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一節

我面前有一本黑布面裝訂的破舊的大剪貼簿。裡面收集有舊的文件，包括學位證書、草稿、日記、身份證、鉛筆寫的便條，以及一些印刷品，我母親在布拉格去世之前一直由她精心保管，後來，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六一年之間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變遷。靠著這些文件的幫助和我自己的回憶，我寫出了父親如下的簡短的傳記。 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法學家、政論家和政治家，司法大臣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納博科夫和瑪麗亞·馮·科爾夫女男爵的兒子，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生在聖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死於一名刺客的子彈之下。十三歲以前他在家中接受法國和英國女家庭教師及俄國和德國男家庭教師的教育；從後者之一那裡他獲得併傳給了我passio et morbus aureliani。一八八三年秋，他開始上一所在當時的加加寧街（想來在二十年代被短視的蘇維埃人改了名字）上的“高級中學”（相當於美國的把“中學”和“大專”結合在一起的學校）。他想要出類拔萃的願望是無法抑制的。一個冬夜，因為落下了指定的作業，他寧願得肺炎也不願在黑板前受嘲笑，希望能夠及時地病上一場，便把自己暴露在極地的嚴寒之下，只穿件襯衫式長睡衣坐在打開的窗前（窗子朝向皇宮廣場和它在月光下十分光潔的柱形紀念碑）；第二天早晨他身體依然十分健康，而他不該有的好運氣是，病倒的恰是那個他害怕的老師。一八八七年五月他十六歲時完成了高級中學的課程，獲得金獎，進入聖彼得堡大學學習法律，於一八九一年一月畢業。他到德國繼續深造（主要在哈雷）。三十年後，他的一個曾和他一起在黑森林騎車旅行的同學，把我父親當時帶著的那本寄給了我寡居的母親，在書的扉頁上寫著“法國文學中不可超越的明珠”——一個至今仍然適用的觀點。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此後每一年，在我們這個重視紀念日的家庭裡，都一絲不苟地紀念這個日子）他和鄉間鄰人二十一歲的女兒葉連娜·伊万諾夫娜·盧卡維什尼科夫結婚，生了六個子女（第一個是個死產男嬰）。 一八九五年他成了宮廷初等侍衛官。從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四年，他在聖彼得堡帝國法學院教授刑法學。作為宮廷侍衛官，在從事社會行為之前應該請求獲得“侍衛大臣”的同意。自然，我父親在《法律評論》上發表他著名的文章《基什涅夫大屠殺》時並沒有提出請求，他在這篇文章裡譴責了警方在一九〇三年推行基什涅夫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帝國裁定，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被免去了宮廷裡的頭銜，在那之後，他和沙皇政府斷絕了一切聯繫，堅定地投入了反對專制的政治活動，同時繼續從事法律工作。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他是國際犯罪學協會俄國分會的主席，在荷蘭開大會的時候，如果需要，他把俄語和英語的講話口譯成德語和法語，反之亦然，自己找到樂趣，也令聽眾大感驚奇。他口若懸河地反對死刑。在公私事務上都毫不動搖地遵守自己的原則。在一九〇四年的一次官方宴會上，他拒絕為沙皇的健康乾杯。據說他在報紙上泰然地刊登廣告出售自己的宮廷制服。從一九〇六到一九一七年他和Ⅰ·Ⅴ·黑森及A·I·卡明卡合編了俄國少數幾種自由派報紙之一的Rech（《言論》），和法學評論雜誌《法律評論》。政治上他是個“Kadet”，即立憲民主黨——後來改名為更加恰當的人民自由黨——的一員。蘇聯的詞典編撰者們在少見的對他生平的評論中，對他的見解和成就作了雖然可惡卻是徒勞的雜七雜八的論述，想必以他強烈的幽默感，他會覺得極其可笑。在一九〇六年，他被選為第一屆俄國國會（國家杜馬）議員，這是一個人道的、崇高的機構，主導思想是自由主義的（但是受到蘇聯宣傳的影響，無知的外國出版家常常把它和古老的“貴族杜馬”混為一談！）。他在那裡做了好幾次精彩的演講，引起了全國性的反響。不到一年，當沙皇解散杜馬的時候，一些議員，包括我父親（如他在芬蘭火車站照的一張相片上顯示的那樣，把火車票塞在帽箍下面）在內，到維堡去召開了一屆不合法的會議。一九〇八年五月，他開始了三個月的監獄生活，這是對他和他們群體在維堡發表的革命宣言的多少有點遲來的懲罰。 “V在今年夏天弄到'Egerias'〔斑點林蛾〕了嗎？”他在從獄中秘密傳遞出來的一張條子上問道，這是通過一個被收買的警衛和一個忠實的朋友（卡明卡）傳到我在維拉的母親手裡的。 “告訴他我在監獄的天井裡看到的只有黃粉蝶和菜粉蝶。”他釋放後被禁止參加民眾的選舉，但是（在沙皇統治之下的一個十分普遍的自相矛盾的現象）卻可以自由地在尖銳的自由派雜誌《信論》中工作，他每天為此投入多至九個小時的時間。在一九一三年，因為他從基輔發出的一篇報導，他被政府象徵性地罰款一百盧布（約等於現在同等數目的美元）。在基輔，一場暴風驟雨般的審判後，貝利斯被判無罪，他並沒有為了“祭祀儀式”的目的殺死一個基督教男孩：正義和公眾輿論在舊俄國偶爾仍舊能夠取勝；而舊俄國祇剩下五年的時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不久，他就應徵入伍，被派往前線。最終他被派到聖彼得堡的參謀部。軍人的道德使他沒有積極參加到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自由派革命的動亂中去。從一開始，歷史似乎就急切地要剝奪他在一個西方模式的俄羅斯共和國里充分展現政治家的偉大天才的機會。在一九一七年臨時政府的初期——也就是說，在立憲民主黨仍舊參與其中的時期——他在內閣會議中擔任重要但是並不引人注目的執行書記的職位。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季，他被選入立憲會議，結果卻在它解散時被精力充沛的布爾什維克的水手們逮捕。但是在那些日子裡，命令和收回成命的命令造成的混亂有利於我們這方：父親沿著一條幽暗的走廊往前走，看見盡頭處有一扇開著的門，出門走上了一條小街，前往克里米亞，只帶了他預先囑咐他的貼身男僕奧西普給他放在一個隱蔽的角落裡的背包，和我們好心的廚師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主動加上的一包魚子醬三明治。從一九一八年中到一九一九年初，在布爾什維克的兩次佔領之間，在和鄧尼金軍隊中的好戰分子的不斷摩擦中，他是一個地區——克里米亞地區——政府中的司法部長（“少法部長”，他常常挖苦地說）。一九一九年他開始了自願流亡的生活，先是住在倫敦，然後在柏林，在那裡，他和黑森合作編輯自由派的流亡者日報Rul'（《舵手》），直到一九二二年被一個明險的暴徒暗殺，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希特勒任命為俄國移民事務行政官員。

他寫了大量的東西，主要是關於政治和犯罪學方面的文章。他熟知好幾個國家的散文和詩歌，能夠背誦幾百首詩（他最喜歡的俄國詩人是普希金、邱特切夫和費特——他發表過一篇關於費特的很好的文章），是一個狄更斯權威，除了福樓拜之外，還高度評價司湯達，巴爾扎克和左拉，依我之見是三個令人生厭的平庸之輩。他曾經承認，創作一篇故事或一首詩歌，任何故事或詩歌，對他來說都和製造一台電動的機器一樣，是難以理解的奇蹟。但另一方面，他寫法學和政治方面的文章則一點問題都沒有。他的寫作風格得體、儘管頗為單調，即使在今天，雖然裡面充斥著來自古典文學教育的古老的比喻和俄羅斯新聞寫作的誇張的陳詞濫調，仍然有著——至少對我遲鈍了的耳朵而言——自身特有的吸引人的古老的尊嚴，和他多彩的、富有奇趣的、常常是充滿詩意的、有時粗俗的日常言談形成強烈的對照。保存下來的他的一些聲明（以“Grazhdane！”開頭，意思是“Citoyens！”）和社論的草稿是以描紅簿式的斜體、極其明快流暢、均勻得難以相信的字跡寫出來的，幾乎沒有任何修改，有一種純淨、一種確信、一種思想和物質的共同作用，把它和我自己的賊眉鼠眼的字跡和凌亂的草稿、和現在對我花了兩個小時描寫他兩分鐘時間內寫下的完美的書法的字行進行大屠殺般的修改和重寫、再修改相比，我覺得很有意思。他的草稿是他當時思想的謄清稿。他就這樣以驚人的自如和速度（很不舒服地坐在一座淒涼的宮殿的教室裡的兒童書桌前）寫出了米哈伊爾大公（在沙皇聲明他和他兒子放棄王位後的下一個王位繼承人）退位的全文。難怪他也是一個令人欽佩的演說家，一個具有“英國風格”的沉著冷靜的雄辯家，他迴避使用剁肉的手勢和煽動家們辭藻華麗的狂吠，而在這一點上，我這個如果面前沒有一張打好了字的紙，就是個可笑的用詞不當的傢伙的人，一點也沒有繼承下來。

僅僅是在不久以前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一部重要的Sbornik statey po ugolovnomu pravu（刑法文集），是在一九〇四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這本書極為罕見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一冊（原先是一位叫米哈伊爾·耶夫格拉福維奇·霍杜諾夫的人所有，這是用紫墨水印章打在扉頁上的）是一位好心的旅行者安德魯·菲爾德一九六一年訪問俄國時在舊書店裡買了送給我的。這是一本三百一十六頁的書，包括了十九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裡（一九〇二年寫的《性犯罪》），父親在某種奇怪的意義上頗具預言性地討論了（在倫敦）“a l'age le plus tendre小姑娘，就是說，八到十二歲，成了好色之徒的犧牲品”的案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對各種反常行為表現出了一種極其開放和“現代”的態度，附帶著給“同性戀”造了一個便利的俄語詞：ravnopoliy。

想要列出他發表在各種期刊，如《言論》或《法律評論》上的實實在在是數以千計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在後面的一章裡我談到他的一本具有歷史趣味的書，是關於在戰時對英國進行的一次半官方性質的訪問的。他的一些涉及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的回憶錄被收集在黑森在柏林出版的《俄國革命文獻》中。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他在倫敦國王學院以“蘇聯的統治和俄國的未來”為題發表了一篇演說，一周以後刊登在《新聯邦》第十五期的增刊上（整齊地粘貼在我母親的剪貼簿上）。同年春天，我在劍橋大學為大學倶樂部組織的辯論會做準備時，把父親文章的大部分都背了下來；（獲勝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辯護士是一個來自《曼徹斯特衛報》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了，但是記得我在背完了記在腦子裡的東西以後，就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政治講話。父親去世前兩個月，流亡者的雜誌《戲劇和生活》開始連載他對童年的回憶（他和我此時有了重疊——時間太短了）。我看到裡面精彩地描述了第三高級中學他的那位學究式的拉丁語老師發脾氣之可怕，以及父親從很早就開始了的對歌劇的終生熱愛：他想必聽過一八八〇到一九二二年之間的幾乎每一個一流歐洲歌唱家的演唱，雖然不會演奏任何音樂（除了非常莊重地奏出《魯斯蘭》序曲的開頭部分的和弦之外），卻記得他最喜歡的歌劇的每一個音符。沿著這條震動的琴弦，一個漏過了我的傳承優美旋律的基因，從十六世紀的那位管風琴手沃爾夫岡·格勞恩開始，流經我的父親到了我兒子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