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瑪妞僅大我兩歲，蘇珊娜也大不了多少，路易絲則是緊接著我出生的。至於愛德華和喬治，大家統稱為“男孩子”，彷彿是為將兩個人一下打發掉。他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剛剛離開搖籃。愛瑪妞照我看太過文靜。我們的遊戲一旦變得“不誠實”，甚或變得吵鬧時，她就退出，一個人捧本書去看，像開了小差，任怎麼喊她也聽不見，外部世界對她而言不再存在，她失去了地點的概念，甚至會突然從椅子上摔下來。她從來不與人爭什麼，她那一輪或她那個位置或她那一份讓給別人，在她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她總是心甘情願、笑嘻嘻地相讓。簡直讓人懷疑，她這樣做，多半是因為興趣問題，而並非因為人品好，不讓給別人，反而意味著要強制自己去做某種事了。
蘇珊娜性格潑辣，凡事說做就做，不假思索，任何遊戲只要有她到場，立刻熱火朝天。我最喜歡和她一起玩。我也喜歡和路易絲一起玩，在她不賭氣的時候。與兩個姐姐相比較，她性情上變化無常，焦躁不安。
是否有必要談談我們的遊戲呢？我想，我們的遊戲與同齡的其他孩子們的遊戲沒有多大區別，也許除了我們投入的那份熱情吧。
舅舅和舅媽與他們的五個孩子住在樂卡街。那是一條陰暗的鄉村街道，沒有商店，沒有一點熱鬧景象，沒有特色，沒有娛樂。它在通到景象更加淒涼的河堤之前，經過主宮醫院前面。那家醫院是福樓拜的父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福樓拜的弟弟阿希爾接替父親也在這裡行過醫。
舅舅家的房子和整條街一樣平淡無奇，毫無特色。這後面再談。我與幾位表姐妹更經常——毋寧說更喜歡在克羅斯納街見面；在鄉下見面就更高興。每年夏天，我都與她們在鄉下相處幾個星期，不是她們來拉羅克，就是我們去舅舅的莊園居韋維爾。我們一塊做功課，一塊玩，一塊培養我們的興趣和性格；我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我們的打算、願望融會在一起。每天結束的時候，父母將我們分開，領我們去睡覺。我幼稚地想，唉！行啊，現在我們還小，不過總有一天，夜裡我們也不會再分開。
居韋維爾那個花園——這段文字就是在那裡寫的——沒有多大變化。瞧，這是花園中心的圓形空地，四周是經過修剪的紫杉，我們曾在這兒的沙堆裡嬉戲；在不遠處那條“花徑”上，我們開闢了自己的小花園；我們在一棵銀椴樹的樹蔭下做體操，愛瑪妞挺害怕，蘇珊娜相反很大膽。還有一個多陰的去處，即“黝黯的小徑”。天氣晴和的日子，晚飯後舅舅常躲在那裡。其他晚上，他大聲給我們念沃爾特·司各特一本沒完沒了的小說。
房子前面那棵雪松長得非常高大。我們在樹枝上搭了窩棚，經常在上面一待就是幾個鐘頭。每個人搭了一個房間，大家互相訪問，還常常坐在樹枝上面，用打活結的繩子掛上鉤子釣魚。我和蘇珊娜經常爬得高高的，爬到樹梢上，衝下面樹枝上的人嚷道：“我們看見海啦！我們看見海啦！”是的，天高雲淡之時，的確能隱約望見十五公里外大海呈現的那條細細的白線。
是的，這一切都沒有變化，我可以在自己心靈裡毫不費力地重新找到昔日那個小男孩。但是，這裡根本沒有必要追溯得太遠，在我父親去世時，愛瑪妞和蘇珊娜到巴黎來與我重逢，幼時的玩耍已被其他遊戲取代了。
母親被家里人說服了，去魯昂度過服喪的最初時期。她不願意讓我留在韋戴爾先生家裡。這樣，對我來講就開始了一種既沒有規律又沒有約束的生活，我真正感興趣的教育中斷了。
因此，那個冬天我們是在克羅斯納街那所房子裡，即舅舅亨利·隆多家度過的。於貝爾老師每天來指導我學點東西，也給表妹路易絲上課。他用“空白地圖”教我地理，我不得不重複並寫下每個地名，畫出每一條不引人注意的線。對孩子努力學習的要求大大放鬆了，結果孩子什麼也沒記住。我只記得於貝爾先生的手指在地圖上移動；他的手指非常扁，非常寬，指尖呈方形，像把刮鏟。
這年冬天，我收到的新年禮物是一台複印機。我已不記得這台簡陋的機器是什麼牌子，總之它是一個金屬托盤，上面覆蓋著一層膠質物質，先把寫滿字的一頁紙貼在上面，然後把要感光的一摞紙放上去。辦一份報紙的想法是產生於這個禮物，抑或相反，這個禮物是送給我去實現一項辦報計劃的？這並不重要。不過，一份供親戚朋友們閱讀的小報果真辦起來了。所印出的幾期我似乎都沒有保留。我記得清楚的是，每期都刊載有我的表姐妹們的散文和詩歌；我協助做的工作，僅僅是複印出一些大作家的文章。我出於自己再也不想加以粉飾的謙虛態度，深信親朋們閱讀布封的《松鼠是一種可愛的小動物》和《布瓦洛書簡片段》，肯定比閱讀我自編的任何東西更有興趣。因此復印大作家的文章是適宜的。
舅舅亨利·隆多管理一家魯昂花布印染廠。這家工廠在烏爾蒙，離城四五公里。我們經常乘車去那裡。緊挨著工廠原來有座四方形房子，又小又簡陋，毫不起眼，在我腦子裡沒有留下任何印象。舅舅拆除了這座房子，即使談不上在原址，至少在很近的地方，即在後來開闢成花園的那個地方對面，建了一座講究、豪華的住宅，既像海濱浴場的小木屋，又像諾曼底的民居。
亨利舅舅是個優秀的男人，溫柔，和藹，殷勤得甚至有點做作，一張臉沒有什麼個性。前面我不是說過嗎，大概十八歲上他成了天主教徒。外婆打開她這個兒子臥室的一個衣櫃，立刻暈倒在地，因為裡面是供奉聖母的一個祭壇。
亨利·隆多夫婦經常收到《圓棒報》。這是一份極其幽默的報紙，是為破壞朱爾·費利的聲譽而創辦的，刊載有許多淫穢下流的畫，整個意圖就是要使這個“東京人”的鼻子變成喇叭。這使我表哥羅貝爾很開心。幾期《圓棒報》和《十字架報》，隨意扔在烏爾蒙客廳桌子上和台球桌上，挑釁似的攤開在那裡，使那些對這個家庭的觀點持異議的客人感到很不自在。德馬勒斯特的父母和我母親假裝什麼也沒看見。阿爾貝暗暗生氣。母親雖然與她這位哥哥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但她太隨和，不可能不與他和睦相處，不過她更樂於與嫂子呂茜爾搞好關係。舅媽是修會中人，為人十分通達，心胸開闊，完完全全和她丈夫一樣。但大家認為她勝過丈夫，因為男人在人品上與妻子一樣，那麼他一定要聰明得多，才不至於在妻子麵前明顯處於下風。在亨利舅舅去世後，即我的敘述所寫到的那年的翌年，是舅媽而不是羅貝爾接過了工廠的管理權，而且後來當工人們起來罷工時，她對他們毫不妥協。
烏爾蒙印染廠當時是魯昂最大的工廠之一，魯昂花布還生意興隆。這家工廠並不生產布，只是印染。但印染有許多輔助工序，要用許多工人。工廠旁邊草地上，有一座建在高處的晾布廠棚。透過柵欄吹進來的風，不斷地拂動著布，發出神秘的窸窣聲。一架呈之字形的梯子，顫悠悠地穿過許多小平台、走廊和跳板。順著這些跳板走，你會迷失在一幅幅新晾的白布之間，這些布像無數垂直的網線，靜靜地晾在那裡，輕輕地擺動著。緊靠河邊有一座獨立的小屋，門窗總是關閉著，裡面秘密地製造各種顏料，散發出古怪的氣味，久而久之我竟愛聞了。我真想成小時待在機器房，觀看布通過閃閃發光的銅輪之下，印上生意盎然的彩色。但我們還是孩子，不允許單獨進去。倉庫我們不經過允許就可以進去，只要看見門開著。那是一座龐大的建築，裡面整齊地堆放著印好、卷好、準備發貨的布匹。每層樓的三條鐵軌上，來回奔跑著幾輛翻斗車，它們沿著三條平行的過道，在空貨架或放滿貨品的貨架之間，從寬大的庫房一頭跑到另一頭。蘇珊娜、路易絲和我，每人爬進一輛翻斗車，進行激動人心的賽跑。愛瑪妞不與我們一塊進倉庫，因為只有三輛翻斗車，她又不喜歡冒險，尤其是不能肯定這是否允許。
工廠旁邊是整齊的農舍，其間有一個樣板家禽飼養場和一間巨大的干草棚。表哥羅貝爾出於好玩，在裡面養了一個特殊品種的兔子。一捆捆堆放的柴火代替兔穴。我經常離開幾個表姐妹，跑到那裡，坐在或躺在麥秸垛上，成小時地觀看這些小動物嬉戲。
花園夾在路邊和河畔的圍牆之間，中央有個水池，面積狹小，池岸彎彎曲曲，敢情會讓福樓拜充滿遐想。水池上有金屬橋，小得可憐，玩具似的。池底是水泥的，上面有許多石蛾幼蟲，裹著奇形怪狀的細枝般的外殼，緩慢地蠕動著，看上去像池底落滿枯枝敗葉。這種幼蟲我在一個臉盆裡養了一些，但還沒看到它們變化，就離開了烏爾蒙。
後來書本、音樂和繪畫是否像幼年時代所玩的這些活東西，給我帶來過同樣多、同樣強烈的快樂，對此我表示懷疑。我成功地讓蘇珊娜分享我對昆蟲學的愛好，至少她常常跟我一塊去捕捉昆蟲。即使與我一塊撥開牛糞和腐爛的動物死屍，尋找食屍蟲、糞金龜和鞘翅蟲，她也不很反感。應當相信，家里人終於把我這方面的熱情當成一回事了。儘管我還是個孩子，家裡卻為了我而把已故的費利克斯·阿西邁德·普歇，即外婆的德國表兄的一整套昆蟲標本拿了過來。這位固執的老學者和理論家，曾經反對巴斯德，支持自然繁殖或自發繁殖的冒險性論點，而在當時頗有名氣。有阿西邁德這樣一位表兄的人並不多見。我要是能認識他該多好！後面我要談到我與他兒子、博物館教授喬治的關係。
這份禮物包括二十四個軟木底盒子，裡面都整齊地放著鞘翅目昆蟲，分了類，貼有標籤。家里人認為我配得到這樣一份禮物，這讓我十分得意。但我不記得這份禮物給我帶來過很大的快樂。我自己那套標本與這筆財寶相比，無疑顯得太不體面。但那些昆蟲都是我親手捕捉的，親手用別針釘上的，對我而言每一種都寶貴得多，況且我喜歡的不是收集，而是捕捉。
我嚮往法國每一個迷人的角落，那裡都有長角甲蟲和鹿角鍬甲出沒之處。它們是我們的氣候條件下最大的鞘翅目昆蟲，在拉羅克根本找不到。但是在黎歇谷鋸木廠旁邊一堆陳年鋸木屑下面，我們找到了一窩“犀牛”，即鼻角土豚。這種漂亮的昆蟲呈棕紅色，有光澤，幾乎像鹿角鍬甲一樣大，兩眼之間有一個上翹的角，故名。頭一回見到這種昆蟲，我欣喜若狂。
把鋸木屑扒開，也會發現它們的幼蟲，是粗壯的白蟲子，樣子像金龜子的幼蟲或腮角金龜的幼蟲。還發現一串串或一團團奇特的卵，大似黃香李，呈灰白色，軟軟的，黏在一起，乍一發現，令我驚喜不已。這些卵碰不破，嚴格地說沒有外殼，只有一層軟囊，羊皮紙般堅韌，撕都撕不開。正是從這軟囊裡，鑽出一條小蛇般的幼蟲，真叫人目瞪口呆！
我把許多鼻角土豚幼蟲帶回拉羅克，養在一個裝滿鋸木屑的木箱裡，但它們在還沒變成蛹之前就全都死了。因此我想，它們必須鑽到地裡才能變成蛹。
廖內爾·德·R·幫助我捕捉昆蟲。我們恰好同歲。他是孤兒，和他妹妹住在黎歇谷他舅舅家。他舅舅是基佐的女婿，他是基佐的外孫。每逢星期天我都去黎歇谷。如果表姐妹們來了，保姆們就領著我們一幫子人一塊去。路上很好玩，我們穿著節日服裝。可是，到人家家裡做客卻是件苦差事。廖內爾和我之間，不久就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係。但當時還沒有，在我眼裡，他只不過是一個愛吵鬧、脾氣壞、獨斷獨行的小男孩。他兩腿修長，頭髮像把刷子，一激動就流汗，滿臉通紅。他最喜歡的運動，就是搶去我嶄新漂亮的巴拿馬草帽，投進一個不准進入的大麗菊花壇裡，或者唆使一條大紐芬蘭犬“摩絲”向我們撲過來。有時，那裡會來一些年齡比我們大的親戚，氣氛非常快樂，大家一起玩英國槓子。可是，每當吃完了點心，真正開始玩的時候，保姆們卻叫住我們，說該回去了。有一回，歸途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一場可怕的暴風雨幾乎突然而降。天空烏云密布，人們不安地預計將有雷暴、冰雹、狂風和災難。我們加快腳步往家趕，但暴風雨比我們快。它彷彿在追趕我們，我們覺得自己是暴風雨追趕的目標。的確，我們直接受到威脅。於是照習慣，大家一塊反省我們的行為，互相盤問，竭力想弄清楚可怕的宙斯怨恨的是誰。但是，誰也沒有發現自己最近有什麼嚴重罪過。蘇珊娜嚷起來：
“宙斯怨恨的是幾個保姆！”
我們立刻向前猛跑，撂下那幾個女罪犯去挨天火懲罰。
一八八一這年我十二歲。母親對我學習一塌糊塗、成天無所事事有點擔心，便請了一位家庭教師。我不大清楚是誰向她推薦的加林先生。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穿著講究的人，一個神學院學生，又近視又愚鈍，我擔心他講的課會使我不勝其煩。而這並非言過其實。他倒是經常陪我們去樹林子裡，但並不掩飾他對鄉間不感興趣。行進中，每當有樹枝彈掉他的夾鼻眼鏡，我就幸災樂禍。他常常伸長嘴巴做作地哼《柯納維爾的鐘樓》這支小調，反复哼唱這樣兩句話：
他那種得意揚揚、矯揉造作的嗓音令我惱火，終於忍不住說，真不明白哼這種愚蠢的曲子有什麼樂趣。
“你覺得這曲子愚蠢，是因為你還太小。”他自負地回答，“以後你會懂的，這些曲子其實挺優美哩。”
他還補充說，這是一出流行歌劇中一首備受讚揚的曲子……一切讓我蔑視。
令我驚訝不已的是，一種如此支離破碎的教育，居然在我身上取得了某些成功。翌年冬天，母親帶我去南方。這個決定可能是深思熟慮、反复商量後做出的。母親做事總是三思而行。她是對我孱弱的體質感到擔憂，抑或是在夏爾·紀德嬸嬸的斥責下做出的讓步？夏爾嬸嬸對於凡是她認為可取的事情，都是固執己見，寸步不讓。這些我都不得而知。長輩們行事的理由，都叫你摸不透。
那時，夏爾·紀德夫婦居住在卡斯特諾公館的三層和頂層。這座公館位於蒙彼利埃沙勒-雷外克街死胡同盡頭。卡斯特諾自己家住二層和底層。底層寬敞得多，還有一個花園，我們可以隨便進去。據我的記憶，花園本身只有一片碧綠的櫟樹和月桂樹，但它的位置很妙。這個花園呈角壇狀，高踞於一塊平坦的高地之上，俯視著這塊高地的盡頭和市郊，舉目眺望，可以看見遠處的聖狼崖。叔叔經常佇立窗前，極目遠眺。
母親和我不住夏爾·紀德夫婦家，是出於謹慎，還是因為他們家沒有供我們住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帶了瑪麗，或許也因為母親正在服喪期間，希望清靜。我們先下榻於奈韋旅店，然後在相鄰的小區找到一套帶家具的房子，準備過冬。
母親看中的這套房子，位於起始於大廣場的一條呈坡度的街上，這條街緊貼一片平坦的空地，所以只有一邊有房屋。沿著這條街往下走，離大廣場越遠，就越暗越臟。我們的房子位於中段。
這套房子又小又簡陋，好寒磣。母親的臥室和既當餐廳又當客廳的房間，窗戶都臨空地，望出去就是空地擋土牆。我的臥室和瑪麗的臥室，窗外是一個沒有草地的小花園，其實只稱得上院子，裡面只有兩叢沒有葉子的灌木，女主人每週都把洗衣水潑在上面。一堵矮牆將小花園和旁邊一個小院子隔開；其他窗戶都是朝那個小院子的。小院子裡有人叫喊，有人唱歌，有油味，有晾曬的襁褓，有人抖動地毯，有人倒夜壺，有孩子們吵吵嚷嚷，有小鳥在籠子裡引吭長鳴。經常看見不少飢餓的貓從這院躥到那院。房東的兒子和他那幫十七八歲、調皮搗蛋的狐朋狗友，星期天閒得無聊，撿了碎瓷片追打那些餓貓。每隔兩天或三天，我們去夏爾·紀德夫婦家吃晚飯。他們家的飯菜美味可口，與平時餐館老闆給我們送來的糟糕飯菜形成鮮明對照。我們的住處的寒酸使我覺得，父親的去世已使我們破產。但這方面我不敢問母親。住所不管多麼淒涼，對於一個放學歸來的孩子總不啻是天堂。
我懷疑那所中學自拉伯雷時代以來，是否有很大改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掛書包，因此書包就當坐墊用，也給緊捱的上面那個同學當腳墊用，因為我們都坐在階梯上，就在膝蓋上寫作業。
班上和整個學校分成兩個派別，即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我進阿爾薩斯學校讀書時，才知道我是新教徒。第一天課間休息時，一些同學圍住我問道：
“你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追隨者？”
我一下子愣住了，有生以來頭一回聽到這種怪話，因為父母小心翼翼地不讓我知道，所有法國人信仰不一定相同；在魯昂的時候，父母之間的和諧關係，使我看不到他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分歧。我當時回答說，我不知道這一切是什麼意思。有一個對人殷勤的同學主動向我解釋說：
“天主教徒就是信奉聖母的人。”
聽到他這麼一說，我立刻大聲回答說，那麼我一定是新教徒。我們之中沒有猶太人，真是奇蹟。一直還沒說話的一個矮小瘦弱的同學突然嚷道：
“我父親是無神論者！”他說這話的口氣流露出一種優越感，使其他人茫然不知所對。
我記住了這個名詞，回家問母親：
“無神論者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一個愚蠢的壞蛋。”
我很不滿意，又進一步問她，催她告訴我。媽媽終於不耐煩了，斷然打斷我的再三懇求，像通常那樣甩出一句：
“這個你現在沒有必要明白。”或者：“這個你以後會明白的。”……（這類回答媽媽有很多可以選擇，但都讓我生氣。）
才十一二歲的孩子就操心這類事情，豈不令人吃驚？不，這僅僅是法國人一種天賦的需要，即需要表明態度，需要參加一黨一派，不管什麼年齡的人都這樣，整個法國社會自上而下都這樣。
不久之後，我與廖內爾·德·R·和堂兄奧克塔夫·儒安-朗貝爾一塊去林子裡漫步。我們乘坐的是表哥父母的車子。在車子裡我被他們兩個痛罵了一頓，因為他們問我是保皇派還是共和派，我答道：
“當然是共和派！”因為我還是稀里糊塗，以為我們既然是共和製，每個人自然只能是共和派。廖內爾和奧克塔夫向我猛撲過來。回到家裡，我立刻天真地問母親：
“難道我不該這麼回答嗎？”
“孩子，”媽媽想了想答道，“以後人家問你是什麼派，你就回答擁護徹底的憲政代表制。記住了嗎？”
她讓我重複一遍這個出乎意料的回答。
“可是，這樣回答是什麼意思？”
“是啊，孩子，這回答妙就妙在這裡。別人聽了和你一樣莫名其妙，他們就會讓你安靜了。”
在蒙彼利埃，教派問題並不怎麼重要。信奉天主教的貴族把子女都送了修會，所以在中學裡幾乎只剩下一群平民，他們與彼此都是表親的新教徒比相當令人討厭，受到明顯針對我們的充滿仇恨的感情激動。
我說“我們”，因為我很快就與教友們結為一體了，他們都是與我叔叔嬸嬸過往的那些人的子女，我曾被介紹給他們的父母。其中有韋斯法爾夫婦、雷納爾夫婦、卡斯特諾夫婦、巴茲爾夫婦，等等。他們彼此都是親戚，都殷勤好客。並非所有教友都與我在一個班，但放學的時候大家都會走到一塊。與我交往最多的是雷納爾夫婦的兩個兒子。他們都是天性開朗坦率的人，有點愛捉弄人，但絕對誠實。儘管如此，我與他們相處卻感受不到太大的樂趣。不知道他們言談中有什麼講究實際的因素，他們舉止中有什麼機智伶俐的因素，在他們面前我總羞澀地自我封閉起來。此時我的羞澀比過去嚴重多了，我變得鬱鬱寡歡，完全是出於無可奈何，才與同學們交往。同學們做遊戲吵吵鬧鬧，我做遊戲安安靜靜；我覺得自己溫和，而他們表現得好鬥。放學時他們不滿足於打打鬧鬧，還一個勁地議論大砲、火藥和“炸子”。幸好“炸子”這玩意兒，是我們在巴黎未曾見過的一項發明。一點雷汞，一點細礫石或沙子，用捲髮紙一包，扔到人行道上一個行人的兩腿之間，就會驀地爆炸。雷納爾兩個兒子給的頭幾枚“炸子”，我一回到簡陋的寓所，就趕緊放在臉盆里浸濕。他們的全部零花錢都買了火藥，把別人作為禮物送給他們的小銅砲或小鋼砲填得滿滿的。這種東西的確讓我魂飛魄散。這些爆炸物令我惱怒和厭惡。我真不明白，玩這類東西會有什麼了不得的樂趣。他們組織對鉛制玩具兵進行縱列連續射擊。我也有鉛制玩具兵，我也拿這些玩具玩，不過是將它們熔化掉。讓玩具兵筆挺地立在一把鐵鏟上，伸進火裡加熱。你會看到它們突然從腳跟開始搖晃起來，撲倒在鏟子上，不一會兒，從它們褪色的軍服裡逃逸出一道閃光，一個滾燙、赤條條的靈魂……下面再談談蒙彼利埃中學吧。
阿爾薩斯學校的教學方法，較之於一般公立中學有所改進。這些改進顯然是明智的，但對我而言，卻變成了不利的因素。例如，在那裡教學生大體像樣地背誦詩歌，這就誘發了我天生的興趣。而在公立中學（至少在蒙彼利埃中學），習慣於用沒有抑揚頓挫的聲音，不加區別地背誦詩歌或散文，背得越快越好，使課文不僅失去了全部吸引力，甚至失去了一切意義，變得空洞無物，讓你都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學習這樣的課文。再也無所謂醜陋，亦無所謂怪誕。你把課文背得爛熟也白搭，反正你稀里糊塗。輪到我背誦時（我竭力回憶當時背的什麼東西），儘管有著像其他人一樣背誦的良好願望，我還是立刻感到無法屈從於他們那種背誦方式。他們那種方式太令我反感了。我便像在阿爾薩斯學校那樣背誦起來。
背了第一行，全班就目瞪口呆，是真正的醜聞所引起的目瞪口呆。繼之是哄堂大笑，從階梯的一頭到另一頭，整個階梯教室從上到下，全班人個個笑得前仰後合。沒有一個同學不笑，因為課堂上經常允許笑的。大家甚至停止了相互譏諷。這大笑不可抗拒，連納多先生也禁不住笑起來了，至少是露出了微笑。這微笑使得大笑更肆無忌憚，更不可遏制。老師的微笑是對我明確無誤的宣判。不知哪裡來的那股頑強勁頭，我居然把課文背完了。感謝上帝，這篇課文我理解透徹。這時，出乎我的意料而使全班同學驚愕不已的是，只聽見納多先生平靜甚至莊嚴的聲音，在大笑終於平靜下來時喊道：
“紀德，十分（這是最高分數）！這使你們覺得好笑是嗎？那麼，請聽我忠告你們，先生們，你們大家都應該這樣背誦。”
我不知所措。這個表揚把我推到了所有同學的對立面，其後果再清楚不過了，就是全班同學都不再理我。突然的受寵，在同學們中肯定得不到諒解。納多先生如果是想讓我難堪，不大可能這樣做。同學們都覺得我裝腔作勢，覺得我的背誦滑稽可笑，不是已經夠了嗎？使我徹底聲譽掃地的，是同學們了解到納多先生個別給我上課。而我跟納多先生個別上課的原因是：
阿爾薩斯學校有一項改革是拉丁文教學方面的。該校僅僅在六年級才開始教拉丁文，認為從六年級到中學畢業會考，它的學生拉丁文完全趕得上公立中學的學生。公立中學的學生從九年級開始，就結結巴巴背誦rosa、rosae之類。阿爾薩斯學校的學生起步晚，但同時達到同樣的水平。結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不錯。可是我是半路插進來起跑，處於不利地位。儘管納多先生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教，我永遠休想趕上那些已開始翻譯維吉爾的同學。我陷入了可怕的絕望中。
那次背誦愚蠢的成功和所落下的裝腔作勢的名聲，激發了同學們對我的敵視。當初與我親近的同學都棄我而去，其他同學見我失去了支持，就放肆起來。我遭到嘲笑、痛打和圍攻，一跨出校門就受到折磨。不過折磨不是立即開始，那些當初是我的伙伴的同學，畢竟不能容忍人家在他們眼皮底下侮辱我。折磨總開始於街道的頭一個拐角處。每天我總是膽戰心驚地等待課程結束，一出教室門就悄悄地猛跑。幸好我家離學校不遠。可是，他們還是埋伏在我經過的路上。我擔心遭到伏擊，便繞一個大彎。他們明白了，便不再埋伏，而開始追逐。這幾乎稱得上一場好玩的遊戲。可是我感覺得到，他們對我這個可憐的獵物的憎恨，勝過他們對遊戲的愛好。尤其有一個傢伙，是一位包工頭或馬戲場經理的兒子，名叫洛佩茲、托佩茲或戈麥茲什麼的，體形像田徑運動員一樣粗壯，年齡比我們之中任何人都大，以在班上名列倒數第一而盛氣凌人。他那兇惡的目光，那緊貼在前額上垂得很低、被髮蠟抹得油光發亮的頭髮，還有他那血紅色的領結，現在仍清楚地呈現在我眼前。他指揮著那幫人，真想要我的命。有時我回到家時是一副非常可憐的樣子，衣服被撕破，渾身泥巴，鼻子流血，上下牙直打架，人顯得驚恐不安。可憐的母親難過極了。後來我患了重病，才結束了這種折磨。家裡請來醫生，診斷我患了天花。得救啦！
我得到很好的照顧，病情進展正常，就是說不久就可以下床了。可是，隨著身體日漸康復，隨著我又要被套上籠頭那一刻的臨近，一想起所吃的苦頭，我就感到極度不安，陷入難以名狀的恐慌之中。就是睡夢中，兇惡的戈麥茲也出現在我面前，領著他那幫人追得我氣喘吁籲。我又一次感受到面頰與那隻死貓接觸令人噁心的感覺。那隻死貓是他有一天從水溝裡撈出來，故意用來蹭我的臉的；他蹭的時候，其他人抓住我的胳膊。我驚醒時渾身是汗，隨即又陷入了恐懼之中，因為我想起了雷納爾大夫對母親說的話：再過一兩天我就可以上學了。不過，我說這些絕不是想為隨後發生的事辯解。天花痊癒之後，我得了神經官能症，其中有多少成分是作態，讓精神病科醫生去判定吧。
事情大抵是這樣開始的：我被允許起床的頭一天，頭有些暈，腳下發虛。臥床了三個星期，這是自然的。 “如果這種頭暈再嚴重一點，”我想，“可以想像會發生什麼情況嗎？也許可以想像吧：我會感到自己的頭向後倒下去，膝蓋向前跪下去（我處在從自己臥室通向母親臥室的小走廊裡），隨後整個人突然向後倒下去。”“唔！”我對自己說，“何不就按想像的做呢？”這樣想著，我已經感覺到完全按神經的支配行動，會嚐到何等的放鬆和緩解！我向身後溜一眼，確保向後倒下去不會摔得太疼。
我聽見旁邊房間裡發出一聲驚叫。是瑪麗，她跑了過來。我知道母親出去了。是剩下的些許羞恥心和憐憫，使我還沒有在母親面前這樣做。不過，我會把一切向她和盤托出的。這次試驗成功了，起初我幾乎有些吃驚，但很快膽子大起來，變得頭腦靈活，主意也顯得更多了。我嘗試做其他動作，有時裝得斷斷續續，生硬突然；有時相反，做得慢吞吞的，反反复复，頗有舞蹈的節奏。我變得十分內行，不久就掌握了豐富多彩的一整套動作：有的幾乎只是在原地蹦跳；有的只需要從窗戶到我的床之間那麼一點空間，人挺立在那裡，每次迴轉身就衝出去，剛好跳躍三下就成功了，整個過程差不多要一個鐘頭。最後還有一個動作是躺著做的，把被子掀開，一次又一次往空中踢腳，像日本雜耍演員那樣做得有節奏。
好多回我事後生自己的氣，覺得自己沒心沒肺，居然在母親面前演這種滑稽戲。但老實講，如今看來，這樣生氣並沒有充分的根據。這些動作，就算我是自覺做的，但幾乎都不是出自主觀意願，就是說我幾乎是情不自禁的。只不過，完成這些動作，我感到如釋重負。很久以後，每當神經官能症發作時，唉！我多少次惋惜自己不再是蹦蹦跳跳的年齡了……
這種古怪的病剛開始有所表現時，請來的雷納爾大夫叫母親放心，說是神經問題，僅僅是神經問題。可是我還是亂蹦亂跳，他覺得有必要請兩個同事來會診。不知怎麼安排的，也不知為什麼，會診是在奈韋旅店的一個房間裡進行的。那里共有三位醫生：雷納爾、托龍和布瓦西埃。布瓦西埃是拉馬陸溫泉浴場的大夫。問題就是要不要把我送到這個溫泉浴場去。母親不聲不響地在一旁看著。
事態的發展令我有點心悸。三位老先生有兩位留著白鬍子。他們翻來覆去給我聽診，然後一起小聲議論。他們會戳穿我嗎？他們之中的托龍先生神情嚴肅地說：
“重重打一頓屁股，太太，對這孩子這不會不合適吧？”
不，他們越檢查，似乎越覺得我的病是真的。總而言之，對於我自己的情況，能否說我比這些先生了解得更清楚？我自以為矇騙了他們，其實也許是矇騙了自己。 ……
會診結束了。 ……
我穿上衣服。托龍慈祥地彎下腰想幫助我，布瓦西埃立刻製止他。我發現他向托龍做了個不易覺察的暗示，遞了一個眼色。我注意到一種狡黠的目光盯住我，觀察我，在我不留意的時候觀察我，在我扣上衣鈕扣時，密切注意我的手指的動作。 “和這個小老頭在一起，”我想，“如果他陪我去拉馬陸，那可得小心提防他。”我不動聲色，手指在鈕扣間磕磕碰碰，這使他又皺起了眉頭。
有一個人沒把我的病當回事，這個人是我舅舅。我還不知道他對任何人的病都不當回事，所以有些惱火。我非常惱火，決心大裝特裝，戰勝他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唉！多麼可悲的回憶！如果我願意省略什麼，就會跳過去不談這件事了——我當時在沙勒-雷外克街那座房子的前廳裡，舅舅剛從書房裡出來。我知道他還要經過這裡的，便鑽到一張蝸形腳桌子底下。當他回來時，我起初等了片刻，看他能否自己發現我。前廳很大，舅舅走得慢，手裡拿著報紙邊走邊看，再過片刻他就會走過去了……我動了動，發出一聲呻吟，舅舅停住腳步，摘下單片眼鏡，打報紙上方沖我說：
“餵！你在底下搞什麼名堂？”
我渾身戰栗抽動，縮成一團，假裝抑制不住地抽噎，答道：
“我感到難受。”
可是，我立刻意識到這一招徹底失敗了；舅舅把單片眼鏡架回鼻樑上，頭又埋在了報紙裡，踱回了他的書房，非常平靜地將門砰的一聲關上。啊，真丟人！我還能做什麼呢，只好站起來，撣掉衣服上的灰塵，心裡恨舅舅——我對他真是恨透了。
風濕病患者都在下拉馬陸逗留。那裡的溫泉療養站旁邊有一座小鎮，即一個賭場和一些商店。位於上游四公里的上拉馬陸或舊拉馬陸，即運動失調患者療養的拉馬陸，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荒野。只有一個溫泉療養站、一家旅店、一座小教堂和三座別墅，其中一座是布瓦西埃大夫的。就這些，而且溫泉療養站看不見，隱蔽在一條山溝的斷層之下。山溝突然切斷旅館的花園，在樹蔭叢中悄無聲息地向河裡流去。在我當時那種年齡的孩子眼裡，最近的美景美不勝收，彷彿目光短淺，對遠處的景色不感興趣；我們喜歡細節勝於喜歡整體，喜歡隱蔽的、在前進中發現的地方勝於展現在眼前的地方。
我們剛到。在媽媽和瑪麗忙於解開行李時，我溜到外邊，跑進花園，鑽進了那條狹窄的山溝。在頁狀岩峭壁上方，高大而彎腰的樹形成一條拱頂；一條水霧繚繞的小溪穿過溫泉療養站，在我腳下的小徑旁低吟淺唱。溪底有厚厚的絮狀紅銹，令我驚愕不已。為了誇張地表示自己欣喜若狂的心情，記得我當時一邊往前走，一邊向東方伸開雙臂，就像自己所珍愛的里的一個人物，即辛巴達在寶石谷所做的一樣。山溝匯入河流，河流在這個地方拐了一個彎，湍急的河水撞在頁狀岩懸崖上，將崖壁沖刷出一個深深的凹形；旅店花園荒蕪的邊緣，好似給懸崖頂部鑲了一條邊。醬果、冬青、紫杉、岩薔薇、野草莓，還有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喜歡的菝葜，從一棵灌木爬向另一棵灌木，然後像頭髮似的飄拂著垂在水面上的空中。清澈的河水使含鐵質的溫泉頓時冷卻。成群的魚在崖壁上落下的片狀石堆間嬉戲。崖壁在下游稍遠處漸漸變得低矮，河水變得更深，流得更緩慢。上游的河床更狹窄，河水洶湧奔騰，其間有漩渦、湍流、瀑布、清澈得令人心胸如洗的深潭。有些地方，突出的崖壁阻塞路徑，所以每相隔一段距離便有塊大石板，讓人踏著過河。猛然間，兩邊的崖壁相互靠攏，行人就不得不離開水邊，離開陰涼，攀爬而上。懸崖頂部的土地上，有被烈日曬得蔫萎的植物。遠處頭幾個山坡上，綿延著遼闊的森林，盡是百年古栗樹。
上拉馬陸的浴池，據說似乎可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它至少顯得原始，這倒正是我喜歡它的地方。浴池小小的，但這不要緊，因為有規定，泡浴者要一動不動待在水里，讓碳酸起作用。那水是不透明的鐵鏽色，並不很熱，人鑽到水里，起初會感到有點打寒戰。如果待著不動，不一會兒就有許多小小的氣泡來逗弄你，站在你肌膚上，給你一種刺激，使清涼的水平添了一種燒灼感；鐵也在起作用，或者在某些微量元素配合下，一齊發揮作用。這一切加在一起，就產生異乎尋常的治療效果。你從浴池裡出來時，會感到皮膚發燙，骨頭髮涼。屋裡熊熊燃燒著一堆葡萄藤火，老安托萬還在把火撥得更旺，把我的長睡衣放在火邊烤熱。不一會兒，大家就去睡覺，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回到旅店，回到自己床上。那床我們不在期間，已用一個“和尚”焐熱了——當地人這樣叫烘爐，它有一個巧妙的托被架托起鋪開的被子。
在初次溫泉治療後，大夫們經過會診承認，拉馬陸對我有好處（對，在奈韋旅館進行的顯然就是這次會診），並且下結論說，秋天讓我再來進行一次溫泉治療是適宜的。這正好滿足了我的全部願望。在這期間我被送到杰拉爾梅接受沖洗療法。
在這裡我放棄抄錄過去所寫的那些文字。在那些文字裡我首先記述了杰拉爾梅，它的森林、峽谷、茅舍和我在那裡過的閒逸生活。它們沒有提供什麼新東西。我急於最終跨出童年的蒙昧。
經過十個月療養，母親把我帶回巴黎，重新送進阿爾薩斯學校。過去的習慣消失得無影無踪，半個月來我的神經錯亂的一系列表現都沒有了，只增加了一個頭痛的毛病。這種毛病更不易被人覺察，因而在課堂上更適用。我從二十六歲起，甚至更早些，這個頭痛的毛病就完全消失了。而後我對之做了嚴厲的判決，指控其若不是完全假裝的，至少是嚴重誇大了。可是現在，這種毛病重新出現了，我記得這種毛病，四十六歲時患的與十三歲時患的完全一樣。我承認這給我的努力潑了一盆冷水。事實上我並不懶惰。當我聽到舅舅說下面這句話時，我衷心為他鼓掌：
“安德烈永遠熱愛工作。”他說。 ……
可是，也是舅舅稱我是“沒有常性的人”。事實上我很難強制自己。所謂頑強勤勉地工作，在這種年齡，我就只能靠反反复復不太費勁的努力，因為每次努力都不能持久。我會突然感到疲勞，頭腦的疲勞，像斷了電似的，在偏頭痛停止之後仍感到疲勞，或者確切地講，疲勞取代偏頭痛，持續數天、數週、數月。除了這一切之外，當時我對課堂上所做的一切，對課堂本身、上課和考試制度、會考，甚至課間休息，對慢慢吞吞、平平淡淡、死氣沉沉的生活，都有一種莫名奇妙的厭惡。頭疼的毛病總是來得很及時，這是肯定無疑的，但很難說多大程度是我假裝的。
我們當時請過的大夫布魯阿代爾，此時已經很有名，母親不敢再請他，不知是什麼自卑感支配著她。這種自卑感肯定遺傳給了我，使我在來訪的人面前呆頭呆腦。與取代布魯阿代爾的李扎爾先生打交道，根本不必存這類擔心。你盡可放心，名氣與李扎爾先生絕對無緣，因為他沒有任何機遇。他是一個溫厚而傻乎乎的人，頭髮金黃，聲音柔和，目光親切，表面上不會傷害他人。但是，一個傻瓜比什麼人都可怕。怎能原諒他開的處方和規定的治療方法呢？每當我感到或聲稱情緒煩躁，他就開溴化物；每當我睡不著覺，他就開氯醛。給一個大腦剛剛發育全的孩子開這種藥！後來我的記憶力和意志力的衰退，該統統歸咎於他。如果可以和死人打官司，我一定會起訴他。每每回憶起這些事，我就怒火中燒。幾個星期間，每晚半杯氯醛溶液（我還可以隨意服用那滿滿的一小瓶水合物晶體，愛用多大劑量就用多大劑量）。我要說的是，那瓶氯醛擱在我的床頭，等待著失眠的意願哩。在數週數月間，每當我坐下就餐時，我的餐盤旁邊總擱著一瓶拉羅茲果子露——發苦的橙子皮水加溴化鉀。我不得不小口地喝，每餐必須喝一勺，後來增加到兩勺，又增加到三勺——不是咖啡匙，而是湯勺。然後按三段式節奏重新開始治療，一直持續、持續下去，沒有任何理由中斷，直到我這個天真無邪的病人完全變遲鈍為止。因為這果子露味道挺好。至今我還沒弄明白，我怎樣得以死裡逃生的。
魔鬼顯然在窺伺我。我被黑暗重重包圍，沒有任何跡象讓我揣測何處可接觸一線光明。這時出現了天使的干預，目的是將我從魔鬼手裡救出來。表面上看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對我一生之重要，相當於歷次革命之於歷代帝國；是一出沒有演完的戲的頭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