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說吧,記憶:自傳追述

第63章 第四節

她的下落是我在到達克里米亞南部大約一個月後意外地得知的。我家在雅爾塔附近的加斯普拉安頓了下來,離科萊茲村不遠。整個地方似乎完全是異邦;氣味不是俄國的,聲音不是俄國的,每晚正當清真寺的宣禮員開始從村子的光塔(輪廓映在一片桃紅色天空中的一座細高的藍色尖塔)上吟頌時,那頭髮出叫聲的驢肯定是巴格達的。我就在那兒,站在一條白堊質的馬道上,靠近一條白堊質的河床,一條條分開的、蛇形曲折流淌的河水淺淺地流過橢圓形的石頭——我就在那兒,拿著一封塔瑪拉的信。我看著陡峭突兀的亞伊拉山脈,深色的如細羊毛皮般的托洛斯鬆一直覆蓋到它的峭壁頂端;看著在山與海之間的一片連綿著的、像地中海沿岸的灌木叢林那樣的常綠植物;看著半透明的粉紅色天空,一彎羞澀的新月在那裡照耀,近旁只有一顆濕潤的孤星;整個很不自然的景色給我的印像是,這是出自《天方夜譚》的一個插圖美麗但可悲地刪節了的版本里的東西。突然我感到了流亡的一切痛苦。當然,有過普希金的例子——普希金流放時曾在這裡、在那些引種的柏樹和月桂間漫步——但是,雖然他的傷感詩歌可能給了我某些激勵,我並不認為我的激情是一種做作。此後幾年裡,失去祖國對我來說就是失去我的愛,直到一本小說的創作才使我從那份豐富的感情中解脫出來。

在此期間,我家人的生活完全改變了。除了精明地埋藏在爽身粉容器中正常裝的東西里的一些珠寶之外,我們是絕對地破產了。但是這是一件非常次要的事情。當地的韃靼政府已被一個嶄新的政府清除掉了,我們在荒謬的、可恥的、完全缺乏安全的感覺的支配之下。從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間的冬天,直到晴朗多風的克里米亞春天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極端愚蠢的死亡就在我們身邊蹣跚而過。隔上一天,在雅爾塔白色的碼頭上(你會記得,正是在那兒,契訶夫的《抱叭兒狗的女士》中的女士在度假的人群中丟失了她的長柄眼鏡),各種無害的人們被事先在腳上綁上重物後,被為此目的專門從塞瓦斯托波爾運來的冷酷的水手槍殺。我的並非無害的父親,在一些危險的冒險之後,此時已經和我們會合了,在那個因肺病專家而著名的地方,他假裝成一個醫生,但是沒有改名字(“簡單而優雅”,正如一位象棋評論者會這樣評論棋盤上相應的一著)。我們住在一所不顯眼的別墅裡,是一位好心的朋友索菲婭·帕寧伯爵夫人提供給我們使用的。在某些夜晚,當有刺客來臨的傳言特別厲害的時候,我們家的男子就輪流在宅子四周巡邏。歐洲夾竹桃葉子細長的影子會在海風中沿著一道灰白的牆小心地移動,彷彿在極其詭秘地指著什麼東西。我們有一桿獵槍和一把比利時自動手槍,盡量不把聲言非法擁有火器的任何人都將就地正法的法令放在眼裡。

命運對我們非常仁慈;除了在一月份的一個午夜,一個土匪模樣的人,嚴嚴實實地裹在皮革和毛皮里,潛入到了我們中間,使我們吃驚不小之外,沒有出過什麼事情——但是結果發現他是我們原來的司機齊加諾夫,他覺得大老遠從聖彼得堡爬在火車的緩衝器上、搭乘貨運車廂、穿過廣袤、嚴寒、荒涼的俄國大片地區,就是為了給我們帶來我們的一些好朋友出乎意料地給我們送來的一筆很受歡迎的錢,這樣做根本不算個事。他還給我們帶來了我們聖彼得堡的地址收到的信件;其中就有塔瑪拉的那封信。待了一個月後,齊加諾夫聲稱克里米亞的景色使他感到厭倦,便離開了——又大老遠地回到了北方,肩膀上扛著個大包,裡面有各種物件,如果我們知道他垂涎這些東西的話,我們會很高興地送給他的(例如一個熨褲子褶線的東西,網球鞋,男用襯衫式長睡衣,一隻鬧鐘,一把烙鐵,還有幾樣我已經忘記了的可笑的東西),如果不是被一個他也偷得過她蒼白的美貌的貧血的女僕懷著復仇的熱情指了出來的話,要逐漸才會發現這些東西不見了。奇怪的是,他勸說我們把母親的寶石從爽身粉的容器中(他立刻就發現了)轉移到挖在花園裡一棵有多種用途的橡樹下的一個洞裡——他離開了以後,寶石全都在原處。

後來,在一九一八年春季的一天,當盛開的扁桃樹的團團粉紅色花朵使暗淡的山麓生機盎然的時候,布爾什維克消失了,一支安靜得奇怪的德國軍隊取代了他們。愛國的俄羅斯人煎熬於擺脫了本國人而感到的肉體上的輕鬆和不得不把他們得到的暫時解救歸功於外國侵略者——特別是德國人的無奈這兩種感情之間。不過,後者在西方正在打敗仗,是偷偷摸摸地進入雅爾塔的,臉上帶著膽怯的笑容,一支灰色幽靈般的隊伍,很容易被愛國的人所忽視,而他們也的確被忽視了,除了對公園草坪上出現的半心半意的“勿踐踏草地”的標誌的幾聲不領情的竊笑之外。兩三個月後,在修好了政治委員們空出來的各個別墅裡的水暖管道設備後,德國人接著也離開了;白軍從東邊慢慢移動進來,不久就開始和正在從北面攻打克里米亞的紅軍打起來了。我父親成了在辛菲羅波爾的地區政府的司法部長,他的家人暫住在雅爾塔附近沙皇過去的領地里瓦季亞庭園中。和白色政權控制的城鎮相聯繫的一種浮華的、狂熱的歡樂,以庸俗化了的形式把和平年代的舒適便利帶了回來。咖啡館生意興隆。各種各樣的劇院一片繁榮。一天早晨,在一條山間小道上,我突然遇見了一個騎士,穿著切爾克斯人的服裝,緊張的、流著汗的臉塗成古怪的黃色。他不斷使勁猛拽他的馬,馬卻不理會他,繼續沿著陡直的小路以奇怪的果斷步子往下走去,就像一個被觸怒的人離開一個聚會時的樣子。我看見過脫韁奔逃的馬,可是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匹走著逃離的馬,而當我認出這個不幸的騎士是我和塔瑪拉在銀幕上如此經常地欣賞的莫祖辛時,我的驚奇更帶上了令人高興的勁頭。電影《哈吉·穆拉特》(根據托爾斯泰關於驍勇的、善於馴馬的山中首領故事改編)正在那條山脈的高山牧場上排練。 “抓住那畜牲〔Derzhite proklyatoe zhivotnoe〕,”他看見我時咬著牙說,但就在這時,隨著巨大的石頭的碾壓聲和嘩啦聲,兩個真正的韃靼人跑過來救他,而我拿著我的蝴蝶網繼續艱難地向高處的峭壁走去,Hippolyte眼蝶的黑海亞種正在那裡盼著我呢。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弟弟和我時常去拜訪擁有奧萊茲海濱莊園的親切而古怪的家庭,這裡是充滿幻想的青年人的可憐的小小綠洲。很快,在我和同齡人莉迪婭·T之間發展起了說笑戲謔的友誼。總有許多年輕人在那裡,四肢棕褐色、戴手鐲的美女們,一個叫索林的著名畫家,演員們,一個芭蕾男舞者,快活的白軍軍官們,其中一些將會很快死去。又是沙灘聚會,毯子聚會,又是篝火,月光閃爍的大海和克里米亞麝香葡萄酒的充足供應,許多打情罵俏的樂事就發展了起來;在整個這段時期,在這種輕浮、頹廢和不知怎的有些不真實的背景下(我很樂意地相信,是這些使一個世紀前普希金對克里米亞的訪問的氣氛浮現在了腦際),我和莉迪婭玩我們自己發明的一個小小的綠洲遊戲。這個想法包括模仿嘲弄一種被設想為在未來使用的傳記的寫作手法,從而將華而不實的現在變成一個遲鈍的老年傳記作者意識中的某種癱瘓了的過去,他透過一層使他茫然的煙霾,回憶他結識的一位偉大的作家,當時他倆都還年輕。例如,或許是莉迪婭,或許是我(完全由偶然的靈感決定),晚飯後在露台上時會說“那個作家喜歡吃過晚飯後走到露台上去”,或者“我將永遠記得V·V在一個溫暖的夜晚說的話。他說,'這是個溫暖的夜晚'”;或者,更為荒唐的,“他抽煙前有點香煙的習慣”——所有這些都是以充滿沉思的、緬懷的熱情說出來的,當時我們感到似乎是滑稽可笑的、無害的;但是現在——現在我會發現自己在想,我們沒有在無意之中打攪了某個邪惡的懷恨在心的魔鬼嗎?

在所有那些月份裡,每一次一袋郵件從烏克蘭抵達雅爾塔,就會有一封我的塔瑪拉寫來的信。信件是如何在難以想像的運送者們的力量下,在內戰的不可思議的混亂情況中進行傳遞,沒有什麼比這更為神秘的了;但是,只要我們的通信由於那種混亂出現了某種中斷,塔瑪拉都會表現得彷彿她把信件的傳遞歸入普通的自然現像一類,諸如天氣或潮汐,是不受人間事務左右的,她會指責我不給她回信,而事實上在那些月份中我除了給她寫信並且想念她之外,什麼事情也沒有乾——儘管我多次背叛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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