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第三節

我在劍橋的第一個學期開始得不很吉利。在十月份一個陰暗潮濕的下午臨近傍晚的時分，懷著滿足某種不可思議的戲劇感的願望，在第一次正式去見我學院的導師E·哈里森時，我穿戴上了新得到的深藍色學位袍和黑色的四方帽子。我走上一段樓梯，敲響了一扇半開著的厚重的門。 “進來，”遠處的一個聲音沉悶而生硬地說道。我穿過一間算是等候室的房間，走進了導師的書房。棕色的黃昏已經搶先而至。書房裡光線很暗，只有一個大壁爐裡的火光，壁爐旁一個朦朧的身影坐在一把更為朦朧的椅子裡。我一邊往前走一邊說：“我的名字是——”一腳踩翻了放在哈里森先生低矮的柳條扶手椅旁的小地毯上的茶具。他咕噥著從椅子上側身彎腰把茶壺扶正，然後把打翻的又黑又濕的茶葉捧起放回到茶壺裡。就這樣，我一生中的大學階段在難堪的氣氛中開始，而且在我三年住校期間它還不斷相當頑固地一再出現。

哈里森先生認為讓兩個“白俄”合住是個好主意，因此，起初我在三一巷和一位感到困惑的同胞合住一套公寓房間。幾個月後，他離開了學院，我成了那些校外寄宿舍的唯一住宿者。比起我遙遠的、此時已經不再存在的家，它們似乎臟得令人難以忍受。我清楚地記得壁爐台上的點綴物（一隻玻璃煙灰缸，上面有三一學院的飾章，是過去某個住宿者留下的；一個海貝殼，我在裡面找到了囚禁其中的自己的一個海濱夏季的嗡嗡迴聲），以及女房東的舊機械鋼琴，一件可憐的發明，滿是斷裂了的、壓擠了的、交纏起來的樂曲，你試聽上一次就再也不會去聽了。狹窄的三一巷是條肅穆而且相當淒涼的小街，幾乎沒有什麼車輛行人，但是有著始於十六世紀的悠久而可怖的歷史，那時叫芬德西爾弗巷，雖然實際上由於當時它的街溝極端糟糕，人們通常用一個粗俗的名字稱呼它。寒冷使我受了不少罪，但是有些人稱劍橋宿舍裡的極地溫度使得臉盆架上水罐裡的水結成堅冰，這話並不確實。事實上，只不過在表面上有薄薄的一層冰而已，很容易用牙刷把它敲成叮噹作響的碎片，回想起來，這聲音對我美國化了的耳朵甚至有著某種節日喜慶的感染力。除此之外，起床就沒有任何樂趣了。我骨頭里至今仍然感覺到早晨沿三一巷走到浴室時那刺骨的寒冷，你拖著步子，噴出一股股蒼白的水汽，睡衣外面穿著一件薄薄的晨衣，胳膊下面夾一個塞得滿滿的盥洗用品防水袋。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誘使我貼身穿上使英國人秘密地保持溫暖的“羊毛內衣”。穿大衣被認為是女人氣。一般的劍橋本科生，無論是運動員還是左派詩人，通常的穿著都有堅固結實和顏色暗淡的特點：鞋子是厚厚的橡膠底的，法蘭絨褲子是深灰色的，叫做“jumper”的、穿在諾福克式外衣裡面的對開襟針織厚運動衫是保守的棕色的。我想可能被稱做同性戀的一幫人穿的是舊的淺口無帶皮鞋，極淺的灰色法蘭絨褲子，亮黃色的“jumper”和一套上好的套服的上裝。那時，我年輕時對衣著的專注已經開始減弱了，但是，在俄國的正規風氣之後，穿著淺口便鞋四處走動，可以免用吊襪帶，衣領縫在襯衫上，似乎是件挺好玩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這是大膽的創新。

我懶散地加入的這種微帶化裝舞會式的活動給我留下的印象太微不足道了，如果按這樣的格調寫下去會是很乏味的。我在英國的大學生活的故事其實是我努力成為一個俄羅斯作家的故事。我感覺到，劍橋以及它所有著名的特徵——古老珍貴的榆樹，裝飾著紋章的窗子，不停報時的鐘塔上的時鐘——本身沒有什麼重要性，它們的存在只是我濃重的思鄉之情的背景和證明。感情上我是處於這樣的狀態，一個剛剛失去了喜愛的女親屬的人，意識到——太晚了——由於被慣例所麻木的人的心靈上的懶惰，他既沒有費心去盡可能對她做應有的了解，也沒有向她完全表露自己當時還沒有十分意識到而如今積壓在心中的愛情的痕跡。當我雙眼刺痛地坐在劍橋臥室的爐火旁沉思時，餘燼、孤獨和遠處的鐘聲所具有的一切陳腐卻有力的影響緊壓著我，扭曲了我臉上的皺褶，正如一個飛行員的臉因其難以相信的飛行速度而變形了一樣。我想到了在自己國家中錯過的一切，想到如果我曾猜想到我的生活會這樣劇烈地轉變方向的話，我決不會不去留意和珍視的那些東西。

對於我在劍橋遇到的一些流亡同胞中的幾個，我總的感情傾向是非常明顯和熟悉的，如果寫出來會很平淡，並且幾乎會顯得是不得體的。和白俄中更為保守的人在一起，我很快發現愛國主義和政治歸結起來只剩下了充滿咆哮的怨恨，矛頭更多的是指向克蘭斯基，完全是從物質的困苦和損失出發的。後來我和我的一些英國熟人之間發生了幾次相當意想不到的爭執，他們被認為是有知識的、思想縝密的、富於同情心的人，但是儘管他們高雅有禮，在談論到俄國時就會陷入最令人吃驚的幼稚無聊的蠢話之中。在此我要特別舉出一個我認識的年輕的社會主義者，一個瘦長的巨人，他的手慢吞吞地不斷鼓搗著煙斗，當你和他有分歧的時候，這讓你非常惱火，而當你同意他的時候又使你感到愉快平靜。我和他有過許多政治方面的爭論，但是當我們轉向我們倆都喜歡的詩人時，激烈爭吵時的不快就肯定會煙消雲散。今天，他在同輩中有一定的聲譽，我很樂意承認這是個相當缺乏意義的短語，不過，我是在盡我所能地掩蓋他的身份；讓我用“內斯比特”這個名字稱呼他吧，這是我給他起的綽號（或者現在確認給他起過綽號），不僅是因為據稱他和馬克西姆·高爾基早年的相片相像，高爾基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平庸的地區性作家，他早期的一個故事（《我的同路人》——又一個恰當的說明）被某個叫R·內斯比特·貝恩的人翻譯過，而且還因為“內斯比特”具有能為“易卜生”提供給予感官之樂的倒讀聯想的有利條件，而後者正是我將要立即召喚出來的一個名字。

正如一些人所主張的那樣，二十年代英美自由主義輿論對列寧主義的同情是受本國政治所左右的，這種看法可能是對的。但是同時也是由於簡單的消息上的錯誤。我的朋友對俄國的過去知之甚少，而僅有的一點了解還是通過被污染了的渠道得到的。當要求他對野蠻的恐怖行為——酷刑室、沾滿血蹟的牆壁——進行辯護的時候，內斯比特會在火爐圍欄的球形把上敲出煙斗裡的煙灰，把穿著大而厚重的鞋子、右腿疊在左腿上的兩條腿換成左腿在上，嘟囔著說些“協約國的封鎖”之類的話。他把各種類型的俄國流亡者，從農民社會主義者到白軍將領統統歸為“沙皇分子”——很像今天的蘇維埃作家揮舞“法西斯分子”這個術語一樣。他從來也沒有意識到，如果他和其他的外國理想主義者是生活在俄國的俄國人，他和他們就會被政府消滅的，就和兔子被白鼬及農夫消滅掉一樣自然。他堅稱，比起最黑暗的沙皇時代，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他嚴肅地稱她是“更少輿論的多樣性”的原因是“俄國沒有任何自由言論的傳統”，這種說法，我相信，他是從那些年代中能言善辯的英美列寧主義者所寫的諸如《俄國的黎明》之類的東西里得來的。不過，也許最讓我惱火的事情是內斯比特對列寧本人的態度。所有有知識的、有識別力的俄國人都知道，這位狡黠的政治家在美學問題方面的審美力及興趣大約相當於一個福樓拜的epicier式的普通的俄國中產階級（借柴可夫斯基低劣的歌劇劇本來欣賞普希金、聽意大利歌劇時掉眼淚、被任何有故事性的繪畫迷住的那種類型的人）；但是內斯比特和他那幫趣味高雅的朋友卻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個最新藝術潮流的敏感的、具有詩人意識的庇護者和倡導者，當我試圖解釋說，先進的政治和先進的藝術之間的聯繫完全是字面上的（被蘇維埃宣傳欣喜地加以利用），並且一個俄國人政治上愈是激進，在藝術上就愈是保守，他們就會傲慢地一笑。

我有一些這樣的可供使用的事實真相，樂意拿出來說一說，但是，牢牢地固守在無知之中的內斯比特認為那隻是想像出來的。俄國的歷史（例如，我可能說）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兩者不知為何都使內斯比特同樣感到惱怒）：第一，作為警察的發展史（一個奇怪地客觀和獨立的力量，有時在一種真空中工作，有時十分無力，而有時在殘酷迫害方面又超過了政府）；第二，作為一種非凡的文化的發展史。在沙皇統治下（我可能會繼續說下去），儘管他們統治的特點是本質上的無能和殘忍，但一個熱愛自由的俄國人有著多得無法比擬的表示自己意見的方式，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冒的風險又是少得無法比擬的。從一八六〇年代改革以來，俄國擁有了（儘管並不總是得到遵守）任何西方民主都可以引為驕傲的法制，有能夠克制暴君的有力的公眾輿論，被廣為閱讀的形形色色的反映自由主義政治觀點的期刊，而且更為突出的是，獨立無畏的法官（“哦，得了……”內斯比特會打斷說）。當革命者真的被捕並被流放到托木斯克或鄂木斯克（今為鮑姆斯克），比起集中營來，可說是一個寧靜的假期。政治流放者輕鬆得可笑地從西伯利亞逃出來，托洛茨基著名的逃亡就是證明——聖列奧，“聖誕老人”托洛茨基——歡快地乘坐馴鹿拉的聖誕雪橇歸來了：前進，火箭，前進，笨蛋，前進，屠夫和閃電！

很快我就意識到，如果我的觀點，在國外的俄國民主分子中並不少見的觀點，遭到在原地的英國民主分子以痛苦的驚奇或禮貌的嗤笑的對待的話，另一群人，英國的極端保守分子則急切地站在我的一邊，但是他們這樣做是出自毫不掩飾的反動的動機，這種可鄙的支持只能使我難堪。確實，使我自豪的是，即使在那時，我就已經看出了在今天十分明顯的一些徵兆。今天，已經逐漸形成了某種同類的圈子，把來自所有國家的代表連接在一起，有在叢林空地上的興高采烈的對外擴張者，法國警察，不宜提起的德國產品，按時去教堂做禮拜的俄國老好人或波蘭的大屠殺參與者，痩削的美國私刑分子，滿嘴爛牙在酒吧或廁所裡噴吐反少數族裔的故事的人，以及，在這個次人類圈子的另一點上，那些穿著約翰·赫爾德式的華麗的褲子和高肩外衣的冷酷的、面孔蒼白遲鈍的機器般的人，那些赫然聳現在我們所有的會議桌旁的椅子裡的巨人，蘇維埃政權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選擇性繁育和適應之後，開始在一九四五年前後輸出他們——我是否應該說它們？ ——在此期間，國外男人的流行款式有了變化的時間，因此，以取之不盡的布料來做象徵就只能引起殘酷的嘲笑（正如在戰後英國發生過的那樣，那時，一個著名的蘇聯職業足球隊恰巧穿著便服招搖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