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第五節

反動的報刊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父親政黨的攻擊，我對那些時不時出現的、多少有點庸俗的漫畫——我父親和米柳科夫把聖徒俄羅斯放在盤子裡交給猶太世界之類的東西——也已經相當習慣了。但是有一天，我想是在一九——年冬天，右翼報紙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家僱用了一名聲名不好的記者，編造了一篇惡言誹謗的文章，包含了我父親不能置之不理的含沙射影的東西。既然文章具體作者的盡人皆知的無賴性使他成為“不可決鬥”的人物（如俄國決鬥準則所說的neduelesposobrniy），我父親要求和刊登那篇文章的報紙的聲名或許不那麼惡劣的編輯決鬥。 俄國式的決鬥比起傳統的巴黎式決鬥來是一個嚴重得多的事件。這位編輯用了好幾天來決定是否接受這個挑戰。在這些日子的最後一天，一個星期一，我和平常一樣去上學。由於我沒有看報紙，我對整個事件一無所知。那天的某個時候，我意識到一本打開在某一頁的雜誌在大家手里傳遞著，引起了哧哧的笑聲。看準了時機的一使我擁有了證明是一份低級周刊的最新一期，上面登著關於我父親挑戰的聳人聽聞的報導，還有對他讓對手挑選武器這事的極其愚蠢的評論。針對他回到在自己的文章中批評過的一種封建習俗上去，這篇文章也進行了狡黠的挖苦。還大談他僕人的數量和成套服裝的數量。我發現他選擇了自己的姻兄海軍上將科洛梅茨耶夫，日俄戰爭中的一位英雄，作決鬥助手。在對馬海峽之戰中，我的這位當時具有海軍上校軍銜的姑父設法把他的驅逐艦靠攏了燃燒著的旗艦，救出了海軍總司令。

下課以後，我弄清了這份雜誌屬於我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我指責他背叛和嘲弄我。在接著發生的打鬥中，他向後撞倒在了一張書桌上，腳夾在一道縫裡，踝子骨斷了。他臥床一個月，但是卻俠義地在他家人和老師面前隱瞞了我在事件中的責任。 看到他被抬下樓時的痛苦被淹沒在了我整體的苦惱之中。不知什麼原因，那天沒有車來接我，在乘著出租雪橇回家的又冷又單調的、慢得難以置信的歸途中，我有足夠的時間來仔細考慮問題。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在前一天，母親和我在一起的時間這麼少，而且沒有下樓來吃晚飯。我也明白了，泰爾南特，一位甚至比盧斯塔羅還要出色的武器教師，近來對我父親進行的是什麼樣的特殊訓練。他的對手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我不斷問自己——劍還是子彈？抑或已經做出了選擇？我小心翼翼地喚起父親擊劍時那我所熱愛的、熟悉的、生氣勃勃的形象，並試圖將這個形象去掉防護面罩和護墊後，轉移到在某個穀倉或騎術學校的決斗場上。我能夠看到他和對手都敞著胸，都穿著黑褲子，正在激烈地格鬥，他們有力的動作帶有即便是最有風度的擊劍手在真正交戰時也無法避免的那種古怪的彆扭勁。這個景像是這樣的令人反感，我是這樣真切地感覺到一顆即將被刺穿的狂暴地跳動著的心臟的豐滿和無助，以至我發現自己在似乎短暫的一瞬間希望有一種比較抽象的武器。但是很快我就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雪橇沿著涅夫斯基大道緩慢行進，那兒，模糊的燈光在越來越深的暮色中搖曳，我想到父親放在他書桌右上抽屜裡的那把沉重的黑色勃朗寧手槍。我熟悉那把手槍，就和我熟悉他書房裡其他更顯著的東西一樣；水晶藝術品或有紋理的石頭，那個時候很時髦；發亮的家人的照片；巨大的、用柔和的光線照亮的佩魯吉諾的一幅畫；荷蘭畫家的明亮的蜜黃色小油畫；還有，就在桌子上方，是巴克斯特為我母親畫的朦朧的玫瑰色的彩粉畫像：畫家展示了她四分之三的臉部，絕妙地表現出了她清秀的相貌——往上梳的淺灰的頭髮（她二十幾歲頭髮就變灰了），前額的完美的曲線，鴿子一樣藍色的眼睛，脖子的優美輪廓。 當我催促像個碎布娃娃一樣的趕雪橇的老頭走快點的時候，他就光是身子往一邊一歪，胳膊做一個特別的半圓動作，好讓他的馬相信他就要從右邊的氈靴裡抽出放在那兒的短鞭子了；這就足以使那匹粗毛小馬做出加速的樣子來，和趕雪橇的人剛才做出來的拔出他的knutishko的樣子同樣含含糊糊。在我們裹在雪中的行駛形成的一種幾乎是幻覺的狀態下，我重演了對一個俄國少年來說如此熟悉的所有著名的決鬥。我看見普希金，第一槍就受了致命的傷，不屈地坐起身子把槍裡的子彈射向丹特士。我看見萊蒙托夫微笑著面對馬爾蒂諾夫。我看見矮胖的索比諾夫在扮演蘭斯基這個角色時一頭栽下，手裡的武器飛進了樂隊。沒有一個稍有名氣的俄國作家忘記過描寫une rencontre，一次敵對的邂逅，當然都屬於古典的duel a volonte（不是電影或卡通中那種著名的背對背開步走——向後轉——砰砰式的荒唐可笑的表演）。在好幾個顯赫的家族中，在多少可以算得上是近期的時間裡，都有過可悲地死在決斗場上的事情。我如在夢中的雪橇沿莫斯卡亞街行駛，決鬥者模糊的輪廓緩慢地走向對方，舉槍瞄准後開槍——在黎明的瞬間，在古老的鄉間莊園潮濕的林中空地上，在無遮蔽的軍事訓練場上，或者在兩行冷杉樹之間紛飛的大雪之中。

而在這一切背後仍然存在著一個非常特殊的我極力想要繞過去的情感深淵，唯恐自己會涕淚滂沱，這就是潛存在我對父親的尊敬之下的溫柔的友情；我們之間完美和諧的魅力；我們密切關注的倫敦報紙上有關溫布爾登網球比賽的消息；我們解決的象棋排局；每當我提到當前的某個次要詩人時從他舌尖如此得意洋洋地滾滾而下的普希金抑揚格詩行。我們之間關係的特點是習慣性地交流些平常的無聊話、可笑地混亂不清的語句、對想像的語調的建議性的模仿，以及標誌著幸福家庭的秘密準則的私下的玩笑。儘管如此，他對行為問題極端嚴格，當他對用人或小孩生氣的時候，常愛說些尖刻的話，但是他天生充滿了人道精神，不允許自己在責備奧西普給他準備錯了襯衫的時候真正很無禮，同樣，直接了解一個男孩子的自尊心會緩和指責的嚴厲程度，導致突然寬恕的結果。因此，有一天，當我為了逃避在課堂上進行沒有準備好的背誦而故意用剃刀在膝蓋上方劃了個口子（我至今仍有那道疤痕），他似乎無法使自己真正發起脾氣來的時候，我是困惑多於高興；他接著承認自己童年時一次類似的過失，這是對我沒有隱瞞真情的獎賞。

我記得那個夏天的下午（那時已經覺得好像是很久以前了，其實只過去了四五年），他突然衝進我的房間，一把抓起我的捕蝶網，衝下游廊的台階——不久就溜溜達達地走回來了，大拇指和食指間捏著一隻稀有而華麗的俄國楊樹雌蛺蝶，他從書房陽台上看見它在一片山楊樹葉上曬太陽。我記得我們沿著平坦的盧加公路長時間地騎自行車，以及他利落地——結實有力的小腿，穿著燈籠褲、花呢上衣，戴著方格帽子——完成騎上他那輛高鞍座的“杜克斯”的樣子。他的貼身男僕會把自行車推到門廊前，好像那是一匹聽話的馬一樣。父親會一面查看著車子擦得亮不亮，一面戴上他的小山羊皮手套，在奧西普焦急的目光下試驗一下輪胎氣夠不夠足。然後他會握住車把，把左腳放在突出在車架後部的金屬栓上，右腳在後輪的另一邊蹬地，這樣蹬了三四下以後（這時自行車已經啟動），再悠閒地把右腳移到腳蹬子上，把左腿往前移，坐在了車座上。

我終於到家了，一走進門廳，我就听見了響亮快活的聲音。帶著夢境裡的安排的及時性，我的海軍上將姑父正從樓梯上走下來。我的父母在鋪著紅地毯的樓梯平台上——那裡一尊無臂的希臘女子大理石雕像掌管著放置來訪者名片的孔雀石鉢還在和他說著話，他往樓下走的時候，笑著抬頭向上看，並用手裡拿著的手套拍打欄杆。我馬上就明白不會有決鬥了，對方用道歉迎接了挑戰，一切都沒事了。我擦過姑父身邊到了樓梯平合。我看見了母親平日的寧靜的面容，但是卻無法看我的父親。這時事情發生了：我心中湧起了和布伊內號的船長將它開到燃燒著的蘇沃洛夫號旁邊的時候將它托起的同樣的巨浪，而我沒有手絹；要在十年以後，在一九二二年的某個夜晚，在柏林的一次公開講演會上，我父親才會在擋住兩個俄國法西斯分子射向講演者（他的老朋友米柳科夫）的子彈、同時有力地擊倒其中一個刺客時，被另一個擊中要害。但是這個未來的事件並沒有在我們聖彼得堡宅子明亮的樓梯上投下任何陰影；那隻放在我頭上的冷靜的大手沒有顫抖，而在一盤困難的象棋排局中的幾種走棋的設想也還沒有在棋盤上交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