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早晨，八點鐘不到，俄國最奇怪的散文詩人，尼古拉·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他年近四十三歲——他那非凡的一代人中的其他俄國偉大作家一般壽命都非常短，鑑於這一情況，他這個年齡已經是相當高齡了。他暗中絕食抗議（他的疾病引起的抑鬱情緒想藉此抵制魔鬼）造成體力嚴重耗竭，最後大腦急性缺血（可能還伴隨著因虛乏造成的胃腸疾病）——而他接受的治療，即強有力的催瀉和放血，加速了已經遭受瘧疾和營養不良後遺症損傷的肌體的死亡。兩個殘忍而精力充沛的醫生固執地要把他當作一個普通的瘋子來醫治，而且，讓他們的雖然更加聰明、但是沒那麼積極的同事目瞪口呆的是，他們打算先徹底根治他們的病人的精神錯亂，然後再來解決他餘下的身體健康的問題。大約十五年前，腹腔內留有一顆子彈的普希金接受了適用於便秘兒童的醫學援助。二流的德國和法國全科醫生仍舊統治著醫學界，因為偉大的俄國醫生的傑出學派仍然處在成長階段。

既然莫里哀在轟轟烈烈的舞台上可以突然咳出鮮血來，那麼，說著他們蹩腳的拉丁文，腆著大肚子，圍著Malade Imaginaire急得團團轉的博學高明的醫生也就沒有什麼讓人覺得滑稽可笑的了。果戈理可憐虛弱的身體經受了荒誕的粗暴對待，儘管他要求的只是讓他一個人靜一靜，讀到這裡真令人毛骨悚然。奧凡爾（不是Auvers，就是Hovert）醫生對病人症狀作出非常錯誤的判斷，而腦子裡出現的是異常清晰的夏爾科治療法，他把病人泡在熱水里，頭上澆著冷水，折騰了一番之後又把病人抬到床上，然後捉來六條胖大的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可憐的軀體（摸胃能感受到脊柱）被抬到深深的木澡盆去的時候，他痛苦地呻吟過，叫喊過，無力地掙扎過；他光著身子躺在床上發抖，不停地乞求將水蛭捉走：水蛭在他鼻子上懸著，要鑽進嘴巴里（捉住它們，把它們拿走——他乞求道），他要伸手把它們抹下來，因此胖大的奧凡爾（不是Auvert，就是Hauvers）的健壯的助手把他雙手綁了起來。

儘管這樣的情景讓人覺得非常不舒服，而且還看到了令人氣憤的人朝人懇求的場面，但是還是有必要再詳細講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理天才的另一面，即奇特地在肉體上體現的那一面。肚皮是他故事的美女，鼻子是他故事的情郎。他的胃一直是他“最崇高的內臟器官”——而現在胃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魔鬼們則在他的鼻孔上懸掛著。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裡，他拒絕進食，讓自己完全處在飢餓狀態，結果他把他的胃曾經享有的巨大能力摧毀了；因為沒有一個人曾經像這個瘦小的人那樣呼嚕嚕地吃過這麼多的通心面，吃過這麼多的櫻桃餡餅（人們記得《欽差大臣》裡他賦予其他方面很瘦弱的多勃欽斯基和伯勃欽斯基“胖鼓鼓可愛的肚子”）。他的大而尖的鼻子很長，而且能夠活動自如，他年輕的時候甚至能（因為他可以說是一個業餘柔體雜技演員）讓鼻尖令人吃驚地碰到下唇；這個鼻子是他最敏銳、最根本的外部器官。它非常尖、非常長，它甚至“用不著手指頭的協助就可以直接伸進最小的鼻煙盒裡，當然假設盒子裡沒有發出驅趕入侵者的啪的chiquenaude”（摘自果戈理寫給一名年輕女子的信——因此才有這淘氣的口吻）。我們在他的虛構作品裡自始至終都會碰到這個鼻子主題，也很難找到另一個如此興致勃勃地描繪過氣味、噴嚏、鼾聲的作者。這個主人公或者那個主人公，彷彿是用手推車推著他的鼻子在故事裡亮相——或者是像斯特恩小說中斯羅肯伯吉斯的故事裡的陌生人那樣進場。還有無節制地吸鼻煙。 《死魂靈》裡的乞乞科夫出場伴隨著他用手帕擤鼻涕時發出的像喇叭一樣響亮的送氣聲。鼻子要流涕，鼻子要抽動，人們愛撫鼻子，人們也會狠揍鼻子；有一個醉漢企圖把別人的鼻子割掉；月亮上的居民（是一個瘋子發現的）就是鼻子。

這一鼻子意識的最終結果是他寫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真正是對這個器官的讚美。一個弗洛伊德學說的信奉者或許會說，在果戈理的顛倒的世界里人類是上下顛倒的（一八四一年果戈理頭腦冷靜地宣布巴黎的醫生會診後發現他的胃是倒置的），因此鼻子的功能是由別的器官擔當，別的功能由鼻子擔當。至於是“想像產生鼻子還是鼻子產生想像”則無關宏旨。我認為更加合乎情理的態度是要忘掉果戈理誇張地關注鼻子是因為他自己的鼻子特別地長，並且把果戈理的嗅覺意識——甚至還有他自己的鼻子——看作是一種文學手法，籠統地說是與雜耍表演相關的一般幽默，具體地說則是與俄國式鼻子幽默相關的。我們因鼻子而喜，因鼻子而悲。羅斯丹的《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一個著名場景裡展現的鼻子典故，與圍繞鼻子的成百俄國諺語俗話相比，可謂是小巫見大巫。我們情緒低落的時候垂下鼻子，我們洋洋得意的時候翹起鼻子；記性不好就最好在鼻子上刻上一道口子，而戰勝你的人會把你這道口子抹去。說到多少有一些危險的即將發生的事件的時候，鼻子被用作時間度量單位。我們常說牽著人鼻子走，或者說丟下人家的鼻子不管，這樣的說法比別的國家用得多。說昏昏欲睡的人我們不說打盹而是說鼻子“垂釣”。大鼻子可以在伏爾加河上架起一座橋，或者說大鼻子長了一百年。鼻子裡癢是個好兆頭，鼻尖上的小丘疹說明有酒可以暢飲。任何一個作家暗示說，例如，一隻蒼蠅停在一個人的鼻子尖上，過去在俄國常可以因此而贏得幽默家的美名。果戈理少年時期的作品裡，他毫無意識地採用了這一不費力的方法，但是在他成熟的作品裡，他在這一方法之上加進了他的怪才手法。值得重視的問題是，這個意義上的鼻子從一開始在他的心裡就是一件滑稽的東西（要說滑稽，所有俄國人都覺得滑稽），一件凸出的東西，一件不大好算其主人的東西，而同時（這一發現我還是歸還給弗洛伊德信奉者們吧）又是一件奇特古怪的男性化的東西。果戈理在描述一個漂亮少女的時候，像他這樣仔細描繪她的光滑臉蛋的特點，幾乎可以說是很痛苦的。

然而事實依然如故，果戈理的長而敏感的鼻子發現了文學上的新氣味（從而引發新的“frisson”）。有一句俄國諺語說得好，“鼻子長看得深”；果戈理就是用他的鼻孔來觀察的。這個器官在他少年時代的作品裡只不過是從名為“民間傳說”的廉價成衣店裡借來的雜耍角色，而在他的天才達到頂峰的時候，倒成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在他竭力要做一個說教者從而摧毀了他自己的天才的時候，他也丟失了他的鼻子，就像科瓦廖夫丟了鼻子一樣（在果戈理的中）。 垂死的人徒勞地要擺脫叮在他的鼻孔上吸血的一團黑乎乎的可惡水蛭，這就是為什麼這可悲的一幕（如一位親眼目睹的人所寫的）會有可怕的象徵性的意義。假如我們也記得他從小就尤其厭惡黏糊糊、在地上爬行、鬼鬼祟祟的東西，厭惡感堵在心裡讓他很不舒服，而且這種厭惡還有一種宗教的依據，那麼我們就可以想見他內心的感受。關於魔鬼的地域性種族特徵，現在還沒有作出科學的說明；不過俄國亞種的主要特徵這裡可以作一扼要說明。在它尚在蠕動、未發育完全的階段，果戈理遇到的主要是這一類，這種“chort”對於善良的俄國人來說是小蝦一樣的外來者，一種抽動的藍血小魔鬼，長有德國、波蘭、法國的腿，一種鬼鬼祟祟的卑鄙無賴（“podlenky”），給人以無法形容的噁心感覺（“gadenky”）。擠壓一下會讓人既噁心又興奮；但是這種蠕動的黑乎乎的東西太噁心，任憑怎樣強迫，人們也絕不會伸手去擠壓它一下的；隨便拿什麼工具去擠壓，突然間的毛骨悚然的感覺也會順著手中的工具傳上來，彷彿工具就是人身體的延伸。不管是一隻瘦骨嶙峋的黑貓弓起的脊背，還是一條不傷人的爬蟲喉嚨不停地鼓動，或者一隻討厭的鬼東西（真是一隻鬼東西因為它骨瘦如柴）細長的腿和賊溜溜的眼睛，它們類似“chort”的特徵，都會異樣地刺激果戈理。可是他的魔鬼是俄國醉漢所見的那一種，因此他強加在自己和別人身上的宗教經驗的意義就有可能大大減少。古怪而不傷人，身上又長有鱗片、爪子，或者甚至是偶蹄的小的神有許多——但是果戈理從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小的時候曾掐死過一隻飢餓、膽怯的貓，並把它埋葬，這並非因為他生性殘忍，而是因為這只可憐動物賊溜溜的身體使他感到噁心。有一天晚上他告訴普希金，他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一隻雄貓在一間著火的房子火燙的屋頂上邊跳邊朝前跑——而實際上，就在惡魔慣常折磨人的靈魂的自然環境裡，看到惡魔痛苦地奔跳，對懼怕地獄的果戈理來說似乎是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在阿克薩科夫家的花園裡摘玫瑰的時候，偶然間一條冷冰冰的黑色毛蟲碰到了他的手背，他嚇得尖聲大叫逃回屋子裡。在瑞士外出郊遊時，他有了大顯本領的好機會，在灑滿陽光的山間小道上，一看見蜥蜴就結果了它們的性命。一八四五年在羅馬采用達蓋爾銀版法拍攝的照片上，可以見到他用來抽打蜥蜴的手杖。那是一根很精緻的手杖。

相片照出了他大半身，那根象牙頭細手杖夾在寫字的那隻手的纖細指頭之間（彷彿手指頭夾了一支筆）。長而梳得服帖的頭髮在左側分出頭路。薄薄的一抹修剪整齊的髭鬚凌駕在兩片討厭的嘴唇之上。鼻子大而尖，與臉上鮮明的五官特徵非常融洽。眉毛下的陰影讓人聯想起舊電影裡的傳奇人物眼睛四周常見的眼影，在眉毛的遮掩下他的凝視便有了沮喪和焦慮不安的神色。他穿一件大翻領的外套，裡面是一件花式的背心。假若過去的印花能夠重放光彩，我們就可以看見那件背心的深綠底色，8點綴了橘紅和紫紅色，其間還有悅目的細小眼狀斑紋——總體來看頗像奇異的爬行動物的表皮。 他的童年嗎？沒什麼有趣的。他得過常見的疾病：流行性腮腺炎、猩紅熱，還有pueritus scribendi。他是一個瘦弱的孩子，一個哆嗦的老鼠似的孩子，骯髒的雙手，油乎乎的頭髮，耳朵流著膿，大口吃著黏乎乎的蜜餞。他的同學絕不會去碰他讀的書。在烏克蘭的涅仁讀完中學以後，他離開家鄉到聖彼得堡找工作。他到達京城因重感冒而意興闌珊，而且因為不能撫摸凍傷的鼻子，他更覺得掃興。到了京城他立即就花了三百五十盧布去買新衣服——至少他在給母親的孝順的信中有一封寫的是這個數目。然而，果戈理在後來的歲月裡非常善於編造關於自己過去的故事，其中一則說，他一到京城就去拜訪普希金，因為他對普希金早就非常崇拜，不過，與這位偉大的詩人當然並沒有過一面之交。大詩人還在床上沒有起身，不能見。 “哎呀，”果戈理帶著敬畏和同情說道，“他一定是忙了一個通宵吧？”“確實是忙，”普希金的男僕哼著鼻子說道，“不過，是打牌。”

接著便是漫無邊際地尋找工作，茫然地間或寫信問母親要錢。他來聖彼得堡的時候帶來幾首詩，其中一首是冗長晦澀的長詩，叫作“Hanz（原文如此！）Kuechelgarten”，另有一首是寫意大利的。 詩絕對是一個作家未成熟時期的作品；不過詩中有時也確實可以見到幾行惹人注意的詩句，例如“一名來自冰封大地、激情似火的旅行者”，或者“在太陽底下海浪在睡夢中低語”。 《漢斯·古謝爾加頓》這首詩寫的是多少有點像拜倫的德國學生，詩中有奇怪的比喻，顯然是以德國月光下的墓地為背景的故事讀得太多的緣故，例如： 人們總覺得年輕的果戈理的烏克蘭情結遠勝過德國浪漫主義，在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一聲刺耳的叫喊是非常令人吃驚的。這首詩別的沒有多少可說的，除了可愛的死屍之外，是徹底、糟糕的失敗。詩寫於一八二七年，發表於一八二九年。果戈理的許多同時代人都指責他守口如瓶、神秘莫測，但是他這一回躲在笨拙的筆名（弗·阿洛夫）後面焦急地張望，是可以原諒的——他要看看接著會發生什麼事。接著發生的是一片沉寂，然後《莫斯科電訊報》上登出一篇短而辛辣的批評。果戈理和他的忠實僕人急忙趕到書店，買下全部《漢斯》的單行本，拿回來燒了。果戈理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這個生涯在大約二十年後實施火刑的時候結束，而且在這前後兩次焚燒中，他都得到一個忠實但是非常迷惑不解的農奴的幫助。

聖彼得堡的什麼東西強烈地吸引了他？數不清的商店招牌。還有什麼？路人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走在路上“喃喃自語，打著手勢”。喜歡追究這種事情的人會有趣地發現，在他後期的作品裡商店招牌的主線用得非常多，喃喃自語的路人疊加在一起，變成了《外套》裡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維奇。這樣的聯繫有點過於牽強，因此可能是錯誤的。印象造就不了優秀的作家；優秀的作家年輕的時候自己虛構這些印象，然後加以利用，彷彿這些印象本來就是真實的。二十年代後期的聖彼得堡的商店招牌是果戈理自己在信中描繪出來的，並且數目增多了，目的是為了要給母親——也許也是要給自己的想像——傳達“京城”的象徵意義，與她所熟悉的“外省小城”作一對比（外省小城的商店招牌當然也一樣引人注目——藍色的靴子，交叉的布料筒，金黃色的麵包，以及你在《死魂靈》開首可以見到的其他更加精緻的標誌）。在他那裡象徵主義表現出生理學面貌，在這例中即視覺的特點。路人的喃喃自語也是像徵性的，不過這一回是具有聽覺效果的，意在表現龐大人群中一個可憐人十分孤獨的情緒。果戈理，也只有果戈理，才會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但是這獨白碰到了他心頭的影子，引起了共鳴，並且擴大了。彷彿是受到果戈理性格的影響，聖彼得堡獲得了古怪這一美名，這個名望一直保持了將近一個世紀，待到它不再做帝國的京城才丟失了這個美名。俄國的這個主要城市是由一個天才的專制君主在一片沼澤地裡建成的，是在這片沼澤地裡腐爛的奴隸屍骨上建成的；這就是那古怪的根源——而且是最初的缺陷的根源。涅瓦河氾濫全城已經成了一種隱約的神話報復（如普希金所描述的），沼澤神要奪回本來就屬於他們的沼澤地；他們與青銅沙皇的爭鬥，是一個把俄國文學中最早的“小官吏”之一，即普希金《青銅騎士》的主人公，逼瘋的幻覺。普希金感覺到聖彼得堡有一些不對頭；他注意到了城的天空有奇怪的淡綠色調，還注意到了青銅騎士的神秘力量，戰馬前蹄騰空，襯託他的是寬闊街道和巨大廣場構成的大片流動的背景。然而，城的真正古怪之處在像果戈理這樣一個人走在涅瓦大街上的時候才有了考證和表現。用涅瓦大街來命名的小說栩栩如生、令人難忘地突出了這個城的古怪，在這種情況下，勃洛克的詩歌和別雷的小說《彼得堡》——都是屬於本世紀開初的作品——似乎只是在開拓果戈理的這個城，而不是創作關於這個城的神秘的新形象。聖彼得堡不太真實——然而話說回來果戈理，盜尸者果戈理，口技藝人果戈理，也同樣不太真實。在他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他就常常固執地硬要在馬路反向行走，常常左腳上穿著右腳的鞋，在半夜裡發出院子清晨才有的聲響，按照愛麗絲鏡中世界的一種條理性擺放他房間的家具。毫不奇怪，俄國最古怪的俄國人在馬路上走的時候，聖彼得堡顯露出了它的古怪。因為聖彼得堡就是這個樣子：是模糊的鏡子裡的影像，是一堆莫名其妙的雜亂物件，沒有真正利用起來，東西朝前跑得快一點就會倒退，沒有通常的黑夜，只有灰濛蒙的夜，黑暗的白天——潦倒的小職員的“暗無天日”。私人住宅門會打開，門裡會跑出一頭豬來——就是這個樣子。一個人鑽進一輛馬車，但是他並非真的是一個肥胖、狡猾、大屁股的男人——而是你的鼻子——這是夢中特有的“感覺轉移”。屋子裡一個亮著燈的窗子原來是坍塌的牆上的一個窟窿。你的第一個和唯一的情人是一個娼婦，她的貞潔是一個編造的謊言，而這個謊言就是你的生活。 “人行道在他腳下飛快移動，飛奔的馬與拉著的馬車似乎一動也沒動，橋樑橫跨江面但是橋拱中間斷裂，一座房子上下顛倒，一個崗亭朝他倒下來，看守的長槍，連同一家商店招牌上的金字和上面畫的一把剪刀似乎就在他的眼睫毛上閃爍發亮。”看見了嗎，那就是商店的招牌（《涅瓦大街》）。

作為一個二十歲的藝術家，果戈理確實是找對了發揚他的怪才的地方；作為一個工作沒有著落的年輕人，在聖彼得堡的霧氣里瑟瑟發抖，他一點都不可能感覺到幸福。這裡與他的烏克蘭（富饒豐腴之鄉，在萬里無雲的湛藍天空映襯下，放眼望去一片果實累累）相比，是令人沮喪地寒冷和陰暗。然而，關於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初突然作出的決定，為他寫傳記的作家從來沒有給出過令人滿意的解釋，今後也不會有人能做到。他拿了母親寄給他派完全不同用途的一些錢，突然去了國外。我能做到的是指出在經歷了文學生涯中的每一個打擊之後（他冗長乏味的長詩的徹底失敗讓他感到非常痛苦，而幾年以後針對他的不朽名劇的責難也使他非常痛心），不管當時是待在哪一個城市，他都會匆匆離開。這一焦躁逃離舉動僅僅是隱約迫害躁狂的第一階段，這是有精神病科嗜好的學者從他強烈的旅行癖好中解讀出來的。我們所掌握的僅有的關於他這第一次出行的真實資料說明，果戈理正處於創作的最佳狀態，即運用他的想像以期達到復雜與不必要的矇騙目的。他在給母親的信件中對她講明了他的出行以及行程，這一點就是很好的註腳。

寫到這裡，我不妨說上幾句他的這位母親的情況，儘管坦白說我很討厭讀那種傳記，字裡行間從兒子的文字裡隱約讀出母親的形象，然後反過來又叫她們以種種方式來“影響”她們傑出的兒子。據說，由於古怪、可笑、迷信而又非常猜疑，但是依舊很可愛的瑪麗婭·果戈理之故，尼古拉才產生了困擾他一輩子的對於地獄的恐懼心理；然而，假如我們只說她和她的兒子性格脾氣非常相似，可能我們會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並且補充一點，也許，還有這位怪誕的外省老太太不怕她的朋友們驚訝，也不怕她們厭煩，老是說火車頭、輪船等等都是她兒子尼古拉發明的（而且還把她的兒子惹得再也憋不住怒氣，因為她一拿到一本無聊小說就含糊其辭地告訴別人這本書是她兒子寫的），她似乎很奇怪地讓果戈理的讀者覺得，她是果戈理想像的產物。他非常敏銳地意識到她的文學鑑賞力的可悲，對她愛誇大他的創造力又非常反感，因此他成了作家以後，在寫給她的信中就從來不提他的文學計劃或者他的創作，儘管在過去曾要求她就烏克蘭風俗與姓氏給他寫過一點說明。在名氣越來越大的歲月裡他就很少去看她。對於她的智力、她的輕信、她作為一個地主所表現出的無能，他在信件中很痛苦地流露了他的漠然蔑視態度；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一個自我陶醉、近乎宗教的傳統的影響，他從來不忘強調他的孝道，不忘強調他的絕對孝順——至少在他年紀還輕的時候——所有這一切讀起來是非常深情的，而且辭藻浮華。果戈理的信札總的來說讀起來沉悶乏味，但下面這封寫給母親的信是一個例外。

（由於對他的突然出走他非得給母親一個交待，他選擇了一個她的愛空想的性格聽得進的理由。我的譯文努力保留這封信不雅的浮華。） 的寶貴資料，並請您不要把給我寄的有關這方面的信件中斷。在我獨處的安寧中，我正在積累資料，等到所有詳細材料都寫成之後我才會將它們發表，因為我不喜歡倉促從事，不喜歡辦事草率。我還想請求您一件事，親愛的母親，您在寫人名和各種烏克蘭稱謂的時候，請盡可能把字寫得清楚一點。倘若我的作品印刷出版，將是一部用外語寫的作品，因此，這一基本的嚴謹態度尤其重要，因為否則一個重要的民族詞語就有可能被嚴重曲解。請您原諒我到現在還在提這樣的要求，但是我這樣無禮地提出要求是因為我知道注意這些問題會給您帶來多麼大的樂趣。在我這方面，我將為您介紹善良的德國人的風俗和消遣，富有新奇感的環境，第一次看到的事物的奇怪和誘人之處，以及可能會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所有事情。我還要對薩瓦神甫表示感激。請告訴他我請求他把要寫的話夾在您的信件裡。 我把這封信全部照譯，因為照我看來它似乎就像一團毛線，它的種種線頭都被編織進了果戈理的各種說法裡。首先，無論他的兩性關係是怎樣的情況（從他盛年以後提供的情況來看他對女人是非常冷淡的），事情非常明顯，信中提到的“高貴的人”，一個基督教神所奇怪地創造的異教女神，是一個絢爛的無恥謊言。他最知心的朋友們都證實，任何與浪漫色彩的災禍有一丁點相似的事都不曾在果戈理身上發生過，朋友們斬釘截鐵的話暫且撇開不提，信件那一部分的風格與就事論事的其餘部分就截然不同（其中一段在括號內插入了透露真相的話，明明白白揭示了這封信的多種性質），因此人們可以想像信作者採用了試圖模仿那個時代誇張的虛構手法寫的一個中篇小說中的一個片段，以期實現他的個人目的。要成為一個抽象的城市裡搖筆桿子的小官吏，而不是在上帝賜予俄國鄉紳的“現實的”土地上耕耘，信中關於這一企圖的徒勞或者甚至是過失的那一部分內容，預告了果戈理後來在《與友人書簡選》裡闡述的思想；信中講到他本人很急於要處理掉他的土地，不管以何種方式來處理，這也說明了他思想的矛盾。向上帝的祈求，更確切地說他採用奇怪的方式（他母親也有這樣的習性）即用上帝之手取代他自己的衝動或者取代只有他（和她）才能識別其中的聖潔色彩的偶然事件，也都是非常說明問題的；它表明果戈理的宗教信仰是多麼富有想像力，富有人的想像力（因此在理論上是很有局限的），同時，在他那支過於流暢的筆又在不停地寫著的時候，對於他所恐懼的魔鬼在悄悄接近，他又投入了多麼少的注意力；因為我們注意到，在按照上帝的旨意討論了俄國官場的邪惡現實之後，他又採用同一個上帝來支持他自己製造的幻想。他意識到說他對辦公室工作非常反感似乎對他母親來說是一個很勉強的理由，因為他的母親像她那個時代任何一個外省女人一樣，認為“八等文官”不如“六等文官”（按照中國官場等級制來劃分她那個時代的俄國）那樣被人看得起，因此他編造了更有浪漫魅力的說法。他還暗示（我們接著將發現，這是他母親也忽略了的暗示）他熱愛的對像是一個出身高貴的女人——也許是“四等文官”之女。信件中並不與虛構直接相關的那部分內容又是與果戈理性格非常相符的。他心安理得地告訴母親，他拿走了不屬於他的錢，或者不管怎麼說是拿走了不是讓他個人使用的錢，並且提出拿財產作交換，而他知道這個財產她絕不會挪用，在說了這些話之後，他鄭重保證他將來絕對不會再問她要一個戈比，然後他十分隨意地又要了一百盧布。這“大型商業城市”裡，除了莊嚴崇高之外，還有平庸可笑的成分，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真可謂是天懸地隔，這一現像他非常富有藝術性地在後來的作品中加以利用。也許這封信中最有意思的是果戈理在他文學生涯的每一個關鍵階段死死抱住不放的觀念，那就是他需要一個外國——任何一個外國——的環境，以期在“安安靜靜的隱居中”完成也許能給他在現實生活中竭力迴避的那些“同仁”帶來好處的事情。 一八二九年七月十三日，他穿著他最好的銅鈕扣藍色外套，到了盧卑克，並且立即又給他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給了他母親一個全新的、同樣是編造的理由，說明為什麼要離開聖彼得堡。 “我覺得我忘了告訴您我要到這裡來的主要原因。在聖彼得堡度過的春夏兩季的大部分日子裡我一直生病；儘管我最終病已痊癒，但是我的整張臉和雙手長滿了皮疹。照醫生的說法這是淋巴結結核引起的；我的血液感染嚴重；所以他們叫我到特拉沃明德服用清洗血液的煎藥和做水療，那是一個離盧卑克十幾英里遠的小鎮。” 很顯然他已經完全忘記他的浪漫謊話，然而很不幸他的母親沒有忘記。根據現有的事實綜合起來看——難以捉摸的激情和難以捉摸的皮疹——這位善良的太太立即斷定，她的兒子是跟一個交際花在鬼混，得了性病。看到母親對他的兩封信作如此回應，他頓時驚呆了。他一生中有許多回要經歷意想不到的震驚，那都是在他為了要針對自己的某一個計劃或意願給收信人傳遞錯誤印象，花費了很多耐心、想像和生動流暢的文字之後。不知怎麼的，他製造的印像出了差錯，他非但沒有收到對方的謝意或者與他採用的思路一樣、與他使用的感情基調相同的一點建設性的批評，得到的回音反而是一聲刺耳的怒斥。他哀婉動人的語句越多，他的語氣越是莊重，他的感情越是深厚——或者不管怎麼說，是他常會非常虔誠、非常煩擾地表達的感情——遭受的冷遇也就越強烈、越出乎意料。他常會扯起鼓鼓的風帆出航，而突然會將船撞在被他看作是可怕的誤會的礁石上。看到他的母親對於他費盡心思編造的幻覺的態度（它的缺點是兩個不同部分構成的事先沒有預見到的結合，因為更有可能為魔鬼提供武器的莫過於雙重的貌似有理），他回了信，他的回信預示了他今後歲月裡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事件時的態度，後來他的朋友們對他關於鄉紳職責的看法的反應，或者對他願用他的稿費收入不留姓名資助貧困學生，而沒有償還他欠下同樣貧困的朋友的許多債務的反應，他聽說之後都感到非常驚訝。他因母親曲解了他兩封信的意思而痛苦地辯解以後，又為離開彼得堡作了一個最後的解釋，而他的傳記作者們在這一解釋裡看到了一個線索，即《漢斯·古謝爾加頓》徹底失敗之後他可能形成的心理狀態。 “我承認情況是這樣的：年輕人的自豪的意向，不過就是這樣的意向，然而這些又都來自純潔的源泉的意向——要有益於人類的熱情願望——這些並沒有被理性所調和的意向，太深刻地影響著我。” 關於他在國外（盧卑克、特拉沃明德、漢堡）度過的兩個月，人們很難清晰地想像。有一位傳記作者甚至斷言那年夏天果戈理根本就沒有出國，而是待在彼得堡（就像幾年以後的情形一樣，他非常小心地騙了他母親，讓她以為他還在的里雅斯特，而實際上他已經回到了莫斯科）。他信中描繪盧卑克景色的手法非常奇怪，像是在夢中所見的那樣。很奇怪，他講述的大教堂的鐘（“十二點鐘一到，鐘上面一個大理石的人形把鐘敲響十二下；鐘上面的門打開，發出很大的聲響；十二使徒的隊伍隆重走出來，每個使徒的大小與真人一樣；他們經過我主耶穌像面前時一邊唱著一邊磕頭……”）構成了他母親六年後看見的一個噩夢的基本格調：她想像中降臨尼古拉頭上的災禍與教堂大鐘的人形混合在一起，這個夢，也許在某種程度上預示她兒子在對宗教癡狂的年月裡經受的痛苦，其實沒那麼愚蠢可笑。我很樂於追尋那些遙遠的生命道路上投下的奇怪影子的輪廓；我也非常想查出那個沒有留下姓名的美國人（照果戈理的說法是“美利堅國的公民”）的真名和他從事的工作，因為他與一對瑞士夫婦、一個英國人、一個印度人（就為了要說給果戈理的母親聽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印度大人物）一起，在盧卑克的那家小酒店坐下來用餐，而店堂裡一個長鼻子的年輕莫斯科人已經在那裡抑鬱沉悶地吃著。我們有時候會夢見一點都不重要的人們，一個偶然結伴的旅行者，或者許多年前遇到、後來再也沒有碰面的這一類印象淡薄的人。我們因此也可以這樣想像，一八七五年波士頓有一個退休的實業家，漫不經心地告訴他的太太，一天夜裡他做了一個夢，夢中與一個他自己年輕時候曾經在德國遇見的年輕俄國人或者波蘭人一起，在古董店裡買一隻鐘和一個斗篷。 果戈理很突然地離開彼得堡，又很突然地回到彼得堡。他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始終有點像蝙蝠或者像影子一樣來來去去。正是果戈理的影子在過著他的真實生活——他書中的生活，而在他的書中他就是一個天才的演員。真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演員他也會是一個優秀的演員嗎？由於他討厭做一名小職員，他顯然曾嘗試過要當演員，但是他逃避了考試或者考試沒有通過。這是他最後一回試圖逃避公務員工作，因為到了一八二九年底他本人已經走上“俄國小官吏”的道路，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政府部門的分支機構之間轉來轉去。一八三〇年初他發表了第一個短篇小說，並且後來與其他幾篇合在一起，就成了他烏克蘭故事（《狄康卡近鄉夜話》）第一卷。大約也在那個時期一部《歷史小說》（謝天謝地這部小說從來沒有寫完）的第一章發表在《北方之花》上，這是德爾維格編的文學雜誌，他是一個喜愛古典六韻步詩行之寒氣的古希臘詩選型詩人。這一章歷史小說發表時署名“0000”。用上這四個零據說是因為“Nikolai Gogol-Yanovsky”裡有四個“o”的緣故。選擇空白而且是重複的四個來隱瞞自己的身份對果戈理來說是意味深長的。 在寫給他母親的許多書信裡有一封描述了他平常一天的情況。 “上午九點鐘我到辦公室上班，一直待到下午三點。三點半鐘用餐。大約五點鐘我到美術學院上課，我在那裡學繪畫——我絕對不能放棄的業餘愛好”（接著他說與那些多少有些名氣的畫家一起相處他覺得既有樂趣也有益處）。 “我不得不欽佩他們的精神狀態和舉止風度。多麼了不起的人！一旦認識了他們你就永遠會堅持與他們在一起。多麼謙遜，多麼富有才能！課堂教學——一星期三次——一直進行到七點，然後我回家，晚上與我的許多朋友在一起。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在這裡有二十五個［烏克蘭］同學……晚上九點鐘我照例要外出散步。一直散步到十一點鐘回家，假如我沒有用過茶點我就自己做一點……有時候我閒逛到十二點鐘或者到凌晨一點鐘才回家，然而在這個時候你依然可以看到成群的行人［不管是在涅瓦大街還是城里人擁有dacha（避暑別墅）的地方］。您知道，這裡沒有黑夜：天空明亮、清淨，只是沒有太陽而已。” 德爾維格把年輕的果戈理推薦給了詩人朱科夫斯基，朱科夫斯基又把他推薦給了文學批評家和大學教授蒲列特尼約夫。主要是由於普希金把《葉甫蓋尼·奧涅金》獻給蒲列特尼約夫，人們才記得這個名字。蒲列特尼約夫，尤其是朱科夫斯基，後來成了果戈理的親密朋友。在溫和、盡職、音色悅耳的朱科夫斯基身上他發現了有點像他自己的氣質——當然是去除了果戈理注入他的空頭理論的激烈、幾乎是原始的激情之後。朱科夫斯基是一個出色的翻譯家，他翻譯的賽德里茨和席勒的詩歌，譯文比原文還要精彩，而且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詩人之一，他生活在一個他自己的黃金時代裡，在他這裡上帝是非常和藹、甚至是非常高雅的主宰，而他盡心盡職焚燒的香，他甜美悅耳的詩歌，以及他絕不會凝結的人情乳汁，與果戈理關於一個純潔的俄國靈魂的思想是非常吻合的；毫無疑問，在朱科夫斯基提出最愛說的關於改進這個世界的某些時候，他一點都沒有過任何疑慮，相反，他倒感覺到他們之間有令人高興的神聖紐帶。朱科夫斯基的主張可以舉一個例子，如把極刑改成宗教的神秘事件，在一個封閉的教堂一樣的地方執行絞刑，行刑時伴隨著讚美詩的莊嚴歌聲，而這一切進程，跪在地上的人群是看不見的，他們只能聽見非常美麗、莊嚴、激勵人心的聲音——關於採用這種異乎尋常的宗教儀式，朱科夫斯基的一個理由是封閉的場所、遮掩的簾幕、牧師和合唱隊的洪亮聲音（把任何不相宜的聲音淹沒）將會“避免被判了罪的人讓圍觀的人群看到面臨死亡時的一場昂首闊步和勇氣十足的罪惡表演”。 通過蒲列特尼約夫的提攜，果戈理才有機會用單調乏味的教育工作取代單調乏味的公務員工作，於是果戈理極為不幸的教學生涯（以女子學院歷史講師的身份）就此悄無聲息地開始。又是同一個蒲列特尼約夫的關係，一八三一年的五月，就在大概是後者招待的宴會上，果戈理遇見了普希金。 普希金當時才剛結婚，把年輕的太太從莫斯科帶到了京城——而沒有把她鎖在遙遠的鄉間別墅最黑暗的小房間裡，他本來是應該這麼做的，倘若他早知道那些宮廷舞會以及與侍臣們密切交往（在一個態度和藹、玩弄女性的沙皇的監督下，那是一個渾噩無知、語言污穢的人，他整個王權也不值得浪費普希金詩歌的一個音步）會造成什麼後果。那正是他的天才充分錶現的時期，但是俄國詩歌的複興時期已經過去，一夥江湖騙子闖進了文學的庭院，另一方面平淡無奇的思想、德國的“唯心主義”和最終造成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之愚蠢言行的平民意識文學批評出現的最初徵兆，都一致把他的時代的最偉大詩人（也許是所有時代除莎士比亞以外的最偉大詩人）看作是過去一代的一件佈滿塵土的文物，或者看作是文學“貴族”的一個代表——不管那是什麼。認真的讀者當時正在渴望“事實”、“真正的浪漫文學”、“人性的關注”，就像他們現在還在渴望一樣，可憐的人們。 “我已經把《狄康卡近鄉夜話》讀完，”普希金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寫道，“一部令人震驚的書！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樂趣，毫不加掩飾的真正趣事，也沒有一點的傷感和拘謹。除此之外——多麼富有詩意，某些段落蘊含著多麼細膩的感情！所有這些在我們的文學裡是很不尋常的，所以書讀完以後我還沒有從中擺脫出來。我聽說［是果戈理自己對普希金說的，而且很可能是編造出來的］，作者走進正在排印的印刷廠的時候，印刷工人就開始哧哧地笑，歡笑聲不斷；工頭對作者解釋了歡樂的原因，他們排字的時候確實笑得直不起腰。莫里哀和菲爾丁要是能叫排字工人大笑，真會非常高興。我祝賀讀者有一本真正能帶來歡樂的書。” 我們現在聽起來普希金的讚揚似乎有些誇大了。但是我們必須記住，在當時出版發行的俄國小說中，幾乎沒有有一點真正價值的東西（除了普希金自己的散文之外）。出身高貴的讀者由於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糧，而如飢似渴地閱讀模仿十八世紀英國和法國小說而寫的沒有任何價值的作品，與這種小說相比，果戈理的無可否認看上去令人耳目一新。從那以後它們的魅力和趣味就奇怪地消逝了。說起來也很奇怪，果戈理幽默家的聲望，就是建立在（包括第一捲和第二卷）的基礎之上的。假如一個人對我說果戈理是一個“幽默家”，我立即就知道這個人不很懂文學。假如普希金能活到讀上《外套》和《死魂靈》，他無疑會明白果戈理不僅是傳遞“真正的樂趣”而已。實際上還有一個傳說，似乎也是果戈理編造的，在普希金去世前不久，果戈理曾把《死魂靈》第一章的第一稿讀給他聽，普希金驚嘆道：“上帝，俄國多慘哪！” 許多草率表示的讚賞是由於書中洋溢的couleur locale，但是地方色彩不是一種能夠持久的色彩。因為書是用方言寫的，或者情節安排在偏遠地方奇異的氛圍中，所以就喜歡讀，我從來就不可能與這些人有一致的意見。一個小丑，穿著裝飾了閃爍發亮的金片的衣服，出現在眼前，在我看來絕對還不如穿著殯儀員的條紋褲、戴著假領的人來得有趣。按照我的趣味來鑑別，要說無聊、要說令人厭惡，莫過於講述關於伐木工啊，約克郡人哪，法國鄉民啊，烏克蘭好心同伴哪，這些人的有浪漫色彩的民間故事或嬉鬧故事。就是因了這個緣故，對於兩捲和後來於一八三五年出版的兩卷題為“米爾戈羅德”的小說集（包括《地鬼》、《塔拉斯·布爾巴》、《舊式地主》等），我的態度是非常冷漠的。然而，俄國學校裡的老師硬填進學生嘴裡的就是這一類東西，就是假幽默家果戈理年輕時候的作品集。真正的果戈理朦朦朧朧地出現在拼接而成的《小品集》（包括《涅瓦大街》、和）裡；然後隨著《欽差大臣》、《外套》和《死魂靈》的發表，真正的果戈理才迸發出生命活力。 果戈理在他的《狄康卡》和《塔拉斯·布爾巴》階段（到了壯年時期他已經拋開或者摒棄了這些年輕時代矯揉造作的作品，他這樣做是多麼正確），已經走在非常可怕的懸崖邊緣。他差一點成了一個烏克蘭民間故事和“多姿多彩的傳奇故事”作家。我們必須感謝命運（以及作者對於名揚四海的渴望），他沒有採用烏克蘭方言作為表現手段，因為倘若他真那樣做了，他就已經消失了。假如我想做一場十足的噩夢，我就想像果戈理用小俄羅斯方言一卷接一卷大寫特寫《狄康卡》和《米爾戈羅德》那一類東西，什麼出沒第聶伯河岸的妖魔鬼怪呀、滑稽的猶太人哪，什麼敢作敢為的哥薩克人哪，盡是那樣的東西。 在過了也許是二十五年以後我硬著頭皮重讀——我依舊是無動於衷，就像做學生的時候一樣，我的老師不明白，為什麼《可怕的報復》不會叫我渾身起雞皮疙瘩，為什麼《斯邦卡和他的姑媽》不會叫我笑得前仰後合。但是我現在明白了，通過那種歌劇似的離奇故事和沒有新意的鬧劇，一些預示真正的果戈理的東西，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讀者、六十年代的批評家、我年輕時代的學校老師所不知道和難以理解的東西，書中各處可以隱約地、但是準確無誤地預見到。 比如說伊凡·斯邦卡的夢——斯邦卡是一個膽小無能的烏克蘭鄉紳，他令人畏懼、專橫獨斷的姑媽要逼他娶鄰居身材高大金發女兒為妻。 “他夢見自己已經結婚；他這間小屋裡的每一件東西都非常不正常，非常古怪可怕：他的單人床不見了，房間裡鋪了一張雙人床；坐在椅子上的是他的妻子。他感到非常奇怪，心裡不懂怎樣走近［坐在椅子上的］她，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然後他突然之間注意到她長了一張鵝臉。就在他別過臉去的時候，他看到了又一個妻子［床的'雙人'含義通過夢中的特別邏輯現在開始引申開來］，她長的也是一張鵝臉。他朝另一面望去，噢，還有第三個妻子站在那裡；他回過頭來看，又看見第四個妻子。這一下他心裡隱約一陣驚恐：他衝出門去，來到園子裡；但是外面很熱，於是他摘下帽子——然後見帽子上坐著他的一個妻子［那是夢中雜耍演員變的戲法］。他臉上流汗了，於是伸手去摸手帕——口袋裡還有一個妻子；他從耳朵裡取出棉花團——上面又坐著一個妻子。然後他夢見他自己開始單腿跳，他的姑媽在一旁看著，並且一本正經地說：'對，你必須單腿跳，因為你現在是一個已經結婚的人了。''可是，姑媽，'他說道。太遲了：他的姑媽已經變成了一座鐘樓。然後他覺得有人在用繩子把他拖上鐘樓［弗洛伊德主義者這時候要豎起耳朵來了］，'是誰在把我往上面拖？'——他帶著悲哀的呻吟聲問道。'是我，你的妻子，是我在拖你，因為你是一口教堂大鐘。''不是，我不是教堂的大鐘，我是伊凡·斯邦卡，'他大聲道。'沒錯，你是教堂的大鐘，'一個路人說道，他是某某步兵團的P上校。然後他夢見一個妻子根本就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種毛料織品，而他是在朝馬吉列夫一家商店裡面走。'你喜歡什麼料子的布？'商人問道，接著又說，'你最好買一些妻子，這是最時髦的料子，而且很耐穿——現在男人們都流行穿這樣的料子做的外套，'——然後商人就開始量起來，並且剪下一塊妻子。伊凡·斯邦卡把剪下來的妻子夾在腋下，去找一個猶太人裁縫。'不行，'猶太人說，'這種料子沒用，如今沒人用這種料子做衣服。'第二天早晨，待他一起身，他立即就翻開一本算命書［他讀的唯一一本書］，書的末尾一個非常正直的書商出於難得的善良和無私的心理，附加了一段節選的。然而，在解析裡，一點也沒有講到哪怕是略微像斯邦卡的亂夢那樣的內容。” 這樣，在一個其他方面都無關緊要的故事的結尾，我們讀到了怪誕不經的韻律的第一個暗示，它後來演變成了《外套》的風格。讀者將注意到，我希望，這裡引述的片段裡最怪異之處不是鍾樓，不是鍾，不是許多的妻子，甚至也不是P上校，而是關於那個善良和無私的書商那一句很隨意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