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第一節

在一九一九年，一大群納博科夫家族的人——事實上是三家人——取道克里米亞和希臘逃離俄國到達西歐。弟弟和我被安排到劍橋去學習，靠的是一筆更多是對政治災難的補償而不是對才智長處的承認而獲得的獎學金。家庭其他的成員預計要在倫敦待一段時期。生活費用由那少量的珠寶來開銷，這是娜塔莎，一位有遠見的老女僕，在母親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離開聖彼得堡之前的一刻從梳妝台上掃進一個necessaire裡，在一小段時間裡曾在克里米亞的一個花園裡經歷了被埋葬、或者也許是某種神秘的成熟過程的那些珠寶。我們離開北方的家園的時候，以為只是一段短暫的等待，在俄國南方的停留地的暫時謹慎的棲息；但是新政權的暴力不肯平息。在希臘的兩個春天的月份裡，我不怕對我毫不容忍的牧羊犬的始終如一的惱怒，徒勞地尋找著格魯納的橙色尖翅粉蝶，黑爾德里希的硫黃色粉蝶，克呂珀的白粉蝶：但是，我所在的地區是找不到這種蝴蝶的。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就我而言，早了二十一年），我們乘邱納德公司的從希臘開往紐約的班輪潘諾尼亞號離開了希臘，但是我們在馬賽下了船，不過，我在船上學會了跳狐步舞。法國在漆黑的黑夜中哐啷哐啷地疾駛而過。當多佛—倫敦的列車平靜地停下時，灰白的英吉利海峽仍在我們體內波動搖擺。維多利亞火車站裡骯髒的牆上重複出現的灰色梨樹圖形為童年時代英國女家庭教師在我身上用過的浴皂做廣告。一周以後，我已經和我的第一個英國戀人，一個任性的、苗條婀娜的、比我大五歲的女孩在一場慈善舞會上臉貼著臉地跳起舞來了。

父親來過倫敦——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一六年二月，那時，他和另外五個俄國新聞界的知名人士一起，受到英國政府的邀請來查看英國在戰爭中所做的努力（他們暗示，俄國的輿論對此沒有給以足夠的賞識）。在路途中，受到我父親和科爾涅·丘科夫斯基的挑戰，要按Afrika押韻做詩，詩人和小說家阿列克塞·托爾斯泰（和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伯爵毫無親戚關係），儘管在暈船，還是提供了這可愛的對句： Vizhu pal'mu i Kafrika. Eto—Afrika. （我看到一棵棕櫚樹和一個小矮黑人。 這——就是非洲。 ） 在英國，客人參觀了海軍。接著是壯觀的、接連不斷的晚宴和講話。俄國人適時地佔領埃爾祖魯姆以及即將被採納的英國征兵法案（“你是一起行軍好，還是等到三月二號？”正如招貼畫上的同音異義雙關語所說）為發言人提供了毫不費力的話題。有過一次由愛德華·格雷爵士主持的官方的宴會，一次對喬治五世的有趣的訪問，當時團裡的直言不諱的傢伙丘科夫斯基堅持問他是否喜歡奧斯卡·王爾德的作品——“dze ooarks of OOald”。他的發音讓國王摸不著頭腦，而國王反正也從來不曾是個如飢似渴的讀者，就巧妙地反問他的客人覺得倫敦的霧怎麼樣（後來丘科夫斯基常常得意地引用這作為英國式偽善言辭的例子——因一個作家的品行而抵制他）。

最近一次到紐約的公共圖書館去查閱，發現上述事件並沒有在我父親的作品Iz Voyuyushchey Anglii，彼得格勒，一九一六年（《戰時英國報導》）中出現——實際上，也許除了描寫和H·G·威爾斯打的一場羽毛球（還是英式牆手球？），以及關於到佛蘭德的某些一線戰壕巡視的一段有趣的敘述——那裡的殷勤好客到了允許一枚德國的手榴彈在客人幾英尺之內爆炸的程度——在那裡面沒有多少他慣有的幽默的例子。這份報告在以書的形式出版之前，曾在一份俄國的報紙上連載。在裡面，父親以某種舊大陸式的天真提到了把他的天鵝牌鋼筆送給了海軍上將傑利科，他在就餐時藉用來在一份菜單上簽名，稱讚了筆尖書寫時的流暢和平滑。對鋼筆的牌子的不幸揭示立即迴響在倫敦的報紙上一家梅比及托德有限公司所做的廣告中，裡面引用了這一段話的譯文，並且描繪了父親在一場海戰的混沌的天空下把公司的產品遞交給大艦隊的總司令。

但是現在沒有宴會，沒有演講，甚至也沒有和威爾斯一起打英式牆手球，簡直沒有辦法使這個人相信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特別殘酷和徹底的形式——它本身和沙漠中的沙粒一樣古老——而根本不是那麼多外國觀察家認為的那種令人感興趣的新型的革命實驗。在榆樹園花園租住的房子裡過了昂貴的幾個月之後，父母和三個小一點的孩子離開倫敦到了柏林（在那裡，直到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去世，父親一直和同為人民自由黨黨員的約瑟夫·黑森一起編輯一份俄國流亡者的報紙），而弟弟和我去了劍橋——他上的是基督學院，我上的是三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