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第二節

我在自己用俄語寫的小說、特別是其中最好的一部（最近以英語出版，書名《天賦》）中已經充分地說到了流亡生活的憂傷和輝煌；但是在這裡很快地扼要重述一下可能會提供一些便利。除了極少的幾個例外，一切思想自由的具有創造力的人——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等——都離開了俄國。那些沒有離開的人不是在那裡凋零了，就是服從國家的政治要求而玷污了自己的才能。沙皇們從來沒有能夠做到的，即按照政府的意志對思想進行徹底的控制，這個國家在知識分子的主要隊伍逃往國外或被消滅之後立刻就做到了。幸運的移居國外的這群人現在能夠這樣安然無恙地從事自己的事業，以至於，事實上他們有時自問，他們這種享受著絕對的思想自由的感覺，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在一個絕對的真空中工作的緣故。的確，在流亡者中有著足夠的好的讀者，有理由使俄語的書籍雜誌得以在柏林、巴黎及其他城市以相對較大的規模出版；但是既然這些作品都不能在蘇聯境內發行銷售，整個事情就具有了某種脆弱的不真實的氣氛。書種的數量比任何一個作品銷售的數量要大，出版公司的名字——獵戶座、宇宙、理性等等——有著出版占星學或性生活常識的作品的公司所具有的狂熱的、不牢靠的、而且有點不合法的外表。然而平靜地回顧起來，單從藝術和學術標準來衡量，流亡作家在真空中創作的作品在今天看來，無論具體的書有著什麼缺點，似乎要比在同樣的年代中出現的、由一個父親般的國家提供墨水、煙斗和套頭衫的年輕的蘇維埃作家們所寫的那些毫無獨創性的、少有的褊狹和陳腐的政治意識流的作品都更持久、更適合人類的消費。

《舵手》日報的編輯（也是我最早的一些作品的出版者）約瑟夫·弗拉基米洛維奇·黑森極其寬容地允許我用自己不成熟的詩作填補他的詩歌欄。柏林的憂傷的黃昏，街角開花的栗子樹，輕浮，貧困，愛情，微帶橘黃色的商店中過早點亮的燈光，以及對仍然新鮮的濃烈的俄羅斯氣味的肉體上的痛苦渴望——所有這一切都放進韻律之中，抄寫出來，送到了編輯的辦公室，在那兒，眼睛近視的黑森會拿著這首新的詩作貼到臉前，在這個短暫的、多少是觸覺的認知行為後把它放在辦公桌上。到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我的小說的德文譯本開始帶來一些收入，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你和我到比利牛斯山去捕蝶。但是只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我們才永遠地離開了柏林，儘管早在那之前，我經常到巴黎去為公眾朗誦我的作品。

和流亡生活的流動性和戲劇性相一致的、具有相當特點的一面，是那些在私人家中或租用的大廳裡進行的文學朗誦會的反常的頻繁。各種類型的表演者非常清晰地在我腦子裡進行著的木偶戲中呈現出來。有那個眼睛像寶石的人老珠黃的女演員，她把一團緊捏著的手絹在火熱的嘴上壓了片刻後，開始將某段著名的詩篇置於她緩慢清澈的聲音的半剖析半愛撫的作用之下，以喚起對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懷舊的共鳴。有那個無可救藥的二流作家，他的聲音艱難地在韻律散文的迷霧中跋涉，他把讀完的每一頁塞在還沒有讀的紙頁下面，這樣他的手稿在整個朗誦期間都保持著可怕而又可憐的厚度，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你都能夠看見他可憐的、笨拙的，但是小心翼翼的手指的緊張的顫抖。有那個年輕詩人，他的嫉妒的兄弟們不禁在他身上看到令人不安的一絲天才的影子，和臭鼬的條紋一樣引人注目；他挺直地站在台上，臉色蒼白，目光呆滯，手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將他維繫在這個世界上，他會把頭一仰，用令人很不愉快的起伏的聲音吟誦他的詩歌，在結尾處突然停下，砰地關上了最後一行詩的大門，等待著掌聲填滿那一片靜寂。有那個上年紀的親愛的老師，將他讀了無數遍的絕妙故事的一個又一個精彩部分娓娓道來，而且總是以同樣的態度，一臉挑剔厭惡的表情，和他的文集的扉頁上那張相片中他高貴的佈滿皺紋的臉上的表情一樣。

我覺得，一個超脫的觀察者要取笑這些幾乎無法觸摸到的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們在外國的城市裡模仿一個死亡了的文明，模仿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六年（即使在那時，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們聽起來就像是公元前一九一六至公元前一九〇〇年）之間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那遙遠的、幾乎是傳奇式的、幾乎是蘇美爾式的幻景。但是，至少他們和從俄羅斯文學存在之時起的大多數俄國重要作家一樣是叛逆者，流亡作家們忠實於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感所渴望的這種反叛狀態，和當年在沙皇壓迫之下的渴望同樣強烈，他們認為受到過分照顧的蘇聯作家的行為、這些作家對政府的每一個法令的每一層含義的奴性十足的反應是極端非俄羅斯式的和為人類所不齒的；因為奴顏婢膝的藝術在那裡正和政治警察的日益增強的效率嚴格地成正比發展，成功的蘇聯作家是那個靈敏的耳朵早在官方建議尚未被大吹大擂之前就捕捉住了有關它的竊竊私語的人。

由於他們的作品在國外發行量很小，即使是老一輩的、名聲在革命前的俄國已經鞏固確立了的流亡作家，也不能指望自己能夠靠作品生活。為一家流亡報紙每週寫一篇專欄向來不夠讓人吃飽肚子再寫文章。偶爾，作品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會帶來意外的一筆錢；不過，除此之外，各種流亡組織的資助、公開朗誦的收入和極為慷慨的私人慈善贈與使得上年紀的作家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年紀輕一些的、不那麼有名但卻更能適應環境的作家靠從事各種職業獲得偶爾的補貼。我記得我教過英語和網球。我耐心地挫敗了柏林商人頑固地把“business”說成和“dizziness”押韻的習慣；我像一個靈巧的機器人，在漫長的夏日緩慢移動著的雲朵下面，在覆蓋著塵土的網球場上，把一個又一個球餵給網那邊他們曬得黑黑的、剪著短髮的女兒們。我從我的俄語版掙了五美元（在德國通貨膨脹期間是相當的一筆錢了）。我幫助編纂了一本外國人學俄語的語法書，裡面的第一個練習是以Madam， ya doktor， vot banan（夫人，我是醫生，這是香蕉）開始的。最棒的是，我曾為一家流亡者的日報、柏林的《舵手》編制最早的俄語縱橫填字謎，我給它取名叫krestoslovitsi。我發現，回憶那段不正常的生活給我一種古怪的感覺。寫書籍護封上簡介的人深愛的是一個年輕作家（寫關於生活和思想的——這當然比僅僅是“藝術”要重要得多了）幹過的一系列多少帶點現實性的工作：報童、賣冷飲的、修士、摔跤手、煉鋼廠工頭、公共汽車司機，等等。唉，這些職業裡沒有一個是我幹過的。

我對好作品的熱情使我和國外的各色俄國作家有著密切的聯繫。那時我年輕，對文學的興趣比現在要強烈得多。當時流行的散文和詩歌，璀璨的行星和黯淡的星系一夜又一夜地從我頂樓的窗前飄過。有年齡和才能各不相同的獨立作家，有作家的小團體和派系，裡面一些年輕的或者年少的作家，有的很有天分，聚集在一位賣弄哲學大道理的評論家周圍。這裡面最為重要的人是超常的智能和平庸的道德的結合體，對現代俄羅斯詩歌具有一種不尋常的有把握的鑑賞力，而對俄羅斯經典作品的知識卻是支離破碎的。他的小團體認為，僅僅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否定和具有西方民主的一般理想都不足以建立起一種流亡文學能夠依靠的哲學。他們就像被囚禁的癮君子渴望得到他寵愛的天堂一樣渴望有自己的教義。他們可憐巴巴地羨慕俄國的神秘主義如此明顯缺乏的，而巴黎的羅馬天主教團體具有的成熟的深奧。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濛濛細霧無法和新托馬斯主義思想相抗衡；但是難道就沒有其他的途徑了嗎？他們發現，對一種信仰體系的渴望，在某種被接受的宗教的邊緣上的不斷搖擺，產生了一種本身特有的滿足。只是在很久以後，在四十年代，這些作家中的某些人才終於發現了一個明確無誤的、可以用多少有些屈從的姿態滑下來的斜面。這個斜面就是熱烈的國家主義，它可以稱一個國家（此處是斯大林的俄國）是好的、可愛的，僅僅因為它的軍隊打勝了一場戰爭。然而在三十年代早期，國家主義的這面峭壁只是被隱隱地意識到，這些神秘主義的傳播者仍然在安享那不穩定的懸置狀態造成的激動之中。他們對待文學的態度是奇怪的保守；對於他們來說，首要的是拯救靈魂，其次是相互吹捧，最後才是藝術。今天回頭一看，你會注意到這個令人驚奇的事實，這些在國外的自由的純文學作家們在模仿國內的被束縛的思想，他們認定，作為一個團體或時代的代表要比做一個個體的作家更為重要。

弗拉季斯拉夫·霍達塞維奇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總是抱怨，說年輕的流亡詩人借用了他的藝術形式，卻又在流行的angoisse靈魂重塑上追隨一些主要的派系。我對這個牢騷滿腹的人逐漸產生了強烈的好感，他是由冷嘲熱諷和金屬般的天才鑄就的，他的詩歌和邱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詩歌一樣，是個複雜的奇蹟。他看上去病懨懨的，鼻孔帶著輕蔑的神情，眉毛蓬鬆懸垂，他在我的腦海中出現時，從來沒有從坐著的硬椅子上站起來過，他瘦削的腿交疊著，兩眼閃爍著惡意和睿智，細長的手指把半支未經乾燥處理的黑色烈性煙草的香煙轉動著塞進煙嘴裡。現代世界的詩歌中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沉重的七弦豎琴》裡的詩歌的，但是，對於他的聲名來說，遺憾的是，他在用言語表達他的厭惡的時候，一味毫無掩飾的坦率使他在最強有力的批評界的小集團裡樹立了一些可怕的敵人。不是所有的神秘主義的傳播者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阿遼莎們；在小團體裡也還有幾個斯梅爾賈科夫們，而霍達塞維奇的詩歌就在報復性喧鬧的徹底性中被故意貶低了。

另一個獨立作家是伊凡·蒲寧。比起他著名的散文體作品來，我總是更偏愛他少為人知的詩歌（它們在他作品的體系中的相互關係使人想起哈代的情況）。那時候，我發現個人衰老的問題使他極為心煩意亂。他對我說的第一件事就是得意地說他的體態比我好，儘管比我大將近三十歲。他正處在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的愉快氣氛之中，邀請我到巴黎某個奢華而時髦的就餐去處去談談心。遺憾的是，我恰恰對餐館和咖啡廳有一種病態的厭惡，特別是巴黎的——我討厭人群、備受折磨的侍者、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用味美思酒調製的飲料、咖啡、塗魚子醬的小三明治和煙熏香腸等的拼盤、夜總會裡的表演等等。我喜歡以斜靠著的姿勢（最好在長沙發上）並且在靜默中吃一點東西、喝一點酒。談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懺悔也不是我感興趣的。我沒有對在童年時代吃夠了的花尾榛雞做出反應，這使得蒲寧，一個充滿活力的、具有豐富和不文雅的詞彙的老先生感到迷惑不解，我拒絕和他討論世界末日論的問題使他惱怒。那餐飯快要吃完的時候，我們相互已經徹底厭倦了對方。 “你會在極度的痛苦和完全的孤獨中死去，”我們向衣帽間走去的時候蒲寧尖刻地說道。一位嫵媚動人、樣子虛弱的姑娘接過我們的大衣寄存牌，不一會兒就抱著大衣倒在低矮的櫃檯上。我想要幫助蒲寧穿上他的插肩式大衣，但是他張開手做了一個傲慢的手勢阻止了我。我們表面上仍在拉扯著——現在他拼命想要幫我穿——進入了巴黎冬日暗淡的蕭瑟之中。我的伙伴正要扣上領子的時候，突然一種驚奇和痛苦的神情扭曲了他英俊的臉。他小心翼翼地解開大衣，開始拽在腋下的什麼東西。我去幫他，終於我們一起從他的袖子裡拽出了我的羊毛長圍巾，那姑娘把圍巾塞錯了大衣。圍巾一英寸、一英寸地出來；活像除掉木乃伊身上的包裹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慢慢地繞著對方轉，受到三個街頭妓女不堪入耳的取笑。然後，當行動結束以後，我們一言不發地走到了街角處，握手告別。此後我們常常見面，但總是有別人在場，一般是在I·I·方達明斯基的家裡（一位道德高尚的、勇敢的人，他對俄國流亡文學的貢獻比任何人都要大，後來死在一座德國監獄裡）。不知怎的，蒲寧和我採用了一種戲謔而又相當抑鬱的談話方式，是美國式“開玩笑”的俄國品種，這妨礙了我們之間任何真正的交流。

我還遇見了其他許多俄國流亡作家。我沒有見到過英年早逝的波普拉夫斯基，他是近處的巴拉萊卡琴中的一把遙遠的小提琴。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迴盪的音調，也永遠不會原諒自己那篇火爆性子的評論，我在裡面因他尚未成熟的詩歌中的小毛病抨擊了他。我遇見了聰明、拘謹、令人愉快的阿爾達諾夫；衰老的庫普林，小心地拿著一瓶廉價葡萄酒穿過雨中的街道；埃亨瓦爾德——俄國版本的沃爾特·佩特——後來死於有軌電車輪下；瑪麗娜·茨維塔耶娃，一個雙重間諜的妻子，天才的詩人，在三十年代後期回到俄國，死在了那裡。但是最使我感興趣的作家自然是西林。他和我是同一代人。在流亡中產生的年輕作家中，他是最孤獨和高傲的一個。從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一九二五年出版開始，在此後的整個十五年中，直到他奇怪地出現，同樣又奇怪地消失為止，他的作品不斷引起評論家激烈的而且是相當病態的興趣。正如一八八〇年代舊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時評家會譴責他對社會的經濟結構缺乏關心一樣，流亡文學的神秘主義的傳播者們責備他缺乏宗教上的洞察力和道德上的關注。有關他的一切必然會冒犯俄國的社會習俗，特別是俄國的那種舉止得體感，就像——比方說，今天一個美國人在享有殊榮的蘇聯軍人面前恰巧兩隻手插在褲子口袋裡懶洋洋地溜達是一種很危險的冒犯一樣。相反，西林的崇拜者們又強調了、也許是過分地強調了他的與眾不同的風格、出色的精確、有效的意象，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在堅實的直接明確的俄國現實主義下撫育成長並稱頹廢派藝術家的虛張聲勢是欺騙的讀者們，欽佩他的清晰但古怪地令人產生誤解的句子所具有的鏡子般的角度，以及這樣的事實，即他作品的真正生命流淌在他的修辭手段之中，有一個評論家將此比做“向連成一片的世界開啟的窗子……一個轉動著的必然結果，一系列思想的影子”。西林，用一個趨向保守的明喻來形容，像一顆流星劃過流亡的黑暗天空消失了，在身後只留下了一種模糊的不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