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二、官府幽靈
果戈理的喜劇《欽差大臣》在俄國舞台上演出，引起異乎尋常的轟動，這段歷史與本書的主角果戈理當然幾乎沒有關係，但是簡略說一說這些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許並非完全是多餘的。由於頭腦簡單的人必然會在這個劇本里看到猛烈發動的、針對田園風光似的俄國官僚腐敗制度的社會諷刺，因此，人們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對於看到這個劇本上演會抱什麼樣的希望。文藝審查委員會與所有這樣的組織一樣，明顯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貨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個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把國家官員描寫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徵，僅這樣一件事就是讓這些審查官肥厚的脊背從上到下不寒而栗的大罪。 《欽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來用俄語寫的最偉大的劇本（不但是前無古人而且是後無來者），這自然是遠離審查委員會委員們的腦袋十萬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個奇蹟發生了；那是一種與果戈理的上下顛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蹟。最高審查官，萬人之上的審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級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頭根本無法說出口來，光輝、集權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陣最意想不到的喜悅湧上心頭，下達聖旨，這個劇本審查通過，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們很難推測《欽差大臣》裡的什麼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讓他感到高興。這個人幾年前紅鉛筆一揮，在普希金的《鮑里斯·戈都諾夫》的手稿上寫下幾句愚蠢的話，建議把這個悲劇改成像沃爾特·司各特寫的那種小說，他也與一般的統治者一樣（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崙皇帝也不例外），與真正的文學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這個喜劇看作是一個滑稽的鬧劇之外，我們幾乎無法推想，他還能在劇本里看出什麼更有意義的東西。另一方面，一個諷刺性的鬧劇（假如我們作一時的想像，萌生《欽差大臣》是一個諷刺鬧劇的謬見）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沒有一點幽默感的情緒。鑑於這個人還有頭腦——至少還有政客的頭腦——因此，認為能讓他的臣僚從怠惰中振作起來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顧及激發臣僚的同時，也有會激發平民百姓與君主同樂的危險，這樣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實上，這個劇本首次上演以後，據說他講過這樣一句話：“人人都獲得了他應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說過這句話（可能這不是真的），那麼對於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之下的腐敗的批評，與對於政府本身的批評，兩者之間有著密切聯繫，這一點在沙皇看來也一定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現在只能假設，允許劇本上演是由於沙皇突然心血來潮，正如像果戈理這樣的作家的出現，也是任何可能推動了十九世紀初俄國文學發展的時代精神中最讓人意想不到的動力。一個暴君大筆一揮批准了這個劇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於他在俄國作家的血液裡註入了非常危險的細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惡，危及——這是三個危險中的最重要的危險——文學藝術；因為果戈理的劇本被熱心公益的人誤解為一種社會抗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發了大批轟轟烈烈的譴責腐敗和其他社會弊端的文學，引出了大量的文學批評，誰不在他的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裡譴責地區警長或者鞭打農民的老爺，誰就被剝奪了作家的稱號。十年以後沙皇把這個劇本忘得一干二淨，連誰是果戈理，他寫過什麼，都沒有一點印象了。
《欽差大臣》的首場演出在表演和佈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髮，小丑式的服裝，以及劇院方面硬加到他劇中的粗俗的過於誇張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極其辛辣的批評。這次演出開了把《欽差大臣》演成滑稽諷刺劇的先河；後來又在此基礎上加了讓人聯想起a comedie de mœurs的背景；於是二十世紀繼承了鋪張的果戈理式台詞與昏暗而平淡的佈景的結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員的個性偶爾才能解決的事態。很奇怪，正是在書面語在俄國已經死亡的時代，距現在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俄國舞台監督梅耶荷德拿出了真正傳達出果戈理風格的《欽差大臣》的演出版本，儘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內容。
我僅僅看過一次這個劇本用外語（英語）演出，而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於這本書的翻譯，塞爾澤和康斯坦斯·加尼特的譯本，談不上孰優孰劣。儘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譯還是有些謹慎，因此比起《外套》和《死魂靈》的一些極荒謬的譯本來，讓人少些難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吉佐平淡乏味的譯本相比。當然，譯本里沒有一點果戈理的風格。譯本的英語枯燥乏味，而且總是故作莊重，讓人受不了。只有愛爾蘭人可以嘗試啃下果戈理。現在把典型的不夠格的翻譯列舉一二（這樣的例子還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說到伯勃欽斯基和多勃欽斯基這兩個鄉紳的時候，簡略描述他們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處所說的，“他們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懷孕婦女那樣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說他們是小而瘦弱的男人——這樣的描寫對於創造出正確的多勃欽斯基和伯勃欽斯基必須表現的形象，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這句話翻譯成“兩人都大腹便便”，結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時候想，這幾個舊英“譯本”酷似中國有一個時期通行的所謂“千刀萬剮”。那是說從受刑人的身體上割下止咳潤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塊肉，比如，每隔五分鐘左右割一塊，直到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的挑選也頗有講究，要確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塊肉）把整個身體都小心翼翼地割光。
那個譯本還有許多徹頭徹尾的錯譯，例如“清湯”，而不該是“燕麥湯”（“燕麥湯”應該是濟貧委員會專員在醫院裡餵病人的）或者——這說起來就相當有趣了——法官一生中閱讀過的五六本書，提到其中一本叫“磚瓦匠約翰書”，聽起來像《聖經》裡的書，而原文實際上是說約翰·梅森（或者人家說是他寫的）的一本歷險記，他是十六世紀的英國外交官和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研究員，曾被派往歐洲大陸替都鐸王朝君主蒐集情報。
《欽差大臣》的情節也像果戈理所有的書的情節一樣，都是無關緊要的。而且，就劇本而言，它的構思是所有劇作家的共同財富：從有趣的將錯就錯故事中榨取最後一滴。似乎普希金在給果戈理講述他在下諾夫哥羅德一家旅店投宿，人家誤以為他是京城來的大官這個故事的時候，曾向他提過建議；而另一方面，果戈理自從參加學校業餘演出以來腦子裡就塞滿了舊劇目（從三四種外語翻譯成蹩腳俄語的舊劇），因此說不定早把普希金的提醒丟在腦後了。一件藝術作品可以追溯到一個“真實故事”（這個說法一般是錯誤的，並且始終是毫無意義的），很奇怪，我們竟然有從這樣的一個說法裡尋找滿足的病態的癖好。這是不是因為，我們得知作家也和我們自己一樣沒聰明到能自己編造一個故事，我們就開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當我們得知在我們不可思議地瞧不起的“虛構”下面還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我們可憐的想像就增添了幾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來說，這裡是否體現了我們對於事情的真實性的崇拜呢？就因為這個緣故小孩子們會問講故事的人：“真有這樣的事嗎？”也正因為這個緣故，老托爾斯泰在過於追求道德倫理的時期止步不前，不敢褻瀆神明，像上帝創造人類一樣，去創作完全虛構的人。是否如此？不管是怎樣的情況，在這個劇本首場演出大約四十年以後，某個政治流亡者（他正在倫敦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很希望卡爾·馬克思認識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在六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著名激進分子和謀反者（也是有力地宣告俄國文學“果戈理”時代到來的批評家之一，這個委婉說法的意思是，小說家有單槍匹馬改進社會與政治狀況的責任，這樣的說法恐會把果戈理嚇倒）。這位政治流亡者秘密回到俄國，喬裝打扮成一名地理學會的會員（這一點是很貼切的）來到遙遠的雅庫茨克地區，目的是要劫走一位西伯利亞的囚犯；由於他曲折蜿蜒的途中越來越多的人錯把他當成微服私訪的欽差大臣——完全與果戈理劇本里寫的一樣——他要劫走罪犯的計劃被挫敗。生活中這樣的對藝術虛構作品的庸俗模仿，比起藝術作品模仿生活來，更加有意思。
作者給劇本的題詞是一句俄國諺語：“臉歪別怪鏡子不真。”當然，果戈理從來沒有畫過肖像畫——他用鏡子，而且作為一個作家，他生活在他自己的鏡子世界裡。讀者的臉是醜陋還是漂亮，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不但鏡子是果戈理自己製造的，它有自己特別的折射特性，而且這個諺語針對的讀者也屬於同一個具有像鵝、像豬、像餡餅、像醜八怪的臉部表情的果戈理世界。即使是在果戈理最差的作品裡，他也是在創作他的讀者，這可是大作家的特權。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圈子，我們不妨說，一個封閉的家庭圈子。它不向外部世界開放。把這個劇本看作是一種社會諷刺（公眾觀點）或者把它看作是一個道德諷刺（果戈理的遲到的修正），都沒有說到點子上。 《欽差大臣》中的人物不管是否是按照真實的人仿造的，他們只能在果戈理想像中的真實的人的意義上是真實的。俄國，熱切學子之鄉，非常認真地，立即開始實踐這些想像了——但是那是俄國的職責，不關果戈理的事。在果戈理那個時代的俄國，行賄受賄像當時、像現在的歐洲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一樣盛行——而且另一方面，在果戈理時代的任何俄國城市，都活著比《欽差大臣》裡的和善的無賴更令人討厭的流氓。想要把小說寫成有教育意義或者能振奮人的精神，或者寫成捍衛國家利益，或者像槭糖汁和橄欖油那樣有益於健康，對於這樣的人我積怨已久，這就是為什麼我老是要提起《欽差大臣》問題的這一無聊方面。
劇本以耀眼的閃電開始，以一聲悶雷結束。事實上，這個劇本完全處於閃電與響雷之間的緊張間隙裡。劇本不存在所謂的“提示性說明”。霹靂迫不及待地解釋氣象條件。整個世界是一個臭氧的淡藍色的顫抖，而我們就身處其中。果戈理保留的他那個時代的唯一舞台傳統就是獨白，但是，在等待轟隆一聲巨響的時候，在雷雨到來之前的緊張寂靜中，人們的確會大聲自言自語。試想你認為你自己已經醒來，而你所做的一切卻是進入最可怕的（夢中假的現實中最可怕的）夢境，這個劇本中的人物就是這樣的一個夢境中的可怕的人們。果戈理掌握著一個奇特的方式，讓“次要的”夢中人物在劇本（或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的每一個緊要關頭出現，以便炫耀他們一剎那的活生生的存在（例如《斯邦卡的夢》中的那個路過的P上校，或者《死魂靈》中的許多個人）。在《欽差大臣》這個劇本里，這個手法在一封荒誕的私人信件一開始就十分明顯，這封信是市長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諾夫斯基大聲讀給他的部下聽的——督學赫洛波夫、法官里亞普金特亞普金（馬馬虎虎先生）、慈善專員澤姆里亞尼卡（草莓先生——一顆被青蛙舌頭碰傷的熟透的褐色草莓）之流。注意，這些可怕的名字與，比如，時髦的“好萊塢俄國”假名、托爾斯泰採用的渥倫斯基、奧勃朗斯基、勃爾康斯基等等截然不同。 （果戈理髮明的名字其實都是諢名，是我們在將它們變成姓氏的時候感到非常意外的名字——性質的變化始終是我們觀察起來很興奮的事情）。讀完公文中京城彼得堡一名欽差大臣即將蒞臨這一重要內容之後，市長不假思索地繼續大聲讀信，他含含糊糊的聲音引出了想要擠到顯眼位置的與眾不同的次要人物。
“……我姐姐安娜·吉里洛夫娜和她的丈夫到我們家來了；伊凡·吉里洛維奇［憑姓氏來判斷，顯然是一個兄弟］發福了，老是在那里拉小提琴。”
這裡的精彩之處就在於這些次要人物之後不會再出現在舞台上。我們都知道在第一幕開頭隨意提及的某某姨媽或者火車上遇見的陌生人。我們都知道，引出這些人的那一句“順便一提”其實意思是說帶澳大利亞口音的那個陌生人或者有滑稽業餘愛好的叔叔，假如他們不是一會兒以後飄然進場，就絕不會被提起的。確實，一句“順便一提”一般說來就是一個確定的暗示，傳統文學的同情諒解標誌，即這一句話裡提到的人最終就是這個劇本中的主要人物。我們都知道那老一套的伎倆，都知道徘徊在最初幾幕的忸怩作態的精靈，無論是在斯克里布國還是在百老匯，都是如此。一位著名的劇作家說過（可能是他不耐煩了，在給一個很想了解這一行當有什麼秘訣的討厭的人復信時說的），假如在第一幕有一杆槍掛在牆上，到了最後一幕就必須開槍。但是果戈理的槍掛在半空，而槍並沒有響——事實上，他的暗示的魅力正是什麼結果也沒有產生。
為了籌備並且做些補救工作，迎接欽差大臣，市長在給他的下屬佈置工作的時候，說到了法官的書記員。
“……我知道，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氣味——似乎他剛從伏特加酒廠出來……我早就想跟你［對法官］說了，可是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攪得我把這件事忘了。補救辦法還是有的，假如，像他所說，這是他生來就有的氣味：你不妨給他提一個建議，改變飲食，可以吃洋蔥或者大蒜，總之是這一類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克里斯底安·伊凡諾維奇［沉默寡言的德國血統的地區醫生］也許幫得上忙，給他吃點什麼藥。”
聽了市長的話法官還嘴道：
“不行，這是不可能戒掉的習慣：他跟我說過他還是一個抱在懷裡的嬰兒的時候，他的奶媽就拿酒滴在他嘴裡了，所以從那以後他身上隱約就有一股伏特加的味道。”
“噢［市長說道］，我就是想讓你注意這件事，沒別的意思。”說完這句話他轉身找另一個官員。
我們就再也不知道這個倒霉職員的下文了，但是他給我們的印像還留著，活生生的，一個古怪、冒著酒氣、那種果戈理嘖嘖稱道的“受傷害的人”。
其他次要人物沒有時間充分亮相，於是他們就迫不及待地在兩句話之間跳進劇中。市長現在要叫督學注意他的助手：
“比如，他們有一個，長了一張胖臉的那個……忘了叫什麼名字了……唔，他每次上課總是先要做怪相，是這樣［演示］然後他就把手伸到圍巾裡面去摸下巴。當然，假如他只是對著那些小男孩子做怪相，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說不定做做怪相在他那一行里有時候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想一想假如有人來參觀他也這樣做情況會怎麼樣——那真會是很可怕的：欽差大臣大人或者別的人會以為是針對他的。只有上帝知道那會招來什麼後果。”
“請問，我到底該拿他怎麼辦［督學接話道］？我已經跟他說過幾次了。就在前不久，我們的貴族院議長正好要進教室的時候，他歪著臉，做出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誇張怪相。他倒是無所謂的樣子，真是心地善良，可是我被呵斥了一頓：向青少年宣揚革命思想，他們就是這麼說的。”
一會兒以後又有一個小矮人出現［很像一個有名的短篇小說裡巫醫的小而硬的腦袋，一個個從一個非洲探險者身體裡蹦出來］。市長提起了歷史老師：
“他是一個學者，那是沒話說的，而且學富五車，可是他——他一講起課來熱情如此高漲，結果他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有一次我正巧聽他講課：只要他講的是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事情——唉，那還受得了；可是他一講到亞歷山大大帝，這一下——那還了得，我簡直無法形容他那個樣子。天哪，我覺得整座屋子都著火了！他從講台衝出來，使出全身力氣拿一把椅子摔在地板上！亞歷山大大帝的確是一名英雄，我們大家都知道，可是這是摔壞椅子的理由嗎？這是破壞政府財物。”
“嗯是啊，他是很激烈［督學嘆了一口氣承認道］，我也跟他說過好多次了。他的回答是：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在追求學問的事業中會不惜犧牲我的生命。”
市長下一個談話的對像是郵政局長，要求他把經過他的郵政局的信件都拆開來看一看（這個善良的人多年來的一大愛好就是如此），在他的幫助下又一個小矮人出來了。
“真可惜［他對市長說］您沒有親自讀過這些信件：這些信件裡有不少絕妙的文字。比如那天一名上尉給一個朋友寫信，講述他參加的一個舞會——寫得詼諧幽默……啊，非常非常精彩：'親愛的朋友，我的生命，'他寫道，'翩然飄蕩在極樂中：許許多多的年輕女士，樂隊奏起來，旗幟飄起來……'——字字句句都充滿了豐富的感情。”
接著法官說到兩個整天爭爭吵吵的鄉紳，一個叫切普托維奇，一個叫瓦霍文斯基，兩個人是鄰居，都到法院起訴對方，訴訟可能一輩子也結束不了（而法官則可以快樂地在兩家的土地上追獵野兔）。然後多勃欽斯基和伯勃欽斯基兩個人激情登場，報告消息說他們發現微服私訪的欽差大臣就住在當地客棧裡，這時果戈理採用了他自己絕妙的（夾雜看似毫不相干的細節）迂迴曲折的講故事手法：伯勃欽斯基把他和多勃欽斯基兩人的引起轟動的發現說出去以後，他的所有朋友都來到他家裡：“於是，我就跑到科洛勃金［匣子先生］家裡找他，但是發現科洛勃金不在家［匣子裡的老兄出去了］，我又去找拉斯塔科夫斯基［大木瓜先生］，也不見拉斯塔科夫斯基在家……［所有的小矮人只有這兩個人在舞台監督的特別要求下在最後一幕的結尾以來客身份出現］。”就在客棧裡，伯勃欽斯基和多勃欽斯基看見了他們誤以為是欽差大臣的那個人，於是他們找到了客棧老闆弗拉斯——就在這個時候——從伯勃欽斯基緊張地說的氣喘吁籲又結結巴巴的台詞中（搶在雙胞胎多勃欽斯基之前，不容他插嘴就把事情全說出來），我們得知了弗拉斯的詳細情況（因為在果戈理的世界，一個人越是匆忙就越是不緊不慢地一路閒逛）：
“……於是多勃欽斯基伸出一個指頭招呼客棧老闆——你知道，客棧老闆弗拉斯——三個星期前他老婆給他生了一個孩子——那麼聰明伶俐的小傢伙——將來也會像他父親一樣開一家客棧……”
注意沒有起名的新生兒弗拉索維奇在一秒鐘之間成長起來，度過整個人生。伯勃欽斯基氣喘吁籲說的台詞似乎在培育這些小矮人的幕後世界裡，引起了一陣緊張的騷動。
接著還有一些人要出場。赫雷斯塔科夫——假欽差——下榻的房間是這樣確定的：幾名軍官前不久也正巧路過這個城市，他們在打牌的時候打起架來。市長手下的一個人，警察普洛霍洛夫，是採用以下方式引出來的。
市長急匆匆、氣呼呼地對警察斯維斯圖諾夫說：“其他人呢？……真要命，我命令普洛霍洛夫也要到。普洛霍洛夫上哪裡去了？”
警察：“普洛霍洛夫在警察局待著，不過，他是不能派什麼用場的。”
市長：“怎麼回事？”
警察：“呃，我說了：今天早晨他醉得像個死人，是用馬車送來的。已經給他潑了兩桶水，可是還沒有醒過來。”
“可是，你們到底怎麼讓他弄成這個樣子的？”市長過了一會兒這樣問道，警長（順便提一下，他叫烏霍夫約爾托夫——這個一個詞的名字包含了“狠狠打了人家一記耳光”的意思）回答道：“上帝才知道。昨天郊區打架，他到現場處理事情，回來就醉倒了。”
第一幕結尾處湧現了這一大群次要人物之後，第二幕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平靜，這時赫雷斯塔科夫出場。誠然，赫雷斯塔夫科夫贏回他在奔薩輸掉的錢的時候，在歡樂的打牌聲中出現的真面目是一個善於玩弄手法的好賭步兵上尉；但是除此之外，積極、熱誠的赫雷斯塔科夫主線在這一幕裡表現得非常強有力（連市長也到客棧去拜會他），容不得別人干擾。其他的次要人物悄悄地又在第三幕出現：澤姆里亞尼卡的女兒，我們發現，穿一件藍色的連衣裙——在演員說台詞之間翩然上場，是一身粉紅與天藍的外省少女。
在俄國舞台最出名的一場戲裡，赫雷斯塔科夫到了市長家，開始在女人面前表現自己的時候，次要人物從他說的台詞裡冒出來（因為他們最後憑藉赫雷斯塔科夫的天生饒舌和市長的葡萄酒，一個個上上下下），他們彷彿是與我們遇見的人完全不同的異類。他們膚色淺淡，幾乎透明，與赫雷斯塔科夫光輝的性格一致——裝扮成公務員的幽靈，快樂的小魔鬼，來幫助反复無常的惡魔用口技與赫雷斯塔科夫通話。多勃欽斯基的孩子，凡尼亞，麗珊卡，還有客棧老闆的小子都是在某個地方實際存在的，但是這些異類是根本不存在的。對於這些人物的提示變成了幻覺。但是由於赫雷斯塔科夫的謊話的登峰造極，這些超自然的東西的動力，與第一幕背景裡的小矮人田園牧歌式的嬉戲比較起來，對全局進程的推動作用更大。
“啊，彼得堡！”赫雷斯塔科夫大喊道，“那才是我所說的生活！也許你認為我不過是一名抄抄寫寫的小職員［他正是］。可不對，先生，我那個部門的頭頭與我的關係非常好。你知道，老是習慣拍拍我的肩膀，說：'來跟我一起吃一頓吧，老弟。'我只到辦公室裡待上一兩分鐘，告訴他們：'做這個，做那個。'然後那個抄寫員，這傢伙，拿起筆來就——嚓，嚓，不停地寫起來。［拖長聲音］有人甚至還建議我升任八等文官。［又滔滔不絕地］但是我心裡想，這有什麼用？辦公室有跑腿的人［在俄國這些都是長一大把鬍子的人］，手裡拿著一把刷子爬上樓梯在我後面跟著——'請允許我，先生，'他說，'把你的鞋子稍微擦一下。'”到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個辦公室“跑腿的人”的名字叫米黑伊，還知道他很會喝酒。
後來，照赫雷斯塔科夫的說法，他經過的時候士兵們都從警衛隊隊部裡跑出來，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禮：“他們的長官我非常熟悉，他後來對我說：'啊呀呀，老兄，我們絕對是把你當總司令的！'”
在他說起他那些放蕩不羈的文化人和文學界的熟人的時候，舞台上甚至還出現了一個模仿普希金的小妖精：“我跟普希金交情很深。我好多回跟他說：'餵，老兄，最近怎麼樣？'——'還是那樣，老弟，'他說，'還是老樣子。'相當了不起的一個人！”
接著，在赫雷斯塔科夫繼續興沖沖地編造故事的時候，別的大人物們你推我擠、聲音嘈雜、爭先恐後地上場：內閣大臣、大使、伯爵、王子、將軍、沙皇顧問、沙皇本人的幻影以及大腦的游動精子，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一批又一批，一批批加起來，總共有三萬五千個使者”——緊接著，隨著一聲酒後的打嗝聲，他們突然之間都消失了；但是待到接受了真實（所謂真實至少與第一幕裡的那些小矮人的“真實性”一樣真實）的暗示，窮職員赫雷斯塔科夫的邋遢廚師馬弗露莎的鬼影，才在赫雷斯塔科夫面對所有這些金色的鬼影和夢幻大使說著大段台詞的間隙，在極短暫的瞬間朝外面瞥了一眼——幫他脫去他那件短小不合身的外套（確切地說，那是一種大斗篷、寬袖、毛皮繩絨外套，果戈理後來使它名垂千古，成為一個非比尋常的俄國小官吏的特徵）。
在接著的一幕裡，一個個惶恐不安的官吏前來向赫雷斯塔科夫請安，而赫雷斯塔科夫則向他們每人借錢（他們心裡想這是在賄賂他），這時候我們知道了澤姆里亞尼卡孩子們的名字——尼古拉、伊凡、伊麗莎白、瑪麗和佩里佩圖婭：穿淡藍連衣裙的可能是文雅的佩里佩圖婭。多勃欽斯基的三個孩子中的兩個，市長夫人已經提起過了，是她的教女。她們以及最大的小子，都與法官像得出奇，每當多勃欽斯基太太的可憐的小男人外出，法官都會來看望她。大兒子是多勃欽斯基與這個性格倔強的女人在結婚之前生的。多勃欽斯基對赫雷斯塔科夫說：“關於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斗膽想請求您的幫助……我的大兒子，大人，是我結婚前生的……啊，這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已。我生下他完全跟合法婚姻生下的一樣，後來，大人，又核准了合法婚約因此完全沒有問題了，大人。呃，現在我要他成為，也是有這麼一種說法，成為完全合法的兒子，大人，並且跟著我的姓：多勃欽斯基，大人。”（法語裡的“sauf votre respect”，儘管稍嫌囉嗦，但是更能表達謙恭的輕輕的嘶嘶聲“Sir”——Soodar的縮略形式——包含的意思，一句話結束的時候多勃欽斯基就會在一個詞兒的後面加上“Sir”。）
“我本不該來攪擾您，”他接著說，“可是我覺得有點虧欠他，他這麼多才多藝。這個小傢伙，您瞧，有點特別——很有出息：他能夠背誦詩歌這樣的東西，只要他手頭有一把裁紙刀，他就能做一輛很小的馬車——跟魔術師一樣聰明，大人。”
又有一個人物出現在這一幕的背景裡：這是在赫雷斯塔科夫決定要在信中寫這些古怪的外省官吏的時候，他要把情況告訴他的朋友特里亞皮契金（收舊貨先生）。他是一個利欲熏心的可惡記者，唯利是圖，愛寫派性文章，是一個流氓，常拿那些他喜歡在他卑鄙而惡毒的文章裡加以抨擊的人作為笑料。瞬息之間他在暗中朝赫雷斯塔科夫又是眨眼，又是瞥眼。他是最後一個出現——不對，也不能說是最後一個，因為最後一個幻象將是真正的欽差大臣的巨大影子。
這個次要人物的世界彷彿是從這個劇的後台衝出來的，它是果戈理的真正王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姐妹們，丈夫們，孩子們，古怪的學校老師，喝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小職員，為了籬笆的位置爭吵了五十年的鄉紳，打牌做手腳、對舞會情有獨鍾、把幽靈當作總司令的浪漫軍官們，這些謄寫員和了不起的信使——所有這些人的活潑動作是構成這個劇的實質素材，他們不但沒有乾擾舞台監督的所謂“情節”，倒顯然使得劇本非常具有可演性。
不但活人在荒謬的背景裡熙熙攘攘，而且許多物品也被利用起來，擔當像人物一樣重要的角色：當市長威風凜凜又慌裡慌張地出場來會見一個危險的幻影的時候，他沒有把帽子戴在頭上而是把帽盒子套在頭上，這個帽盒子就是果戈理式的虛假世界的象徵，在這個世界裡帽子就是腦袋，帽盒子就是帽子，鑲有飾邊的領子就是人的脊梁骨。市長在客棧裡匆忙中寫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給他太太，跟她說了她必須準備款待的高貴客人，這封信與赫雷斯塔科夫的旅館賬單混在了一起，因為市長順手抓過一張紙就寫起來：“親愛的，我趕緊要告訴你，我起先非常狼狽；不過還好我信任上帝的仁慈，兩份咸黃瓜另收費，半份魚子醬，一盧布二十五戈比。”這兩件事的混淆在果戈理的世界裡也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種魚的名字，在美食家的耳朵裡就是一段極美妙的音樂，而黃瓜就是超自然的生命，至少像外省城市的市長的個人神明那樣強大有力。這些黃瓜在赫雷斯塔科夫關於他的崇高生活理想的誇誇其談中被培育長大：“比如餐桌上有一個西瓜［西瓜只不過是理想化了的黃瓜］——不是一個普通的西瓜而是一個價值七百盧布的西瓜。”水一樣的湯“上面有羽毛或者漂浮的東西”［而不是點點閃爍的油花］赫雷斯塔科夫在這樣一家客棧裡也只能將就著喝，但是在提到他在京城的生活的台詞里水一樣的湯變成了potage，用盆子裝起來“直接從巴黎用輪船運來”，——虛構的輪船煙囪冒的煙可以說就是虛構的湯冒出的美妙的熱氣。赫雷斯塔科夫被請進他的馬車就座的時候，市長叫人從貯藏室裡（裡面塞滿了他的蓄著鬍子的臣民——商人——強制性的貢品）搬來一塊波斯地毯；赫雷斯塔科夫又在地毯上面加了一塊草墊子——地毯則變成了一塊魔毯，赫雷斯塔科夫踩在上面，聽著馬脖子上的鈴鐺的清脆響聲和趕車人對魔馬熱情奔放的吆喝聲：“嗨，你們長翅膀的馬兒啊！”（“Hey vy，zalyotnye！”這句話字面的意思是，“跑得遠的馬兒！”）：俄國的馬車御者很善於給自己的馬起好聽的名字——而果戈理呢，可以這樣假設（為了照顧那些喜歡了解作家個人經歷的人），他將在晚年沒完沒了的旅途中獲取許許多多的旅行知識；在這一陣詩的大風中赫雷斯塔科夫——這個愛做白日夢的幼稚騙子——消失了，而大風則為果戈理離開他所創作的俄國吹開了大門，他出發前往遙遠和朦朧的地方，無數德國休養勝地、意大利廢墟、巴黎餐館和巴勒斯坦聖地，像慌裡慌張的市長信中的上帝和兩份黃瓜一樣，也都將被糅合在一起，混為一談。
回想起來覺得非常好笑，這一出夢幻劇，這一個“官府幽靈”，被看作是根據俄國真實情況寫的滑稽諷刺劇。想起來更加好笑的是，果戈理在他第一次心情抑鬱地核對他這個劇本里是否有那些危險的革命影射存在時指出，不管怎麼說這個戲里至少有一個正面角色：笑聲。事實上，這個戲根本不是“喜劇”，這就像莎士比亞的夢幻劇或者《李爾王》不能稱為“悲劇”道理是一樣的。一個拙劣的劇本，比莎士比亞或者果戈理這樣的人創作的極其複雜的作品，更容易成為一個優秀喜劇或者一個優秀悲劇。在這個意義上說，莫里哀的作品（無論是好是壞）都是“喜劇”，即，很容易在橄欖球賽上被看作是好賣弄技巧的運動員那樣的東西，是只有一個面的東西，絕沒有構成真正戲劇的巨大、活躍、非常富有詩意的背景那種東西。在同樣的意義上來說，奧尼爾的《哀悼》（無論這個劇本是好是壞），我認為，是一部“悲劇”。
果戈理的劇本是有動作的詩，而我所謂詩是指透過理性的詞語看到的荒謬事物的奧秘。這一類真正的詩激起的——不是笑聲，也不是眼淚——而是表示十分滿足的燦爛笑容，至福的嗯呀聲——一個作家倘能讓他的讀者，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使他的一些讀者綻放笑容，發出那樣的嗯呀聲，他完全可以因此而感到驕傲。
就連起赫雷斯塔科夫這個名字也是一個天才之舉，因為這個名字向俄國讀者傳遞出輕狂魯莽的效果，是一種瞎扯的咕嚕聲，是一根細手杖的嘩嘩聲，是紙牌的劈啪聲，是傻瓜的吹牛，是專門勾引女人的傢伙（但就是沒有能力去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瀟灑風度。整個劇本自始至終只見他的忙碌，而對於他所引起的轟動的充分理解，他卻漠不關心，因為他只是迫不及待地大撈好運帶給他的好處。他是一個性格溫和的人，一廂情願做著他自己的夢，身上透著某種虛假的魅力，以及花花公子的風度，給女人帶來高雅趣味，與庸俗的市井紈絝子弟的土氣適成對照。他是完全徹底、舒舒服服地庸俗，這些女人是庸俗的，那些紈絝子弟也是庸俗的——事實上整部戲（頗有點像）是用特別的方式把庸俗所表現的各個不同方面混合而成的，因此，混合的最終結果的巨大藝術價值並非源於（與所有的傑作一樣）說了什麼，而是如何說——是由於毫無生氣的各個部分的耀眼地結合。正如在作昆蟲分級的時候，奇妙的顏色效果可能原因不在於分級的色素，而是在於它們的位置和反射力，同樣，果戈理的天才要討論的不是可計算的化學物（文學批評家的“真實生活”）的內在特性，而是對於幾乎無形的再現生活的微粒所產生的物理現象的模仿能力。由於缺乏一個更準確的詞語，我在這裡採用了“庸俗”這個說法；普希金在他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裡就是插入了英語“庸俗”這個詞，並對在俄語裡找不到一個確切的對應詞語而表示歉意。
義憤填膺的人們在《欽差大臣》這個戲裡看出了隱伏的針對俄國官場攻擊，對這個劇本的這種指責給果戈理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這影響可以說是他一生遭受形形色色的狂熱迫害的起始點，直至他生命的終點。情況相當奇怪：聲名轟轟烈烈地降臨在他身上；朝廷帶著幾乎是惡毒的興高采烈歡呼這個戲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喪失了自尊；無行的批評家在發洩陳腐的惡毒言語；見解頗有影響的那些批評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戲是一個偉大的諷刺；通俗劇作家庫科爾尼克聳一聳肩膀說，這個戲只不過是一個無聊的滑稽戲；年輕人津津有味地說著戲裡最有趣的笑話，還在他們的熟人中尋找赫雷斯塔科夫和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諾夫斯基式的人。倘若換一個人他是會陶醉於這種讚揚和惡意誹謗的氣氛裡的。普希金看到演出也是會露出晶亮的牙齒和善一笑的——然後轉身寫作他尚未完成的傑作。果戈理做了他在《古謝爾加頓》徹底失敗以後做的事了：他出逃，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開溜了，到了國外。
除此之外，他還做了別的事。事實上他做了一個作家在這種情況下做的最糟糕的事：他開始寫文章解釋批評他的人在這個戲裡沒有註意到的要點或者是針對他而發的批評。果戈理，正因為是果戈理並且又生活在一個鏡子世界裡，他有一個習慣，喜歡在作品寫成、並且發表以後再來將他的作品好好地做一個構思。這個做法他也用到了《欽差大臣》上。他在這個劇本後面加了一個後記之類的東西，解釋道，在最後一幕的結尾處隱約現身的真欽差大臣是人的良心。還說其他的人物是我們靈魂裡的激情。換言之，人們應該相信，醜陋、腐敗的外省官吏象徵這些激情，而官府則像徵更高尚的良心。這一解釋就像他後來關於相關問題的思考一樣產生同樣令人沮喪的效果——除非我們認為他是在取笑讀者——或者是在取笑他自己。倘若把他的解釋看作是一個明白的聲明，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作家完全誤解並且歪曲了他自己的作品的意義這樣一個難以置信的事實。關於《死魂靈》他也做了同樣的事，我們將在後面看到。
他是一個奇怪病態的人——我並不能肯定地說，他關於《欽差大臣》的解釋不是那種瘋人所為的欺騙。人們對於他這齣戲的反應使他感到可怕地痛苦的是，他未能被確認為一個預言家，一個導師，一個熱愛人類的人（為人類自身獲益而鞭笞人類），這一觀念是很難叫人相信的。這個戲裡沒有絲毫的教誨性質，而作者竟然連這一點也不知道，這是不可思議的；而照我所說，他愛在書完成很久以後幻想，把事情想像到他的書裡。而在另一方面，批評家——非常錯誤地——在劇中覺察的那種教訓，是一種社會的並且幾乎是革命性的教訓，而那是果戈理極為反感的。他也許會擔心，由於激進思想界過於狂熱地讚美，也由於反革命思想界過於激烈地指責，朝廷會突然改變其威嚴和無常的態度——從而削減演出和利潤（甚至累及未來的津貼）。他也可能已經看到他在俄國的文學生涯在今後許多年裡會受到警惕的審查官的阻撓。他奉為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人們（儘管“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主題要在稍後一些時候才會充分錶現）以及善良的官吏（這個主題與第一個主題義同）因他們所謂的“粗劣和淺薄的鬧劇”而痛苦和反感，他可能也因此感到震驚和傷心。然而似乎最讓他煩惱的是他知道成千上萬的人們對他議論紛紛，而他卻無法知道他們在議論什麼，更不要提去左右這樣的議論了。傳到他耳朵裡的流言蜚語是不祥的，是駭人聽聞的，因為流言就是流言。他受到的讚揚似乎意味著針對他所尊敬的人的諷刺譏笑，因此這些諷刺譏笑也是針對他而發的。素昧平生的人對他表現的關切似乎充滿了陰險的詭計和無法估量的危險（一個絕妙的詞語，詭計——深藏的珍寶）。我將會有機會在另一本截然不同的書裡論及一個瘋人，他老是感覺到整個風景的各個部分以及無生命之物的運動都是一個暗指他自身的複雜密碼，因此整個宇宙在他看來似乎都在用手勢談論他。這種險惡和幾乎巨大的示意動作可以從果戈理對於自己的突然成名的病態觀點上猜出幾分。他想像一個敵視的俄國潛入他的周圍，竊竊私語，試圖採取對他的劇本既讚揚又指責的手段，將他消滅。一八三六年六月，他離開俄國前往西歐。
據傳說，在他動身前往國外的前夕，他從此以後沒有再見面的普希金來看他，整夜與他一起翻閱他的手稿，閱讀《死魂靈》的開頭章節，當時果戈理已經寫好了這部小說的第一稿。這一幅圖畫是可喜的——太可喜了也許反而讓人覺得不真實。出於種種理由（可能是出於不想承擔責任的病態心理），果戈理在後來的歲月裡非常迫切地希望人們相信，他在一八三七年即普希金去世以前寫的所有東西，都是在普希金的直接建議之下並受到他的影響而寫成的。鑑於果戈理的藝術與普希金的藝術相去極其遙遠，而且鑑於普希金有其他的問題需要解決，他不可能指導一個文學友人的創作，因此，果戈理本人如此樂意提供的情況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認真考慮。照亮午夜場景的一盞孤燈，就讓它熄滅吧，我們不必有任何內疚。更有可能的情況是，果戈理悄然出國，沒有跟他的任何一個朋友道別。我們從他的一封信中知道，他甚至沒有跟朱科夫斯基道別，而他跟朱科夫斯基的關係遠比他跟普希金的關係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