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二、下鄉勞改

1970年年初，雪還沒有化，張正芳來到東溝縣海洋紅公社菩薩廟生產隊。 在此之前，她被送到鳳城縣“五七幹校”，是一名“五七戰士”，這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特定的名詞，上“五七幹校”的人，被稱為“五七戰士”。 “五七幹校”是“文革”期間，貫徹毛澤東《五七指示》興辦的農場，接受下放的黨政機關幹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讓他們在農場內進行勞動。數十萬計的干部、知識分子在此接受了學習和“改造”。 “1970年年初，過年後又來一個文件，就說這些人還要再改造，在幹校不行，要下放去農村。”於是，大多數的“五七戰士”帶著組織關係、工資、家屬、口糧（簡稱“四帶”）來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臨行之前，張正芳被告知，她雖然沒有“戴帽子”，但是“帽子拿在手上”，因此，她被取消了黨員資格。組織關係沒有能夠帶下鄉。

但慶幸的是，張正芳申請去海洋紅獲得批准。因為1968年她的小兒子跟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軍”來到這裡，張正芳想，既然要下鄉，就爭取和兒子在同一個地方，也能母子團聚、相依為命。剛到海洋紅公社時，張正芳住在老鄉家裡，睡的是火炕。她只有一個人，分到的玉米稈子不夠，炕燒不熱。所幸，老鄉對她很好，很多時候就在張正芳的火塘做飯，相當於替她燒炕了。 在老鄉家住過一段時日後，上級命令張正芳等“五七戰士”要在當地蓋房，安家落戶。由本人出錢買材料，“戰士”之間相互幫助，老鄉們也幫忙出工。就這樣，她蓋起了三間房。房子在半山腰，吃水很困難，但小兒子住在一公里以外的知青點，因此，每次她都要等兒子來看她時幫著挑。有段時間，屋子漏雨，她想著兒子也有自己的活要幹，她就自己和了泥，爬上了房……在附近地裡勞動的老鄉看到了，嚇壞了，趕緊去把她兒子叫回來，一起把房子修好了。張正芳還記得，那時的冬天很冷，即便在屋內，手巾往繩子上一搭，不一會兒就凍得粘上了。她早上起來，被子邊上都是霜。

剛到海洋紅公社時，就趕上脩大壩。工地上全是男工，只有張正芳一個女工。由於她是被改造的對象，所以也必須與男工一樣挑凍土。一擔一擔、一趟一趟，男工挑多少她就挑多少。她是個女同志，又是演員出身，沒有那麼大的力氣，但她明白，自己能做的只有堅持、堅持。最困難的是，工地上只有她一個女同志，想上廁所都沒有地方去。 “回想起來，都不知道是怎麼熬下來的。” 所幸，老鄉們和張正芳的關係還不錯，但這也是她自己努力維持的結果。 下鄉時，張正芳帶去了一台縫紉機。剛到那裡，老鄉們就圍上來，問她會不會做衣服，希望她能幫忙縫補、製作。張正芳爽快地答應了，說：“行，拿來吧。”

她沒想到，自己剛進屋門，東西還沒收拾好，就有老太太、婦女們抱著小孩，捧著布、舊衣服來了。這個說，幫小孩做個衣服，那個說，幫老人補個褲子，還有人說，衣服大了改小些。張正芳對鄉親們“來者不拒”，從未拒絕過老鄉們的要求。但也有老鄉高興了拿著小的衣服來，讓她“小改大”，這就犯愁了，她想“小改大”不行，只能“小拼大”，把褲子的中縫拆開，加進去一個長佈條，或者在褲子下面加上一截，總算能穿。 那時白天要上工，她只能晚上吃完晚飯，點上油燈做。常常一做就做到凌晨兩三點，甚至三四點。 1970年，海洋紅公社還沒有通電，油燈昏暗，張正芳幾乎每天都熬得兩眼通紅。但第二天早上，天剛濛濛亮時隊長就會吹哨叫大家起來幹活，張正芳也必須準時開工。

做工休息的時候，老鄉們喜歡聽她唱樣板戲。 鄉親們一喜歡，就傳頌開了，上面的人聽說了就很反感，開著車就來了。他們在海洋紅公社又開起了大會，和批鬥會差不多。他們警告老鄉說，不要受張正芳的蒙蔽，雖然她現在也是“五七戰士”，但實際上她和別人不一樣，是內定的“五類分子”（或者叫“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具體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讓她下來公社，就是勞動改造，要看她的表現。她是思想沒有改造好的人，仍然是在“販毒”，還想用唱樣板戲來迷惑你們，你們要監督她勞動，不要再聽她唱了。 淳樸的鄉親們一聽，嚇壞了，再也不敢請她在工間唱戲，更不敢拿衣服讓她做、幫忙改了。從此張正芳完全被孤立了。

但她依然堅信，只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勞動好，態度好，就能贏得老鄉們的信任。所以脩大壩的時候，她的肩膀破了、腫了，渾身疼痛不已，直不起腰來，但白天在人前，始終不曾表現出一點痛苦。只有晚上收工後，回到自己的棚子裡，她才能向兒子傾訴，常常母子相擁而泣。她的其他幾個兒子也都到海洋紅公社看望過母親，見此情景，無一不是淚水漣漣，卻又無可奈何。 張正芳是一個地道的南方人，雖在東北工作了十多年，可也基本是在城裡進行室內工作。而海洋紅公社，在冰雪嚴寒的海邊，每日寒風刺骨，如刀似箭地刮在臉上、透到身上。她說只能每天都激勵自己：“我的問題組織上會搞清楚的，條件雖然艱苦，但別人能幹，我就會比他們幹得更好，堅持！堅持！”

一個階段脩大壩的工程結束後，她的工作改為“綠色積肥”，先是挑著擔子挨家挨戶地收集人糞尿，隨後又被分派去收攏雞糞。她想起了自己演《送肥記》的體驗。凡是雞鴨到過的地方，她都過去，認真收集。雞窩裡犄角旮旯的糞用手摳出來。這項勞動她做得很出色。勞動強度沒那麼大了，身體也逐漸適應了。 這時候，老鄉們才覺得，張正芳不是洪水猛獸。於是，他們對張正芳的態度又逐漸好轉，願意接近了。根據規定，“五七戰士”下鄉勞動改造，但工資待遇不會變化。於是又有人打報告，說張正芳掙得多，一個月240多元錢，就算坐在那裡開一天會，也8元錢呢；而海洋紅公社的農民乾一天的工分，算下來才1毛幾分錢——這差距太大了！ 怎麼樣才能跟農民接近，不讓他們有距離感呢？張正芳打了一個報告，主動要求將工資減到54元錢一個月。自己留生活費19元錢，給上海的媽媽寄35元錢的一個月。剩下的錢，全部上交。可是，報告打上去了，卻沒有人敢批。公社的隊長找她談話，說你的這個態度我們知道了，但我們沒有權力批。

於是，張正芳又表示：“我一個月就拿54塊錢，剩下的190多塊錢交給生產隊，支援農業，你們該怎麼花就怎麼花。凡是對農業有益、有利的，你們就用，我不要了。”生產隊收下了錢。直到1979年，又把錢還給了張正芳。 生活確實太艱苦了。兒子是知青，沒有工資；自己是“五七幹校”下放的，沒有口糧，沒有園子，沒有自留地，一切生活都要靠那19塊錢一個月的工資，經常捉襟見肘。 憑藉艱苦奮鬥和辛勤勞動，張正芳贏得了鄉親們的信任。不僅如此，大家也慢慢把她當成了親人而給予額外的優待。 她記得，當時公社的漁民在海裡捕撈海蟹，那些蟹個頭比碗還大，好幾斤重。漁民們就偷偷在船上煮熟了，給她送來。她不敢要，漁民就說：“你吃你吃，漁民打上來多少，領導不知道，交多少是多少。”張正芳笑著說：“樂觀點想想，那時候在海洋紅公社，大蝦大蟹，我吃老了。”

那時，張正芳一個月才能配給到4兩油，做不了什麼好菜。過年時，鄉親們會油炸各種食物，炸好後再送去給她。 說起這4兩油，還有個故事。 因為油太少，每次炒菜張正芳只放少許一點。把菜盛起來後，火塘里還有底火，鍋裡還有油末，她就在油鍋裡加上一點水燒開，拿這飄著油花兒的水噹湯喝。結果，被其他下放的“五七戰士”發現後就舉報。這會有什麼問題呢？可是上面又是大隊人馬開車過來搞批判，說這叫“污衊社會主義”。 “你把刷鍋水噹湯喝，我們社會主義有這麼慘嗎？”真是讓張正芳哭笑不得。 “所以說，唯獨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張正芳感慨，“他們看到了我這麼辛勤地勞動，還為他們做衣裳，所以對我很好，走的時候也都非常捨不得。”她記得清楚極了，全隊273個人，全都穿過她做的衣服，有的村民甚至有兩三件。她在那裡待了三年，幾乎每天都在油燈下為鄉親們縫縫補補。

“林彪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張正芳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回到京劇團的。 回到市里後，她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給海洋紅公社辦電。憑她在丹東市的影響，又花了一些自己的錢，終於讓海洋紅公社菩薩廟小隊用上電了。至今，那裡的老人們都記得這件事，很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