛正義和真理。

上卷末尾,我不無遺憾地去了巴黎,把我的心留在了沙爾麥特,在那裡築起了我最後的一座空中樓閣,打算有朝一日,待媽媽回心轉意,把我可能積攢的錢財帶回到她的面前,因為我認為我的記譜方法是我的一種可靠財富。 我在里昂停留過一段時間,看看熟人,弄幾封去巴黎的推薦信,賣掉我隨身攜帶的幾何書。大家都挺歡迎我。馬布利夫婦見了我很高興,請我吃了好幾頓飯。我在他們家結識了馬布利神父,正如我先前在他們家結識了孔迪亞克神父一樣。他倆都是前來探望自己的兄弟的。馬布利神父給了我幾封去巴黎的推薦信,其中有一封是給豐特奈爾先生的,還有一封是給凱呂斯伯爵的。這兩人後來與我十分投機,特別是豐特奈爾,直到死前,一直對我情深意篤,而且在我倆促膝談心時,他給我提過一些忠告,可惜我沒很好聽從。

我又見到了博爾德先生。我同他早就認識了,他常常慷慨俠義、真心實意地幫助我。這次相見,我覺得他依然如故。是他幫我把書賣掉的,而且還親自或託人為我寫了幾封挺有用的去巴黎的推薦信:我又見到了地方長官先生。我是因博爾德先生才與他相識的,而通過他,我又結識了黎塞留公爵先生。後者當時正路過里昂,帕呂先生把我介紹給了他。黎塞留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並讓我去巴黎看他。我後來去看過他多次,但結識這麼高的權貴對我卻從未有過任何益處。我下面將要經常談到他的。 我又見到了音樂家達維,他在我以前的一次旅途受困之中幫過我的忙。他曾藉給我或者送給我一頂軟帽和幾雙襪子,我一直未還,他也從未向我要過,儘管我倆後來經常見面。不過,我後來送了他一件差不多等值的禮物。如果在這裡談的是我應該做的事的話,我會把自己說得比這更好一些的,但說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很遺憾,這是兩碼事。

我又見到了高尚俠義的佩里松,而且,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他那慣常的高尚品德,因為這一次他給了我他上一次給予和藹的貝爾納同樣的禮物:替我付了長途車錢。我又見到了外科大夫巴里索,他是世上最好、最仗義的人。我還見到了他那位親愛的戈德弗魯瓦,十年來,他一直供養著她,其全部長處幾乎只是性格溫柔、心地善良,但與她接觸之人無不對她感到同情,離開她時又都心有不忍,因為她已到了癆病晚期,不久便因不愈辭世。沒有什麼比其所愛之人的屬性更能反映一個人的真正性格了。當人家見到溫柔的戈德弗魯瓦時,便了解了巴里索的善良為人了。 我對所有這些善良的人都心懷感激。後來,我同他們都疏遠了,當然不是因為忘恩負義,而是由於常常使我看上去像是薄情無義的那種難以克服的懶惰。他們的幫助我從未忘懷,但對我來說,用行動來報答他們並不困難,而老是用言詞向他們表示感激卻屬不易,因為按時寫信始終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而一旦開始懶於動筆,羞愧和尷尬就更加不知如何彌補自己的過失,於是,我乾脆不再寫信了。因此,我便音訊全無,似乎已把他們給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松甚至毫不介意,我覺得他們對我仍一如既往,但博爾德先生則不然,二十年後,大家將會看到,一個自命不凡的人自以為遭人冷落時,其自尊心會激起他多大的報復心理。

在離開里昂之前,我不會忘記一個可愛的人兒。我懷著格外高興的心情又看見了她,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溫馨的回憶。她就是賽爾小姐,我在上卷中談到過她,我在馬布利先生家裡時,又與她再次相逢。這次旅行,我比較空閒,見她的次數更多,心裡對她有了強烈的感情。我有理由相信,她的心也向著我,但她對我十分信賴,所以我未敢造次。她一無所有,我也無片瓦毫銀。我倆境況十分相似,所以無法結合,而且我另有想法,壓根兒沒有考慮結婚的事。她告訴我說,有一個名叫熱內夫的年輕商賈好像想與她喜結良緣。我在她家見過那人一兩次。我覺得他像個正直的人,大家也都這麼認為。我深信她同他在一起會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他娶她。後來他真的娶了她。為了不打擾他倆純潔的愛情,我趕緊動身了,並祝愿這位可愛的人兒幸福快樂。可惜,我的祝愿在這塵世上只實現了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後來獲悉她婚後兩三年便死了。我一路之上一直魂牽夢繞著她,我當時感覺到,而且後來每每回憶起來仍常感到,人們為義務和道德作出犧牲是很不容易的,但卻因這種種犧牲在內心深處留下的溫馨回憶而得到了很好的補償。

上一次旅行,我只看見巴黎壞的一面,而這一次我卻盡看到它好的一面了。不過,這並不是指我的住房條件,因為我按照博爾德先生給我的地址,住進了聖康坦旅館,在索邦神學院附近的科爾迪埃街上。骯髒的街道,骯髒的旅館,骯髒的房間,但卻住過一些傑出的人,諸如格雷塞、博爾德、馬布利神父和孔迪亞克神父昆仲以及其他好幾個人,可惜我一個也沒遇上。但我在那裡卻遇到一個名叫博納豐的先生,是個瘸腿鄉紳、訴訟人,愛附庸風雅。因為他的緣故,我結識了我現在最好的朋友羅甘先生。通過羅甘,我又結識了哲學家狄德羅。我後面將要大談特談狄德羅。 我於一七四一年秋天來到巴黎,隨身帶著的全部家當就是十五個金路易現金、喜劇劇本《納爾西斯》和我的音樂計劃。因此,我沒多少時間可以浪費的,必須盡快地藉此生財。我趕緊利用我的推薦信。一個年輕人,面孔還湊乎,又貌似有點才氣,來到巴黎,總是堅信受人歡迎的。我受到了歡迎,這使我感到高興,但並沒對我有多大助益。我被推薦給的所有的那些人中,只有三個對我是有用的:一個是達梅桑先生,薩瓦的貴族,時任王室馬厩總管,我覺得他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寵信;另一個是博茨先生,銘文研究院的秘書,國王收藏室的勳章保管員;還有一個是卡斯特爾神父,耶穌會會士,明符鍵琴的發明者。這幾個關係,除了達梅桑先生而外,都是馬布利神父為我介紹的。

達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給我介紹了另外兩個人:一個是加斯克先生,波爾多議會議長,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個是萊翁神父,當時住在索邦神學院,是一位很可愛的年輕貴族,在上流社會以羅昂騎士的名字風光了一陣之後便英年早逝了。他倆都突發奇想,要學作曲。我教了他們幾個月,緩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澀。萊翁神父對我很友好,想要我當他的秘書,但他並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給我八百法郎,我很遺憾地拒絕了,因為這點錢都不夠我付店錢、飯費和日常花銷的。 博茨先生待我非常之好。他喜歡做學問,而且也有學問,只是有點學究氣。博茨夫人簡直像他的女兒了;她亮麗可人,但矯揉造作,喜歡打扮。我有時在他們家吃飯。我在她面前簡直蠢笨愚拙透了。她舉止隨便,令我膽怯,使我更加顯得滑稽可笑。當她把菜碟遞給我的時候,我便伸出叉子,怯生生地戳上一小塊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至於她在把本要給我的菜碟遞還僕人時,總要扭過頭去,免得我看見她在笑。她沒怎麼想到,在我這個鄉巴佬的腦子裡,還是有點才氣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紹給了他的朋友雷奧米爾先生;後者每週五科學院例會之日都來他家吃飯。他跟雷奧米爾先生談起我的方案,並談到我有意把該方案呈請科學院審核。雷奧米爾先生答應幫忙,方案被接受討論了。到了約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奧米爾先生領進科學院,並由他作了介紹,當天,亦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榮幸地把我為此準備好的論文宣讀了。儘管這座科學殿堂確實名人薈萃,但我卻並沒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樣感覺拘謹,我宣讀論文和回答問題都還不錯。論文獲得成功,備受讚揚,我既感到欣喜,又覺得驚奇,因為我幾乎想像不出,在院士們面前,一個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與他們有著共識。委派審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們當然都是卓絕的人,但卻沒一個懂得音樂的,頂多只是勉勉強強能審核我的方案而已。

在同這幾位先生討論的過程中,我既確實又驚奇地深信,如果說學者們有時候沒有其他人的偏見多的話,那麼,他們對自己已懷有的偏見卻更加死抱住不放。儘管他們的大部分異議都不值一駁,站不住腳,儘管我承認我在答辯時用詞不當,拘謹膽怯,但理由卻是不容置辯的,可我卻一次也未能讓他們聽得進去,讓他們感到滿意。他們連我的意思都沒弄明白,便用幾句響噹噹的話,輕易地就把我給批駁了,簡直讓我瞠目結舌。我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挖出一個叫什麼蘇埃蒂神父的,說是他早就想到過用數字來記述音階了,因此,足以說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著新鮮,實則不然。儘管我從未聽說過蘇埃蒂神父這個人,儘管他那都沒考慮八度音的記錄單旋聖歌的七音記譜法根本無法與我那簡便的方法相提並論——因為我的創造能容易地用數字表達音樂中的任何想像,如譜號、休止符、八度音、節拍、速度、音值等蘇埃蒂連想都沒有想到的東西——實話實說,就七個音符的基本表達法而言,他倒確實是第一個發明者。但是,他們除了對這種最初的發明誇大其重要性而外,並未適可而止,一旦談到記譜體系的內容時,便信口雌黃,胡言亂語。我的方法最大的長處就是廢止了移調和譜號,因此,同樣一個作品,不管想用什麼調子,只需在曲子前頭換上一個字母,便可以記錄下來,並可隨意移調了。這幫大人先生曾聽到巴黎的名不見經傳的樂師說過,移調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們便以此為據,把我的方法中最顯著的優點大加鞭笞,並下結論說,我的記譜法適合聲樂,而不適合器樂,其實,他們倒是應該說,它既適合聲樂,更適合器樂。 根據他們的報告,科學院給我頒發了一張證書,極盡溢美之詞,但實際上卻可看出,他們認為我的方法既不新穎又無用處。我認為沒必要用這張證書來裝飾我要讓公眾來評判的那本名為《論現代音樂》的作品。 這件事使我不無理由認為,為了很好地研究一個問題,即使思想狹隘,但對該問題只要有專門而精深的認識的人,則遠勝於對各門科學均有廣博知識而對該問題卻無專門研究的人。對我的方法所提出的唯一站得住腳的反對意見是拉摩提出來的。我剛向他闡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處。他對我說:“您的記譜法,在簡單明了地確定音值、清楚地表現音程、始終以簡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記譜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卻必須要動腦子去想,而這是總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們的音符位置,”他繼續說道,“一目了然,用不著動腦子去想。如果有兩個音符,一個很高,一個很低,用一連串中間音符連接起來,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漸進過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連串中間音符,我就必須把您的那些數字一個一個地認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 我覺得他的意見無法反駁,當時便信服了:儘管他的意見很簡單、很明顯,但只有這門藝術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來,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沒想到就不足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這些大學者,他們知道那麼多東西,可唯獨不懂得隔行如隔山,各管一攤。 我經常拜訪審查委員及其他一些院士,這使我能夠結識巴黎文壇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後來突然廁身其間的時候,便與他們成了舊相識了。而眼前,我專心致志於我的記譜法,橫下一條心要通過它來在這門藝術中鬧一場革命,從而一舉成名。而在藝術界能夠成名,在巴黎則必然帶來財運。我關起門來,以一種極大的熱情連續乾了兩三個月,修改我向科學院宣讀的論文,準備把它寫成一本書,獻給讀者。困難在於要找到一個願意接受我的手稿的書商。鑑於要鑄新鉛字得花錢,書商們是不肯把錢拋在初出茅廬者身上的,而我卻認為用自己的作品換回寫作時吃掉的麵包錢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納豐替我聯繫了老基約。後者跟我簽了合同,利潤平分,但版稅則由我一人出。那個基約書是出了,可我版稅倒是白付了,一個子兒也沒賺到。儘管德封丹神父答應替我促銷,而且其他記者也對這本書說了不少好話,但似乎銷路平平。 試用我的記譜法的最大障礙是,人們擔心如果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費時間學了。對此,我解釋說,運用我的記譜法,概念就極其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記譜法學習音樂,先學我的方法,也會節省時間的。為了通過實驗加以證明,我免費教授一個年輕的美國女子學音樂。她叫德羅琳小姐,是羅甘先生介紹我認識的。三個月工夫,她便能按照我的記譜法彈奏任何曲子了,甚至,所有不太難的曲子,她拿起來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這個成績是驚人的,但卻無人知曉。換了別人,可能會在報上大吹大擂,可是我雖有點才氣,能發現點有用的東西,但卻從來也沒有天份去使之發揚光大。 我的“埃龍噴水器”就這樣又一次打碎了。可是這一次我已經三十歲了,仍流落在沒錢就沒法活的巴黎街頭。在窮途末路之中,我所採取的決定只會使那些沒有好好讀過上卷的人感到驚訝。我剛剛費勁乏力地做了些無用功,需要喘口氣了。我並沒沮喪絕望,而是心安理得地懶散懈怠,聽天由命。為了讓上蒼有時間進行安排,我便開始不慌不忙地吃起還剩下的幾個金路易,仍舊悠閒地享樂,只是花銷上有所節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館,每週只看兩場戲。至於尋花問柳方面的花銷,我沒什麼可以改弦易轍的,因為我一輩子也沒在這上頭花過一個子兒,除了唯一的一次,這我馬上就要談到的。 我連過三個月的錢都沒有,可我的這種閒散而孤獨的生活卻過得這麼安適、愜意和不慌不忙,這正是我的生活特點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極其需要別人的關照,可這卻偏偏使我沒有勇氣拋頭露面;我必須登門造訪,可卻又偏偏覺得實屬無聊,以致連已經廁身其間的院士們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望。幾乎只有馬里沃、馬布利神父、豐特奈爾,我有時還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劇《納爾西斯》拿去給馬里沃看了。他很喜歡,而且還好心地加以潤色。狄德羅比他們都年輕,差不多與我年歲相仿。他喜歡音樂,懂得音樂理論。我們常在一起談論音樂。他也跟我談談他的創作計劃。因此,我倆很快便關係親密了。這種關係一直繼續了十五年,要不是因為他的過錯,我不幸地被扯進與他同一個行當之中,這種關係可能還要持續下去。 大家不會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這短暫而寶貴的時間都用來幹什麼去了:用來背誦我學過百遍忘了百次的大段詩篇。每天早上十點光景,我兜里揣上一本維吉爾或盧梭的作品,跑去盧森堡公園散步,在那裡一直待到吃午飯的時間,忽而背上一段聖歌,忽而記一首田園詩,儘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移。我記得尼西亞斯在敘拉古戰敗之後,被俘獲的雅典人以背誦荷馬史詩謀生。我為了未雨綢繆而從這博學的榜樣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鍛煉我的良好記憶,把所有詩人的詩都熟記在心裡。 我還有一個也很可靠的辦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戲的那些日子的下午,總是去莫傑咖啡館對奕。我在那兒結識了萊加爾先生、一個名叫於鬆的先生,還有菲里多爾以及當時所有的大棋手,可棋藝並未長進。但我並不懷疑,我最終將勝過他們所有的人,我認為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不管我迷戀什麼,我對它總是懷有同樣的想法。我尋思:“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會找上門來的,必定時來運轉,再憑我的才氣,就沒什麼是不可能了。” 這種天真並非我理智上的詭辯,而是我的懶惰使然。我害怕為了發奮必須盡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飾自己的懶惰,想出一些合適的論據來掩蓋自己的羞慚。 我就這樣心平氣靜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館時有時去看看的卡斯特爾神父向我猛擊一掌,我可能會就這麼無動於衷地花光最後一個甦的。卡斯特爾挺瘋癲的,但畢竟是個好人:他看見我什麼也不干,就這麼虛度年華,十分惱火。他對我說:“既然音樂家們,既然學者們跟您唱的不是一個調門,那您就改弦更張,去拜望女士們吧。您在這方面也許將能成功的。我跟貝贊瓦爾夫人提起過您,您去拜望她,就說是我介紹的。她心地善良,會很高興看到她兒子和丈夫的一個同鄉的。您在她家將會見到她女兒布羅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還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談起過您。您把您的作品帶去給她看看;她很想見見您,會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點什麼都得通過女人:她們就像是一些曲線,而聰明人則是她們的漸近線;聰明人不斷地靠近她們,但永遠觸不到她們。” 我把這些苦役般的拜訪推了一天又一天之後,終於鼓足了勇氣,去看望貝贊瓦爾夫人了。她親切地接待了我。布羅格利夫人走進她的房間裡來時,貝贊瓦爾夫人對她說道:“女兒,這就是卡斯特爾神父跟我們提起過的盧梭先生。”布羅格利夫人對我的作品讚揚了一番,然後,把我領到她的羽管鍵琴前,讓我看她練過我的作品了。我看了一眼她的掛鐘,快一點了,便想告辭。貝贊瓦爾夫人對我說:“您住得挺遠,別走了,就在這兒吃飯吧。”我也就沒有推辭。一刻鐘之後,我從只言片語中明白,她是讓我在膳房裡用餐。貝贊瓦爾夫人是一位非常好的女人,但智力偏狹,過分地拘泥於她那波蘭貴族的顯赫出身,不明白對有才氣的人應該尊重備至。這一次,她甚至都沒注意我的穿戴,而只是根據我的舉止對我作出了判斷,其實,我那天穿得雖很樸素,但卻十分清爽,根本就不像是個在膳房用餐的人。我早就不再到膳房用餐了,所以這一次也不想再去。我不露聲色地對貝贊瓦爾夫人說,我突然想起一樁小事,需要趕回去,想告辭了。布羅格利夫人走到母親身邊,對著她的耳朵嘀咕了幾句,產生了效果。貝贊瓦爾夫人連忙起身,挽留我說:“我想請您賞光同我們一起用餐。”我認為再拿架子就太蠢了,便留了下來。再者,布羅格利夫人的好心也打動了我,使我覺得她很動人。我同她一起用餐非常自在,並且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我,將不致因給了我這份榮幸而感到後悔。她們家的好友拉穆瓦尼翁院長也在一同用餐。他同布格羅利夫人一樣,講一口巴黎上流社會的行話,盡是些花哨詞語、隱晦的啞謎。在這方面,可憐的讓-雅克就抖擻不起來了。可我很識相,不敢自作聰明,硬充好漢,只是一言不發。 我要是總能這麼乖巧就好了!也就不至於像今天這樣落入深淵。 我對自己的笨拙,對於不能在布羅格利夫人面前證明自己無愧于她的青睞,感到很難過。飯後,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領。我口袋裡裝著一首書簡詩,是我在里昂逗留期間寫給巴里索的。這首詩不乏熱情,我朗誦時更是激情滿懷,聽得他們三人全都落下了眼淚。或許是因為虛榮,或許是確實如此,反正以我的理解,我覺得自己看出來布羅格利夫人在用目光對她母親說:“怎麼樣,媽媽,我沒說錯,此人應和您而不該同女傭們一起用餐吧?”此前,我心裡一直很難過,這麼報復之後,我才高興起來。布羅格利夫人把原先對我的好評誇大了一點,認為我就要轟動巴黎,就要交上好運了。為了對缺乏經驗的我加以引導,她給了我一本《X伯爵懺悔錄》。她對我說:“這本書是個良師益友,您將來在社交場上會用得著的。您不時地參考一下是有好處的。”我懷著對贈我書的人的感激之情,把這本書保存了二十多年,但心裡常常對這位夫人以為我有風流才氣感到好笑。讀了這本書,我就想同書的作者交上朋友。我的習性給了我很好的啟迪:該作者是我在文人中唯一的真心朋友。 自這時起,我便敢於相信,貝贊瓦爾男爵夫人和布羅格利侯爵夫人既然對我感興趣,就不會讓我長久地窮困潦倒。我並沒看錯。 現在來談談我初登迪潘夫人家門檻的情況,這對我產生了更加久遠的影響。 眾所周知,迪潘夫人是薩米埃爾·貝爾納和方丹夫人的女兒。 她們是三姐妹,人稱美惠三女神。拉圖什夫人同金斯頓公爵逃到英國去了;阿爾蒂夫人是孔蒂親王的情婦,而且更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誠的朋友,是一位性格溫柔可愛、心地善良,而且思想開朗、不知憂愁的了不起的女子;迪潘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貌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未受人指責有不規行為的女子。她是迪潘先生因好客而到手的,她母親為了感激他在他省內熱情款待了她而把女兒許配了他,並且還給了他一個包稅吏的職位和一筆巨額財產。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仍舊是巴黎最美貌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時正在梳妝。她赤裸著玉腕,披散著秀發,晨衣不整。我從未受過如此接待,可憐的腦袋暈暈乎乎的,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總之,我是戀上迪潘夫人了。 我的惶恐好像並未在她面前造成壞的印象,她根本就沒有看出來。她對我的書和我這個人都挺熱情,以一個行家的身份跟我談論我的方案,一邊唱,一邊彈著羽管鍵琴伴奏,還留我吃了午飯,讓我坐在她的身邊。我簡直是受寵若驚,快要瘋了,也真的是瘋了。她允許我去看她,我便趁機老往她家跑,差不多每天都去,每週還在那兒吃上兩三次飯。我有滿腹的話語要向她傾訴,可總也沒那個膽子。有好多種原因加重了我天生的膽怯。登上富家門檻就是通往幸運之路,就我當時的處境,我不願貿然行事,反把這條路給堵死了。迪潘夫人儘管非常可愛,但卻嚴肅而冷漠,我看不出她的舉止之中有什麼挑逗之意,所以不敢造次。她家門庭當時非常榮耀,在巴黎無出其右。她家門客如雲,要是稍許少點兒,可說是集各類之精華了。她喜歡見到各種風光人物:權貴、文人、美婦等。人們在她的家裡見到的盡是公爵、大使、名流。羅昂公主、福卡爾基埃伯爵夫人、米爾普瓦夫人、布里諾爾夫人、赫維夫人,都可說是她的朋友。 豐特奈爾先生、聖皮埃爾神父、薩利埃神父、富爾蒙先生、貝尼先生、布封先生、伏爾泰先生都是她的圈中人和食客。如果說她的矜持舉止吸引不了多少年輕人,那麼她的賓客都是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更加令人肅然起敬,而在這種人中間,可憐的讓-雅克就沒什麼可資炫耀的了。所以,我不敢說話,但又憋不住,只好斗膽地給她寫信了。她把我的信壓了兩天,沒有跟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還給了我,當面告誡了幾句,口氣冷冰冰的,讓人不寒而栗。我想說幾句,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見鍾情的激情同希望一起熄滅了,在禮貌地表白一番之後,我同以往一樣地繼續去拜訪她,再也沒有向她傾訴過什麼,連眼睛也不露情了。 我以為我的蠢事被遺忘了,其實我想錯了。弗朗格耶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與前妻所生的兒子。他幾乎同迪潘夫人以及同我年歲相仿。他挺聰明,長得也好,可能有非份之想。據說,他對其繼母有點意思的,也許就因為她替他找了一個很醜、很溫順的妻子,她同他們小兩口相處得非常融洽。弗朗格耶先生愛才重才。他深諳音樂,所以音樂成了我倆之間的聯繫紐帶。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歡他。突然,他暗示我,迪潘夫人嫌我來得太頻,請我別再去了。如果在還我信時,她有這種表示倒還說得過去,可都快十天了,無緣無故地就這麼說,我覺得不合時宜。事情尤為奇怪的是,我並未因此受到弗朗格耶夫婦的冷淡。不過,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發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請我替她照管她兒子八九天。因為要換家庭教師,她兒子在此期間無人看管。我那幾天可真夠活受罪的,要沒有服從迪潘夫人的那種喜悅,那簡直讓人受不了,因為那個可憐的捨農索從那時起便是個脾氣暴戾的人,差一點辱沒門庭,並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島。我在照看他的時候,只不過是阻止他傷害自己和損害別人,但這就夠我操心勞神了。即使迪潘夫人作為報償以身相許,我也不會再看管他一個星期的。 弗朗格耶先生跟我關係不錯,我跟他一起學習:我倆一起開始去魯埃爾先生那兒上化學課。為了離他近點,我搬出聖康坦旅館,住到維爾德萊街的網球場旁邊。維爾德萊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兒,我因麻痺大意而患了感冒,還轉成了胸部炎症,差點兒送了命。我年輕時經常患這類炎症,如腦膜炎,特別是常患咽喉炎,我就不在這裡一一贅述了。這些病都讓我看到離死不遠了,使我對死神的面目都挺熟悉的了。在康復期間,我有時間考慮考慮我的處境,對自己的膽怯、軟弱和麻木不仁感到痛悔。儘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團火,可是我的麻木卻使我沉溺於無所用心之中,總是幾近窮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還去看了當時正在上演的魯瓦耶的一部歌劇,劇名我忘了。儘管我總以為別人有才,而我望塵莫及,可我仍不禁認為這部歌劇不行,缺乏熱情,沒有創意。我有時心裡敢這麼想:“我覺得我要寫的話會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寫一部歌劇以及藝術家們把歌劇說得神乎其神,我便不寒而栗,立即打了退堂鼓,並且因為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難當。再說,去哪兒找人幫我寫歌詞並肯費勁乏力地照我的意思修改呢?這種作曲和寫作歌劇的念頭在我生病期間又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而且,在我發燒迷糊之中,腦子裡還編了些獨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還寫了兩三支“即興之作”,如果大師們能聽到演奏的話,也許會大加讚賞的。啊!要是能把一個發燒病人的夢囈記錄下來,人們將看到從他的譫妄之中有時會產生多麼崇高偉大的作品呀! 這些音樂和歌劇的主題在我康復期間仍掛念在我的心裡,但比先前要平靜得多。由於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著,我便想把這些主題弄個一清二楚,而且想試試單槍匹馬地寫一部歌劇,包括詞和曲。這並不完全是我初試鋒芒了。我在尚貝里就寫過一部悲歌劇,劇名為《伊菲斯與阿那克撒萊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扔進火裡燒了。我在里昂又寫了一部,名為《發現新世界》,在讀給博爾德先生、馬布利神父、特呂布萊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聽了之後,我終於又付之一炬,儘管我已經寫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達維看了曲子之後還對我說,有些片段可與布奧農奇尼相媲美。 這一次,動手之前,我花時間思考了我的提綱。我計劃寫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劇,寫三個不同的主題,分成三幕,各自成篇,每個題材都配以不同性質的音樂。每一幕都以一個詩人的愛情為主題,所以取名為《風流詩神》。第一幕配以強勁的音樂,演的是塔索;第二幕配上纏綿繾綣的音樂,演的是奧維德;第三幕名為《阿納克雷翁》,應洋溢著古希臘酒神讚歌的歡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試作,投入巨大熱情,第一次使我體味到作曲的欣喜滋味。一天晚上,我正要走進歌劇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緒萬千,我便把買票的錢放進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簾拉上,不讓陽光進來,然後,躺到床上,沉醉在詩情樂興之中,用了七八個小時,飛快地構思好第一幕的最優美的部分。可以說,我對費拉爾公主的愛(因為我當時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對她那不義的兄弟時所表現出的高尚、傲岸的情感,使我那一夜美不勝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懷抱之中也不會有這麼美的。到了早上,我腦子裡剩下的只是我構思的一小部分,但這僅剩的一點點東西,雖然因我的倦慵和困頓而幾乎被抹盡,但仍能看出所代表的片斷的活力。 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纏身,沒有把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與迪潘家過從甚密的時候,我不時地仍去拜望的貝贊瓦爾夫人和布羅格利夫人沒有忘記我。近衛隊長蒙泰居伯爵剛被任命為駐威尼斯大使。這一職位是他通過巴爾雅克弄到的,因為他拼命地討好後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騎士是王太子的侍從,認識貝贊瓦爾夫人、布羅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時也去拜望的法蘭西學院院士阿拉利神父。布羅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書,便推薦了我。我們開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為五十金路易,因為當秘書要有行頭,這點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給一百皮斯托爾,還要我旅費自理。這條件太可笑了。我倆無法達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沒拂袖而去。我留下沒走;蒙泰居先生帶著另一位秘書走了。這位秘書名叫福羅先生,是外事辦公室派給他的。他倆剛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羅發現自己是與一個瘋子共事,便把他給撂在那兒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個名叫比尼斯的年輕神父,只能在秘書手下抄抄寫寫,勝任不了秘書工作,因此又來求我。他的騎士兄弟是個精明人,把我哄得團團轉,暗示我秘書這個職位是有一些權益的,並許給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二十金路易的旅費,因此,我便動身了。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順便去看看可憐的媽媽。可我卻沿羅訥河而下,在土倫乘船過海了,因為一方面,戰端已起,並且也想節省一點,另一方面要去找米爾普瓦取通行證,他當時任普羅旺斯駐軍指揮,是人家讓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二連三地寫信催我趕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擱了。 當時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時期。英國艦隊在那兒停泊,檢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致使我們在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越海航行之後抵達熱那亞時,被檢疫隔離了二十一天。乘客們可以選擇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檢疫站,但我們被告知說,檢疫站家徒四壁,還沒來得及佈置。大家便都選擇留在船上。難耐的悶熱、狹窄的空間、無法走動和蝨蚤的叮咬,使我寧可豁出去住進港口檢疫站。我被領到一幢三層的大樓房裡,裡面空空如也,既無窗、床、桌、椅,也無一隻凳子可坐,沒一點乾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兩隻箱子給我拿了來,隨即把大門用大鎖鎖上,我便一人待在裡面,隨意地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樓上樓下地亂竄,到處都空無一人,蕩然無物。 這一切並沒使我因選擇了檢疫站卻沒留在船上而感到後悔。 我像個新魯濱孫似的動手安排我二十一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此過一輩子一樣。我先是饒有興趣地去捉船上帶來的蝨子。當我把渾身的新舊衣服換了個透徹,終於沒一個蝨子之後,便著手佈置我為自己選定的房間。我用外衣和襯衫做成一個厚厚的床墊,把好幾條毛巾縫在一起當床單,用睡衣當被子,把大衣捲起來當枕頭。我把一隻箱子放平當凳子,把另一隻箱子立起當桌子。我把紙張和文具盒拿出來,把所帶的十多本書碼放好了。總之,我佈置得非常之好,除了沒有簾子和窗戶而外,在這個空無一物的檢疫站裡,我幾乎同在維爾德萊街網球場附近的家裡一樣舒適。有人非常鄭重其事地為我送飯;兩個槍上刺刀的擲彈兵護送著送飯來;樓梯是我的餐廳,樓梯口當我的桌子,梯級是我的坐凳,飯菜擺好之後,送飯人一邊退下一邊搖鈴,告訴我可以入席了。兩餐飯之間,當我不讀不寫,又不佈置房間的時候,我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頂塔,可以眺望船隻進進出出。我就這樣過了兩週,要不是法國使節戎維爾先生給我縮短了一周,我本會在那兒過滿二十一天而一刻也不會感到厭煩的。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來的,信是醮了醋,塗過香料,熏得半焦的。餘下的幾天我是在他家度過的。實話實說,在他家比在檢疫站舒服得多。他待我親切有加。他的秘書杜邦是個好小伙子,帶我去了熱那亞城里和鄉下的好幾家人家,玩得挺開心。因此,我同他相交上了,而且通了很長時間的信。我穿過倫巴第,繼續愉快地前行。我途經米蘭、維羅納、布雷西亞、帕多瓦,最後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我面前放著一堆堆的公文,有宮廷發來的,也有其他大使館發來的。儘管大使先生有密碼本,可凡是用密碼的函件他都看不懂。 我從來就沒在任何機關幹過,一輩子從未見過密碼,所以,一開始,我很擔心會出洋相。可是,我隨後便發現這再簡單不過了,不到一周工夫,我便把全部密碼函件都譯了出來。其實,根本就沒這個必要,因為威尼斯使館始終挺清閒的,而且,也沒人願意把什麼事交給蒙泰居這樣一個人去辦的。在我到來之前,他簡直束手無策,既不會口授,自己又寫不明白。我對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覺到了,所以對我很好。他之所以對我好還有一個原因。自從他的前任弗魯萊先生因精神失常調離之後,名叫勒布隆的法國領事便主持館務。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後,在讓他熟悉情況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繼續代理著。蒙泰居先生雖然自己沒有能力,但卻嫉妒他人代行其職,所以很討厭那位領事,所以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領事的使館秘書的職責,讓我來乾了。職責同頭銜是不能分割的;他便叫我頂上了秘書的頭銜。我在他身邊的那段時期,他從來就是只委派我以秘書的身份前去參議院會見其高級代表。其實,他寧願要一個自己人,而不願要一個領事或宮廷任命的辦公室職員當秘書,這也是極其自然的。 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過,並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隨員,以及侍從和大部分館員無法在使館內與我爭高下。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權威維護了大使的治外法權,也就是說阻止了好幾起對使館區的侵犯,從而維護了使館的豁免權,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員是絕對不會去幹的。不過,我也從不允許匪徒躲進使館裡來,儘管這對我會是有利可圖的,而且大使閣下也不會不屑於從中分肥。 大使閣下竟然大言不慚地要求分享人稱館辦的秘書處的好處。當時正值戰爭時期,不免有許多護照要簽發。每簽一份護照,就得付給簽發並副署的秘書一個西昆。我的所有前任都無一例外地收取這一個西昆,不管領照人是法國人還是外國人。我覺得這個規定不合理,所以,儘管我不是法國人,但還是為法國人免去了這一個西昆。但對其他國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氣地索要簽發費。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寵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來簽了一份護照,可是卻沒有送那一個西昆來,我便讓人去討。對於我的大膽妄為,那個愛報復的意大利人耿耿於懷。人們得知我在簽發護照費上的改革之後,自稱法國人前來辦理的人趨之若鶩,他們憋腔拿調地自稱普羅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靈,不會受騙,而且我不信有哪個意大利人能少交這一個西昆的,但也絕不會有一個法國人會多付這一個西昆的。我傻乎乎地把我的改革告訴了蒙泰居先生,他原本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一聽“西昆”二字,他立刻張大了耳朵,對減免法國人的西昆他倒是沒有向我提出異議,而對外國人交納的錢卻要我與他平分,說是要給我相應的好處。我的利益受到損害倒還罷了,可這種卑鄙行徑卻讓我怒不可遏,我毫不容情地把他頂了回去。他仍舊堅持,我更火了。我氣呼呼地對他說:“不行,先生。請閣下留下屬於自己的,而把屬於我的留給我,我永遠不會讓您一個甦的。”他見這條路不通,便另生一法,竟恬不知恥地跟我說,既然我從他的館辦得到收益,那理所當然辦公費開支就該由我負擔了。我不想在這一點上斤斤計較,因此,從此以後,墨水、紙張、火漆、蠟燭、絲繩,甚至我讓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錢,他從未補還過我一文錢。儘管如此,我還是把簽證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給比尼斯神父。他是個好小伙子,從未在這種事上打過主意。他對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倆一直相處得很好。 我著手工作時,沒有覺得像原先所擔心的那麼犯難,因為我原以為自己沒有經驗,又是在一個也不比我經驗多的大使身邊工作,況且,他還既無知又固執,我的良知和一點點知識本啟迪我好好為他、為國王效勞的,可他好像故意同我對著幹。他與馬利侯爵處得很好,這是他所干的比較明智的事。馬利侯爵是西班牙大使,是一個機靈精明之人,只要願意,他可以牽著蒙泰居的鼻子走,但是,鑑於兩國王室的利益,他通常總是給他出出主意,如果蒙泰居在執行時不是總自以為是的話,這些主意本是挺好的。他倆要聯手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口口聲聲說要嚴守中立,但卻公開地向奧地利軍隊提供軍火,甚至還提供兵員,謊稱是逃兵。我相信,蒙泰居先生是想討好威尼斯共和國,所以不顧我的勸告,硬要我在他的所有函件中聲稱,威尼斯共和國絕不會違反中立的。這個可憐蟲執拗而愚蠢,總是讓我寫些荒唐話,做些荒唐事,既然他要這麼幹,我又不得不從,所以,有時我感到工作起來很受罪,幾乎沒法幹。譬如,他非要我給國王和外交大臣的報告大部分用密碼,儘管這兩種報告都絕無保密的必要。我勸他說,王室的公文每週五到,而我們的則周六就要發出去,沒有足夠的時間譯解和編譯這麼多密碼,而且我還有許多信件要寫,要趕著讓信使帶走。為此,他想了個絕招儿,讓我每個星期四就把第二天才到的公文的複函擬好。他還覺得這一招儿實在是高,儘管我向他指出這不可能,行不通的,但還是不得不照他的話辦。我在他那兒的整個工作期間,總是先記錄下他在一周內匆匆交待我的幾句話以及我道聽途說的幾則平淡無奇的消息,然後,根據這點材料,在星期四上午必定把每週六要送發的公文稿交給他,頂多再按照每週五送來的公文匆忙地作點增刪改動,即作為我們的複函發出去。他還有一個極有趣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難以想像的程度,那就是對待每則消息,他不是往外發,而是全都發回消息來源地。他向阿梅洛先生報告宮廷消息,向莫爾巴先生報告巴黎的情況,向阿弗蘭古爾先生報告瑞典的新聞,向拉舍塔爾第報告聖彼得堡消息,而且,有時候,還向他們每人發回他們各自發來的消息,只是我在詞句上稍稍加以改動而已。對於我送給他簽字的所有東西,他只是對送呈宮廷的文件瀏覽一遍,而對發送其他大使館的公文則是看都不看就籤上字了,所以這使我對後面這類公文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加以處理,至少可以把那些消息相互交錯一下。但是,對於重要公文我想作合理的變通就不可能了。他有時心血來潮,突然別出心裁地加上幾句,害得我急急忙忙地把整個文件加上他剛添的幾句話重抄一遍,否則他就不肯簽字。沒遇這種情況時,那真是謝天謝地了。我曾經多次考慮到他的榮譽,想用密碼加進點與他所說的不盡相同的東西,但是,一想到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這麼胡來,便只好任其胡言亂語,自討苦吃,心想反正已向他坦言直陳,冒著風險在他身邊盡職盡責了。 我始終如一地正直、熱情、勇敢地做著這一切,理應受到他的報償,而不是像他最後那麼樣地對待我。上蒼賦予我一個良好天性,一位最好的女人給了我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努力學習受教,現在正是我可以把自己的這些優點表現一次的時候了,而且,我也確實表現了一下。我單槍匹馬,沒有朋友,沒人指教,沒有經驗,又身在異鄉,效忠異國,夾雜在一群騙子中間,他們為了自身利益,為了使我沆瀣一氣,讓我效仿他們,可我並沒這麼做,而是很好地效忠法國,儘管我並不欠法國什麼,而且像應該的那樣,竭盡所能,更好地為大使效勞。我身居一個比較顯眼的位置,做到無可厚非,理應受到,而且也真的受到共和國的敬佩,受到所有我們與之聯繫的大使的敬佩,受到所有定居威尼斯的法國人的愛戴,就連那位領事也不例外,我很是抱歉地頂替了他的工作,我知道那本該屬於他的,而且這些工作給我帶來的麻煩多於樂趣。 蒙泰居先生完完全全地信賴馬利侯爵,可後者並不會事無鉅細全都管的,所以蒙泰居先生對自己的職責疏忽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要是沒有我的話,在威尼斯的法國人可能都不會知道有自己國家的大使在。當他們需要他的保護時,他一概把他們打發走了事,不願聽聽他們的申訴,因此,他們也就灰心喪氣了,從此,大使身邊或餐桌上再也見不到一個法國人,其實他也從來不邀請他們。我經常主動地做一些他本該做的事情:我力所能及地幫助那些求他或求我的法國人。換到別的國家,我會做得更多一些,但在這裡,由於自己的地位所限,我無法去見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於領事,而領事因為全家定居在這個國家,有點畏首畏尾,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過,有時候,見他優柔寡斷,不敢說話,我便豁出去進行大膽交涉,而且好幾次都成功了。記得有一樁事,現在想起來都讓我好笑。沒人會想得到,多虧了我,巴黎的戲迷們才得以看到卡羅利娜及其姐妹卡米耶的。可這確實是千真萬確的。她倆的父親維羅奈斯同女兒們已經和意大利劇團訂好了合同。拿了兩千法郎的旅費之後,他們並未動身,而且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聖呂克戲院演了起來。卡羅利娜儘管還是個孩子,卻吸引了很多的人。熱弗爾公爵作為國王侍從長官,給大使寫信,讓他找回他們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給我時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這個。”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請他與聖呂克劇院的業主說說,讓他辭退已受聘為國王演出的維羅奈斯。我記得,那個業主叫什麼齊斯提尼安。勒布隆沒把這事放在心上,辦得很糟。齊斯提尼安閃爍其辭,所以維羅奈斯沒能要回。我十分生氣。當時正值狂歡節。我穿上帶風帽的化裝長外衣,戴上假面具,讓人划船載我去了齊斯提尼安的府第。凡是看見我的飾有大使徽號的威尼斯平底輕舟進來的人都大吃一驚。 威尼斯還從沒見過有這等事。我進到門內,讓人通報una Siora Maschera求見。我一被領進去,便摘去假面具,說出了姓甚名誰。參議員頓時面色蒼白,啞口無言。我用威尼斯話跟他說:“先生,我很遺憾,冒昧前來打擾閣下,但在您的聖呂克劇院有一個名叫維羅奈斯的人,已經受聘為法國國王效勞了,我們曾讓您退還此人,可毫無結果,所以我現在是以國王陛下的名義前來要人的。”我短短的幾句話產生了效果。我剛一走,那人便跑去把這一情況報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訓了一通。維羅奈斯當天便被解聘了。我讓人告訴他,如果他一周之內不動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來。他乖乖地動身了。 另有一次,我獨自一人,幾乎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替一位商船船長解決了麻煩。那位船長名叫奧利維,馬賽人,船名我忘記了。 他的船員與為共和國服務的一些斯洛文尼亞人發生糾葛,動手打人,因此船隻被扣,受到嚴厲處置,除船長一人而外,任何人不得上下船。船長求助大使,但被打發走了。他又去找領事,可領事說這不是商務活動,他無法干預。迫於無奈,他便跑來找我。我向蒙泰居先生表示,他應允許我就此事向參議院提交一份備忘錄。我記不清他是否同意了,我是否提交備忘錄了,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我的交涉毫無結果,船始終被扣著,我便想了個主意,結果成功了。我把此事的前因後果夾在一份呈送莫爾巴先生的公文中,而且,我費了很大的勁兒才使得蒙泰居先生同意我這麼做。我知道,我們的函件雖無太大必要去拆檢,但在威尼斯卻是要被拆檢的。這我是有根據的,因為我發現日報中的文章照抄我們的公文。我曾想讓大使對這種惡劣行徑提出抗議,但他不予理會。我的目的是,在公文裡提及這次迫害事件時,利用他們拆檢的好奇心,嚇唬他們一下,迫使他們把扣住的船放了,因為真想為這事等候宮廷的批复的話,船長早就破產了。不僅如此,我還跑到船前詢問船員。我是拉著帕蒂澤爾神父一道去的,他是領事館主任秘書,是勉勉強強地去的,因為所有這幫可憐蟲都害怕得罪參議院。由於有禁令,不能登船,我便待在我的威尼斯平底輕舟上做筆錄,我扯起嗓門逐個地詢問每一個船員,誘導他們,使之回答得有利案子的解決。我本想讓帕蒂澤爾審問並親自做筆錄的,因為這事更應是他的業務範圍,可他就是不肯,一句話也不說,很勉強地在筆錄上我的名字下面簽了字。 這個行動雖有點冒失,但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外交大臣的複函到達之前,商船早就放行了。船長想送我件禮物。我並未動氣,而是拍拍他的肩膀對他說:“奧利維船長,你想想,一個連法國人現成的簽證費都不要的人,會是靠出賣國王的保護掙錢的人嗎?”他想至少要請我上船吃頓飯,我同意了,並領著西班牙大使館的秘書一道去了。後者名叫卡利約,是個既聰明又很可愛的人,後來在西班牙駐巴黎使館任秘書,隨後又當了代辦,我彷效我們的大使,同他過從甚密。 在我毫無私心做我所能做的這一切好事的時候,如果我學會把所有這一切細枝末節安排得秩序井然、有條不紊,以免受騙上當,寧肯自己吃虧而幫了別人的大忙該有多好啊!可是,在我當時所處的位置,哪怕一個細小的差錯都會造成不良後果,我殫精竭慮,注意別在辦事時出亂子。我在主要職責上,都是有條有理,一絲不苟的。除了因為實在趕得太急,在密碼上出現過幾個錯處,遭致阿梅洛的職員們埋怨過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還是其他人,都從未指責過我在工作上有過任何疏忽,這對一個像我這樣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來說,實在是不可小覷的。可是,在我負責處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時卻是很健忘,且很不細心的,可我愛講公道,總是不等別人埋怨,便主動地承擔了責任。我只舉一個例子,這與我離開威尼斯有關,而且回到巴黎仍舊如鯁在喉。 我們的廚師名叫魯斯洛,他從巴黎帶了一張二百法郎的舊欠條,是一個名叫查內托·納尼的威尼斯貴族為付假髮錢而開給他的朋友中的一個假髮製造者的。魯斯洛把這張欠條拿給我,求我盡量想法收回點錢來。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貴族的一貫伎倆就是,一回國,就要把在國外的欠債給賴掉。要是想逼他們還賬的話,他們就一拖再拖,讓倒霉的債主耗盡時間、金錢,直到灰心喪氣,乾脆不再追討,或者通過協商撿回一星半點了事。我求勒布隆先生找查內托談談。查內托承認欠賬的事,但不肯還錢。爭來吵去,他終於答應還三個西昆。當勒布隆把欠條給他拿去時,他那三個西昆卻沒備好,還得等著。在等著還錢期間,我同大使發生齟齬,離開了使館。我把使館的文件整理得井然有序,但魯斯洛的那張欠條卻不見了。勒布隆先生硬說是還給我了。我很了解他的為人,不會懷疑他的。可我怎麼也想不起來這張欠條到底哪裡去了。由於查內托承認欠了這筆債,我便求勒布隆先生設法收回那三個西昆,開一張收據,或者讓查內托再重寫一張欠條。查內托得知欠條丟失,就既不想還錢,也不想再寫一張欠條。我只好自掏腰包,給了魯斯洛三個西昆,以償丟失之欠條。他不肯要,叫我回巴黎後同債主商量。於是,他把債主的地址給了我。假髮製造者得知事情原委,便想要回欠條或者全部欠款。我氣極了,真恨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把那張該死的欠條找回來!我在手頭最拮据的時候,自己付了這二百法郎。就這樣,欠條丟了,債主倒收回了他的全部欠款,而要是那張欠條真的不幸被找到了,那他很難得到查內托·納尼閣下許諾的那十個埃居。 我自覺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乾起來便饒有興趣。除了與我的朋友卡利約交往,同我馬上就要談到的品德高尚的阿爾蒂納交往,除了去聖馬克廣場來點無傷大雅的娛樂、看看戲和我們幾乎總是一起去串串門而外,我唯一的樂趣就是自己的工作。儘管我的工作並不太繁難,特別是還有比尼斯神父相幫,但由於聯繫面很廣,又處於戰爭時期,所以我不免仍舊是挺忙的。我每天上午要干大半天,而信使來的時候,有時則需幹到半夜。餘下的時間,我便用來學習我開始乾的業務,我真希望通過良好的開端,以後受到重用。的確,我的口碑甚好。首先是大使,他高度讚揚我的工作,從未抱怨過,他後來之所以發那麼大火,完全是因為我見一再訴苦不起作用,自己終於要走的緣故。我們與之有公文往來的大使們和外交大臣,總是對他讚揚他的秘書的才幹,這本該使他頗為得意的,可卻因為他的心術不正,反而起了完全相反的效果。特別是在一個重要場合,他聽到了對我的讚揚,使他永遠不能原諒我了。這件事有必要說明一下。 他這人很不能約束自己,連星期六,幾乎是所有文件都要發送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待工作完畢之後再出去。他老盯著我,催我把呈送國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趕快弄好,他匆匆忙忙地簽完字後,便不知去向了,而其他大部分信都還沒有簽字哩。這樣一來,如果是一些消息的話,我就得把它們弄成通訊稿,但要是牽涉到王室事務,就必須有人簽字,我就只好代簽了。我們剛收到一份重要情報,是國王派駐維也納的代辦樊尚先生髮來的,我也就照樣代簽了。當時,羅布哥維茨親王正在向那不勒斯挺進,加熱伯爵做了難忘的轉移,這是本世紀最漂亮的戰略行動,而歐洲對此卻談得甚少。那份情報說,有一個人——樊尚先生把他的相貌特徵告訴了我們——從維也納動身,要經過威尼斯,潛入阿布魯齊,負責煽動民眾,策應奧地利人。蒙泰居伯爵先生不在,再說他對什麼都不關心,所以我便把情報轉發洛皮塔爾侯爵了。轉發得非常及時,以致也許多虧了我這個總挨訓斥的可憐的讓-雅克,波旁王朝才得以保住那不勒斯王國。 洛皮塔爾侯爵在理應感謝其同僚的同時,跟他談到了他的秘書以及該秘書剛剛對共同事業所做的貢獻。蒙泰居因瀆職本該自責的,但聽了對我的這番誇獎,認為在有意指責他,所以跟我談起這事時氣呼呼的。我以前遇到特殊情況,也曾對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納伯爵這麼自行處理過,如同這次與洛皮塔爾侯爵一樣,儘管事情沒這麼重要。由於沒有別的郵班去君士坦丁堡,只有參議院不時地派遣信使給大使送信,所以信使出發前總要通知法國大使,以便他覺得必要時,可以順便給他的同僚捎信。通知一般是一兩天前送來,但人家不把蒙泰居先生放在眼裡,所以只是在信使出發前一兩小時才告訴他一聲,走走形式而已,這就使得我有好幾次在他不在的時候自行寫信捎去,卡斯特拉納先生回信時總要提到我,語多褒獎。駐熱那亞的戎維爾先生也是這樣,蒙泰居先生每每氣上加氣。 我承認,遇有表現自己的機會我是不放過的。但我也並不是不識時務地亂找機會。我覺得好好乾活,希望因此而獲得理所當然的回報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是那些有能力評判並犒賞我的工作的人對我的賞識。我不會說正是由於我的盡職盡責,才使得大使對我耿耿於懷,但我完全可以說,直到我們分手的那一天,他對我的唯一指責就是這一點。 他的那個使館,從來就沒有搞得像模像樣,裡面盡是些流氓惡棍。法國人在裡面受虐待,意大利人則春風得意;而且,即使在意大利人中,在使館工作年頭很久的好職員也全都被莫名其妙地趕走了,特別是他的首席隨員,我想是叫庇阿蒂伯爵,或者類似這樣的姓氏,此人在弗魯萊伯爵手下就是首席隨員了。蒙泰居先生的第二隨員是他自己挑選的,原是曼托瓦的一名盜匪,名叫多米尼克·維塔利,大使竟讓他獨攬使館總務。此人極盡溜鬚拍馬、卑鄙剋扣之能事,取得了蒙泰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寵信,使大使館內所剩無幾的正派人以及領導這些人的秘書深受其害。一個正派人的嚴正目光總是使騙子們惴惴不安的。就憑這一點,便足以使那傢伙對我恨之入骨了,不過,他的恨裡還有一個原因,使得這種恨變本加厲。必須把這個原因說出來,如果是我的不對,大家可以譴責我。 按照慣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個劇院都有包廂。每天午飯時,他便指定當天要去的劇院;我隨其後挑選,然後再由隨員們挑選其他劇院的包廂。我出門時便拿好我選定的包廂的鑰匙。有一天,維塔利不在,我便讓侍候我的跟班到我告訴他的一個房子裡去把我的鑰匙拿來。維塔利非但不給,反而說鑰匙已經給了人了。我氣極了,尤其是因為跟班回來當著眾人的面向我匯報了事情的經過。 晚上,維塔利想跟我解釋幾句,我沒理他。我對他說:“先生,明天您再在這個時間,在我受到侮辱的那所房子裡,當著昨天在場的人的面,來向我道歉,否則,後天,不管怎麼樣,我可告訴您,不是您就是我,捲起鋪蓋離開這裡。”我口氣堅決,把他鎮住了。他按照指定的時間和地點,以只有他做得出來的卑躬屈膝,向我做了公開道歉。 但他卻暗中在打主意,一面討好奉承我,一面用意大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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