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四節

母親不僅沒有進過廚房和僕人區，而且這些地方在遠離她的意識的地區，就像旅館中相應的地區一樣。父親也沒有管理宅第的意願，不過他還是規定了三餐的食譜。他會輕輕嘆口氣，打開吃過甜品後男管家放在餐桌上的像個簽名簿一樣的大本子，用優美流暢的字跡寫下次日的菜單。他有個奇怪的習慣，在他考慮下面一連串的文字的時候，總讓鉛筆或鋼筆在紙的上方抖動。對他的建議母親或是含糊地點頭同意，或是做個怪相。名義上，是她過去的保姆在管家，那時她已經是一個老眼昏花、滿臉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皺紋的老婦了（一八三〇年左右出生，生來就是奴隸），她有一張憂鬱的烏龜般的小臉，和一雙走起路來拖著的大腳。她穿件修女式的棕色裙衣，散發出咖啡和腐敗的雖微弱卻難忘的氣味。在我們的生日和命名日她令人畏懼的祝賀方式是農奴式的吻肩膀。由於年齡的增長她逐漸形成了病態的吝嗇，特別是在糖和蜜餞果醬等上面，因而逐漸地，在我父母的認可之下，其他家務安排開始瞞著她悄悄地實行起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如果知道了會使她心碎的），她彷彿仍是懸掛在自己的鑰匙圈上，而母親則盡最大的努力用安慰的話語來打消不時在老人日益糊塗的腦子裡閃過的懷疑。她是那遙遠發霉的王國里唯一的女主人——她認為是個真實的王國（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要餓肚子了）——在她堅定而吃力地穿過走廊，去把在盤子裡發現的半個蘋果或兩塊碎了的小黃油餅乾收起來的時候，跟隨她的是男女僕人嘲笑的目光。

與此同時，有著大約五十個固定僕人，並且毫無監督的我們城里和鄉間的住宅是難以置信的走馬燈般的偷竊現場。兩個幕後策劃者，按好管閒事的老姑姑們所說，是廚師長尼古拉·安德烈耶維奇和園丁頭伊戈爾，兩個都是樣子穩重、戴眼鏡、鬢角花白、深受信任的多年的老僕人，姑姑們的話沒有人留意，但是後來證明終究是對的。面對驚人的不可思議的賬單，或在園栽草莓和溫室桃子突然絕蹟的時候，我的父親，這個法學家和政治家，因無法對付自己家庭的收支管理而感到職業上的惱火；但是每一次一個複雜的盜竊事件曝光後，某種法律上的疑慮或者顧忌使他不去採取任何措施。當根據常識需要開除一個無賴的僕人時，那人的小兒子八成會得重病，找城裡最好的醫生給他看病的決定就會沖掉其他一切的考慮。因此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父親寧肯聽任整個家務管理處於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不乏某種悠然的幽默），母親則從她的老保姆的幻想世界不會破滅的希望中得到相當大的安慰。

母親知道，破滅了的幻想會使人多麼痛苦。最最微不足道的失望對她來說猶如一場大災難。在維拉，一個聖誕節的前夜，在她快要生第四個孩子的時候，不巧生了小病臥床，她要弟弟和我（一個五歲，一個六歲）答應，第二天早晨不要去看我們會發現掛在床柱上的聖誕襪裡面的東西，而要拿到她的房間裡去看，以便使她能夠看著我們，分享我們的快樂。醒來以後，我和弟弟偷偷商量了一下，然後各自急切地用手觸摸塞滿小禮物、發出令人開心的輕微劈啪聲的聖誕襪；我們小心地把它們一件件地掏出來，解開絲帶，打開薄綿紙，就著百葉窗縫裡透進來的微光，察看了所有的東西，把這些小東西重新包好，塞回原處。然後我記得我們坐在母親的床上，拿著鼓鼓囊囊的聖誕襪，盡最大努力做出她想看到的表演；但是我們把包裝紙弄得這麼亂，我們表現出的熱切的驚異是這樣沒水平（我現在仍能看到弟弟把眼睛往上一翻，模仿我們新來的法國女家庭教師，驚呼道：“Ah，que c'est beau！”），結果在觀察我們片刻以後，我們的觀眾突然哭了起來。十年過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了。一群愛國人士和我舅舅盧卡一起向德國大使館扔石頭。違反了一切命名的優先規則，彼得堡淪落成了彼得格勒。貝多芬竟然是個荷蘭人。新聞片演的是上鏡頭的爆炸，大砲的一陣陣發射，打著皮綁腿的龐加萊，荒涼的泥水坑，可憐的沙皇的小太子穿著切爾克斯人的軍裝，佩帶著短劍和子彈帶，他高大的姐姐們穿得如此邋遢，長長的火車上擠滿了部隊。母親開設了一家私人醫院收治傷員。我記得她穿著她極其厭惡的流行的灰白相間的護士服，流著同樣孩子氣的眼淚責備那些傷殘農民冥頑不化的逆來順受態度，以及非全心全意的同情之無效。再後來，在流亡期間，在回顧過去的時候，她常常指責自己（我現在認識到這是不公平的），說她對人的痛苦的感觸，遠不如她對人在無辜的自然——老樹、老馬、老狗——身上的感情發洩給予她的感觸。

她對棕色的達克斯小獵狗的特殊喜愛使我挑剔的姑姑們不解。在裝著她年輕時候的相片的家庭照相簿裡，很少不包括一隻這樣的動物——通常是模糊的靈活柔軟的身體的某一部分，但總有在快照中常見的達克斯小獵狗奇特的多疑的眼睛。我小的時候，仍有兩隻肥胖的老傢伙，博克斯一號和魯魯，在門廊上懶洋洋地躺在陽光裡。一九〇四年的某個時候，父親在慕尼黑的一個狗展上買了一隻小狗，它長大後成了一隻脾氣很壞但是非常漂亮的“火車兒”（這是我給他取的名字，因為他和臥車車廂一樣是棕色的，也那麼長）。我童年時代的音樂主調之一是“火車兒”的歇斯底里的聲音，這是它在我們維拉宅的園林深處追踪從來沒有抓到過的野兔時發出的，在黃昏時分它才從那兒叼著一隻早已死了的鼴鼠的屍體、耳朵上粘滿了牛蒡蒺藜回家（在我焦急的母親站在櫟樹林蔭路上長時間吹口哨以後）。一九一五年前後，它的後腿癱瘓了，在被用氯仿毒死前，它總是淒慘地像個無腿的殘廢人那樣把身子拖過長長的光潔的鑲木地板。後來有人給了我們另一隻小狗，博克斯二號，它的祖父母是安東·契訶夫醫生家的奎娜和布洛姆。最後的這只達克斯小獵狗跟隨我們流亡，直到一九三〇年，在布拉格的郊區（那是我的寡母依靠捷克政府提供的很少的養老金度過了她生命最後歲月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它不情願地和女主人一起出去散步，落得遠遠地氣喘吁籲地蹣跚著，老態龍鍾，對戴著的長捷克金屬絲口套異常惱怒——一隻穿著打補丁的不合身衣服的流亡狗。

我們在劍橋的最後兩年，我和弟弟總在柏林度過我們的假期，我們的父母和兩個妹妹以及十歲的基里爾在那兒，住在一套那種巨大、昏暗、明顯是中產階級的公寓裡，在我的小說和短篇故事中，我把它租給那麼多的流亡者家庭居住過。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點鐘左右，母親和平時一樣斜靠在角落裡的紅色長毛絨的長沙發上，我正巧在給她讀勃洛克關於意大利的詩歌——剛讀到關於佛羅倫薩的這首小詩的最後，勃洛克把佛羅倫薩比做一朵嬌嫩的煙青色的蝴蝶花，她一邊織毛活一邊說：“是的，是的，佛羅倫薩看上去確實像一朵dimniy iris，太對了！我記得——”這時電話鈴響了。 一九二三年以後她搬到布拉格，我住在德國和法國，無法經常去看望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她去世的時候，我也沒有在她身邊。每當我設法到布拉格去的時候，總在歲月出其不意地重新披上它熟悉的面具之前感到那最初的痛苦。在她和她最親密的侍伴葉夫根尼婭·康斯坦丁諾夫娜·霍菲爾德（一八八四——九五七）合住的那可憐的公寓房間裡，在零星的破舊的二手家具上，到處放著大本子，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在上面抄下了她最喜愛的從馬伊可夫到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葉夫根尼婭在一九一四年接替了格林伍德小姐（而後者接替的是拉文頓小姐）做我的兩個妹妹（一九〇三年一月五日出生的奧爾加和一九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生的葉蓮娜）的家庭教師。我父親的一隻手的模型、一副現在屬於東柏林的泰格爾希臘天主教的公墓裡他的墳墓的水彩畫，和流亡作家的作品放在同一個架子上，這些書的書皮用的是廉價紙，非常容易散開。一隻用綠布蒙起來的肥皂箱上面，是她喜歡放在她的長沙發旁邊的、在歪斜的框子裡的發暗的小照片。她並不真正需要它們，因為一切都在她的記憶之中。就像一個巡迴演出團的演員，雖然他們仍然記得他們的台詞，卻走到哪兒都懷帶著一片任風吹刮的荒原，一座霧濛濛的城堡，一個具有魅力的島嶼，她也擁有她的心靈曾儲存起來的一切。我現在仍能清楚地看到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安詳地考慮著擺在面前的一局單人紙牌戲：她倚在左胳膊肘上，左手空閒的大拇指貼在面頰上，手裡拿著一支香煙挨在嘴邊，右手則伸向下一張牌。她的無名指上閃現的兩道光是兩枚結婚戒指——她自己的和我父親的，後者她戴著太大，用一條黑線和她自己的系在了一起。

只要我在夢中見到了死去的人，他們總是一聲不響，不安，奇怪地抑鬱，和他們親愛的、快活的本人很不一樣。我毫不驚奇地感知到他們的存在，置身在他們在世間生活時從來沒有到過的環境之中，在他們根本不認識的我的某個朋友的家裡。他們分開坐著，對著地板皺眉，似乎死亡是個黑色的污點，一個可恥的家庭秘密。肯定不是在那個時候——不是在夢中——而是當你清醒的時候，在強烈的成功和歡樂的時刻，在意識的最高層次上，死亡的必然性才有機會從桅杆上，從往昔以及它城堡的塔頂上看到自己的極限以外。儘管透過迷霧看不見太多的東西，不知怎的總會有那看著正確的方向的極樂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