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第四節

我的父親是俄國偉大的無階級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認為把我送到一所以其民主的原則，在階級、種族和宗教信仰方面一視同仁的政策和現代化的教育方法著稱的學校去學習是正確的。除此之外，特尼謝夫學校和別的任何學校在時間和空間上沒有什麼不同。和所有的學校一樣，男孩子們容忍一些老師，討厭另一些老師，而且，也和所有的學校一樣，存在著下流的俏皮話和色情信息的不斷交流。因為我在體育運動方面很出色，要是我的老師不那麼急切地企圖拯救我的靈魂的話，我是不會覺得上學這事讓人那麼沮喪的。 他們指責我不去適應環境；指責我“炫耀”（主要是俄語作業裡充斥著英語和法語詞彙，而對我來說這些詞很自然就出現）；指責我拒絕碰盥洗室裡骯髒的濕毛巾；指責我打架的時候用手指關節，而不是像俄國愛打架的人那樣用拳頭的底面扇人。對體育運動甚少了解的校長，雖然很稱讚其需要密切合作的優點，卻對我在足球中總是守門，“而不是和別的球員一起跑來跑去”而心存疑慮。另一件激起憤慨的事是我坐小汽車上下學，而不是像別的學生、那些聽話的小民主分子那樣坐有軌電車或馬車上學。有一個老師把臉厭惡地皺成一副怪樣子，給我建議說，至少我可以讓汽車停在兩三個街區之外，這樣我的同學就可以不用看見一個穿制服的司機脫帽致意的樣子了。好像是學校允許我提著一隻死老鼠的尾巴到處走，只要我不把它舉在別人的鼻子底下晃悠就行。

然而，最糟糕的情況出自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對參加任何種類的活動和社團都極其反感。我不願參加課外小組的活動——鄭重地選舉負責人員、宣讀就歷史問題所寫的報告的辯論社，以及，到了高年級，討論當前政治事件的更為雄心勃勃的集會——惹怒了老師裡最和藹和最好心的一位。不斷要我參加這個或那個組織的壓力從未能夠使我放棄抵抗，而是造成了一種緊張關係，這種緊張並沒有因為每個人都在嘮嘮叨叨地反复提起我父親樹立的榜樣而有所緩和。 確實，父親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但是，就像經常發生在著名的父親的子女們身上的那樣，我通過自己的多棱鏡看待他的活動，它將我的老師們看到的相當威嚴的光分解成許多迷人的色彩。由於他的多種興趣——犯罪學的、立法的、政治的、編輯的、慈善的——他需要參加許多委員會的會議，這些會常常在我們家召開。總是能從我們巨大而迴聲蕩漾的門廳的另一端傳過來的奇怪的聲音中推測出即將召開一個這樣的會議了。我放學回家的時候，我們的看門人會在那裡，在大理石樓梯下面的凹室裡，忙著削鉛筆。他用的是一個笨重的老式機器，有一個轉輪，他一隻手迅速轉動轉輪的把手，另一隻手握著塞在一個側面的小孔裡的鉛筆。多年以來，他一直是能夠想像出來的最老式的那類“忠僕”，充滿了奇特的才智，他風度翩翩地用兩根手指左右抹平他的八字胡，身上總有淡淡的炸魚的氣味：它來自他神秘的地下室住所，他在那裡有一個極其肥胖的妻子和一對雙胞胎——一個和我同齡的男生和一個藍色的眼睛有點斜視、有一頭紅棕色頭髮、經常出沒的邋遢的小黎明女神；但是削鉛筆這份例行工作想必使可憐的老烏斯金十分氣憤——因為我欣然地對他充滿了同情，我，這個只用非常尖的鉛筆寫東西的人，總是在周圍的小瓶子裡存放著大把的B3鉛筆，每天要轉動裝置上（夾在桌子邊上）的那個把手百來次，在它的小抽屜裡很快就積滿了那麼多黃褐色的鉛筆屑。後來發現他早就和沙皇的秘密警察有接觸——當然，和捷爾任斯基或雅戈達的手下相比都是些新手，可仍然是相當麻煩的。例如，早在一九〇六年，警方懷疑我父親在維拉舉行秘密會議，就僱用了烏斯金為他們服務，他於是懇求我父親在那年夏天把他作為額外的門房（他原來在盧卡維什尼科夫家當過餐具管理員）帶到鄉間去，用了什麼藉口我想不起來了，但是深藏的目的是刺探發生的不論什麼事情；正是他，無處不在的烏斯金，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英勇地帶領獲勝的蘇維埃代表來到父親在二樓的書房，並且從那兒，穿過一間音樂室和我母親的起居室，到了我出生的東南角的房間，到了牆上的壁龕，到了閃著彩色光芒的冠冕形頭飾旁，這成了他當年給我捉到的一隻鳳蝶的充分的報償。

晚上八點左右，門廳將存放上一大堆的厚長大衣和套鞋。在藏書室旁邊的一間委員會議室裡，在一張鋪著綠色檯面呢的長桌旁（那些削得漂亮的尖尖的鉛筆已經分放好了），我的父親和他的同事們會聚集在一起討論他們反對沙皇的某個階段。在喧鬧的聲音之上，幽暗角落裡的一座高大的鐘會突然發出威斯敏斯特的鐘樂聲；越過委員會議室是神秘的深處——儲藏室，盤旋而上的樓梯，一間勉強算做餐具室的房間——我和堂兄尤里曾常常在到得克薩斯去的路上舉著拔出來的手槍在此稍作停留，也是在這裡，一天夜裡警察安放了一個睡眼惺忪的胖間諜，他被發現後吃力地跪在我們的圖書管理員柳德米拉·鮑里索夫娜·格林伯格面前。但是我怎麼可能和學校的老師討論這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