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第一節

梅恩·里德上尉的美國開拓時期的西部小說，經過翻譯和簡寫後，二十世紀初期在俄國兒童中非常流行，那時他在美國的聲名早已衰退很久了。因為懂英語，我能夠欣賞原文的未經刪節的《無頭騎士》。兩個朋友交換衣服、帽子、坐騎，不該死的人被錯殺了——這就是它錯綜複雜的情節的主渦流。在我記憶的書庫裡，我有的那個版本（可能是英國版）始終是一本紅布裝訂的鼓鼓囊囊的書，有一幅淡灰色的捲首插圖，書新的時候，蒙上了一頁綿紙保護插圖的光澤。我看見這頁綿紙的時候它正在逐漸破損——先是錯誤地被折疊，然後被撕去——但是卷首插圖本身，無疑描繪的是露易絲·波因德克斯特那倒霉的兄弟（也許還有一兩隻郊狼，除非我想到的是《致命射擊》，梅恩·里德的另外一個故事），已經這樣長久地暴露在我想像的烈焰下，以致現在顏色已經完全褪去（但是奇蹟般地被真正的東西取代了，如我在一九五三年春天把現在這一章翻譯成俄語的時候所注意到的那樣，也就是說，被從你我那年所租的牧場看到的景色所取代了：一片長滿了仙人掌和絲蘭的荒原，那天早晨從那兒傳來了一隻鵪鶉的悲鳴——我想是甘貝爾鵪鶉——使我充滿了受之有愧的成就和報償感）。

我們現在要見到我的表哥尤里了，一個瘦痩的、膚色灰黃的男孩，有個頭髮剪得很短的圓腦袋和明亮的灰色眼睛。雙親已經離異，沒有男家庭教師照顧，是個沒有鄉間宅第的城裡孩子，在許多方面都和我不一樣。冬天他和父親葉夫根尼·勞施·馮·特勞本堡男爵在華沙度過，他的父親是華沙的軍事長官；夏天則在巴托沃或維拉，除非他母親，我那古怪的尼娜姑媽把他帶出國，到枯燥乏味的中歐溫泉療養地，她在那兒獨自長途散步，把他留給跑腿報信的男孩或女服務員照顧。在鄉間，尤里很晚才起床，在我捕捉蝴蝶四五個小時後回家吃午飯前都見不到他。從他很小的時候起，他絕對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對“博物學”卻十分神經質，總是提防著，從來無法迫使自己去摸蠕動的東西，無法忍受一隻小青蛙像個人那樣在你握著的手裡摸索著爬來爬去時的有趣的觸癢，或一條毛毛蟲爬上你赤裸的小腿時那謹慎的、令人愉快地涼涼的、有節奏地起伏著的輕撫。他收集塗上彩色的鉛制小士兵——這些對我毫無意義，但是他熟悉他們的軍裝，就和我熟悉不同的蝴蝶一樣。他不玩任何球類游戲，不會像樣地投擲一塊石頭，不會游泳，可是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他不會，有一天，我們試圖從漂堵在鋸木廠附近的大堆圓松木上走過河去，當一根特別滑的樹幹開始在他腳下撲通一聲下沉並轉動的時候，他差一點被淹死。

我們初次開始意識到彼此的存在是一九〇四年在威斯巴登的聖誕節前後（我五歲半，他七歲）：我記得他從一家紀念品商店出來向我跑過來，手裡拿著一個breloque，一把一英寸長的小銀手槍，急著要給我看——突然摔趴在人行道上，但是自己爬了起來，沒有哭，不顧一個膝蓋流著血，仍然緊抓著他那微小的武器。在一九〇九或一九一〇年的夏天，他熱情地將我帶進了梅恩·里德的充滿潛在戲劇性的作品之中。他讀的是俄文譯本（除了姓之外，他的其他一切都比我更具俄國特點），在尋找一個適合表演的情節的時候，往往會和費尼莫爾·庫珀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充滿激情的創造結合起來。我則以較為超然的態度看待我們的遊戲，力圖按照原文進行表演。我們的表演一般在巴托沃的園子裡進行，那裡的小徑比維拉的還要曲折、還要危機四伏。我們相互進行搜捕時用的是彈簧槍，它以相當大的力度發射出像鉛筆那麼長的小棍子（我們很是勇敢地從棍子的銅頭上擰下了防護橡皮吸杯）。後來有了各種形式的氣槍，用來發射蠟彈或小簇飛鏢，造成並不致命但常常是相當痛苦的後果。在一九一二年，他帶來的那把用珍珠母板裝飾的威風的左輪手槍被我的家庭教師蘭斯基平靜地拿走鎖了起來，不過是在我們已經把一個皮鞋盒的蓋子崩成了碎片（作為真東西，一張紙牌A的前奏）以後——我們在傳說中許多個朦朧的歲月之前曾經進行過一次決鬥的綠色林蔭道上，在一個合於紳士身份的距離之外的地方輪流舉著盒蓋。第二年夏天，他和他母親去了瑞士——在他去世後不久（一九一九年），當她重回同一個飯店，住進他們那年七月住過的房間時，她把手塞進一把扶手椅的凹縫裡找一枚掉落的發卡，卻摸出了一個小小的上半身披著鎧甲的騎兵，馬沒有了，但是羅圈著的兩腿仍舊緊夾在一匹無形的戰馬上。

當他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來住一個星期的時候（現在相對於我的十五歲，他是十六歲半，年齡間隔開始表現出來了），我們剛剛發現花園裡只有我們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一個時髦的銀煙盒裡隨手拿出了一根“琥珀嘴”香煙，他讓我仔細看鍍金的內側上刻的公式3×4=12，紀念他終於和伯爵夫人G——起度過的三個夜晚。現在他愛上了在赫爾辛基的一位老將軍的年輕的夫人和在加契納的一個上尉的女兒。我懷著一種絕望見證了他情場老手式的每一次新揭示。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打幾個相當私密的電話？”他問我。於是我帶他穿過那五棵楊樹和那口乾涸的老井（只不過幾年前，我們被三個嚇壞了的園丁用繩子從裡面拽了上來），來到宅子僕人住的廂房的一條過道上，在那裡，從誘人的窗台上傳來鴿子的咕咕叫聲，在那裡的一面陽光印滿了圖案的牆上掛著我們鄉間住宅里最偏僻最古老的一台電話，一個盒子式的又大又笨的玩意兒，需要叮叮噹當地用曲柄搖動才能引出一個小聲音的接線員來。現在的尤里比過去那個騎野馬的傢伙更從容自在和好交際得多了。他坐在一張靠牆的冷杉木桌子上，兩條長腿垂著，和僕人閒聊（這是我不該做、也不知道怎麼去做的事情）——和一個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咧嘴笑過的留著連鬢鬍子的老門房，或和一個輕佻的廚娘，我只是在那時才意識到她裸露的脖子和放肆的眼睛。尤里結束了第三次長途通話後（我懷著慰藉和驚愕混雜的心情注意到他的法語說得多麼糟），我們步行到村子裡的食雜店去，要不是和他一起，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去那兒的，更不用說買上一磅黑白葵花子了。在漫步回家的路上，在傍晚準備棲息的蝴蝶群中，我們津津有味地嚼著吐出瓜子殼，他教我怎樣像傳送帶那樣運作：用右面的後牙嗑開瓜子殼，用舌頭慢慢把瓜子仁舔出來，吐出兩半個殼，把光滑的瓜子仁移到左面的臼齒咀嚼，與此同時，輪到對已經在右面嗑開了的下一粒瓜子進行同樣的處理。說到右面，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堅定的“君主主義者”（帶有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浪漫的性質），接著譴責起我的所謂的（並且是完全抽象的）“民主主義”來。他背誦了收集在剪貼簿裡的他的一些流暢的詩歌的例子，並驕傲地說迪拉諾夫-托姆斯基，一個時髦詩人（他喜愛意大利的格言和章節的標題，如“失去的愛之歌”，“夜之甕”，等等），曾稱讚過他出眾的“長”押韻詩“vnemlyu muze ya”（《我傾聽著繆斯》）和“lyubvi kontuziya”（《愛之傷害》），而我則以自己最好的（還沒有利用過的）發現來回敬他：“zapoved”（戒律）和“posapivat”（嗤之以鼻）。他對托爾斯泰擯棄兵法滿腔怒氣，而對安德烈·博爾康斯基親王則充滿了熾熱的敬佩——因為他剛剛才發現了，而我在十一歲時就第一次讀了這本書（在柏林普里瓦街我們昏暗的洛可可式公寓裡的一張土耳其式的沙發上，公寓朝著一座有落葉松和侏儒雕像的陰暗潮濕的後花園，它們像一張舊明信片，永遠留在了那本書裡）。

我突然看到自己穿著一所軍官訓練學校的製服：一九一六年，我們再度漫步走向村子，並且（和莫里斯·杰拉爾德和注定要死去的亨利·波因德克斯特一樣）換穿了衣服——尤里穿著我的白色法蘭絨衣服和條子領帶。在那年他待在我們家的短短的一周裡，我們想出了一種我從來沒有看見在什麼地方描寫過的奇特的娛樂。在我們花園盡頭一個茉莉花環繞的圓形小遊樂場中間有一架鞦韆。我們把繩子調節得使綠色的鞦韆踏板在仰臥於下面沙地上的人的額頭和鼻子之上僅僅兩英寸處盪過。我們中的一個會站在踏板上開始玩，以越來越大的衝力蕩起鞦韆；另一個會躺下，把後腦勺放在規定好的地方，從一個似乎極高的高度，盪鞦韆人的踏板會從仰臥者臉的上方嗖地飛過。三年後，作為鄧尼金軍隊裡的一名騎兵軍官，他在克里米亞北部與紅軍作戰時犧牲。我在雅爾塔看見了他的遺體，他整個頭骨的前部被幾顆子彈的衝力壓陷了下去，當他越過了自己的小分隊，正要不顧危險地孤身攻擊一個紅軍的機槍掩體時，子彈像一架巨大的鞦韆的鐵踏板擊中了他。如果我能夠勝任為他寫墓誌銘的話，我可能這樣總結說——用比我在這裡搜索枯腸能夠得到的豐富得多的詞彙——在尤里身上，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為一種天賦所支配：即相當於道德上絕對巔峰的榮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