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5、經濟外交凸顯經商智慧

在辜振甫的生涯裡，他既是商界的大亨，又是台灣政界的大佬，最擅長的是搞經濟外交，被譽為台灣的“經濟外交”大臣。 早年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辜振甫精通日語和英語。他曾為蔣介石做過日語翻譯，並參與中日外交史上重要文獻的翻譯工作。在台灣工商界人士中，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者，也首推辜振甫。這兩項語言的利器為他開展經濟外交提供了便利，而在政界的如魚得水也為其經濟外交增加了砝碼。 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復，辜振甫作為台灣的資方代表，出席了日內瓦國際勞資會議，並在會後順道考察了歐美和日本的經濟發展。所到之處，辜振甫用流利的英語或日語同東道主及企業界人士頻頻接觸，作深入的洽談，開展經濟外交活動，頗有成效。

辜振甫從父親辜顯榮那裡不僅繼承了諸多企業，也繼承了辜顯榮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廣交日本政要和實業鉅子所留下的關係網。因而辜振甫與日本的往來特別多。 中日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日本政府為了遵循“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台灣當局曾派辜振甫赴日本與曾經擔任過外相的藤山愛一郎洽商。藤山愛一郎的父親藤山雷太所創立的“大日本製糖廠”，就是當年辜振甫當工讀生的地方。由於有這一層關係，藤山愛一郎和辜振甫私交甚睦，但他們的會談並不能阻止中日恢復邦交的大趨勢。 後來，辜振甫曾以台灣工商協進會理事長的身份，邀請裡根訪問台灣。作為回報，1981年1月裡根就任美國總統時也邀請辜振甫到華盛頓參加就職大典的觀禮。

辜振甫開展經濟外交，不遺餘力，竭盡心思。 1984年7月台灣“中國信託”從台北重慶南路遷至敦化南路，在新大樓落成典禮的那天，中外賓客雲集，有些來賓遠道而來，旅途勞頓，又正值台北盛夏，暑熱難當，許多來賓體力不支。 辜振市在招待賓客的晚宴上，特意準備了一道從蟾蜍頸部抽下的脂肪煮成的湯，客人們喝了有格外消除疲勞的效果，第二天客人們個個都覺得精神百倍。這種細緻周到的處世之法，幫助辜振甫博得了很多人緣和聲望。 在兩岸問題上，辜振甫也充分利用自己亦商亦官的身份，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問鼎台泥以後，他積極推動台泥集團在大陸的投資，以此帶動了大批的台商來大陸投資，進而開啟了兩岸經濟交流與發展的大幕。而“汪辜會談”及其成果對推動兩岸事務性商談、加速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這一系列的外交背後，辜氏家族的企業也逐步走出了台灣，走向了全中國，走向了世界。辜氏企業的國際化道路可謂是走出了自己獨特的風采，其之所以是不可複制的，或許是因為辜振甫的商智非常人所能領悟與駕馭。 經濟日益成為國際關係中的關鍵因素，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都著眼於提高以經濟為基礎、以科技為先導的綜合國力。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國家的企業在世界企業界的實力對比，決定了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弱，而國家綜合實力是外交路線和策略的決定因素。所以，政治外交越來越注重以經濟外交作為基礎和先導。 在今天的國際舞台上，大國一貫奉行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的戰略，對於政治問題往往通過經濟的手段解決，而對於經濟問題又往往引入政治的壓力。大國的領導人出訪，總會帶著一大群企業家，國家領導人之間談的除了政治問題，更多的是兩國的經濟交往。而一旦兩國大企業之間出現紛爭，國家領導人甚至會直接出面。

但是，企業也必須正確面對國家在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作用，特別是對於發展中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西方發達國家並沒有完全承認中國是市場國家，國家介入的稍不注意，就會引起西方國家的封鎖與敵意。 因此，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國家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畢竟企業是做生意的，是要遵守市場規則的。政府能為企業開拓市場提供基礎性的支持，但是決不能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 中國人辦簽證到哪裡都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美國的護照到哪裡都暢通無阻。但這些是企業所無法改變的。每個企業在踏出國境線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深深地烙上了國家的名字。企業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國家的支持，最大限度地遵從市場規則，在市場中發展壯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