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一節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中，涅瓦大街上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節三英尺長、褐如櫟木的國際列車臥舖車廂的模型。它細緻逼真，我的上發條的塗漆鐵皮火車完全不能與之相比。可惜它是非賣品。人們可以看清楚它裡面的藍色裝飾，車廂中分隔間牆壁上的壓印出浮雕圖案的皮質襯墊，拋光護牆板，嵌在牆上的鏡子，鬱金香形狀的閱讀用檯燈，以及其他惱人的細節。寬大的和較窄的窗戶交錯相間，單扇或雙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幾個分隔間裡床都鋪好了。 當時出色而充滿了魅力的北歐快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當它高雅的棕色變成了新貴藍時，就再也不一樣了）完全由這樣的國際列車車廂組成，一周兩班，把聖彼得堡和巴黎連接起來。我本應該說，直達巴黎，如果不是因為旅客不得不在俄德邊境（維爾日波洛沃—伊德庫恩）換乘另外一列外表相仿的火車的話。在那兒，俄國的寬敞懶散的六十英寸半軌距為歐洲五十六英寸半的標準軌距所取代，煤接替了白樺木木柴。

在我意識的遠端，我想我能夠清理出至少五次這樣的巴黎之行，其最終的目的地是里維埃拉或比亞里茨。在我現在特別提出的一九〇九年，我們一行有十一個人和一條達克斯小獵狗。父親戴著手套和旅行帽，坐在和我們的男家庭教師合用的隔間裡看書。在弟弟和我與他們之間隔著盥洗間。母親和她的女僕娜塔莎佔據了和我們毗鄰的隔間。接下去是我兩個妹妹，她們的英國女家庭教師拉文頓小姐，和一個俄國保姆。我們一行人中落了單的那個，父親的貼身男僕奧西普（十年後，他被迂腐的布爾什維克槍斃了，因為他佔用了我們的自行車，而沒有把它們交給國家）則和一個陌生人為伴。 從歷史上和藝術上來講，那一年是以《笨拙》周刊上的一幅政治漫畫開始的：英格蘭女神身子俯在意大利女神之上，墨西拿的一塊磚頭已經落在了後者的頭上這也許是在任何地震啟發下畫出的最糟糕的一張畫。那年四月，皮里到達了北極。五月，夏里亞賓在巴黎演唱。六月，美國陸軍部因有關新的更好的齊柏林飛艇的謠言而不安，告訴了記者建立海軍航空隊的計劃。七月，布萊里奧完成了從加來到多佛的飛行（加上他迷失方向多飛的一小圈）。現在是八月底。俄羅斯西北部的冷杉林和沼澤在窗外掠過，在次日窗外所見則是德國的松樹林和石楠叢。

母親和我在一張折疊桌上玩一種叫做杜拉克的牌戲。雖然仍是大白天，我們的牌，一隻玻璃杯，以及在不同平面上的一個箱子的鎖映照在窗子上。穿過森林和田野，在突然進入的深谷裡，在急速退後的村舍間，那兩個脫離了肉體的賭徒不斷從容地玩著，押下不斷閃閃發光的賭注。這是一場漫長的、十分漫長的牌戲：在今天這個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在我明亮的旅館房間的鏡子裡，我看見在閃著光的那些同樣的、完全同樣的、現在已經七十五歲的旅行皮箱上的鎖，那隻有點厚、有點重的豬皮的necessaire de voyage，在厚厚的銀冠冕狀飾物下面，精美復雜地交織著銀質的“HN”，是一八九七年為母親到佛羅倫薩的結婚旅行購置的。一九一七年它從聖彼得堡把少量的珠寶運送到克里米亞，然後又運送到倫敦。一九三〇年左右，它裡面昂貴的水晶和銀質容器落在了一個當舖老闆的手裡，空留下皮箱蓋內側巧妙設計的皮托子。但是，那一損失在後來伴隨我旅行的三十年中——從布拉格到巴黎，從聖納澤爾到紐約，以及四十六個州里的二百多家汽車旅館的房間和租住屋裡的鏡子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補償。我們的俄國世襲財產最堅強的倖存者結果是一隻旅行包，這一事實既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具有像徵意義的。

“Ne budet-li, ti ved'ustal〔難道你還沒玩夠嗎，你不累嗎〕？”母親會問我，然後她就會慢慢地洗著牌，陷入沉思之中。車廂隔間的門開著，我能夠看見過道的窗子，在那裡，電線——六根細細的黑色電線——在奮力向上傾斜伸展，升向天空，不顧一根接一根的電線桿給予它們的閃電般的打擊但是就在所有六根電線在可憐巴巴的高昂精神下得意地猛撲、即將升到窗頂的時候，特別凶狠的一擊會把它們打落下來，落到最低程度，它們便不得不重新開始。 在這樣的旅行中，當我們穿過某個德國的大城市，火車的速度減慢成莊嚴的緩行，幾乎擦到店面和商店的招牌的時候，我總是感到一種雙重的激動，這是終點站所不能給予的。我看到一個有著玩具似的有軌電車、椴樹和磚牆的城市進入到了車廂裡，和鏡子拉扯在一起，把過道一側的窗子填得滿滿的。火車和城市的這種不拘禮節的接觸是令人激動的一個部分。另一個部分是把自己放在某個行人的地位上，我想像這個人在看到下面的景象時會和我一樣感動：一長列浪漫的赭色車廂，車廂之間有著像蝙蝠翅膀一樣的黑色隔簾，車身上金屬的刻字在低斜的陽光下閃著紫銅色的光，不慌不忙地順利駛過跨越在一條普通的大道之上的鐵橋，然後，所有的窗子突然閃閃發光，火車拐過了最後一片街區。

那些視覺的混合是有不足之處的。從遠處透過餐車寬大的窗子看到的景像是一瓶瓶純淨的礦泉水，折成主教冠形狀的餐巾，和巧克力空殼樣品（卡耶、科勒等牌子的包裝紙裡麵包的僅僅是木頭），起初會被看做是在一連串搖搖晃晃的藍色走廊之外的一個從容的憩息所；但是隨著一餐進行到它不可避免的最後一道時，一個端著滿滿一托盤東西的力圖保持平衡的人會越來越令人害怕地退到我們的桌邊，好讓另一個端著滿滿一托盤東西的力圖保持平衡的人通過，我總會發覺車廂、連同東倒西歪的侍者以及其他一切東西一起，被胡亂地包纏在景色之中，而景色本身則經歷著一系列複雜的運動，日間的月亮頑固地緊跟人們的盤子，遠處的草地像扇子般展開，近處的樹木在無形的鞦韆上向著鐵軌盪過來，一條平行的鐵路突然與我們並軌，一道眨動著眼睛的草堤不斷向上升呀，升呀，升呀，直到這混合速度的小目擊者被迫吐出了他那份omelette aux confitures de fraises。

然而，是在夜裡，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 Express Europeens才真正不辜負它名字所具有的魅力。從我在弟弟的舖位下面的臥舖上（他睡著了嗎？他究竟是在那兒嗎？），在我們昏暗的隔間裡，我留意觀看事物，事物的一些部分，影子，和謹慎地徒勞移動著的影子的一些部分。木製品發出輕柔的吱嘎聲。在通向衛生間的門旁，掛物釘上隱約有件衣服，往上一點，雙層殼的藍色夜燈的流蘇有節奏地擺動著。很難將那些猶豫著接近的影子、那掩蓋著的偷偷摸摸和車外黑夜的高速飛馳聯繫起來，我知道它在飛馳而過，拖著道道火花，模糊難辨。 我會用仿效火車司機這樣一個簡單行為使自己入睡。我剛把一切安排妥當，一種昏昏欲睡的安樂感就湧入了我的血管——無憂無慮的旅客在自己的房間裡享受著我給予他們的乘車旅行，吸著煙，交換著會心的微笑，點頭，打盹；侍者、廚師和列車警衛（我不得不把他們安排在什麼地方）在餐車裡暢飲作樂；而我自己，戴著護目鏡，渾身骯髒，從火車頭的司機室裡往外看著盡頭處變得尖細的鐵軌，看著黑暗的遠處深紅或翠綠的光點。接著，在睡夢中我會看見完全不同的什麼東西——一顆玻璃彈球在一架平台式大鋼琴下面滾動，或是一個側翻著的、輪子還在頑強轉動的玩具火車頭。

火車速度的變化有時會打斷我的睡眠。燈光悄悄地緩慢移過，每一道光線在經過的時候都要審察同一道縫隙，然後，一片被照亮了的區域掃過陰影。不久，隨著一聲長長的威斯汀豪斯空氣製動器特有的嘆息聲，列車停了下來。有什麼東西從上面掉了下來（第二天發現原來是弟弟的眼鏡）。我拽過一把被子挪到床腳，好小心地打開百葉窗的鎖閂，這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激動。百葉窗只能往上推一半，其實它是被上舖的邊給擋住了。 就像木星的衛星一樣，灰白的飛蛾圍著一盞孤燈轉。一張支離破碎的報紙在長凳上掀動著。可以聽見在列車的某處有壓低的說話聲，某個人自在的咳嗽聲。我面前的那部分車站月台沒有什麼特別有意思的地方，但我仍然戀戀不捨，直到它自動離開為止。

第二天早晨，濕漉漉的田野上沿水渠輻射種植著奇形怪狀的柳樹，或者，地平線上一道奶白色的薄霧橫飄在遠處的一排楊樹間，它告訴人們列車正飛速穿過比利時。下午四點到達巴黎，即便只在巴黎逗留一夜，我總是能夠有時間在第二天中午登上南方快車之前去買點什麼——例如，一個小小的銅製Tour Eiffel，上面很粗糙地塗了一層銀色的漆。我們乘這列開往馬德里的快車，晚上十點左右在離西班牙邊界幾英里的比亞里茨的拉內格雷斯車站下了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