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第五節

能夠設法把一封年輕時收到的真實的情書保存在一部小說作品中，像一顆無污染的子彈埋嵌在身體鬆軟的肉裡，而且在虛構的生命間相對牢靠地待在那裡，這樣的小說家是幸福的。我真希望自己也像那樣保存了我們之間的全部通信。塔瑪拉的信持續地召喚出我們如此熟悉的鄉間景色。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信是對我一度獻給她的、表現力遠遠不如的抒情詩歌的遙遠但無比清晰的應答回應。通過使用我從未能夠發現其奧秘的不被追捧溺愛的詞語，她的中學女生式的散文體能夠以淒切動人的力量再現出聖彼得堡鄉間濕葉的每一陣拂動，蕨類植物的每一片染上了紅褐的秋色的葉子。 “下雨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感到那麼高興？”在最後幾封信裡的一封中她問道，彷彿回到了純粹的修辭的源頭。 “Bozhe moy”（用mon Dieu——而不是“My God”），那遙遠、光明、令人鍾愛的一切，到什麼地方去了（Vsyo eto dalyokoe， svetloe， miloe——俄語中此處不需要主語，因為這些是擔當抽象名詞角色的中性形容詞，在空空的舞台上、在減弱了的燈光下表演）。

塔瑪拉、俄羅斯、逐漸混生進入舊花園中的野生林、我那北國的白樺樹和冷杉樹、每一次我們從城裡回到鄉間度夏時母親趴在地上親吻土地的一幕，et La montagne et le grand chene——這些東西有朝一日被命運胡亂地捆在一起扔進了大海，將我和我的童年徹底割斷。不過，我在想，對於更為麻木的命運，對於，譬如說，一種平穩、安全、小城式的、原始而缺乏展望的時間的延續，是不是真有什麼值得去稱道的。當一個人在五十歲的時候仍然居住在童年時代的薄隔板牆的房子裡，每次清掃閣樓時就會看到同樣的那堆發黃的舊課本，仍舊和後來積聚起的過時無用的物品堆放在一起；在那裡，在夏天的星期日的早上，他的妻子在人行道上停下一兩分鐘，忍受那可怕的、饒舌的、染過頭髮的、走向教堂的麥吉家的女人，早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她曾是漂亮、頑皮的瑪格麗特·安，有著帶薄荷清香的嘴和靈巧的手指。

我自己命運的突變在回顧時給予了我一種我是說什麼也不願錯過的眩暈的快感。自從和塔瑪拉信件往返以來，思鄉對於我一直就是一件易受感官影響的特殊的事情。如今，亞伊拉山上纏結的青草，烏拉爾山脈中的一條峽谷，或者鹹海地區的鹽鹼灘在我腦子裡的形象，在思鄉和愛國方面對我的影響和（比方說）猶他州的一樣多，或者一樣少；但是給我任何大陸上的任何和聖彼得堡鄉間相似的東西，我的心就融化了。我無法想像真正再看到我過去的環境時會是什麼情景。有時我幻想自己用假護照、假名字重訪它們。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想我不會這麼做。關於這件事，我癡心妄想得已經太久了。同樣，我在克里米亞十六個月的生活的後半段裡，我曾如此長久地計劃參加鄧尼金軍隊，目的與其說是騎在戴著頭盔的戰馬上，馬蹄嘚嘚地衝進聖彼得堡鵝卵石路面的郊區（我可憐的尤里的夢想），不如說是去到在烏克蘭的小村莊里的塔瑪拉身邊，結果等到我做出決定的時候，那支軍隊已經不存在了。一九一九年的三月，紅軍在克里米亞北部攻入，在各個港口，反布爾什維克的群體開始了混亂的撤退。在塞瓦斯托波爾灣如鏡般的海面上，在岸上瘋狂的機關槍的掃射下（布爾什維克的部隊剛剛佔領了港口），我和家人搭乘一艘運載乾果的又小又破舊的希臘船希望號動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和比雷埃夫斯。我記得，當我們曲折駛出海灣的時候，我力圖把注意力集中在和父親下的棋上——一匹馬的腦袋已經掉了，一枚玩撲克牌用的籌碼代替了一個丟失了的車——離開俄國的感覺完全被那痛苦的想法掩沒了：有紅軍也罷，沒有紅軍也罷，塔瑪拉的信仍會奇蹟般地、不必要地寄到克里米亞的南部，會在那裡尋找一個逃亡了的收信人，像被釋放在一個格格不入的地區裡的被搞迷惑了的蝴蝶，在不適合的緯度、在陌生的植物間無力地拍打著翅膀飛過來飛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