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第一節

螺旋在實質意義上是一個圓。在螺旋的形式下，那個圓伸開、松展後就不再有惡性循環；它被解放了。這是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想出來的，我還發現，黑格爾的哲學三段論法（在舊俄國非常流行）表述的只是一切事物在和時間的關係上其本質上的螺旋性。旋轉跟著旋轉，每一個合題都是下一個系列的命題。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最簡單的螺旋，可以從中區分出三個階段，和三段論法相對應：我們可以把從中心開始盤旋結構的那小的曲線或弧稱做“命題”；把在繼續第一個弧的過程中形成的處在第一個弧相對位置的較大的弧稱做“反題”；把沿著第一個弧的外沿繼續著第二個弧的更大的弧稱做“合題”。依此類推。 一個小玻璃球裡的彩色螺旋，我就是這麼看待自己的一生的。我在俄羅斯祖國度過的二十年（一八九九——一九一九）就是那命題弧。在英國、德國和法國二十一年的自願流亡（一九一九——九四〇）提供了明顯的反題。在我的移居國度過的時期（一九四〇——一九六〇）構成了合題——以及新的命題。目前我關心的是我的反題階段，特別是於一九二二年從劍橋畢業後在歐洲大陸的生活。

當我回顧那些流亡的歲月時，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萬個其他俄國人，過著一種奇怪但完全不能說是不愉快的生活，處於物質的貧困和思想的奢華之中，在小人物、幽靈般的德國人和法國人之間，我們，流亡者們，碰巧居住在他們多少有點夢幻似的城市裡。這些原住民在我們心里和用玻璃紙剪出來的人形一樣單調透明，我們雖然使用他們精巧的裝置，給他們愛開玩笑的人鼓掌，採摘他們路旁的李子和蘋果，但是我們和他們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們自己人中如此廣泛存在的那種極富人情味的交流。有的時候似乎是我們無視他們，就像一個傲慢或極端愚蠢的侵略者無視一群雜亂的、無法辨認的當地人一樣；但是偶爾，其實還是相當經常地，那個我們通過它平靜地展示我們的傷心事和我們的藝術的幽靈般的世界會產生一種可怕的動亂，使我們明白誰是無形的囚徒，而誰又是真正的主人。我們肉體上對這個或那個冷漠地給予我們政治避難的國家的絕對依賴，在必須獲得或延長某個毫無價值的“簽證”或極其惱人的“身份證”的時候，變得令人痛苦地明顯，因為那時，一個勁頭十足的官僚主義地獄就會力圖包圍住這個申請人，他會枯萎下去，而他的檔案則在長著老鼠鬍鬚的領事和警察的辦公桌裡變得越來越厚。有人說，證件，是俄國人的胎盤。國際聯盟給失去了俄國公民身份的流亡者配備了所謂的“南森”護照，一個非常低等的、有令人不快的微綠色的證件。它的持有者比假釋的罪犯好不了多少，每一次想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去都不得不經受最可怕的折磨，國家越小，他們越是小題大做。當局的內分泌腺的深處分泌出了這樣的想法，即無論一個國家——比方說，蘇維埃俄國——可能有多壞，任何從那裡逃亡出來的人本質上都是可鄙的，因為他生存在一個國家的管理之外；因此他受到了一種和某些宗教團體看待非婚生子時同樣荒唐的非難對待。並不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意成為雜種和幽靈的。一些俄國流亡者對他們如何侮辱或愚弄了各個部、Prefectures和Polizeipraesidiums裡的高級官員們的珍貴回憶是甜蜜的。

在柏林和巴黎這兩個流亡之都，俄國人形成了密集的聚居區，他們文化上的協同因素大大超過了他們坐落其中的、必然更為沖淡了的外國人社區中的文化平均值。他們在這些聚居區中不多與人交往。當然，我所想到的是俄國的知識分子，多數屬於民主團體，而不是每當提起“白俄”時美國倶樂部女會員立刻就會想到的那些“你知道，他們是沙皇的顧問啦什麼的”、華而不實的一類人。在那些社區裡，生活是如此充實和緊張，以致這些俄國的“intelligenti”（這個字比在美國使用的“intellectuals”一詞更具社會理想性而較少自以為趣味高雅的含義）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理由到他們自己的圈子之外去尋求聯繫。今天，在一個新的、摯愛的世界裡，我就和不再禁止自己玩撲克牌接七那樣，輕鬆地學會了感到無拘無束，我偶然向一些好交往的或見多識廣的人提到這些過去的事情，他們認為我是在開玩笑，或者當我堅持說，我在歐洲度過的幾乎五分之一個世紀的過程中，在我認識的少數的德國人和法國人中（大多是女房東和文學人士），總共只有不超過兩個好朋友的時候，他們便反過來指責我勢利。

不知怎的，我在德國的與世隔絕的歲月裡，從來沒有碰到過屠格涅夫小說中的那些往昔的文雅的音樂家，在夏夜演奏他們的狂想曲直到夜深；也沒有碰到過那些把獵物別在帽子頂上的快樂的老獵人，理性時代曾如此取笑過他們：拉布呂耶爾的為一條受寄生感染的毛毛蟲掉眼淚的紳士，蓋依的“嚴肅勝於睿智的哲學家們”，竟然“從蝴蝶中找到了科學”，還有，不那麼具有侮辱性的是蒲柏的“好奇的德國人”，他們“如此珍視”那些“美麗的昆蟲”；或者就是那些所謂的健全友好的老百姓，在上一次戰爭中來自中西部的思鄉的士兵們對他們的喜愛大大超過了狡黠的法國農民和節奏輕快的《馬德龍之二》相反，當我在記憶中清理自己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極少量的非俄國人和非猶太人的朋友時，我發現的最為生動的形像是一個年輕的德國大學生，很有教養，嫻靜，戴副眼鏡，他喜愛的話題是死刑。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他給我看了一批相片，其中有一套買來的相片（“Ein bischen retouchiert”，他皺了皺長著雀斑的鼻子說），上面展示了執行例行的死刑時的一連串的過程；他非常內行地評論那把殺人的刀之壯觀，以及劊子手和罹難者之間完美的合作精神，這合作精神的高潮是從拍攝得非常清楚的被砍掉了頭的脖子裡噴射出來的霧灰色的名副其實的鮮血的噴柱。這位年輕的收藏人相當富有，所以能夠有錢旅行，而他也確實在所讀的人文學的博士課程的間隔中旅行。但是他抱怨說老是運氣不好，並補充說如果他不能很快看見真正的好東西，很可能會承受不了這份緊張。他出席了巴爾幹的幾次還算過得去的絞刑，以及巴黎阿拉戈大道上的一次廣為宣傳的、雖說相當乏味的機械式“guillotinade”（他喜歡使用他認為是口語體的法語）；但是不知怎的，他從來沒有接近到能夠仔細觀察一切，而那極其昂貴的藏在雨衣袖子裡的微型照相機沒有像他希望的那樣有效。雖然患著嚴重的感冒，他還是旅行到使用斧子進行暴力砍頭的雷根斯堡；他對那個景象抱著巨大的希望，但使他深為失望的是，死刑犯顯然已經被麻醉了，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僅僅在戴著面罩的劊子手和他笨手笨腳的助手撲向他時在地上無力地扑騰了幾下。迪特里希（我這位熟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到美國去親眼見證幾次電刑（electrocutions）；他無知地從這個字得出了派生形容詞“cute”，這是從他的一個去過美國的親戚那裡學來的。迪特里希渴望而擔心地微皺起眉頭，想要知道在施行電刑的時候，是否真的會從受刑者身體的自然洞孔裡噴出陣陣令人興奮的青煙。在我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還有一些關於他的零碎情況，我想要存檔以備必要時使用），他悲哀多於憤怒地對我說，有一次他花了整整一個夜晚耐心地觀看他的一個決定用槍自殺的好朋友，此人同意麵對著他這位有此癖好的人，在光線良好的地方向自己口腔內的上頜開槍，但是因為缺乏抱負和榮譽感，他喝得爛醉如泥。雖然我很久以前就和迪特里希失去了聯繫，卻仍能想像出當他新近（也許就在我寫這件事的時刻）把從來沒有想到過會這麼豐富的寶貝——他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拍攝的絕對wunderbar的照片——拿出來給他的拍著大腿、粗野地狂笑著的老戰友們看的時候，他冷冰冰的藍眼睛裡那平靜滿足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