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匡介雖無前科，但向來意志薄弱，尤其是對犯罪，他的性格很容易被一些動機、誘導所惑。
現在已經查明：被告在中國東北地區流浪時，曾企圖侵吞同事斯波準一的遺產未遂的事實，還有經常出入流浪者聚居地，和一些不良之輩來往，常犯詐騙、恐嚇等行為的事實，以及利用報紙廣告，干涉他人隱私，企圖騙取錢財的事實。並且，上述事實每一件，都是由於一定動機所導致的犯罪，證明了被告匡介的性格中，有一種不可估計的危險性，就是在受到一些動機誘導時，他極其容易犯罪。
被告匡介有著這種罪犯的共同特點——流浪癖。他拋棄妻子，流浪到中國東北，當然，這和他在東京，多少有些債務有關，但是那點債務，他即使不必躲藏，也能夠輕易地解決。然而匡介薄弱的意志，和與生俱來的流浪性，使他輕易地拋棄了妻子，奔赴了中國東北。
就是有著這樣薄弱的意志，和天生的流浪性的被告，回到東京後，妻子得知他仍然住在家裡，就約他到火腿腸工廠，勸他改過自新，即使這樣，被告也未回應一直在等著自己的妻子，其間被告匡介，頻繁出入一家叫做“三鈴”的酒館，並和一個叫做鈴代的女招待，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這樣他一邊和鈴代在一起，一邊還忘不了自己的妻子。
有時候，他回到妻子那裡，看到可愛的孩子的時候，也會下決心從明天開始，要回歸家庭，但是晚上去“三鈴”見了鈴代，立刻就又沉溺在鈴代的愛里，把妻子忘在腦後。就這樣兩方都捨不得放棄。
正如前文所述，搖擺不定的被告匡介，不被什麼動機所誘導的話，是不會輕易作出決定的。匡介最終和妻子同居，並不代表他放棄了鈴代，回到妻子身邊，只是同居而已。
以這種狀態，再次結合到一起的匡介夫婦，生活自然不會圓滿。特別是匡介和妻子同居之後，仍然保持著和鈴代的關係，這自然是家庭不和的首要原因。維繫這種危險的夫妻關係的紐帶，就是他們的長子一太郎，如果一太郎還活著的話，那麼這次的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了。
一太郎死後，他們夫妻關係更加惡化。尤其是澄子的火腿腸製造事業失敗，失去了所有資產，當然這只是為了激勵匡介，而編造出的謊言，事實上，澄子擁有比以前更多的財產，只不過她已經對匡介絕望了，她是絕對不會允許匡介，任意揮霍這筆財產的。不得不說這對澄子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兩人之間已經失去了夫妻的感情，隨著兒子一太郎的死去，唯一的紐帶也沒有了，匡介只是還迷戀著澄子的五、六萬日元資產，因此才沒有離開。
就在這種情況下，鈴代執拗地逼迫著匡介與其同居。被告匡介也知道澄子的心，已經離自己遠去，而想儘早和鈴代同居，但最重要的是錢。他想方設法，想要把澄子的錢變成自己的，但是由於澄子戒備森嚴，要達到目的並非易事。
因此被告匡介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殺掉澄子，才能得到財產，並暗中等待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某年九月中旬，澄子為了調養身體，獨自去了北國山津的溫泉，住在西屋旅館。就在快到預定的兩個月期限的十一月七日，被告匡介收到了澄子的來信，說“本月十二、三日回東京”，被告覺得：這是個難得的好機會，於是偷偷地離開東京，於當月九日，到達了山津溫泉，在一家叫做“加賀屋”的旅館住下，暗中監視著澄子的行動。
被告楠田匡介，確實是帶著殺害澄子的目的，前往山津溫泉的，但是如果在那裡，沒有生什麼誘導的話，恐怕被告匡介，就不會把殺意付諸實踐了吧，這裡發生了一件給了匡介最恰當的誘導動機的事情。
正如被告在警察局、檢察院、以及預審庭的取證書上所供述的一樣，到達山津溫泉以後，匡介盡量避人耳目，始終閉門不出，就連洗澡，都盡量選擇人少的時候。然而就是這樣怕人看見的被告，十日、十一日、十二日連續三天上午，各出去了一次，大約兩個小時，這是因為澄子每天上午，必去一次觀音公園散步，除了這段時間，他找不到能達到目的的機會。那三天裡，他每天尾隨澄子，在觀音公園裡徘徊，第一天，澄子和旅館的女傭一起，第二天雖然是獨自一人，但他還是錯過了機會，沒有能達成目的。
於是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下定決心：“今天一定要成功”，就出了旅館。
以上事實，是根據加賀屋旅館的女傭——太田女士的證言證實的，太田女士作證說，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離開旅館的時間，是上午十點左右。
匡介離開旅館，來到觀音公園入口對面，某某衛戍醫院山津療養所旁邊的路上。關於當時的情景，被告在警察署是這樣供述的：
沿著衛戍醫院山津療養所的圍牆，往前走了大約兩町左右，有一個很短、但是很陡的坡。上坡後左邊是山，右邊是兩間左右的一段緩緩的斜坡，上面長著細竹和雜草，斜坡前方，是個很陡的谷地，我剛好經過那裡，忽然看見斜坡前方，谷地的邊緣處，開著一朵花。不知道那是什麼花，似一朵白色的棉花一般，邊緣露出一圍紅色，很美麗。現在想來，在那種情況下，我還能被路邊的花草吸引，真是不可思議。但是，當時只是瞥了一眼那朵花，我竟不知不覺地，從腳下的雜草叢裡，徑直走了過去。然後就發現在那下面，大約一間遠的松樹枝上，吊著一個男人的屍體……
不得不說發現這具屍體，對被告來說是不幸的。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如果被告沒有發現這具屍體，那麼殺害澄子，可能也會以未遂告終。在這一點上，雖然對被告帶有一絲同情，可是發現屍體之後，被告匡介的行為極其惡劣，沒有絲亳值得同情的餘地，對被告發現屍體的不幸遭遇的惋惜，我們也抹殺掉了。
被告發現那具屍體以後，立刻改變了他所作的計劃。之後的行為，被告對警察作瞭如下陳述：“於是我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下到谷底，仔細地檢查了死者的身體。那是因為我忽然想起了一個計劃，正要施行，但是我又擔心，死者身上會有什麼遺書，或者遺物之類的，讓我的計劃露出破綻。我從死者身上，找到了一個皮質的筆套，一邊插著一支鋼筆，還有可自由增減的便箋紙。我看了看紙上都記了些什麼，發現什麼都沒有。我打開另一邊一看，裡面有兩張十日元紙幣和一些零錢，兩、三張名片，剪報，還有掛號信的收據等。於是除了錢原封不動，我想把其餘所有東西都撕毀，但是轉念一想，又把那三張名片、一張剪報和掛號信的收據，裝進了自己的錢包。然後檢查死者的和服袖兜時，發現了一個還剩兩、三根金嘴香煙的皮質煙盒，我又原封不動地，放回了死者的袖兜里……”
帶著殺害澄子的目的，前往觀音公園的被告匡介，在途中因留心一朵花，而發現了一具縊死屍體，繼而改變殺人計劃，而且，正如他自己所陳述的那樣，冷靜、縝密地檢査縊死者身上和周圍，消除可能妨礙自己計劃的東西，這一系列行為，聯繫到被告匡介在中國東北流浪的時候，曾向其友斯波準一屍體頭部注射液蠟一事，被告匡介的大膽和犯罪的計劃性，讓人不得不感到震驚。
被告檢查完縊死者的屍體，確認沒有什麼阻礙自己計劃的東西後，就來到距離那裡，大約一町半處的小山丘上，藏身於觀音堂裡，等待著澄子的到來。
投宿在西屋旅館後，澄子的日常生活，根據該旅館女傭赤坂愛的供述，現在已經查明，只是有時會有來自東京的信，她就寫寫回信、看看雜誌小說，每天都去觀音公園，此外再沒有什麼特別的。對於那天前夜，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澄子的行動，她是這樣說的：
那天晚上（十一日晚）有一個從金澤打來的電話找夫人，此外沒有任何奇怪的事情。要說和平時稍微不同的，就是夫人好像要寫什麼東西，就寢時間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我看她沒有什麼吩咐，也沒有叫我，於是只是晚上九點左右，去了她房間一趟，後來就沒再去過。
第二天早晨（澄子在觀音堂被殺害的早晨），和平時一樣，七點鐘左右起床，九點左右去了她每天必去的觀音公園散步。本來平時有時間的時候，我都是陪她―起去的，但那天，有一位我負賁接待的客人要離開，我送那位客人去車站，她就一個人出去了……
從這段陳述中，關於澄子的死，我們無法從其他方面，得到任何原因，也就是說，澄子只是和平常一樣，去觀音公園散步而已。
澄子在觀音堂參拜完畢，登上了旁邊的那道緩坡，來到一處能夠透過成片的梧桐樹的樹梢，看到城市裡的房屋和芝田湖的地方，然後在一節樹樁上坐了下來。
從觀音堂後面溜出來，偷偷尾隨而至的匡介，藏身於距離澄子坐著的樹樁，只有一間遠的一個紀念碑後面，解開棉紗腰帶，伺機從紀念碑後面出來，突然從背後，用力勒住了澄子的脖子。
被告匡介故意用自己腰上纏著的腰帶做凶器，是因為看到縊死的屍體後，突然改變計劃，當然也是因為沒有帶其他的凶器。當他看到用棉紗腰帶，吊在樹上的屍體，也想到用棉紗腰帶行凶，不得不說這是一種聰明的做法。
當然被告也知道，把屍體留在案發現場的話，有被過早發現的危險，於是，他就把澄子的屍體，搬運到紀念碑後面的谷地，大概一間半的中間窪地裡。而且，由於計劃上和自身裝束上的緣故，匡介又必須把澄子脖子上的腰帶解下來，但是又擔心解開太早的話，她可能會甦醒過來，於是被告將屍體放在窪地裡，在旁邊等了大概二十分鐘。
關於這一點，勘察現場的某某巡查部長，所提供的勘察報告裡面，有這樣一句話：屍體旁邊散落著兩根金嘴香煙的煙蒂。這就證明，被告匡介曾在屍體旁邊，待了十五至二十分鐘。
被告確認澄子斷氣後，竟然又從死者頸部解下腰帶，大膽地系在自己的腰上，他沒有再回觀音堂，而是繞道距離現場向右二町處的楓葉瀑布，回到山津療養所，再來到縊死屍體所在的地方，從死者懷中，取出便箋和鋼筆，在便箋紙上，畫了一幅圖示，標明了自己剛剛勒死的澄子的屍體所在的位置，然後把鋼筆夾在那一頁，又塞回了死者懷中。
這種情況，按照我們的常識來想，這是在偽造對自己有利的遺書。事實上，這種偽造遺書的情況，也不乏先例，但是，被告匡介只是用線條畫的圖，除此之外，一個字都沒有寫，不愧是惡人楠田匡介，行為之謹慎和專業，讓人嘆服。
然而匡介以為：文字的鑑定容易、線條的鑑定困難，這種想法實在是太幼稚了。當然線條的鑑定，比文字的鑑定困難，這的確是事實，但是像本件證物這種，由數十條直線和曲線構成的圖畫，是很容易鑑定的。
果然，鑑定人員作出瞭如下鑑定：本圖所示各線條及構圖，與被告人所畫圖案極其相似。如上所述，小心周到地達到了目的的被告，已經事先想好了逃跑的路徑，沒有玩弄任何小花招，採取了直接回旅館、次日早晨回東京的大膽方案。
本案的屍體，於案發五十日後被發現，而且是山津療養所後面，縊死的男屍首先被發現，然後，根據屍體懷中，搜出的便箋上的圖畫，得知並發現了被害者澄子的屍體，這剛好與被告匡介的計劃相符。然而，對被告更加有利的是，山津巡查部長派出所，竟然由於不負責任的特約法醫的錯誤鑑定，而輕率地認定二人為殉情而死。而且，由於男方身份不明，而作出了“”處理。
另一方面，被告匡介接到通知，前來詢問並認領澄子屍體，做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樣子，領回澄子的屍體，並將其火葬，這樣約五萬日元遺產，自然就歸戶主即被告所有了，被告就完全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以上犯罪事實證據充分，希望根據刑法相關條例，對被告楠田匡介作出最重的處罰。
根據檢察官閣下的公訴意見，本案罪犯的動機，以及過程等條理清楚，看似沒有任何懷疑的餘地，但這反而說明了，本案的所謂“事實”，是多麼缺乏證據。很遺憾，我認為檢察官的公訴意見，總的來說，不過是根據武斷的想像，所作的一篇創作而巳。
首先，檢察官閣下對被告匡介的性情，作出了錯誤的觀察。本辯護人認為，對被告性情的認定，與本案有著重大關係，下面，首先，就被告匡介究竟是何種性情，需要進行說明。
檢察官閣下引用被告流浪中國東北期間的事件，出入無家可歸者聚居地的事實，以及火腿腸工廠的事情等為例，論證了被告的性格里面，有著一種只要有什麼動機，多大的罪都有可能會犯的危險特質。但是本辯護人認為，相反，檢察官所引證的事實，剛好證明了被告匡介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檢察官閣下說：被告匡介是個意志薄弱的人，誠如所言，被告匡介意志薄弱，但是本辯護人認為，大體上說一個人意志薄弱，就等於說他很善良，不存在意志薄弱的惡人。惡人基本上都是意志堅強的人，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說，被告是一個善良的人。
在檢察官引以為例的三起事件中，被告所扮演的，也都是頗為滑稽的小角色，即使是帶有犯罪性質的行為，其社會影響也非常微弱，或者確切地說，是更近似於滑稽，在旁觀者看來，只會覺得他很可愛。這是因為被告匡介身上，散發著人性的善良的光輝，本辯護人認為，這三起事件，是證明被告是善良人的最好材料。
我相信如果各位法官，通覽了編纂在本案記錄裡的《燙傷》《笑》《人肉火腿》《三顆流星》等四份材料，一定會和本辯護人，產生同樣的想法。
這樣善良的人，怎麼會做出檢察官認定的，那種即使是惡人，都未必做得出來的殘忍行為呢？即使是被告確實想施行，檢察官在公訴意見中，所說的那種犯罪，有了誘導教唆他的動機，恐怕被吿匡介，也己經抱頭逃跑了吧。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考慮，被視為本案犯人的被告匡介，都只不過是一個意志過於薄弱的善良之人，本辯護人斷言，他不會做出如此邪惡殘忍的行為。
其次，關於檢察官公訴的犯罪動機，還有些不充分的缺陷之處。誠然夫妻間關係不和、三鈴的鈴代夾在其中，以及兩人之間的紐帶——兒子太郎的死亡等，使兩人的關係進一步惡化，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想要殺害澄子，獲得其財產……得出這一結論，未免過於武斷。
的確，鈴代非常希望和被告匡介同居，這是事實。其間，鈴代的哥哥，也曾是某秘密結社的相關成員，但是正如檢察官在公訴意見中所說的那樣，毫無決斷力的被告匡介，至今也沒有和鈴代同居的決心。
即便是按照檢察官所說的——被形勢所迫，想要把澄子的財產據為己有，還有很多種其他的方法，例如偽造妻子的印章，可以自由地支配銀行里的存款，或者賣掉不動產也很容易，有著相當教養的被告匡介，何苦採取本案這樣，麻煩又對自己不利的方法殺人呢？即使是被告和澄子的關係不和，也還是會互相探望，這一點從山津溫泉，寄給被告的信可以看出，信中有這樣一節：
這裡真是個安靜的好地方，晚上常能聽到山對面的日本海，傳來雷鳴般的海浪聲，有時還會在睡夢中，聽到划水的櫓聲……
而且，澄子還告訴了匡介自己回京的日期，從這些事實來看，也許澄子仍對匡介，仍然抱有一線希望。
本辯護人認為：被告匡介也不僅僅是因為想把財產據為己有，而不離開澄子的，而是因為感受到了澄子的心意。
由此看來，我不得不反對檢察官在公訴意見中，對本案的動機所作的斷定。
此外，就本案的犯罪手段，我還發現了更多存有疑慮的地方。本案中除了被告匡介在警察署、檢察院、以及預審庭上所供認事實外，證據甚少，而且在當庭審判的時候，被告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認，所以供認的可信度，現在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了。供認往往都是單方面創造出來的事實，這裡就不必再一一舉例說明。只是被告人的供認，在有其他證據證實的情況下，才有足夠的可信度。然而在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被告的供認，而且，被告在當庭審判的時候，推翻了自己的供認。
重要的是，被告因為距離近的關係，曾數次去過山津溫泉，很熟悉那裡的地形地勢，但是本案案發當時，被告絕對沒有去過山津溫泉，而是在接到警察發出的、認領澄子屍體的通知之後才去的，關於這一點，接受調查的證人加賀屋旅館的女傭太田女士，在指認被告的時候，作瞭如下陳述：臉上的傷痕很像，但是個子應該比他還要高一點。
同旅館的女傭福本吉的陳述：那個人臉上有燙傷的疤痕，耳後頭髮有點禿，這個人卻沒有，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總覺得應該就是這個人……
僅憑以上這些曖昧的證言，就斷定以武藤作之助的名字，投宿於加賀屋旅館的人，就是被告楠田匡介，本辯護人認為，這是很危險的。天下之大，臉上有燙傷疤痕的人，不只有被告匡介。僅僅通過一夜的調查，就宣布那個武藤作之助的身份不明，甚至就此斷定，那就是被告匡介，本辯護人認為，這實在是有欠妥當。
令本辯護人最感到遺憾的是，除了三鈴的鈴代的證言，被告沒有任何其他不在現場的證明，雖然我認為鈴代的證言是真實的，但是由於她和被告的關係，被採信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另一方面，就像我剛才所說的，在僅憑旅館女傭們暖昧的證言，就斷定被告匡介是兇手，這種不可靠的情況下，非要追究不在場證明，也不太現實了。
被告匡介的供認書中，最像事實的，就是發現縊死屍體的部分。特別是這一句：白色的棉花一般，邊緣露出一圈紅色的花……
通篇看來的話，可以認為，那份供認書說的是事實真相，可是寫成這份調查取證書的警察們，只是因為記載了這一句話，就使該取證書完全失去了效力。之所以這麼說，理由就在於，正如被告在當庭審判的時候，所陳述的一樣，連續三天徹夜審問，被告已經身心俱疲，意識蒙曨之中，黎明時返回拘留所，終於迷迷糊糊進入了睡夢裡。第二天在受到誘導、強制等各種手段的審問後，被告又做了同樣的夢。於是身為小說家的被告匡介，就把夢到的情景供認了出來。本辯護人的意思是，被告的供認，只是在講述夢境，並不具有效力。
要說“白色的棉花一般，邊緣露出一圏紅色的花”，肯定就是“睡眠花”，然而“睡眠花”只會在初夏到盛夏之間開放，而絕不會在秋天開放，至少九月中旬以後，是不可能看到這種花的。而且，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試著尋找那時開放的花，但發現沒有其他的花，符合被告的描述。從這一點上來看，本取證書，只不過是記載了被告夢境的一篇創作而已，因而，也就不具有任何可作為證據的價值。
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被告的陳述供認中，縊死者所攜帶的物品、衣著等方面，與事實一致的原因何在？關於這件事，本辯護人認為事關重大，根據上述一事，只有弄明白了這份取證書，是如何寫成的，以上這些問題，也自然就能解決了。
既然這樣，我們來看看物證，只能說實在不充分。本案唯一的物證，就是那幅圖畫，至於是不是被告匡介所畫，也只有一紙鑑定書，而且，該鑑定實屬杜撰，關於線條及其性質特點的鑑定，完全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只能說是常識性的一紙意見書而己。本辯護人對此深表遺憾，於當庭公審時，提出了再次鑑定的申請，遺憾的是沒有被採納。
本辯護人認為：這份鑑定，只是一份沒有任何價值的意見書，原因是在於對該鑑定的結論，鑑定人本應表述為“認定”，卻將此改成了“相似”，不用說“相似”就是“像”，如果只是“像”的話，那麼，不必麻煩鑑定專家，任何一個外行人，也都可以看出來。因此，本辯護人認為，這句話沒有參考價值，至少在本案——這種重大案件的審判中，不足以作為證據參考。
再次就是散落在屍體旁邊的MC牌金口煙蒂，關於這一點，也沒有過多值得討論的必要。本案中被告匡介抽MC牌的香煙，縊死者的袖兜里，也有住在加賀屋旅館的、自稱武藤作之助的男人，也在煙灰缸裡留下了MC牌香煙的煙蒂。
至於所謂的行凶時所用的腰帶，根據分析的結果，沒有發現任何用於行凶的痕跡，甚至得出腰帶是新的、都還沒有浸水洗過的結論，反而變成了對被告有利的證據。
最後，本辯護人對被害人澄子，進行一些論述。對於澄子的身份和品行，只是進行了大致的調查，似乎並沒有發現可疑之處，但是根據本辯護人的調查，發現澄子是一個“謎一樣的女人”。
澄子幾乎每天晚上，都泡在無國籍人的聚居處。圍在她身邊聚集的男人們，有小說家、演員、畫家、音樂家、實業家、投機商等。這些男人們經常以澄子為中心，爭風吃醋，而且，有一種似乎很有根據的傳言說，澄子從家裡繼承的五萬日元，其實是這其中一個男人提供的。過著這種生活的女人，其內心究竟是什麼樣的，不難想像。
甚至在和匡介同居後，她仍然沒有停止出入無國籍人的聚居處，尤其是知道匡介和鈴代的交往，以及太郎死後，她更加自暴自棄地，沉浸在無國籍人的聚居處。
在本案發生兩、三個月之前，傳說中，提供澄子五萬日元的那個男人，生意失敗了，以及他和澄子之間的關係，導致了圍在澄子身邊的那些人的不滿，澄子的人氣迅速下降。綜合考慮這些傳言——也許是事實，或許能找到本案中，澄子慘遭橫死的原因。而且，本辯護人認為，也許澄子的命運，必然如此。
綜上所述，從被告匡介的性格、動機、以及犯罪的過程等各方面來看，都找不到將被告匡介視為凶手的理由，而且，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因此，我相信本案應由於證據不足，判處被告無罪。
這次辯論幾天后，楠田匡介被宣告無罪。後來，人們經常看到匡介和鈴代一起出現在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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