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一節
一位沒有經驗的紋章學家很像一個中世紀的旅行家，他從東方帶回的，是在他一直擁有的本國動物的知識的影響下形成的對該地區特有動物的想像，而不是直接進行動物學探究的結果。因此在本章的第一個文本中，當我描繪納博科夫家族的紋章時（多年前在一些家庭瑣物中不經意地看過一眼），不知怎的竟把它扭曲成兩隻擺著姿勢、中間放著一個大棋盤的熊的爐邊奇景。現在我查找了那個紋章，失望地發現它其實是兩隻獅子——微帶棕色，也許是有著濃密粗毛的野獸，但是並不真正是熊——正躍立著揚起前爪，側身後顧、怒目而視，傲慢地展示著那不幸的騎士的盾牌，盾牌只不過是西洋跳棋盤的十六分之一那麼大，青紅兩色相間，每一個長方格中有一個臂端有三葉花的白色十字架。在它上方可以看見一個騎士的剩餘部分：他堅硬的頭盔和不能充當食物的護喉甲胄，以及從青紅色葉狀裝飾中伸出來的一條勇敢的胳膊，仍在揮舞著一柄短劍。銘文是Za hrabrost'——“為了勇氣”。
我在一九三〇年請教了父親的表兄弟，熱愛俄羅斯文物的弗拉基米爾·維克托羅維奇·戈盧布佐夫，據他說，我們家族的奠基人是納博克·穆爾扎（全盛時期一八三〇年左右），一位摩斯科維的俄羅斯化了的韃靼親王。我自己的堂兄弟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納博科夫是個博學的系譜學家，他告訴我，十五世紀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在莫斯科公國擁有土地。他讓我參考一份關於一四九四年伊凡三世時代發生在鄉紳庫里亞金和他的鄰居盧卡·納博科夫的兒子們菲拉特、葉夫多基姆和弗拉斯之間的農村爭執的文件（收入一八九九年尤什科夫在莫斯科出版的《十三至十七世紀的法案》中）。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納博科夫家的人成了政府官員和軍人。我的高祖父亞歷山大·伊万諾維奇·納博科夫將軍（一七四九—一八〇七）在保羅一世統治時期是諾夫哥羅德衛戍團的團長，在官方文件中這個團被稱做“納博科夫團”。他最小的兒子，我的曾祖父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納博科夫在一八一七年的時候是個年輕的海軍軍官，那時他和未來的海軍上將馮·蘭吉爾男爵及李特克伯爵一起，在海軍上校（後來成了海軍中將）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戈洛夫寧的領導下，參加了繪製新地島（竟然偏偏是這個地方）地圖的考察，那兒的“納博科夫河”是以我的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在相當一部分地名中留下了對考察團領隊的紀念，其中之一是西阿拉斯加的蘇厄德半島的戈洛夫寧環礁湖，霍蘭博士描述過那裡的一種名為Parnassius phoebus golovinus（應該加上個大大的“原文如此”）的蝴蝶；但是我的曾祖父除了那條非常藍，幾乎是靛藍色，甚至是憤憤不平的靛藍色的，在濕漉漉的岩石間曲折流淌的小河之外，沒有其他成就可言；因為他不久就離開了海軍，n'ayant pas le pied marin（告訴我關於他的情況的我的堂兄弟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是這樣說的），調到了莫斯科近衛團。他娶了安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納濟莫夫（十二月黨人納濟莫夫的姐妹）為妻。我對他的軍事生涯一無所知，不管他幹的是什麼，都無法和他哥哥伊万·亞歷山德諾維奇·納博科夫（一七八七——八五二）相比，他是抗拿破崙戰爭中的英雄之一，老年時是聖彼得堡彼得保羅要塞的司令，裡面的一個囚犯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雙重人格》等作品的作者，寬厚的將軍把書借給他看。然而有意思得多的是這樣一個事實，他的妻子是葉卡捷琳娜·普希欽，普希金的同學和親密朋友伊万·普希欽的姐妹。印刷者們，注意了：兩個是“欽”，一個是“金”。
我的祖父德米特里·納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是伊万的侄子，尼古拉的兒子。他在兩位沙皇手下當了八年的司法部長。他娶了在俄國部隊服役的德國將軍費迪南德·尼古勞斯·維克托·馮·科爾夫男爵（一八〇五——一八六九）十七歲的女兒瑪麗亞為妻（一八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堅韌的古老家族中，某些面部特徵不斷反復出現，成了標誌和締造者的印記。納博科夫家的鼻子（例如我祖父的）是俄羅斯式的，軟而圓的鼻尖向上翹起，側面看去鼻樑稍稍往裡斜；科爾夫家的鼻子（例如我的）是一個帥氣的德國式器官，有著醒目的鼻樑和稍稍昂起、鼻溝清晰的肉乎乎的鼻尖。高傲或感到驚奇的納博科夫們揚起僅僅在中心部分有毛、因而眉梢往太陽穴方向越來越淡的眉毛；科爾夫家的眉毛弧度更優雅，但同樣是相當稀疏的。除此之外，隨著他們在歲月的畫廊中變成一片朦朧，納博秤夫們很快就加入到了模糊的盧卡維什尼科夫們之中，對於後者，我只認識我的母親和她的弟弟瓦西里，樣本太少，對我眼前的目的沒有什麼用。而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看到科爾夫家系的女子，都是花容月貌的美麗姑娘，她們有高高的紅彤彤的顴骨、淺藍色的眼睛，以及一邊臉頰上那顆小小的痣，像貼上的美人斑，我的祖母、父親、他的三四個兄弟姐妹、我二十五個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中的一些人、我的妹妹和我兒子德米特里都遺傳到了，顏色深淺程度不同，但是多多少少仍然是同樣印記的明顯翻版。
我的德國曾外祖父費迪南德·馮·科爾夫男爵於一八〇五年出生在柯尼斯堡，他娶了尼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希什科夫（一八一九——八九五），度過了很有成就的軍人生涯後，於一八六九年在薩拉托夫附近他妻子的沃爾甘領地上去世。他是馮·科爾夫男爵威廉·卡爾（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和馮·德·奧斯滕—薩克恩女男爵埃萊奧諾爾·瑪加麗塔（一七三一——一七八六）的孫子，普魯士部隊的少校尼古勞斯·馮·科爾夫（一八一二年去世）和安托瓦妮特·泰奧多拉·格勞恩（一八五九年去世）的兒子。安托瓦妮特·泰奧多拉·格勞恩是作曲家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的孫女。
安托瓦妮特的母親伊麗莎白（一七六〇年生）娘家姓菲舍爾，是出生在哈通家的雷金娜（一七三二——一八〇五）的女兒，雷金娜是柯尼斯堡一家著名出社社長約翰娜·海因里希·哈通（一六九九—一個七六五）的女兒。伊麗莎白是個遠近聞名的美女。她在一七九五年和第一任丈夫、那位作曲家的兒子Justizrat格勞恩離婚後，和一個不甚著名的詩人克里斯蒂安·奧古斯特·馮·斯特奇曼結了婚，而且是一個有名得多的作家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一七七七——一八一一）的——按告訴我的德國人的說法——“慈母般的朋友”。克萊斯特三十三歲的時候熱戀上了她十二歲的女兒黑德維希·瑪麗（後來是馮·奧爾菲斯）。據說他在出發到萬湖——和一個病弱的女士一起去執行自殺的約定——去之前到她家去告別，但是沒有被准許進門，因為那天是斯特奇曼家洗衣服的日子。我的祖先和文學家之間的接觸在數目和多樣化上確實十分驚人。
我的曾外祖父費迪南德·馮·科爾夫的曾外祖父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於一七〇一年出生在薩克森的瓦倫布呂克。他的父親奧古斯特·格勞恩（一六七〇年生）是個稅務官（“Koniglicher Polnischer und Kurfurstlicher Sachsischer Akziseneinnehmer”——所論及的選帝侯，即波蘭國王奧古斯特二世是他的同名人），來自牧師世家。他的高祖父沃爾夫岡·格勞恩一五七五年時是普勞恩（離瓦倫布呂克不遠）的風琴手，如今，他的後代、那位作曲家的雕像裝點著那兒的一座公園。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於一七五九年五十八歲時在柏林去世，十七年後，那裡的新歌劇院以他的《愷撒和克婁巴特拉》作為開張的首場演出。他是那個時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根據被他的皇室保護人的悲傷所感動的當地的訃告撰寫人所寫，甚至是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在門采爾所作的腓特烈大帝用長笛吹奏格勞恩的作品的畫幅上（格勞恩已經去世），格勞恩雙臂交叉抱在胸前，多少有點超然地站在那裡；在我流亡的年代裡，這幅畫的複製品始終跟隨著我走遍我待過的每一個德國公寓。據說在波茨坦的無憂宮裡有一幅當代的繪畫，表現的是格勞恩和他的妻子多蘿西婭·雷克普坐在同一架撥弦古鋼琴前。音樂百科全書常常翻印柏林歌劇院裡他的那幅畫像，在畫像中他看上去很像我的堂兄弟、作曲家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從往昔的流金歲月傳回了一個有趣的小小的迴聲：在彩繪的穹頂下所有的那些音樂會的收入之中，二百五十美元之多的一筆錢於一九三六年在“嗨，希特勒”的柏林平淡地到達了我的手裡。那時格勞恩家庭的限嗣繼承的財產，主要是一批漂亮的鼻煙盒和其他珍貴的小擺設，在經歷了普魯士國家銀行的許多變化之後，已經縮減到四萬三千德國馬克（約一萬美元），錢被分給了這位有遠謀的作曲家的後代：馮·科爾夫、馮·維斯曼和納博科夫家族的人（第四個家族，即阿西納里·迪·聖馬爾扎諾伯爵家族，已經滅絕了）。
兩位馮·科爾夫男爵夫人在巴黎警察部門的刑事檔案中留下了她們的痕跡。一個是一位瑞典銀行家的女兒，做姑娘時名字叫安娜-克里斯蒂娜·施特格爾曼，是俄軍上校弗羅姆霍爾德·克里斯蒂安·馮·科爾夫男爵的遺孀，他是我祖母的曾叔祖父。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是另一個軍人、著名的阿克塞爾·馮·費爾森伯爵的表妹或心上人或兩者都是；正是她，一七九一年在巴黎把自己的護照和定做的簇新的旅行用四輪馬車（一個有著高大的紅色車輪的豪華東西，座位的靠墊都是烏得勒支絲絨做的，有深綠色的窗簾和各種當時很時髦的精巧裝置，如vase de voyage借給皇室供他們出逃到瓦雷訥，皇后假冒是她，國王假冒兩個小孩的家庭教師。另外一個與警察有關的故事牽涉到的偽裝不具有這麼大的戲劇性。
一個多世紀前在巴黎，隨著狂歡節週的來臨，莫爾尼伯爵邀請了“une noble dame que la Russie a pretee cet hiver a la France”（如亨利斯在一八五九年《畫刊》第二百五十一頁的“宮廷報導”部分中所報導的）參加在他家裡舉行的化裝舞會。這位貴婦就是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尼娜，馮·科爾夫男爵夫人；她五個女兒中的老大瑪麗亞（一八四二——一九二六）就要在同年，即一八五九年的九月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維奇·納博科夫（一八二七——一九〇四）結婚，他是科爾夫家的朋友，當時也在巴黎。為了這次舞會，男爵夫人為瑪麗亞和奧爾加各定制了一套花童女裝，每件二百二十法郎。根據那位筆底生花的《畫刊》的記者的報導，這筆費用等於六百四十三天“de nourriture，de loyer et d'entretien du pere Crepin）〔食物、房租和鞋子〕”的開銷所需，聽起來很怪。服裝做好了以後，科爾夫夫人覺得“trop decolletes”，拒絕接受。女裁縫叫來了huissier（法警），他們爭吵得很厲害，我的好曾外祖母（她美麗，急躁易怒，而且，我遺憾地說，個人道德方面遠不如從她對待低領口的態度上所顯示出來的那麼嚴格）起訴女裁縫要求損害賠償。
她聲稱店里送服裝來的女孩子是些“des peronnelles〔粗魯無禮〕”的女子，在她提出衣服領子開得太低，不適合有教養的淑女穿的時候，作為回答，她們“se sont permis d'exposer des theories egalitaires du plus mauvais gout〔竟敢極端低級趣味地炫耀民主思想〕”；她說已經太晚了，來不及定制別的化裝舞服，她的女兒們沒有去參加舞會；她指控法警和他的隨行懶散地倒在軟椅上，卻讓女士們坐硬椅子；她還火冒三丈，憤怒地抱怨說，法警竟然還威脅說要把德米特里·納博科夫先生，“Conseiller d'Etat，homme sage et plein de mesure〔一個莊重、沉默寡言的人〕”，關進監獄，僅僅是因為這位紳士試圖把法警從窗子里扔出去。這算不上什麼大官司，但是女裁縫輸了。她收回了衣服，退了錢，外加給原告一千法郎；另一方面，做馬車的人在一七九一年交給克里斯蒂娜的約五千九百四十四里弗赫的賬單，這筆錢根本就沒有償付過。
從一八七八到一八八五年一直任司法部長的德米特里·納博科夫，頂著反動勢力的猛烈攻擊，盡他所能地就算沒有加強至少也保護了六十年代自由派的改革（例如陪審團審判）。一位傳記作家說：“他的表現很像風暴中一艘船的船長，會把部分貨物拋到海裡去，以保全其餘的貨物。”（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俄文本第二版）我注意到，這個悼文式的比喻無意中回應了一個銘文式的主題——我的袓父此前要把法律從窗子里扔出去的企圖。
在他退休的時候，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讓他在伯爵的頭銜和一筆錢——想來是筆大數目——之間進行選擇。我不知道伯爵的爵位在俄國究竟價值幾何，但是和節儉的沙皇所希望的相反，我祖父（他的伯父伊万在尼古拉一世讓他做出類似的選擇時，也是這樣決定的）堅決選擇了更為實在的獎賞。 （“Encore un comte rate。”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冷冰冰地評論道。）退休後他多數時間住在國外。二十世紀最初幾年，他腦子開始糊塗了，但是他堅信只要他留在地中海地區，一切就不會有問題。醫生們的看法相反，認為在某個山中勝地或在俄國北方的氣候下他可能會活得長一些。有一個關於他在意大利某處擺脫了隨從的驚人故事，我還沒有能夠很好地拼串起來。他在那里四處亂轉，以李爾王式的憤怒，向咧著嘴笑的陌生人痛斥他的子女，直到在一片多石的荒野地帶被一個缺乏想像力的carabinieri抓住。一九〇三年冬天在尼斯，我的母親始終在他的身邊，她是老人神經錯亂的時刻唯一能夠容忍在他左右的人。我和弟弟，一個四歲，一個二歲，和我們的英國女家庭教師一起，也在那兒。我記得窗玻璃在歡快的輕風中格格作響，以及一滴熱火漆滴在我的手指上引起的令人驚奇的疼痛。我一直在用蠟燭的火焰（我跪在石板地上，入侵的陽光使火焰變淡，成了騙人的蒼白色）把熔化的火漆棒變成大紅的、藍的和古銅色的氣味特別好聞的黏糊糊的小團。不一會兒我躺在地板上慘叫起來，母親趕來搭救，坐在輪椅裡的爺爺在附近某處用拐杖使勁敲打發出迴聲的石板地。她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很艱難。他說粗話。他老是把沿英國人漫步街推他散步的護理人員誤認做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一八八〇年代他在內閣的一個（早已去世）的同事。 “Qui est cette femme——chassez-la！”當比利時或荷蘭王后停下來問候他的健康的時候，他會用顫巍巍的手指指著她們對我母親這樣大聲喊道。我依稀記得跑到他的椅子前給他看一塊漂亮的鵝卵石，他慢慢地仔細看著，然後慢慢放進了嘴裡。我真希望在母親後來回憶這些歲月的時候，我有更強烈的好奇心。
他會越來越長久地陷入神誌不清的狀態；其中有一次他被轉移到了在聖彼得堡皇宮碼頭他的住所裡。隨著他意識的逐漸恢復，母親把他的臥室偽裝成他在尼斯的臥室的樣子。找到了幾件類似的家具，讓人專門把一些物件從尼斯急送過來，還弄來了所有他模糊的意識習慣了的花，種類和繁盛都恰到好處。從窗子裡能夠望得見的屋子的一小片外牆被刷成亮白色，這樣，當他每次回復到比較清醒的狀態時，就會發現自己安全地處在我母親精巧策劃出的幻覺中的里維埃拉。就在那裡，在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平靜地去世了，一天也不差地整整比我父親早十八年。
他身後留下了四個兒子和五個女兒。長子是德米特里，他繼承了在當時沙皇的波蘭領土上的納博科夫長子繼承地產；他的第一個妻子是莉迪亞·愛德華多芙娜·法爾茨-費恩，第二個是瑪麗·雷德利希；次子是謝爾蓋，米滔的總督，他娶了達麗雅·尼古拉耶芙娜·圖奇科夫，她是斯摩棱斯克公爵、陸軍元帥庫圖佐夫的玄孫女；下一個是我的父親。最小的兒子是康斯坦丁，一個堅定的單身漢。女兒們是：納塔麗婭，俄國駐海牙領事伊万·德·彼得森之妻；薇拉，運動員和土地所有者伊万·皮哈切夫的妻子；尼娜，和華沙軍事總督勞施·馮·特勞本堡男爵離婚後，嫁給了日俄戰爭中的英雄、海軍上將尼古拉·科洛梅茨耶夫；伊麗莎白嫁給了亨利，賽恩-維特根斯泰因-貝爾勒堡大公，他去世後又嫁給了她兒子們過去的家庭教師羅曼·利克曼；娜傑日達，德米特里·馮里亞利亞爾斯基的妻子，後來和他離了婚。
康斯坦丁叔叔在外交界服務，在他事業生涯的最後階段，他在倫敦和薩布林就二者之中誰來領導俄國使館展開了一場激烈而失敗的鬥爭。他的一生沒有什麼特別的起伏變故，但是他兩次絕妙地逃脫了比在一九二七年要了他的命的倫敦一家醫院的穿堂風要凶險一些的命運。一次是在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七日，一個年紀較大的朋友謝爾蓋大公在爆炸前半分鐘提出讓他搭自己的馬車走，我叔叔說謝謝，不用了，他想步行。於是馬車駛向了和恐怖分子的炸彈的致命約會。第二次是在七年以後，他又一次失約了，這回是和一個冰山，是由於碰巧退掉了泰坦尼克的船票。我們逃出了俄國後在倫敦和他有很多來往。一九一九年我們在維多利亞火車站的見面在我腦子裡是一個生動的插曲：我父親大步走到他拘謹的弟弟面前緊緊地擁抱他，而他後退著連連說：“Mi v Anglii，Mi v Anglii〔我們是在英國〕。”他可愛的小公寓裡滿是來自印度的紀念品，如年輕的英國軍官的照片等。他是《外交官的考驗》（一九二一年）一書的作者，在大型公共圖書館裡很容易找到這本書，他還出版了普希金的《鮑里斯·戈杜諾夫》的英文本。他連同山羊鬍子等等一起出現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正門大廳左側的一幅樸次茅斯和約簽字場面的壁畫上（和威特公爵、兩個日本代表以及和善的西奧多·羅斯福一起）——我和一個鱗翅昆蟲學家同事第一次經過那裡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姓氏用金色的斯拉夫字符書寫在那兒，覺得是個特別恰當的地方——對我認出來時發出的驚呼，他的應答是：“沒錯，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