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第六章“文革”風暴
張正芳說：“回想起來我到丹東後其實很'幼稚'，只知道掙錢養家吃飯。別人向我提起革命，我還想：'什麼革命？唱京戲還跟革命有關？不懂！'但後來，我逐漸明白了，在政治上從一個無知的舊思想唱戲演員，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我在丹東的頭十二年，也就是1954年到1966年，受益匪淺，從市勞模，到省勞模，最後還成為了全國勞模……”
但，這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1966年，丹東市的第一張大字報竟然就是貼給張正芳的。一夜之間，整個京劇院到處都是打倒“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分子張正芳的大字報，認為張正芳演才子佳人是毒害人民，“三改玉堂春”是張正芳向黨進攻的大毒草。
“三改玉堂春”的故事發生在1962年，當時丹東市京劇團緊缺小生演員。於是，張正芳請來了上海戲校時期的師哥薛正康“救駕”。薛正康在學校時文化程度比較高，不光能演，還能編導。在丹東待的半年時間裡，他就編排了《新編玉堂春》。其中有一處細節的改動，在當時很受業界和觀眾的認可。在“洞房”一場中，他增加了這樣一段戲。王金龍贈予蘇三一隻錦盒，要蘇三猜“內裝何物”。蘇三猜是“珍寶”“官印”，都不對。最後打開一看，竟原來是當年蘇三贈予王金龍的一縷青絲。這青絲體現了王金龍落難又發跡後雖然做了高官，但始終沒有忘記對蘇三的情意，破鏡重圓之日，珍藏多年的信物終於物歸原主。蘇三在感動之下唱出了：
這樣的修改，無疑為末場的“洞房”一折增加了思想性和藝術性。同時，又使“青絲”這一信物和它所代表的情意前後呼應。但被認為是美化了資產階級王金龍，張正芳就將最後的結尾改成王金龍去探監，讓蘇三吃後中毒身亡，蘇三中毒之後就大罵。改後的劇本，直到現在張正芳還保留著。即便如此，“文革”期間也被稱為“大毒草”。
1962年，當張正芳沉浸在師哥“救駕”的快樂之中時，她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傳統劇和新編歷史劇的“黃昏”。從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文藝界的“風向”就發生了變化，由原來傳統劇、新編歷史劇和現代劇“三駕馬車”齊頭並進，轉為現代劇“獨領風騷”。各級文化部門表達出明顯的“現代劇”傾向。這句著名的話“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家人、牛鬼蛇神氾濫成災”，便是江青在全會期間與中宣部、文化部領導談話時提出的。就在這時候上海的柯慶施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說，以後的舞台上“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得到了江青的讚賞。在這樣的風向引導下，1964年年底，傳統劇逐漸停演；至1966年《海瑞罷官》事件後，新編歷史劇也退出了京劇舞台。在實踐中，所有的傳統戲和歷史劇都被說成是“毒草”，只剩下以“樣板戲”為代表的現代京劇。
張正芳說，對於她這樣不關心政治的人來說，“文革”似乎就是“一夜之間忽然來的”“我從小就演才子佳人，怎麼就成了大毒草了？”“1966年那場政治風暴是刻骨銘心的。但後來回想時我明白了，就憑我當時的身份，在那樣的時局下，受衝擊是肯定的”。
即便到了這時，張正芳還不太“懂政治”。當她被帶離團長室，進入反省室寫自我檢查和揭發材料的時候，她不以為然，她覺得只是換個屋子寫材料而已，因為自己沒有做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
直到1966年8月27日，“革命群眾”把京劇院門口圍得水洩不通，要求把張正芳拉出來批鬥，到深夜也不散去。京劇院的領導請示市委，決定把她送到公安局。夜裡12點，公安過來打破玻璃，把她從窗戶里拉出去，送到一輛寫著“打倒張正芳”的大卡車上。公安局長在公安局門口迎接她，才告訴她這是“保護性拘留”。
這樣的安排讓張正芳很感動，也堅定了她“不以為然”的信念。當她進入一個單間囚室的時候，她腦子裡甚至在想自己演過江姐，卻沒有體驗過鐵窗生活，這下圓滿了。
第二天，京劇院黨支部書記來找她說：“昨天夜裡革命群眾沒有找到你，十分憤怒，今天要在勞動宮舉行批鬥你的大會。這完全是為了保護你，你只要承認一切罪名，黨了解你，他們說什麼，你都答應，平一平民憤就過去了。”
張正芳照做了，批鬥之後又被送到公安局。張正芳覺得很輕鬆，以為自己從此解脫了，不料一周之後，書記又來到公安局，說上次在勞動宮批鬥，革命群眾不滿意，今天要在青年廣場舉行萬人批鬥會。
批鬥會上，張正芳想，既然上次他們不滿意，這次就實話實說吧。她說：“他們說我是三反分子，我說為什麼我是？共產黨說什麼我演什麼。他們說我演的是才子佳人，我說我演的就是才子佳人，不演這個，能賣座？能被邀請加入國營劇團？……當時廣場就亂了，只好散場。”
她補充說：“革命小將怪我搞砸了會場，都打我，謾罵我。把我押回勞動宮，揪著我的頭髮往牆上撞，我滿頭都是血……”
回到公安局之後，張正芳想到自殺，可是房間裡什麼都沒有。她抬頭看到了電燈，準備找個東西墊腳，去觸電……可是，被門外看著的人發現了。他們怒斥了張正芳“畏罪自殺”的行為，張正芳自己一想：“也是，我死了就等於承認我的罪名了，我要真是死了，我老媽、兒子怎麼辦？”
對張正芳的第三次批鬥，是一次遊街大會，她的雙手被抹上黑墨，向前平伸著，站在卡車後面……她感到羞愧極了。只能自我安慰道：“我到丹東十多年了，每天忙於演戲，這次由市長、市委書記陪鬥，坐在車上終於有機會遊覽丹東市的全貌了……”
與這種“拉出來”的形式相比，當時給張正芳羅織的“罪名”則更讓她受傷。
“我聽到自己的罪名時，一下子就蒙了。”
這些“罪名”有：“走資派”（副團長）、“白專道路”（演傳統戲）、“戲霸”（主要演員）、“特嫌”（顧正秋在台灣）、“資本家小老婆”（她前夫的特殊身份）……
“特嫌”的意思是“特務嫌疑”——這是張正芳最想不明白的，這頂帽子從何而來呢？
這裡是一段沉重得有些黑色幽默的插曲。早在1961年，社會上有了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提法。在一場已記不清由誰組織的動員大會上，張正芳站出來表態，說自己有個好同學顧正秋就在台灣，還堪稱“台灣梅蘭芳”，在當地很有影響。她還詳細地說過，在台灣，蔣經國、“財政部長”任顯群，以及一位空軍的部長，三個人都圍著自己的同學顧正秋轉。張正芳甚至還“天真”而一腔熱誠地希望組織上信任她，派她去向顧正秋做說客，爭取和平解放台灣。
特殊時代背景下，張正芳的做法其實很普遍也很能被理解。但她沒有想到，若干年後，自己這番不經意的表達，卻成為了別人手中的“鐵證”。
那些批鬥她的人說：“你台灣那位同學那麼牛，傳說蔣經國都要追求她，那她把你留在大陸幹什麼呀？做什麼工作啊？顯然你有特務嫌疑！”於是，張正芳就這樣被莫名其妙地安上了一頂叫作“特嫌”的帽子。而這裡面的來龍去脈和因由，竟然是多年以後，她重返丹東時才有人告訴她的。
遊街回來之後，張正芳被安排打掃劇場、廁所等工作。她被安排住在劇院的鍋爐房內，工作就是給演員們洗“水衣子”（演出時貼身穿的衣服，主要作用是吸汗，可以防止汗水對戲裝的破壞）。
有一次，劇團演完《智取威虎山》，讓張正芳把劇中的白披風都洗乾淨。張正芳埋頭洗了一整天，可沒想到，鍋爐房里拉著的那根繩子會掉色，她剛把披風搭上去，接觸的地方就被染成了藍色。她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趕緊拿下來，已經來不及了，那條明顯的藍色怎麼洗也洗不干淨。於是，張正芳求鍋爐房乾活的人幫她去買一點漂白粉，可沒想到，卻被造反派發現了，說她這是企圖“破壞樣板戲”，並禁止她用漂白粉漂白披風，只許繼續用肥皂和清水洗。那個夜晚她一輩子都忘不了，雙手浸在寒冷的水中整整一夜，不停地搓啊、揉啊，到天明時，藍色的線才勉強被洗掉。儘管如此，此後這件事還時常被造反派拿來“做文章”。
那段時間，她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委屈與壓抑。她真的想不明白：“我是共產黨、毛主席從舊社會解救出來的，感激還來不及，怎麼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呢？”
是的，那段荒唐的歲月裡，又有什麼是可以被“想明白”的呢？
那年，才38歲的她在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折磨後，兩鬢竟泛出斑白來了。
在造反派中，有一類人批鬥張正芳是最“狠”的。有一些曾認為自己可以挑樑唱戲，卻處處比不上張正芳的演員，發現“文革”到來後，自己終於有機會演戲了，便抓住“文革”的機會，把怨氣全發洩到張正芳的身上。那時的京劇演出已經不再賣票了，可當這些人走上舞台主演時，他們的戲依然留不住觀眾。多少年後，也有個別人終於承認：“京劇是角兒的藝術，是要靠角兒才行的。”
其實，張正芳的遭遇在當時絕非個例，京劇界是“文革”的“重災區”。甚至可以說“文革”是從京劇界開始的，大家所熟知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及姚文元的批判點燃了“文革”的導火索。自1966年8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布之後，各地除了北京、上海、山東三地的幾個少數“樣板戲”劇團以外，其他劇團主要骨幹演員一律“靠邊站”，再也沒有人練功、練嗓、鑽研業務。劇團演員像學生“紅衛兵”一樣去各地搞“串聯”。各地劇團大多處於癱瘓和混亂狀態。
當年的京劇界，駭人聽聞的故事不僅是張正芳。比如，她的恩師荀慧生在“文革”初被關押在北京孔廟，與老舍、蕭軍等一起頂著8月的炎炎烈日，跪在地上接受教育、焚燒戲服，忍受皮鞭和謾罵。揪鬥和毒打更是家常便飯。後被解往京郊的沙河農場，做起超負荷的體力勞動。 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摔倒在冰天雪地，無人理會，達4個小時之久，卻被說成是逃避勞動的“裝死”，幾天之後便與世長辭，終年68歲。又比如，周信芳因反對江青，“被押在高架電線修理車上游街示眾”，“鼻孔裡，嘴角上，都流著血，頭髮被緊緊揪住，臉青一塊紫一塊”；夫人裘麗琳被毆打致死，兒媳婦敏禎被用軍用皮帶抽打至昏厥，孫女玫玫被剃成牛鬼頭示眾，最終嚇瘋。再比如，李少春幾乎天天被批鬥，還被叫去掏大糞、背糞桶、跪玻璃碴；風華絕代、才貌雙全的言慧珠被迫自殺……
如果當時的張正芳知道了這些前輩、同行的遭遇，不知她會作何感受。對當時的她來說，唯一能得以安慰的是，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有不少人敢於頂住壓力，替她說話，幫助過她。
“'文革'時期，大多數群眾還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了解我，在那種背景下不能公開支持我，就私下和我溝通、給我安慰。”張正芳說，要特別感謝一位敢於站出來替她講話的化妝師，高雲海。
這位高雲海，年紀很小時就跟隨張正芳，成為她的化妝師了。高師傅為人精明強幹，做事情腳下“一溜風”，無論化妝、穿裝，還是飲場、趕場、卸妝，都非常利落。化妝師在京劇中被稱為“包頭桌”，在劇團裡的地位很是卑微。但張正芳無論是剛剛重登舞台，或是後來名聲大震，都從未歧視過他。她要求自己的孩子們都管高雲海叫舅舅。高雲海出身好，所以在“文革”中就什麼都不怕，站在張正芳的立場上，該說什麼就替她說什麼，還曾在造反派批鬥張正芳時公開呵斥過他們，讓他們對張正芳的問題“不要誇張，不要放大”。
還有一個讓張正芳感激的人，是她三子的好友，叫徐培成。那時，張正芳剛剛被批准可以回家住，她的三子就和徐培成一起從瀋陽的戲曲學校回到丹東，住在張正芳家裡。第二天，門被造反派砸得山響，催張正芳去勞動改造，接受批判。這時，徐培成“嘩啦”就把門打開了，腰中別著兩顆練手榴彈的教練彈，大聲喊道：“張正芳是我姨，我看了所有大字報，沒發現什麼問題。你們對她客氣點，要不然我就不客氣了！”說著，故意雙手叉腰，露出腰間的教練彈。霎時，那些擁在門口的造反派全嚇傻了，罵罵咧咧地一溜煙跑了。此後一段時間，造反派對張正芳還真是“客客氣氣”的了。
劇團的年輕人，也是讓張正芳頗感欣慰的。 1967年年初，劇團分配來一批遼寧戲校的學生，這些年輕的學生有文化，又稍稍懂政治，所以剛到劇團時，他們對任何事情都不表態。但過了一個階段，就有人站出來替張正芳說話了。一個叫何偉的同學說：“你們說張正芳是戲霸，不培養年輕人？這不可能！她最支持年輕人了。1963年，省人代會她為大會演出，她的配角都由瀋陽京劇院完成，其中缺少一個演'孟良'的演員，我那時才是戲校四年級的學生，楊元勳老師推薦由我來扮演。那時的張老師是大角兒，沒想到她完全沒有意見，立即同意，還用自己的業餘時間耐心地給我說戲。演出後，她不僅給予我很高的評價，並鼓勵我要不斷學習、不斷提高。這是不培養年輕人嗎？！”
還有幾位同學，比如王孝先、李佐、張啟明，就曾批評那些造反派是“嫉妒”，是“狼崽子”；趙巧媛、王麗華等年輕人也明里暗裡支持、鼓勵張正芳。年輕人中還有一位專案組成員叫劉云凱，曾私下跟張正芳說：“張老師，您不用怕，我們會主持公道的。”
看到本書前面的老戲單和劇照，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問：張正芳沒有被抄家嗎？這些“封資修”的戲單、劇照是如何保存下來的？
這也要感謝好心人的幫助。張正芳三子有幾個發小，比如張正芳的義子高寶生，還有臧玉琪、宋振家、王桂玉（後來成為了她的三兒媳）等，在張正芳被抄家前，冒著極大的風險，把劇照、戲單等資料分別拿回家去珍藏。要知道，這種行為在當時可是“窩藏封資修”，是要挨鬥的。可大家都沒有考慮自身的安危，還幫著打探消息。一有什麼動靜，高寶生就第一時間偷偷跑來告訴張正芳，讓她或躲一躲，或教她如何對待。臧玉琪文化水平比較高，每一次造反派讓張正芳寫材料、寫檢討，張正芳都請他幫助修改，以求能順利“過關”。
“這些青年們的無私，在精神上幫助我走過了那段黑暗的歲月。”張正芳說。直到今天，她還清楚地記得每個曾經幫助過她、安慰過她的好心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