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那時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於四層或五層樓的公寓，幾年後搬走了，故此我沒留下什麼記憶。不過，我還記得那個陽台，或者不如說站在陽台上所看見的東西：筆直望過去的廣場和廣場上水池中的噴泉。抑或更確切地說，我還記得我們站在陽台上，把父親剪的紙龍扔出去，紙龍被風刮著，飄過廣場上噴水池上空，一直飛進盧森堡公園，被高高的栗樹枝掛住。
我還記得一張相當大的桌子，大概就是餐廳的餐桌吧，所舖的桌布垂得很低。我常常和門房的兒子鑽到底下去；門房的兒子是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孩子，有時來找我。
“你們在底下搞什麼鬼？”保姆喊道。
“沒搞什麼。我們玩兒。”
我們把玩具搖得蠻響。那些玩具是為了裝樣子帶到桌子底下的。實際上我們另有玩法：一個貼近另一個，而不是一個與另一個。我們的所作所為，後來我才知道叫作“不良習慣”。
這種不良習慣，我們兩個是誰教給誰的？是誰頭一個養成的？我說不清。不過應該承認，這種不良習慣小孩子有時是能夠再創造的。我嘛，既無法說是什麼人教我的，也無法說自己是怎樣發現那快樂的，而是我的記憶力回溯多遠，那快樂就已存在了多久。
我深知，講述這件事以及後來發生的事，對我自己會有所傷害，我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些來誹謗我。但是，我的敘述唯有真實才站得住腳。權當我寫這些是一種懺悔吧。
人當童年，心靈應該完全透明，充滿情愛，純潔無瑕。可是，記憶中我童年時代的心靈卻陰暗、醜惡、憂鬱。
家人常常領我去盧森堡公園，但我不肯與其他孩子一塊玩，總是鬱鬱寡歡地待在一邊，站在保姆身邊觀看其他孩子做遊戲。他們用小桶將沙子堆成一排排漂亮的小沙堆……當保姆扭頭看別的東西時，我冷不防衝上去，將所有沙堆踩倒。
我要講的另一件事更加古怪。大概正因為其古怪，我不那麼為之感到羞愧。母親後來常常對我提起這件事，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事兒發生在於澤斯。我們每年去那裡一趟，看望我父親的母親和其他幾個親戚，包括佛羅家幾個堂兄弟。他們在市中心有一座帶花園的老房子，事兒就發生在佛羅家這座房子裡。我的堂姐長得很美，也知道自己很美。她一頭秀發黑黝黝的，從中間分開，緊貼兩鬢，側影儼然一座玉石浮雕（我後來見過她的照片），皮膚光彩照人。那皮膚的光澤我記憶猶新，因為我被介紹給她那天，她穿著連衣裙，領口開得特別低。
“快去親親你堂姐。”一進客廳，母親就對我說（我當時只有四歲，也許五歲）。我走過去。佛羅堂姐彎下腰，把我拉到她身前，這樣她的肩膀就袒露了。看到如此嬌豔的肌膚，我頓時頭暈目眩，不去親堂姐伸給我的面頰，卻被她美麗動人的肩膀迷住，照准上面狠狠啃了一口。堂姐疼得大叫一聲，我則嚇得大叫一聲，隨即厭惡地吐口唾沫。我很快被帶開了，在場的人大概都驚得傻了眼，忘了懲罰我。
我找到那時的一張照片，我穿件滑稽可笑的方格罩衫，蜷縮在母親的裙子裡，一副病態、頑皮的樣子，目光斜視。
我六歲上我們家搬離了美第奇街。我家的新公寓套房在土爾隆街二號三層，剛好處在聖絮彼斯街拐角。父親書房的窗子就臨這條街，我的臥室窗外是個大院子。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套間的門廳，因為凡是不上學的時候，我通常在門廳裡玩兒或是待在臥室裡。媽媽見我總圍著她轉，就煩，叫我去跟“我的朋友彼埃爾”玩，即叫我獨自去玩。門廳的彩色地毯上有大幅的幾何圖案，在這些圖案上與大名鼎鼎的“朋友彼埃爾”玩彈子，再開心不過了。
一個小網兜裝著我所擁有的最漂亮的彈子，一顆顆全都是別人送我的，從來不與普通的彈子混在一起。每次拿出來玩，看到它們那樣漂亮，總是有一番新鮮的開心感。尤其有一顆小小的瑪瑙彈子，上面呈現一條赤道，還有幾條白色回歸線哩。另一顆光玉髓彈子，呈淺玳瑁色，是我用來壓陣之物。此外有一個大布兜，裝了許多灰色彈子，常常贏回來，又常常輸掉，後來真正有了玩彈子的伙伴時，便拿作賭注。
另一件令我著迷的玩具，是一個叫作萬花筒的新奇玩意兒。它像一種小型望遠鏡，在與眼睛所貼的這一端相反的那一端，呈現出變化無窮的圓形花飾。那是由一些活動的彩色玻璃片構成的，嵌在兩塊半透明的玻璃之間。這小望遠鏡的內壁貼著鏡子，整個玩具稍微動一下，兩塊半透明的玻璃之間的彩繪玻璃片就會勻稱地變幻出魔幻般的畫面。不斷變幻的圓形花飾使我欣喜莫名。現在我彷佛還真切地看見那些彩繪玻璃片的顏色和形狀，最大的那塊是淺色的尖晶石，呈三角形，在自身重量的帶動下，在所有彩繪玻璃片上首先轉動，擠得其他玻璃片也轉動起來。彩繪玻璃片之中有一片是顏色很深的石榴石，幾乎呈圓形，一片鐮刀形的翡翠，一片我已不記得顏色的黃玉，一片藍寶石和三小片褐色碎晶體。它們絕不會一齊呈現在畫面上，一些完全隱藏，一些半隱藏在滑槽的鏡子背後，只有那塊尖晶石，因為太大，總是不會徹底隱去。
我的表姐妹們和我一樣喜歡這玩意兒，但都缺乏耐心，每回總不停地搖那圓筒，想一下子看到全部變化。我不那樣做，而是眼睛總貼在鏡頭上，慢慢地、慢慢地轉動萬花筒，欣賞圖案慢慢地變化。有時一塊玻璃片難以覺察地挪動一下，會造成連續不斷的轉動。我既好奇又著迷，很快就想迫使這萬花筒向我公開它的秘密。我把它的底撬開，將一塊塊玻璃片卸下來，又從紙板套子裡取出三塊鏡子。然後重新安裝上，但多放進去三四顆彩繪玻璃珠子。整個組合其實沒有任何高明之處，種種變化再也不會引起驚奇，每個環節都已瞭如指掌，樂趣的緣由已弄得一清二楚。
後來我又想把小玻璃片換成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例如一根羽毛尖，一個蒼蠅翅，一段小草，等等。這些東西都不透明，沒有任何奇妙效果可言。但由於鏡子的反射作用和對幾何的某種興趣……總之，我成小時、成天玩這個遊戲。我想如今的孩子們都不知道這遊戲了，所以花瞭如許筆墨加以介紹。
童年時代的其他遊戲，如拼七巧板、移印花樣、搭積木等，都是孤單一人玩的遊戲。我沒有任何同伴……不，我眼前浮現出一個，但，唉！不是玩的同伴。每次瑪麗領我去盧森堡公園，我總在那裡見到一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孩子。他嬌嫩、溫和、安靜，蒼白的臉被一對大眼鏡遮住一半，眼鏡片顏色很深，後面什麼也看不清。我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了，也許根本就不知道。我叫他小綿羊，因為他穿件白色翻羊毛小大衣。
“小綿羊，您為什麼戴眼鏡？”（記得我不用“你”稱呼他）
“我眼睛有毛病。”
“讓我看看。”
他抬起那副可怕的眼鏡，兩隻眼睛可憐地眨巴著，目光猶疑不定，痛苦地透進我的心裡。
我倆在一起時不玩兒，記得只是手拉著手，默默地散步，其他什麼也不做。
平生頭一回結下的這個友誼，持續時間很短。小綿羊不久就不再來了。唉！盧森堡公園這時在我的感覺中那樣空蕩盪！但我真正開始感到絕望，是在知道小綿羊變成了瞎子的時候。瑪麗在小區裡遇到那孩子的保姆，回來向母親學她與那保姆的交談。為了不讓我聽見，她聲音壓得很低，但我還是聽見了這樣一句話：“連嘴巴都找不到啦！”這句話顯然荒唐，嘴巴嘛，沒有視力無疑也找得到。我立刻這樣想，但心里挺難受，跑到自己房間裡去哭泣，接連幾天，練習久久地閉上眼睛，走路也不睜開，竭力體驗小綿羊可能的感受。父親一心撲在法學院的備課上，對我甚少關心。每天大部分時間，他都關在他那間寬大、略顯陰暗的書房裡。那間書房，他不叫我進去，我是不能進去的。我是從一張照片上重新見父親的模樣，鬍子呈方形，相當長的黑髮鬈曲著。沒有這張照片，我只記得他脾氣非常溫和。母親後來告訴我，父親的同事們都叫他“溫順男人”；我聽父親的一個同事說，大家經常請他出主意。
對父親我向來懷著敬畏，書房這地方那樣肅穆，更增加了我的敬畏。每次進入書房，我感覺彷彿是進到教堂裡，半明半暗中，聳立著聖體龕般的書櫃，厚厚的地毯，色調富麗而深暗，走在上面沒有一點聲音。
兩個窗戶，一個旁邊擺了一張斜面講桌；房間中央一張寬大的桌子，上面放滿了書和文件。父親找出一本厚書來，題目大概是《勃艮第或諾曼底習俗》，一本沉甸甸的對開本書，打開擱在沙發扶手上，與我一塊一頁一頁地翻看，一直翻到蠹蟲老是啃嚙的地方。這位法學家查閱了一篇古文，欣賞著私下的小收藏品，想道：“瞧！這準會讓兒子開心。”這果然讓我很開心，但也是由於他自己顯得開心的緣故。
我對這間書房的回憶，尤其是與父親讓我在那裡面閱讀的書緊密相連的。父親在這方面想法獨特，母親不願苟同。我常常聽見他們一塊爭論，應該給幼兒的頭腦提供什麼食糧。有時，類似的爭論圍繞著順從這個問題展開。母親始終持這樣的意見：孩子應該順從，而不需要明白為什麼。父親則始終傾向於無論什麼事，都要向我解釋清楚。我清楚地記得，母親當時把我這樣的孩子比作希伯來民族，必須先繩之以法，而後方能寬恕。現在我認為，母親所言乃真知灼見，但當時我與她處於對立狀態，經常軟磨硬泡，不斷頂嘴。可是對於父親呢，只要他一句話，叫我幹啥就乾啥。我覺得父親更多的是順從自己心靈的需要，而談不上是遵循什麼方法，因為他推薦讓我開心或欣賞的東西，無一不是他自己喜歡和讚賞的東西。那時的法國兒童文學所提供的東西，荒謬而愚蠢，像後來人們塞到我手裡的塞居爾夫人的某本書，父親如果見了，我想他一定會難過。然而我承認，我這一代幾乎所有孩子，都對這類書產生了相當強烈而又愚蠢的興趣。所幸者，只是這種興趣不如我當初聽父親朗讀作品時那麼強烈。父親給我朗讀的作品諸如莫里哀的戲劇故事、《奧德賽》中的段落、《帕特林鬧劇》、辛巴達冒險故事或阿里巴巴冒險故事，還有意大利喜劇中的一些滑稽片段，如莫里斯·桑在一書裡所介紹的。在這本書裡，我也欣賞到阿爾欽、柯農比娜、駝背丑角和男丑角等形象，因為我聽過他們通過父親的聲音對話。
這些朗誦非常成功，父親信心倍增，有一天竟打算朗誦《約伯記》的開頭部分。這次嘗試母親也想听，所以沒有在書房或其他房間裡進行，而是在小客廳裡，給人的感覺彷彿是為母親設的專場。當然我不能肯定，我從一開始就領會了這本聖書裡的全部美，但是可以肯定，這次朗讀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無論是故事的莊嚴，還是父親聲音的嚴肅，抑或母親面部的表情。母親時而將雙眼閉上，以表示或保護她虔誠的默禱，時而將雙眼睜開，那僅僅是為了向我投來充滿母愛、疑問和希望的一瞥。
夏天某些宜人的晚上，晚飯吃得不太遲，父親又沒有太多工作時，他就問道：
“我的小朋友願意和我去散散步嗎？”
他從來都叫我他的小朋友。
“你們會適可而止，不會回來太晚，不是嗎？”母親說道。
我喜歡與父親一塊外出。由於他甚少關心我，所以這罕有的機會帶有不尋常的、重大的和些許神秘的色彩，令我著迷。
我們一邊玩猜謎語和同音異義詞遊戲，一邊沿著土爾隆街往上走，然後穿過盧森堡公園，順著緊貼公園的聖米歇爾街那段路，一直走到離天文台不遠的第二個公園。當時醫藥學校對面那塊地還沒有蓋房子，這個學校本身也還不存在。那裡根本沒有六層的樓房，只有一些臨時板棚、舊貨攤、轉手或出租腳踏車的檔口。這第二個盧森堡公園邊緣一帶，鋪了瀝青或碎石什麼的，給腳踏車愛好者當跑道。這些愛好者騎著後來被自行車所取代的那種離奇古怪的交通工具，七拐八扭，一掠而過，消失在暮色中。我們讚歎他們的大膽和英姿。只還依稀看得見車架和小小的後輪以及安裝在後輪上的天線平衡裝置。輕巧的前輪晃動著，騎在上面的人像個怪物。
夜色降臨了，稍遠處一家咖啡音樂廳的燈光顯得更加強烈。音樂吸引著我們。一個個汽燈泡本身看不見，只看見樹籬那邊栗樹上射出的奇特燈光。我們走過去。板壁鑲得不嚴實，有些地方可以把眼睛貼在兩塊木板之間往裡看。我的目光越過亂哄哄的觀眾，看見奇妙的舞台上，一位女歌手登台後說了許多庸俗乏味的話。
有時，在回家途中，我們還有時間穿過大盧森堡公園。不一會兒，咚咚的鼓聲宣佈公園要關門了。最後的散步者不情願地向出口走去，後面跟著看門人。他們身後寬寬的林蔭路，空寂無人，籠罩在神秘之中。凡是這樣的夜晚，我總像喝醉了酒，沉入暗影憧憧、奇幻譎詭的夢鄉。
打我五歲起，父母就讓我去芙樂爾小姐家和拉克博埃夫人家上幼兒課。
芙樂爾小姐家住塞納街。包括我在內的小班的孩子，都埋頭學習認字和寫字，而大班的孩子，更確切地講大班的女孩子（因為來芙樂爾小姐家上課的大孩子都是女的，小孩子都是男的），則為排練一次演出忙得不亦樂乎。家長們都要來觀看這次演出。她們準備演出的是《愛打官司的人》裡面的一場戲。那些大女孩兒都試著粘假鬍子，我羨慕她們穿化裝服，那肯定比什麼都開心。
在拉克博埃夫人家，我記得只有一台“拉姆斯登牌機器”，一架老式的電唱機，令我驚奇不已。它有一個玻璃圓盤，上面貼著一些小金屬片，還有一個轉動圓盤的曲柄。這台機器不准觸摸，“明文規定違者處死”——正如一些電線桿的木牌子上所寫的。一天，女老師打算開動機器，孩子們圍成一大圈，但離得遠遠的，因為都挺害怕。大家預料女老師會受到電擊；她食指彎曲，將一個鋼球移近唱機頂端時，的確有點瑟瑟發抖，但並不見迸出半點火花……啊！大家這才鬆了口氣。
我七歲上，母親考慮，除了讓我上芙樂爾小姐和拉克博埃夫人的課之外，還應該增加戈克琳小姐的鋼琴課。這位純樸的小姐給人感覺到她對藝術的興趣少於謀生的需要。她身體瘦弱，面色蒼白，一副馬上要病倒的樣子。我想她可能吃不飽肚皮。
戈克琳小姐見我乖乖聽話，便從一個小袖籠裡抽出一張圖片送給我。那張圖片本身，在我看來乃尋常之物，我幾乎會嗤之以鼻，但它很香，非常香——大概是為了讓人記住那個小袖籠吧。這張圖片我幾乎不看，只是聞，聞過之後，把它貼在一本畫冊裡其他圖片旁邊。那畫冊是大商店贈送給顧客的孩子們的，但裡面的圖片沒有絲毫香味。前不久我還打開過這本畫冊，逗一位幼侄開心哩。戈克琳小姐送的那張圖片還散發著香味，甚至使整本畫冊散發著香味。
我練完音階和琶音，又做了點兒視唱練耳，重彈幾遍《鋼琴家優秀傳統曲目》裡的一首曲子，便把位置讓給母親，讓她在戈克琳小姐身邊坐下。我想媽媽是出于謙虛，從來不單獨一人彈鋼琴，在四隻手一塊彈時，她彈得多麼自如！母親通常彈奏的，是海頓的一首《交響曲》的一部分，尤其喜歡彈奏終曲，覺得終曲動作快，不要求那麼強的表現力——接近結尾時她彈奏得更快。她彈奏時，自始至終大聲數著拍子。
等我長大點兒了，戈克琳小姐不再登門，而由我去她家上課。她住在一個小小的套間，與她一個姐姐一塊生活。那個姐姐是個殘疾人而且有點傻，由她負擔。頭一個房間應該是餐廳，裡面有個大鳥籠子，養了許多梅花雀。第二個房間裡放著鋼琴。這架鋼琴的高音區琴鍵音調很不准，我們四隻手一塊練習時，我不太願意彈高音。戈克琳小姐很容易明白我為什麼有這種反感，像悄悄地對一個精靈下一道命令，以抱怨的口氣泛泛地說：“該去叫一位調音師來！”但精靈不願意跑腿。
我父母習慣去卡爾瓦多斯省拉羅克·拜尼亞爾度暑假。這個莊園在我外婆隆多氏去世後，就歸我母親所有了。元旦假期我們去魯昂我母親的娘家度過，復活節假期則去於澤斯我祖母身邊。
這兩個家族截然不同，這兩個法蘭西省份也截然不同，它們全都對我施加著相互矛盾的影響。我常常以為，我會被迫從事藝術創作，因為只有通過藝術創作，才能使這些極不相同的因素協調起來：這些因素在我心裡即使不相互打架，至少是相互對話。或許只有被遺傳衝動推向單一方向的人，相反，那些雜交的品種，由於種種相互對立的要求在他們身上相互中和的同時，得以共處和壯大，所以我相信仲裁人和藝術家都來自他們之中。如果具體事例不能證明我言之有理，那我就弄錯了。
但是，我模糊看到並指出的這種規律，似乎至今沒有引起歷史學家們的興趣。我現在在居韋維爾寫到這一點時，手頭的任何傳記、任何辭典，甚至共有五十二卷的巨著《世界名人傳記》之中，無論查閱哪個名字，都找不到有關任何名人、任何英雄母系方面血統的介紹。這一點後面我還要再談到。
我的曾外祖父隆多·德·蒙布萊和他的父親一樣，在財政部任參事——該部漂亮的官邸至今還存在於聖母院廣場大教堂對面——一七八九年出任魯昂市長。一七九三年，他與德·埃布維爾先生一塊被關進聖雍監獄，由被認為更進步的德·豐特奈取代了他的職位。出獄之後，他隱居於盧維埃，我想他是在那裡再婚的。他與頭一個妻子生有兩個孩子。直到那時為止，整個隆多一家都信奉天主教。但隆多·德·蒙布萊二婚娶了一位新教徒杜佛爾小姐，她為他生了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我外祖父愛德華。這些孩子都是按天主教的習俗洗禮和撫養的。可是，我外祖父也娶了一位新教徒，即朱莉·普歇。這回他們生了五個孩子，其中最小的是我母親，五個孩子全是按新教習俗撫養的了。
然而在敘述這些事情的時候，即在我的回憶進入高潮時，我父母的家庭重新變得信奉天主教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信奉天主教，而且深具正統觀念。我舅舅亨利·隆多在外婆去世後，與舅媽及他們的兩個孩子住在我父母家，他在很年輕的時候，甚至在考慮娶虔誠信奉天主教的呂茜爾·K·之前，就改宗皈依了天主教。
這個家位於克羅斯納街和封特內爾街拐角處。馬車出入的大門朝克羅斯納街，大部分窗戶則臨封特內爾街。我覺得這座房子很大，它的確很大。底層除了看門人的住房、廚房、馬厩和倉庫之外，還有一間商店，專賣魯昂花布，是那家離魯昂幾公里，位於烏爾蒙的工廠生產的。布店旁邊，更確切地講是存貨房旁邊，有一間小小的辦公室。這間辦公室也不准孩子們進去。再說僅僅因為它那瀰漫的雪茄煙味，和它那陰森森令人討厭的外表，就沒有谁愿意進去。比較之下，整座住宅多麼可愛！
一到大門口，柔和而莊重的門鈴聲，就彷佛是對你表示歡迎。門廊左邊，看門人在他那高出地面三級台階的小屋裡向你微笑。迎面是院子，盡裡的牆根一排排擺放著盆裝的綠色觀賞植物，讓它們在這裡換換新鮮空氣，然後再搬回烏爾蒙暖房。它們來自暖房，又回到暖房裡去茁壯成長。在搬進室內做擺設之後，它們輪流在這裡得到歇息。啊！這座房子裡面多麼溫暖、濕潤、安靜，雖略顯樸實無華，但舒適宜人，又充滿情趣。樓梯間底下通過門廊採光，頂上則通過玻璃天窗採光。每層樓梯的平台，都放有包綠天鵝絨的長凳，趴在上面看書煞是舒服。不過，乾脆坐在第三層和頂層之間的梯級上看書，還要舒服得多。梯級上鋪著地毯，帶黑白相間的條紋和寬寬的紅邊。屋頂的玻璃天窗，灑下柔和的、靜靜的光線。我把自己所坐的那級台階上面那一級當作課桌，雙肘支在上面，台階的邊緣漸漸嵌進我的兩肋……
我寫自己的回憶錄，信筆所至，並不著意安排，頂多以一些地點和人物為中心加以匯集。對於地點，我的記憶力不常弄錯，但卻經常把日期搞混。如果強迫自己按編年的方式來寫，那就完蛋了。我回顧往事，就像有人目測距離，搞不准確。有時，研究認定近得多的事情，會被我弄到非常遙遠的過去。過去很長時間，我確信自己記得普魯士人進入魯昂的情況，就是一個例子。
那是夜裡，大家聽到軍號聲。隊伍從克羅斯納街上經過，從陽台上看見樹脂火炬忽強忽弱的火光在牆壁上晃動。
後來我向母親提起這件事。母親讓我相信，首先當時我年紀太小，不可能保留任何回憶；其次，任何魯昂人，至少我們家任何人，都絕不可能站到陽台上觀看俾斯麥抑或普魯士國王本人經過。德國人倒是組織了一些遊行，但遊行隊伍經過之處，家家的護窗板都關得嚴嚴的。我確實記得一些“火炬遊行”，在德國人撤離這座城市很久以後，每逢星期六晚上，火炬遊行隊伍依然在克羅斯納街進進出出。
我突然也記起了這首歌。一切恢復了本來的位置和範圍。但是我有點若有所失，彷彿當初我更接近於真實，在我的全新感覺面前具有如此重要性的事，一定堪稱歷史事件。因此渴望把事件推到非常遙遠的過去，讓時間的距離賦予它偉大的色彩。
同樣還有克羅斯納街那次舞會，我的記憶力長期固執地把它置於外婆在世的時候。其實外婆辭世於一八七三年，而我那時還不到四歲。那次舞會顯然是三年後的事，是舅舅亨利和舅媽為慶祝他們的閨女成年而舉行的。
我已經睡下，但是一陣奇怪的嘈雜聲，整座住宅從上到下的顫抖和一陣陣悅耳的歌聲，趕走了我的睡意。也許白天我就注意到了在做準備工作，也許有人告訴過我這天晚上會有舞會。可是，我知道什麼叫舞會嗎？我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像平常的晚上一樣睡了。可是，現在這種嘈雜聲……我傾聽著，努力捕捉某種更清晰的聲音，弄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事。我豎起耳朵傾聽，但終於按捺不住了，從床上爬起來，赤著雙腳，摸索著出了臥室，走到黑乎乎的走廊裡，然後來到燈光明亮的樓梯上。我的臥室位於四層，聲浪是從二層傳來的。應該去二層看看。我沿著樓梯一級一級走近時，這才分辨出說話聲、衣裙窸窣聲、竊竊私語和笑聲。一切看來都非同尋常，我彷佛突然就要領略到另一種十分神秘、非同現實、更加輝煌、更加動人的生活，一種只在孩子們睡了之後才開始的生活。三層的走廊里黑乎乎的，闃無一人，晚會在下面舉行。我還往前走嗎？會讓人看見的，會因為不睡覺跑出來偷看而受到懲罰的。我將頭從鐵欄杆間探出去。剛好有客人到來：一位身著戎裝的軍人，一位全身綾羅綢緞、珠光寶氣、手拿一把扇子的夫人。僕人即我的朋友維克多穿著短褲和白色長襪，開始我都沒認出來，他站在頭一間客廳門口給客人們引路。突然有個人向我衝過來。是我的保姆瑪麗。她躲在下面一點樓梯的頭一個拐角處，像我一樣探頭探腦地觀看。起初我以為她會把我送回臥室，反鎖在裡面。然而她沒有這樣做，卻帶我到她躲藏的地方去觀看。現在我完全聽得清音樂了。隨著我看不見的樂器奏出的曲子，一些先生和一些珠光寶氣的夫人一塊旋轉著。夫人們個個比白天漂亮得多。音樂停止，舞伴們也停下來，說話聲代替了樂曲聲。保姆正打算領我回臥室，一位靠在門邊扇扇子的漂亮夫人瞥見了我，便走過來親我，因為我認不出她而哈哈大笑。這顯然是母親的那位朋友，恰恰我上午還見過的那位。不過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是她，千真萬確是她。當我回到床上重新躺下時，思想全給搞混了，在沉入夢鄉之前模模糊糊地想，有現實，有夢境，此外還有第二現實。
好多年間，我一直朦朦朧朧、莫名其妙地相信，在現實之外，在日常生活之外，在公認的生活之外，存在著自己也說不清的另外什麼東西。直到現在我依然不能肯定，我思想上是否還殘存著這類想法。這類想法與童話故事、鬼怪故事、神聖故事毫無共同之處，甚至與霍夫曼和安徒生的故事也毫無共同之處。再說，這兩個人我當時還不知道。不，我想這包含著一種笨拙的慾望，即使生活變得味道更濃的慾望；對這種慾望，後來宗教倒是善於滿足的。我想這裡也包含著把一切設想得很神秘的癖好。正因為這樣，在父親過世後，我雖然已經是老大不小的孩子了，卻居然不相信父親真的死了，或者至少——怎樣表達這種想法呢——只是在我們公開的、白晝的生活中他死了，到了夜裡我睡著之後，他就偷偷地來找母親。白天我還只是將信將疑，到了夜裡臨入睡之前那一刻，這種懷疑就變得明確肯定了。我並不試圖窺透個中秘密，覺得自己想要窺伺的這種事情，自己完全可以阻止它發生。不過我畢竟年紀還小，在太多的時候、太多的事情上，母親總回答我說：“以後你就明白了。”有些晚上，在就要墜入夢鄉之際，我真的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想弄明白了……
還是回到克羅斯納街吧。
三層所有臥室門前那條走廊盡頭是圖書室，它比二層的大客廳更舒適，氣氛也更親密，所以母親經常待在這裡，也喜歡讓我待在這裡。一個大立櫃充當書櫃，佔據盡裡邊的整面牆，兩個窗戶都臨院子，其中一個是雙層的，兩層窗框之間，一溜托盤擺著一溜花瓶，裡面鮮花盛開，有藏紅花、刺果藤、鬱金香、杜陀。壁爐兩邊各擺放一張大扶手椅，坐墊是母親和姨媽們編織的。母親坐在一把扶手椅裡。夏克爾頓小姐坐在桌子旁邊套石榴紅綾紋布套的椅子上，埋頭繡網格花邊。那是她的一種消遣，將小塊的網格繃在一個金屬繃子上刺繡。一塊蛛網般的網狀物，她透過網飛針走線，不時看一眼樣品。樣品的圖案是藍底白線構成的。母親朝窗台望一眼，說道：
“藏紅花開了，會有好天氣。”
夏克爾頓小姐接過她的話細聲細氣地說道：
“朱莉葉，你總是這樣說。其實是天氣好，藏紅花才開的。你知道，藏紅花不會趕在好天氣之前開。”
安娜·夏克爾頓！我眼前浮現出你安詳的面容、光潔的前額、略顯嚴厲的嘴，還有你那雙笑盈盈的眼睛，給我的童年播灑了那麼多善意。我渴望發明更熱情洋溢、更充滿敬意、更親切動人的詞語，來談論你。我會在將來有一天講述你謙卑的一生嗎？我希望在我的敘述中，你的謙卑會光彩照人；當權勢者遭到貶抑，卑賤者受到頌揚之時，你的謙卑會在上帝面前大放異彩。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多大興趣為這世上的躊躇滿志者和自命不凡者畫像，倒是頗有興趣為把真正的榮譽隱藏不露的人畫像。不知道是什麼挫折，促使夏克爾頓家的孩子們從蘇格蘭內地流落到大陸。羅伯蒂牧師本人娶了一個蘇格蘭女子，我想他是了解這個家族的，大概就是他把這個家族的長女推薦給了我外婆。我打算在這裡複述的全部情況，不消說是很久以後，我從母親本人或比我年長的表兄們那裡了解到的。
確切地講，夏克爾頓小姐是作為我母親的家庭教師進入我們家的。母親很快就要到結婚年齡了。不少人認為，夏克爾頓小姐本人還很年輕，而且非常漂亮，恐怕不會善待她的學生。另一方面應當承認，年輕的朱莉葉·隆多，是一個有點令人洩氣的人。她不僅總是深居閨房，該拋頭露面的事總是迴避，而且不放過任何機會把安娜小姐推到前面；對安娜小姐，她幾乎立刻就產生了強烈的友誼。朱莉葉不能忍受自己穿得最講究，凡是表明她的身份和財富的東西，都令她反感。優先權問題使她與她母親和大姐克萊爾之間，不斷發生爭論。
外婆肯定不是一個冷酷的人。不過，她雖然一點兒也不頑固，卻抱著強烈的等級意識不放。她女兒克萊爾也有這種意識，但缺乏她那種和善，甚至除了等級意識，再也沒有多少別的意識。在妹妹身上找不到這種意識，她就十分惱火。她發現在朱莉葉身上，取代這種意識的，如果不是一種明確的反抗意識，至少是一種不順從的意識。而這種不順從的意識，在朱莉葉身上並非一直存在，似乎是藉助她對安娜的友誼而產生的。克萊爾因為妹妹對安娜抱著這種友誼，而難以原諒安娜。她認為友誼應有不同的程度和區別，讓夏克爾頓小姐不再意識到自己的家庭教師身份，是不合適的。
“怎麼！”母親想道，“我比別人究竟是更漂亮，更聰明，還是人更好？人家更看中的究竟是我的財富，還是我的姓氏？”
“朱莉葉，”安娜說，“你結婚那天給我一件茶色真絲連衣裙，我就心滿意足了。”
很長時間，魯昂上流社會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對象，朱莉葉·隆多全都不屑一顧。最後大家驚愕不已地發現，她接受了一個年輕的法學教員。此人來自南方的內地，窮兮兮的，根本沒有膽量向她求婚，只是在善良的羅伯蒂牧師促使下才這樣做的。羅伯蒂了解我母親的想法，介紹了他。六年後我出生時，安娜·夏克爾頓收了我為養子，一如她一個個收了我的大表兄們為養子一樣。美貌、優雅、善良、思想和品德，都無法讓世人忘記一個人的貧窮。安娜可能只領略到愛情一點遙遠的光輝，除了寄於我父母籬下，根本沒有家庭。
在我的記憶中，她的面部輪廓因為年齡關係已不那麼柔和，一張嘴稍顯嚴厲，只有目光裡洋溢著微笑，那微笑會因為一點小事而變成真正的笑，笑得那樣爽朗，那樣純真，令人感到無論是愁煩還是挫折，都不能減弱心靈從生活中自然汲取的極大快樂。我父親也這樣笑。有時，夏克爾頓小姐和他會像孩子似的樂不可支。可是，我不記得什麼時候母親和他們一塊樂過。
安娜，除了我父親總叫她安娜小姐，我們全都直呼她的名字，我出於孩子的習慣，甚至叫她“娜娜”。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看見左拉一本書的廣告用《娜娜》作為書名。安娜·夏克爾頓戴頂裡面鑲黑花邊的帽子，兩根頭帶垂在面頰兩邊，彷彿給她的臉鑲了兩條相當古怪的邊。我不知道她何時開始戴這樣一頂帽子，不過每每回憶起她，她總是戴著這樣一頂帽子浮現在我眼前，不管是回憶多麼遙遠的往事。在我保留的她的幾張照片上，她也是這副模樣。她的面部表情，她的舉止，乃至她的一生，都是那樣和諧安詳。她從來沒有閒的時候，把沒完沒了的刺繡活兒留到與別人待在一塊的時候做，單獨一人時就搞翻譯，因為她的英語、德語和法語一樣好，意大利語也不錯。
我保留著她的幾篇譯文，全都是手稿，寫在厚厚的學生作業本里，直到最後一行，密密的都是工整、娟秀的字。安娜·夏克爾頓所譯的全部作品，大概都另結集為譯作出版了，但我始終下不了決心扔掉這些本子，那裡邊凝結了那麼多耐心、愛心和誠意。其中有一篇對我來講彌足珍貴，那就是歌德的《列那狐》。安娜給我念過一些段落。她譯完這本書之後，我表兄莫里斯·德馬勒斯特將古老的韻文故事裡出現的各種動物的小石膏頭像送給她，安娜把它們掛在她臥室裡壁爐上方鏡子的四周，這給我帶來了很大樂趣。
安娜也畫素描和水彩畫。她所畫的拉羅克風景，畫得認真、和諧、嚴謹，現在還裝飾著居韋維爾我妻子的臥室。她也畫過拉密瓦的風景畫。那是我外婆的住宅，位於魯昂上面的塞納河右岸，外婆去世後就賣掉了。每次去諾曼底旅行，坐火車經過聖亞德里安山附近，駛到仁祐教堂下面快過橋時，是否看得見那幢房子，現在我都記得不很清楚了。水彩畫上面畫了這幢住宅路易十六式的正面漂亮的欄杆。新房主匆匆拆除了那些欄杆，而改成了一個笨重的三角楣。
但是安娜主要愛好的、最熱心研究的東西，是植物學。在巴黎，她兢兢業業去聽博物院布羅先生的課。春天她參加採集草藥，這活動是由布羅先生的助手普瓦松先生組織的。安娜經常提起的這些人的名字，我絕不會忘記，他們在我思想上享有崇高的威望。母親覺得這是讓我接受鍛煉的好機會，便允許我參加這些週日的郊遊。而對我來講，這類活動具有科學考察的吸引力。那群植物學家幾乎全是老姑娘和可愛的怪人。大家集合坐火車出發，每人挎一個漆成綠色的金屬盒子，用來裝準備拿回來研究或曬乾的植物。有些人還另外帶了剪枝的剪刀，另一些人帶了捕蝴蝶的網。我屬於後一種人，因為我對植物的興趣遠遠不如對昆蟲的興趣強烈。我尤其喜歡鞘翅目昆蟲，早已開始收集，口袋裡總裝滿盒子和玻璃管子，將捕獲物悶死在苯霧或鉀氰化物之中。不過，我也採集植物。我比其他愛好者靈活，總跑在前頭，離開小路，到樹林子和田野里東尋西找，發現了一種植物就大喊大叫。因為自己頭一個發現了一個稀有品種，所以得意揚揚，引得整個一小群人都跑過來欣賞。如果所採集的標本是唯一的，有些人看到我得意非凡地帶回去給安娜，免不了會感到掃興哩。
我以安娜為榜樣，在她幫助下做了一個植物標本集，但主要是幫助補充她的標本集。安娜的標本集裡，植物數量可觀，整理得非常好。她不僅耐心地收集每個品種之中最好看的樣品，而且在每個標本旁邊寫一個精彩的說明，用細細的膠帶固定胚莖，仔細地保持植物的形態，讓人可以在花蕾旁邊，欣賞到綻開的花朵和種子。標籤是按書法寫的。有時，標籤上標明是一個不能確定的品種，有待進一步研究和仔細鑑定。安娜俯首在那個固定在架子上的放大鏡上，手裡拿著鑷子和小小的手術刀，小心翼翼地將花切開，把各部分都攤開放在放大鏡下，叫我注意雄蕊的某些特點，或者註意她那本《植物誌》裡沒有提及，但布羅先生早就提醒過的某些特點。
每年夏天，安娜陪我們去拉羅克。正是在那裡，她的植物研究活動顯得特別活躍，她的植物標本不斷增加。無論是她還是我，外出時總要帶上那個綠色箱子（因為我也有一個）和一把彎成弧形的鏝刀，一把能夠將植物連根刨出來的鏟刀。有時我們對一株植物守護好幾天，等待它完全開花；有時最後一天發現那株植物被毛毛蟲吃掉了一半，或者一陣雷雨迫使我們待在屋裡不能外出，那真是令人絕望。
在拉羅克，植物標本集比什麼都重要，凡是與之有關的事情，我們做起來都充滿熱忱，鄭重其事，像完成一種禮拜儀式一樣。天氣晴朗時，我們把貼著標本的灰色紙攤在窗台、桌子和灑滿陽光的地板上，讓植物晾曬乾。柔弱的、多纖維的植物，用幾張紙就夠了；肉質的、多汁的植物，要用厚厚一疊乾燥、吸水的紙夾住擠壓，而且每天要更換。這一切做起來需要很多時間，還需要很寬的地方——這在巴黎安娜無法找到。
安娜住在瑪達姆街和阿薩街之間沃吉拉爾街一套小小的公寓裡，一共四個窄小的房間，十分低矮，幾乎一伸手就可以夠著天花板。不過，這套房子的位置不錯，對面是一個什麼科研機構的花園或院子，我們可以觀看那裡進行最早的太陽能鍋爐的試驗。那些古怪的設備，形狀像巨大的花朵，花冠用鏡子做成，花蕊是陽光的聚集點，裡面盛著準備燒沸的水。那水大概真能燒沸，因為有一天，那些設備中的一座突然爆炸，把周圍的居民全嚇丟了魂，安娜家臨街的客廳和臥室的玻璃全給震碎了。她家的餐廳和工作室則朝向另一個院子。她大部分時間待在工作室裡，甚至在這里而不是在客廳裡接待來看望她的親密朋友。已不記得是在什麼情況下，媽媽有時把我交給她這位朋友代管幾天。安娜便為我在她的客廳裡搭張折疊床，這使我非常高興；如果不是這樣，對她那間客廳我也許毫無印象了。
我進阿爾薩斯學校那年，父母大概認為我在芙樂爾小姐和拉克博埃夫人家接受的教育已經不夠了，他們商定讓我每週去安娜家吃頓中飯。
記得是每星期四做過體操之後。
當時的阿爾薩斯學校還沒有後來那種規模，沒有專門的體育活動室，而是把學生們帶到帕斯柯體育館進行活動。這個體育館位於沃吉拉爾街，距安娜家只有幾步路。我每次到達她家時總是汗流浹背，身上又髒又亂，衣服上粘滿木屑，兩手粘滿黏糊糊的樹脂。這些中飯為何具有如此的誘惑力？我想主要是因為安娜不厭其煩地註意聽我愚不可及的饒舌，我在她身邊受到重視，感到自己負有期待，受到尊重和疼愛。那個套間充滿了對我的關懷和微笑，在這里中飯吃得比平常好。作為回報，我希望還記得自己某個幼稚的親切表示，充滿愛意的一句話或一個動作……可是，唉！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唯一記得起來的，是一句荒唐的話，一句只有我這種遲鈍的孩子說得出的話，一句在這裡對諸位重複都會令我臉紅的話。但是，我這裡所寫的不是一本小說，我決心在這本回憶錄裡，絕不為求得自我安慰，而增添一些開心的事情，減去一些難受的事情。
這天中午我吃飯胃口特別好。安娜以她微薄的收入，顯然竭盡所能了。
“哎，娜娜，這樣我會把你吃窮的！”我大聲說道（這句話還在我耳邊迴響）……我立刻感到，至少一個心靈敏感點的人不會說出這種話。安娜顯得難過，我的話的確有點傷害了她。我相信這是我的意識的第一道閃光，一道稍縱即逝、尚十分朦朧的閃光，不足以穿透我所滯留的幼稚狀態的濃重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