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第二節

我有兩個弟弟，謝爾蓋和基里爾。基里爾（一九——至一九六四）是最小的，和俄國家庭裡常見的那樣，也是我的教子。在我們維拉宅的客廳裡，在受洗儀式的某個階段，我小心翼翼地抱著他，然後再把他交給他的教母葉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丹扎斯（父親的表姐，普希金那場致命的決鬥中的助手K·K·丹扎斯上校的侄孫女）。基里爾小的時候和我的兩個妹妹一起待在那遙遠的兒童室，在城里和鄉間的住宅中，都和兩個哥哥的套間明顯地分開。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〇四年，在僑居歐洲的這二十年中，我很少見到他，在那以後則根本沒有見過，直到我於一九六〇年再度去歐洲，此後是一段非常友好和快樂的短暫的相會時光。 基里爾在倫敦、柏林和布拉格上的小學和中學，在盧萬上的大學。他和比利時姑娘吉爾貝特·巴爾班森結了婚，在布魯塞爾經營著（不十分當真但卻挺成功）一家旅行社，因心髒病發作，在慕尼黑去世。

他喜愛海濱勝地和油膩味濃的食物。他和我一樣討厭鬥牛。他能說五種語言。他非常喜歡惡作劇。他生活中唯一的重大現實是文學，特別是俄羅斯詩歌。他自己的詩歌反映了古米廖夫和霍達謝維奇的影響。他很少發表作品，總是不願談及他的創作，就像他不願談及自己裹在說笑的迷霧中的內心世界一樣。 出於各種原因，我發現要談論我的另外一個弟弟是極端困難的。對塞巴斯蒂安·奈特（一九四〇年）的曲折尋求，連同其涼亭和自我配合的結合，比起在這部回憶錄的第一稿中我畏縮停步以及今天正在面對的任務來說，簡直算不了什麼。除了我在前面的章節中簡要地敘述過的那兩三件微不足道的小冒險之外，他和我的童年很少交匯。在我最豐富最詳盡的回憶中，他僅僅是背景裡的一個影子。我備受溺愛；他則是備受溺愛的目擊者。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二日剖腹產出生，比我晚十個半月，他比我成熟得早，外表也顯得比我大。我們很少一起玩，我喜歡的東西他大都不感興趣——玩具火車、玩具手槍、紅印第安人、紅紋麗蛺蝶。六七歲的時候，在女士的寬容下，他發展起了對拿破崙的強烈崇拜，拿著他的青銅小胸像上床。小的時候我喜歡吵嚷、愛冒險，有點橫行霸道。他安靜而無精打采，比我和導師在一起的時間要多得多。十歲時他開始對音樂感興趣，此後他上了無數的音樂課，和父親一起去音樂會，在樓上一架近在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地方的鋼琴上一連許多個小時彈歌劇的片斷。我會悄悄走到他背後捅他的肋骨——一段痛苦的記憶。

我們上的是不同的學校；他進了父親以前念過的高中，穿正規的黑色校服，在十五歲時他添加了一點不合法的修飾：鼠灰色的鞋罩。大約那個時期，我在他書桌上發現並讀了他的一頁日記，出於愚蠢的驚訝我給家庭教師看了，他立即把它給父親看了，這頁日記意外地在回顧時澄清了他的某些古怪行為。 妻子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拍下了我在旅館房間裡寫小說的這張照片。這是東比利牛斯勒布盧的一家叫Etablissement Thermal的旅館。時間（從照片上的日曆可以看到）是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在寫的小說是，講的是一個精神錯亂的象棋手發明的防守方式。請注意桌布的十分貼切的圖案。在墨水瓶和過滿的煙灰缸之間可以看出有一包半空的高盧人（Gauloises）牌香煙。放著家人相片的相框靠放在達里的四卷本俄語詞典前。我那結實的深褐色筆桿已經給啃得很厲害了（這是小櫟木做的一件心愛的工具，我在歐洲從事文學勞作的二十年間一直使用著，可能會在存放在紐約州伊薩卡城迪安家中的大箱子裡的一個匣子裡被再度發現）。我寫字的手部分擋住了一摞昆蟲標本板。在陰沉的夜裡，春蛾會從開著的窗子裡飄進來，落在我左側的燈光照亮的牆上。我們就這樣完好地收集了幾種稀有的蛾子，並立即將它們陳列起來（它們現在在一家美國博物館裡）。很少有一張無意之中照出來的相片如此精確而簡明地反映了生活。

記得多年前在聖彼得堡，我曾感到一位有軌電車售票員的詩集非常有趣，特別是他的相片，穿著制服，結實的靴子，身旁地板上放著一雙新橡膠套鞋，照相師的落地櫃上放著他父親的軍功章，詩作者就立正站在這落地櫃的近旁。聰明的售票員，有遠見的照相師！ 妻子拍的我們三歲的兒子德米特里（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生）和我一起站在我們在萊赫斯皮里茲的門通城寄宿的房子前的照片，時間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二十二年後我們又去拜訪了那個地方。除了管理人員和廊子上的家具之外，沒有任何別的變化。當然，總有追憶已逝歲月時自然而然的激動；不過，除此之外，我並沒有從重訪那些當年出於偶然去到的國家裡流亡者常去的地方中獲得什麼特別興奮的感覺。我記得，冬天蚊子十分可怕。我剛把房間裡的燈滅了，蚊子就來了，那不祥的哀鳴聲的不慌不忙的、悲哀的、謹慎的節奏和這惡魔般的昆蟲實際上瘋狂的旋轉速度形成瞭如此奇怪的對比。你等待著黑暗中的碰觸，從被子下面小心翼翼地伸出一條胳膊——使勁猛拍自己的耳朵，耳朵突然的轟鳴和越飛越遠的蚊子的嗡嗡聲匯合了起來。但是，第二天早晨，發現吃飽了的折磨自己的蚊子在某處的時候——在天花板的白色間一個深黑的小條紋——我是多麼急切地伸手去拿捕捉蝴蝶的網子啊！

我倆都喜歡的唯一的運動是網球。我們常常在一起打網球，特別是在英國，在肯辛頓的一個不規則的草地球場，或在劍橋的一個很好的黏土球場上打。他是個左撇子。他口吃得厲害，妨礙了對有爭議的得分的討論。儘管他發球不好，缺少真正的反手擊球，要戰勝他卻並不容易，他是那種從不會兩次發球失誤，而且像一堵練球的牆一樣總是把每一個球都回過來的球手。在劍橋，我們比在以前任何地方見面都要多，並且破例地有了幾個共同的朋友。我們以共同的學科、同為優等生畢業，畢業後他搬到巴黎去了，在後來的幾年裡在那裡教英語和俄語，正如我在柏林所做的一樣。 我們於一九三〇年代在巴黎重逢，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保持了親切友好的關係。他常常到我和你以及我們的孩子在布瓦洛街租住的兩間破舊的房間裡來聊天，但是碰巧（他離開了一段時間）他在我們離開巴黎去美國以後才得知我們已經離去。我最淒涼的回憶是和巴黎聯繫在一起的，離開這個地方我感到莫大的寬慰，但是他不得不向一個冷漠的看門人結結巴巴地表示他的驚詫，這使我感到難過。我對戰爭時期他的生活很不了解。有一段時間他受僱於柏林的一個機關做翻譯。作為一個坦率而無畏的人，他在同事面前批評那個政權，他們控告了他。他被捕了，被指控是個“英國間諜”，送到漢堡的集中營，並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因營養不良死在了那裡。他的人生是那些無望地要求得到遲來的什麼東西的人生中的一個——同情，理解，不管是什麼——僅僅承認這樣一種需求是不能代替這些東西，也是無法加以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