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第四節

鑑於蘭斯基顯得是多麼多才多藝，有關我們的學習上的任何事情能夠解釋得多麼徹底，他在大學裡受到的不斷磨難就令人感到驚奇。最後人們得知，原因是他頑固地要搞那些自己完全缺乏悟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我回想起了當他不得不參加最重要的課程終結考試之一的時候的緊張不安。就在即將到來的考試前夕，我和他一樣擔心，禁不住在房門外偷聽，裡面，父親在蘭斯基的懇求下私下幫他練習，考一考他對查爾斯·紀德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本書的知識。父親翻著書頁，會問他，比方說：“價值的由來是什麼？”或者：“鈔票和銀行票據之間的區別是什麼？”蘭斯基會急切地清清嗓子——然後是完全的沉默，彷彿斷了氣一樣。過了一會兒以後，甚至連他那小聲輕促的咳嗽也不再出現了，只有我父親敲桌子的聲音不時打斷間隔著的沉默，除了那麼一次，在一陣快速和抱有希望的抗辯中，這個苦難的人突然高聲說：“這個問題書裡面沒有，先生！”——但是裡面有。最後父親嘆了口氣，合上了課本，溫和然而清晰地說道：“Golubchik，你不可能及格的——你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蘭斯基不無尊嚴地反駁道。他直挺挺地彷彿是個標本般坐在我們的汽車裡，被送到大學去，在那裡一直待到天黑，乘雪橇在暴風雪中蜷縮成一團，回到家裡，在無聲的絕望中上樓走進自己的房間。

蘭斯基在我們家的最後一段時間結了婚，到高加索，到萊蒙托夫的山嶺中去度蜜月，然後回到我們家又待了一個冬天。他不在的期間，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一位瑞士家庭教師諾耶爾先生接替了他。他是個身體強壯的人，八字胡又短又硬，給我們讀羅斯丹的《西哈諾·德·貝熱拉克》，每一行都裝腔作勢地用最甜膩的聲音讀出來，並且根據他所模仿的人物，把聲音從長笛音變成巴鬆管的低音。打網球的時候，如果輪到他發球，他會堅定地站在端線處，穿在皺巴巴的紫花布長褲裡的兩條粗腿大大叉開，突然膝蓋一彎給球猛烈的但卻是少有的缺乏效果的一擊。 當蘭斯基在一九一四年春天永遠離開我們以後，一個來自伏爾加某省的年輕人給我們當家庭教師。他是個紳士家庭出身的令人愉快的年輕人，網球打得不錯，還是個出色的騎手；能夠依靠這樣的才藝使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在晚期，我和弟弟都不需要多少他的樂觀的保護人向我的父母所保證的、這個可憐傢伙能夠給予我們的教育方面的幫助了。就在我們第一次的交談中，他隨口告訴我們狄更斯寫了《湯姆叔叔的小屋》我一把抓住這個機會和他打賭，贏得了他的指節銅套。從那以後，他小心地不在我的面前提到任何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或主題。他很窮，從他褪色的大學校服上散發出一種奇怪的、模糊的、並不十分討厭的乙醚似的氣味。他風度翩翩，性情溫和，一手令人難忘的、張牙舞爪的書法（類似的書法我只有在瘋子的書信裡看見過，這類東西，唉，從公元一九五八年以後我有時會收到），以及一肚子無窮無盡的關於他的伙伴和妓女的下流故事（他偷偷用夢幻的、軟綿綿的聲音講給我聽，不用一點污言穢語），有的是關於我們的各色親戚的，其中的一位時髦女士，年齡幾乎比他大一倍，他不久就和她結了婚，結果後來把她給除掉了——是他此後在政府里工作的期間——他把她打發到了勞改營，她死在了那裡。我越想到這個人，就越相信他整個是個瘋子。

我並沒有和蘭斯基完全失去聯繫。他向岳父借了一筆錢，還在我們家的時候就開始乾起了買下和開發利用各種發明的異想天開的行當。說他把這些當成是自己的發明，這是既不寬厚也不公平的；但是他採用它們、談論它們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溫柔，暗示出一種當然的發明者的味道——在他這方面，是一種沒有事實支持也沒有欺騙打算的感情態度。一天，他驕傲地邀請我們所有的人用我們的汽車去試一下一種他負責修建的新路面，是由（就我能夠穿越歲月，依稀看清的那奇特的微光而言）金屬條離奇古怪地編織而成的。結果是紮破了輪胎。然而，他從購買另一件熱門東西上得到了安慰：一張他稱之為“電動飛機”的藍圖，那東西看起來像一架老布萊里奧飛機，但是有一個——我在這裡再次引用他的話——“伏打式”發動機。它只在他的——以及我的——夢裡飛翔過。在戰爭期間，他推出了一種神奇馬飼料，形狀像galette那樣的薄餅（他會自己啃一點，給朋友咬幾口），但是大多數的馬還是認准了吃它們的燕麥。他做了許多其他的專利交易，全都是些異想天開的東西，在他的岳父去世、他繼承到一大筆遺產的時候，早已是債台高築。這肯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初，因為我記得他寫信給我們（我們正被困在雅爾塔地區），提出要給我們錢和各種幫助。他迅即把遺產投資在東克里米亞海濱修建一所露天遊樂場，費盡心機找來好的樂隊，用某種特別的木材建造了一個旱冰場，建起了用紅綠電燈泡照射的噴泉和小瀑布。一九一九年布爾什維克到來，關掉了那些電燈，蘭斯基逃到了法國；我最後聽到他的消息是在二十年代，據說他在里維埃拉靠在貝殼和石頭上畫畫勉強維持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不知道——也寧願不去想像——在納粹侵占法國的時期他的遭遇如何。儘管有一些怪癖，他其實真是一個非常純潔、非常正派的人，他的個人原則和他的語法一樣嚴格，回憶起他的令人振奮的聽寫使我感到很開心：kolokololiteyshchiki perekolotili vikarabkavshihsya vihuholey——“鑄造教堂鐘的鑄工們殺死了四散奔逃的麝鼴”。多年以後，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裡，一個動物學家問我，俄語是不是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麼難，我恰好給他引了那個繞口令。幾個月後我們又遇到了，他說：“你知道，我老在想那些莫斯科的麝鼠：為什麼說它們四散奔逃？它們是在冬眠還是在躲藏著，還是怎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