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堂堂兩個半小時的、綿密而嚴厲的發言之後，請求判處廣川條太郎死刑。緊接著站起來，為廣川條太郎辯護的，是高山義三律師。
“這個事件是近年來少見的難案。社會上把'龍野六人被殺事件'、'堺市麵館殺人事件'和這個事件，並稱為當代日本三大怪奇事件。前兩個事件的被告，在檢察院接受預審的時候，至少有一次或兩次坦白過。但是，這個事件中的被告廣川條太郎，卻始終一貫地否認自己犯罪。”
高山律師一開頭，就提醒負責審理這個事件的法官，要慎重對待這個案件。
“如果被告人廣川條太郎承認自己是兇手，在現場發現的小笛的遺書、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名片、還有廣川條太郎寫在記事本上的文字，法醫學專家們的鑑定報告，也許可以看做廣川有罪的證據。但在我看來，這些東西同時，也是廣川無罪的證明，是所謂的雙刃劍、兩面盾。
“只有全面了解了劍的雙刃，盾的兩面，才能作出公正的判決。如果只了解一半，不了解另一半，將招致核大的危險。
“而且，這個事件的判決，不是死刑就是無罪。這對於法庭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判決。我作為辯護人，亦感到責任重大。
“我接手這個案子，是在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半時間了。一年半以來，這個事件沒有一天，離開過我的大腦。我被這個事件苦惱著，我不斷地思考著，我的不肖之身，猶如一匹被鞭打的駑馬，奮蹄前行，沒有一刻停止過。而且，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我沒有一次——哪怕是一次，曾經想到過廣川條太郎先生也可能是兇手。作為本案的辯護律師，還有比這更叫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嗎？
“特別是被告人廣川條太郎先生跟我是校友，雖然我們在校時間不同，專業也不一樣，但我們都是京都帝國大學的畢業生。為了我們的母校——京都帝國大學的名譽，能夠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洗雪冤案，我感到無上幸福。”
高山義三律師確信：廣川條太郎是無罪的，他那強有力的聲音，鎮住了整個法庭。
“作為辯護的順序，在說明我積極主張無罪的依據之前，首先要陳述一下，檢察官發言的基礎，是如何的薄弱。
“請問檢察官，被告的作案動機是什麼？
“首先，在預審請求書裡，檢察官寫道：'……家人勸其儘早結婚，而小笛對其糾纏不休。在跟其他女人結婚，幾近不可能的情況下，遂決意將小笛殺害……'這就是檢察官認定的殺人動機。預審法官也持同樣見解。第二次預審的時候，預審法官頻頻發問：'……你想結婚，小笛成了你結婚的障礙，是不是？'
“但是，不管小笛怎樣逼著廣川條太郎先生一起殉情，廣川條太郎不得不把小笛殺死，所面臨緊迫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己經訂好了結婚的日子了嗎？哪兒寫著呢？這些審訊記錄裡有記載嗎？……”
高山義三律師把手放在厚厚的審訊記錄上，頓了頓繼續說道：“如果一定要找到小笛仇恨被告的原因，只能是被告想跟別的女人結婚。但是，當時被告的情況，只不過是有人勸他結婚，並沒有確定跟誰結婚。檢察官在剛才的發言中，難道不是這樣說的嗎？
“確實如此。（中略）因此，對於被告犯罪動機的認定，只不過是沒有任何證據的推定！說是瞎猜也不過分！”
辯護律師高山義三，就像是等著自己的論證，愈顯透徹似的，又故意停頓了一下。
“然而，在沒有任何原因的情況下，被告就去殺人嗎？大凡原因不明的殺人，只能是癡呆瘋癲者所為。”
“恐怕預審法官和檢察官先生，在心裡也不認為，被告是因為結婚迫在眉睫，才產生了殺人動機的。他們是先得出了'小笛是他殺'這個錯誤的結論，然後推定：被告為殺人兇手的。也就是說，他們不是依據原因推斷出結論，而是依據結果尋找原因。
“因此，關於第一個爭論點，即犯罪動機這個爭論點，我作為辯護人，沒有必要說得更多了。對預審法官和檢察官所謂'由於被告想結婚，就接受小笛的囑託，把小笛勒死'這種沒有任何證據的牽強附會的見解，我相信，法庭只會付之一笑。
“下面，在論及小笛死因之前，我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另外三個人——即千歲和另外兩個幼女的死因問題上，預審法官和檢察官的見解，是多麼的武斷。
“首先，預審法官和檢察官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殺死了千歲和另外兩個幼女。這完全是假想，也只能說是假想，是一種大膽的……不，應該說是一種粗暴的假想！
“這種謬論的根據，到底是什麼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預審法官這樣認為，對小笛遺書的曲解是主要原因，這是不難想像的。聽了剛才檢察官的發言，我發現檢察官的見解，跟預審法官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既然小笛在遺書裡寫了'千歲就拜託給您了'這句話，小笛就沒有殺害千歲的意思，既然小笛沒有殺害千歲的意思，殺害千歲的就一定是廣川條太郎先生。多麼荒唐無稽的三段論法呀！從這個荒唐的三段論法出發，很隨便地想定廣川殺害千歲，是為了掩蓋罪行。
“關於大月家的兩個幼女，幾乎是用同樣荒唐的三段論法。既然小笛的遺書裡，沒有寫著要把兩個幼女殺死，那麼，殺死兩個幼女的人，就不可能是平松小笛，既然不是小笛，就一定是廣川條太郎了。這種完全相同的、異想天開的臆測，與其說是冒險，倒不如說是胡鬧！
“我們假設：廣川條太郎就是兇手，請注意，僅僅是假設，他殺死三個小女孩，為什麼就能掩蓋罪行呢？
“敢問檢察官先生，在這個事件裡，知道廣川條太郎先生當夜在平松小笛家過夜的，只有那三個小女孩嗎？
“僅在審訊記錄和證人證詞，就可以看到，廣川先生那天在小笛家過夜的事情，大月夫婦知道、大月正一知道、福田芳也知道。此外，小笛的鄰居里邊，還應該有更多的人知道。為了掩蓋罪行，就得把這些人都殺了，殺得過來嗎？對於這一點，我們假設的兇手——廣川條太郎先生，難道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嗎？
“也許會有人說，殺死三個小女孩，至少會延遲兇手被發覺的時間。對這種觀點，本辯護律師不能苟同。如果是為了延遲被發覺的時間，廣川條太郎為什麼不遠走髙飛，反而等著警察來抓——不，反而特意跑到京都，來自投羅網呢？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如果同意預審法官和檢察官的上述見解，我們在得到'廣川條太郎先生是為了掩蓋罪行，而殺害了三個女孩子'的結論的同時，同樣可以由於'廣川先生特意奔赴殺人現場'，得出'這就是廣川條太郎先生無罪的證據'的結論。難道不是這樣嗎？
“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據，預審法官和檢察官的認定，也是謬誤百出，現特指摘如下：
“預審法官和檢察官認為：因為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名片，散落在千歲屍體旁邊，因此可以斷定，是廣川條太郎殺害了千歲。把名片作為判斷兇手的重要資料，應該說是所謂的認識不足。
“讓我們先來看看，預審法官的勘驗報告裡的附圖四和附圖三。從這兩張附圖，我們可以看到，不用說名片，就連千歲的屍體，都幾乎全部被蓋在被子下面。
“按照檢察官的見解，廣川條太郎把千歲的屍體，拖到那個四張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間的時候，天已經亮了。如附圖三所示，幾張白色的名片，掉在藏藍色的褥子上，看不見是不可能的。而且，檢察官認為，千歲屍體上的被子，是廣川先生給蓋上的，那就更沒有理由看不見了。”
高山義三律師的辯護，一點一點地，將檢察官築起的城牆拆毀。
“在這個世界上，有為了表明自己是兇手，而把自己的名片放在現場的，如此大膽、癡呆、盲目的罪犯嗎？我認為是沒有的。把附圖三和附圖四對照一下，就可以明白，那幾張名片，不是不小心掉在那裡的，而是故意擺放在那裡的。”
聽到這裡，審判長橘川拿起鉛筆，在紙上寫了些什麼。
髙山律師突然放慢了語速，緩緩說道：“那麼，是廣川條太郎先生把名片擺放在那里之後，才回到神戶的嗎？諸位完全沒有必要，作這種毫無價值的思考。”
旁聽席傳來隱隱約約的竊笑聲。
“也許有人會說：很可能是廣川條太郎先生，利用了人們一般認為，兇手不會把自己的名片，丟在現場的心理，故意把自己和友人的名片，扔在案發現場的，這是廣川條太郎先生的計謀。在這些審訊記錄裡面，也不時可以看到這樣的質問。人的想像力，怎麼這麼豐富啊！叫我怎麼說好呢？……這是一種脫離現實的、不合理的，而且毫無意義的看法，對此我只能仰天長嘆。
“說到計謀，不用說，什麼都不要留在現場，才是最自然的，最巧妙的，成功率最高的計謀。聰明一點的人——不，哪怕是不怎麼聰明的人，都會這樣做的。
“而且，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名片，夾在上衣的內兜里，從裝著二十多張名片的名片夾裡，只掉出來五張，叫人難以想像。
“根據我們日常生活的體驗，上衣內兜一般比較窄，名片夾不可能橫過來。名片夾裡的名片，就算能露出一部分來，也掉不出來，更不要說掉出五張來。名片跟名片夾一起，掉出來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如前所述，當事人肯定會注意到。注意到名片夾掉出來以後，只把名片夾撿起來，把名片留下，不管怎麼說，都是說不通的。
“還有，既然廣川條太郎先生已經穿好了西服上衣，褲子也應該是穿著的。他穿得整整齊齊的，半夜裡他假裝找千歲求歡，不是很奇怪的行為嗎？
“那麼，究竟出於什麼目的，又有什麼必要，把千歲的屍體，從三張榻榻米大小的房間的蚊帳裡拖出來呢？這個問題也無法解釋。
“關於這一點，我想談談小笛遺書裡的字句。
“檢察官說：遺書是最後意志的決定，並且認為，小笛的三封遺書，是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寫成的。
“那麼，如果說'千歲就拜託給您了'，是小笛的最後意志，決定不殺千歲。但是，'你就把千歲殺了吧'，也是小笛的最後意志，可以認為，是再次確認嗎？關於這個問題，檢察官沒有言及。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討論。
“按照檢察官的見解，這兩句互相矛盾的話，是解釋不清楚的。'千歲就拜託給您了'見於第十五號物證，'你就把千歲殺了吧'見於第十六號物證。這兩封遺書，應該不是同一時間寫的。關於這一點，後面我談到小笛死因的時候，將詳細予以說明。
“總而言之，僅僅根據'千歲就拜託給您了'這句話，就斷定小笛沒有殺害千歲的念頭，又僅僅根據'你就把千歲殺了吧'，就斷定是廣川條太郎殺害了千歲，我以為這都是極為不妥當的判斷。
“而至於指控'廣川條太郎先生殺死大月家兩個小孩'的證據，到底在哪裡呢？
“檢察官說，小笛的遺書裡面，沒有寫著要把大月家的兩個孩子殺了。確實沒有寫著，但這不能成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殺害了那兩個孩子的證據！不幸的是，根據某學者的錯誤鑑定，那兩個孩子死的時候，廣川條太郎先生應該在現場。在這裡，我要強調指出：那個鑑定是完全錯誤的，四個人死亡的時候，廣川先生絕對不在現場！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面講到法醫學說明的時候，將詳細地加以解釋。檢察官的根據，就是這個從根本上來看，就是錯誤的鑑定，這是叫人感到萬分遺憾的事情。
“還有，應該成為廣川條太郎先生不會殺害那兩個孩子的旁證的材料，檢察官卻沒有提及。根據神戶X信託銀行的X本經理的證詞，廣川條太郎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特別喜歡孩子。心地善良而又特別喜歡孩子的廣川條太郎先生，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殘酷地絞殺兩個幼兒呢？這個問題，希望當庭各位法官的髙度重視。
“總之一句話，不用說從狀況上來分析，就是從證據上來看，三個女孩子也不是廣川條太郎先生殺死的。那麼，那三個女孩子是誰殺死的呢？
“我可以非常明了地回答這個問題。我敢斷言，殺死那三個女孩子的，不是別人，就是平松小笛！”
“證據呢？……”
“不用多加解釋，關於這個事件的一切記錄，一切人證、物證，都可以明明白白地證明：平松小笛才是真正的罪犯！
“首先，在關於這個事件的記錄中，有跟平松小笛關係最好的福田芳的證詞。據福田芳說：'最近小笛非常悲觀。千歲身體病弱，特別擔心自己的將來。孤兒寡母無依無靠，還不如死了好。特別是今年五月以來，死，幾乎成了小笛的口頭禪。平松小笛還說，死的時候不想一個人去死，要拉著千歲一起死。（中略）小笛幾乎每天都到我家來，事件發生的那個月，幾乎沒有一次，不說到死這個話題。'福田芳還說：'小笛母女兩個人去神戶那天的早晨，千歲來我家取我答應藉給小笛的十日元時對我說：“阿姨，我媽淨說那些叫人害怕的話。昨晚還說什麼'要跟我一起死'。我可不想死。 ”'”
“另外，證人森田友一，也有同樣的證詞。
“這些情況，檢察官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一再強調：平松小笛改變了殺死千歲的主意。但是，改變了主意這種解釋，不是太牽強了嗎？
“須知千歲對福田芳說'覺得小笛可怕'的時候，距事件發生僅有三天！檢察官認為，小笛的遺書，是小笛最後的意志，而遺書上明明白白寫著：'你就把千歲殺了吧。'總之，小笛是希望千歲死。所謂到最後小笛的意志改變了，依據究竟是什麼呢？
“檢察官說，小笛想到了跟廣川一起殉情，就放棄了殺死千歲的念頭。這種解釋也太皮相了吧！對不起，我只能說檢察官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中略）
“下面再說說那兩個幼兒，被捲入事件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小笛極度的歇斯底里，造成了禍及他人的惡果。平松小笛對孩子，有一種病態的愛戀，這可以從對千歲的病態愛戀中看出。非常不幸，這種病態的愛戀，是極端利己主義的。兩個幼兒之死，是小笛這種極端利己的病態的愛戀，在決意自殺的非常時期，偶然發生的悲劇。
“平松小笛這種罪犯——我敢當面指著小笛稱其為罪犯——有一種總是要鑽牛角尖的變態心理，往往表現出超出常理的殘酷：窮凶極惡、不可理喻。這樣的罪犯，在犯罪史上屢見不鮮，用犯罪心理學，也很容易解釋。（中略）
“檢察官認為，兩個幼兒如果是平松小笛殺害的，應該留下愛極不捨的痕跡，這是不合情理的。在各種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小笛是一個比男人還厲害的女人，粗野，變態，性格乖庚，如果小笛在殺死兩個幼兒的時候，溫柔地留下所謂'愛極不捨'的痕跡，反而是極不自然的。
“關於平松小笛的性格，證人的證詞非常清楚。（中略）這其間應該注意的地方還有一個：根據千歲的同學的證詞，千歲曾說：'我要是死的話，一定要拉上兩個孩子一起死。'”
陪審法官在紙上寫了幾個字，遞給審判長，審判長看後輕輕地點了點頭。
高山律師繼續說道：“這些記錄和證詞告訴我們：平松小笛一家，經常談論死亡，這種悲觀厭世的話題，而且說過要是死，就拉上大月家的兩個孩子一起死。有時候是隨便說說，有時候又很認真。
“把以上各點綜合起來，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真正的罪犯，就是死了的平松小笛，三個女孩子悲慘地死於小笛之手，這是自然而明了的事實。
“現在該說說廣川條太郎先生，寫在記事本上那些文字了。按照檢察官的說法，廣川條太郎先生跟小笛約好，一起殉情的時候，並沒有殺害千歲的打算。檢察官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所說的'斷送二人性命'中的二人，指的是平松小笛和廣川條太郎先生二人。
“'小生無德，斷送二人性命。'怎麼能說，指的是廣川條太郎先生自己的性命呢？分明指的是別人的性命嘛！
“廣川條太郎先生所說的'二人'，明明白白指的是小笛和千歲二人！這是再明白不過的事情了！
“還有，檢察官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在記事本上寫的'萬一聽到孩兒死去訃聞……'，跟小笛在遺書裡寫的'地址放在這裡，給廣川家打個電報……'，兩相是吻合的。但是，寫著廣川家地址的，是很久以前，廣川條太郎先生的父親，給廣川條太郎先生寄信的時候，所使用的信封，已經破爛不堪，把這個信封跟最近寫的遺書，並排放在桌子上，這不是荒謬絕倫嗎？
“難道這也是廣川條太郎先生的計謀嗎？如果連這個都是的話，廣川條太郎先生可當真成了犯罪的大天才了！還有檢察官剛才說過的'雕蟲小技'，怎麼樣，簡直滑稽透頂了吧？”
充滿了緊張氣氛的旁聽席上傳來一陣笑聲。高山律師的辯護仍然在繼續。
“第一，廣川條太郎先生的'驚聞邐耗之感想'，是聽到小笛等人死亡的消息以後寫的。關於這一點，沒有爭論的餘地。
“有人認為，這段話是廣川條太郎先生，為了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故意加上去的，並故意寫了日期。若是這樣的話，被認為跟平松小笛―起，寫了遺書的廣川條太郎先生，不但不把寫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的所謂遺書毀掉，反而要加上一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時，只見審判長拿起鉛筆，默默地在紙上寫了些什麼。
“如果不是翻過來倒過去地，作不合理的生硬解釋，這種極不可解的、不可思議的矛盾，是不會產生的。我們應該直接地、正確地看待，廣川條太郎先生寫在記事本上的文字。正如廣川條太郎先生所陳述的那樣：他在得知平松小笛等自殺的消息之後，對自己跟小笛的醜陋關係，將在報上披露感到羞恥，對小笛的自殺感到，自己負有道德上的責任，悲觀，憐憫，煩悶，心情複雜到極點，所以，他才寫下了那些文字。如果我們大家都能這樣直率地看問題，就不會感到有任何不自然了，也不會留下任何問題。
“對廣川條太郎先生的記事本的鑑定報告中說道：在寫'驚聞噩耗之感想'這句話的地點，跟寫另外兩段文字的場所不同。而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供述是：在疾馳的列車行駛到住吉一帶的時候，自己寫下了'驚聞噩耗之感想'。又過了一段時間，當列車行駛到大阪的時候，寫下了另外兩段文字。疾馳的列車經常晃動，同為列車上所寫的文字，看上去好像是在不同場所寫的，這是很自然的。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供述，跟鑑定沒有任何矛盾。
“下面說到廣川條太郎先生寫給大月夫婦的信。檢察官說，這是因為覺得，正在為兩個孩子擔心的大月夫婦太可憐，良心發現，就暗示兩個幼兒的屍體，就在小笛家裡。這就奇怪了，在這之前，檢察官還說：被告廣川條太郎殺害了三個女孩之後，不擇手段地掩蓋罪行，或者延遲罪行被發覺的時間，怎麼僅僅過了一天，就寫信把陳列著種種犯罪證據的現場，告訴給大月夫婦了呢？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反之，如果把這封信，看做廣川條太郎先生無罪的證明，倒是十分妥當。
“在這封信裡，有'進家看看有沒有留言條'這樣的話，這句話被指暗示小笛的遺書，真是荒唐無稽，牽強附會。須知留言條暗示的遺書上，蓋著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印章，還有'你就把千歲殺了吧'這樣的文字。如果廣川條太郎先生是兇手的話，這不等於說'請您去看看我的殺人證據'嗎？這實在太不符合邏輯了吧？”
髙山律師的辯護，把關於事件的一切證據，都是雙刃劍、兩面盾的性質揭示出來。檢察官力主有罪的證據，都變成了無罪的證據。一件又一件，具有諷刺意味地暴露了出來。
“還有，檢察官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在信中寫的'去福田家問問'，暗示小笛的遺書有兩封，是寫給福田的。廣川條太郎先生是個殺人狂嗎？有必要作這種暗示嗎？……廣川條太郎先生要是那麼了解遺書的內容，事件發生之前就把遺書撕了，燒了，不是很容易做到嗎？……
“小笛在家的時候，也在大門上掛著鎖，出門的時候留個字條，或者跟福田太太說一聲就走，是常有的事，鄰居們都是知道的，看看有關證人的證詞就會明白。
“更有甚者，檢察官竟然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在寫給大月夫婦的信裡說的'小笛也許去遠方旅行了'這句話，是在嘲諷小笛已經被殺，踏上了不歸之路。想像力怎麼這麼豐富啊？……我實在鬧不懂，看了這樣一封普普通通的信之後，競然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是一個惡毒的犯罪虛妄症患者，一個有十幾回殺人前科的惡漢！真不知道這種偏見，是從哪裡產生出來的。
“太不可思議了！……如果不像這樣，拿大頂看世界，哪怕稍微用平靜、端正一點的心，直接領會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信的意思的話，肯定能感覺到：廣川條太郎先生認真而單純的性格。
“在寫給小笛的信裡，廣川條太郎先生沒有提到，大月家的兩個孩子的事情，結果被檢察官揪住不放。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呢？當時，廣川條太郎先生還沒從報社記者那裡，打聽到平松小笛和千歲巳經死了的消息，更是做夢都沒有想過，會殃及大月家的兩個幼女，那個時候沒有想起，向小笛打聽大月家的兩個孩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記者來過以後，廣川條太郎先生匆匆忙忙上了火車，一直到京都，滿腦子想的都是小笛殺了千歲，然後又自殺了，所以才在記事本上寫下'斷送二人性命'，這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廣川條太郎先生邀請小笛一起去洗海水浴，被檢察官認為是愚弄死者。作為一個檢察官，說刻薄話也應該講究點兒分寸吧？
“根據這些記錄，可知廣川條太郎先生，與平松小笛之間的感情非常微妙。把他們之間的關係，單純地歸於仇敵關係，就過於簡單化了，觸及不到問題的本質。正是因為檢察官有這樣的看法，才在這個事件的審理中，屢屢出現重大誤判，這不能不叫人感到萬分遺憾。
“預審法官和檢察官，一開始就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是一個猙獰、奸惡、淫邪、欺罔之徒，嚴重誤解了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人品。這第一步的錯誤，導致了後來種種惡意的解釋和荒謬的判斷。那個應該是接受了檢察官的命令作成的，關於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品行的調查報告，到底看過沒有啊？調查報告中說：'廣川條太郎性格溫順，品行端正，不飲酒，不賭博，下班回家後很少外出，愛學習，好讀書，鄰里間口碑甚好，從不跟不良之徒來往……'總之是非常優秀，這些可以證明廣川條太郎先生人品的資料，難道沒有任何參考價值嗎？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為什麼置之不理，為什麼不拿出來念給大家聽聽呢？”
髙山律師白熱化的辯護告一段落，視線落到了被告席上的廣川條太郎那裡。
“以上就是我對檢察官發言的反駁。”髙山律師調整了一下說話的語氣，“但是，我以上的辯護，也許都是沒有必要的，檢察官的發言，以及關於本案的說明，也許都應該一筆勾銷！”
檢察官目不轉睛地盯著高山律師的臉。旁聽席上傳來低低的咳嗽聲，很快又安靜下來，人們等待著從高山律師的嘴裡，衝口而出的聲音。
“為什麼呢？因為上述議論，都是以小笛為他殺，死於二十八日凌晨三點為前提的！……”高山義三律師果然說出來了那句話，“如果現在把小笛之死認定為自殺，把她的死亡時間，認定為早晨五點半以後，即廣川條太郎先生離開小笛家以後，不僅檢察官的發言是沒有必要的，我的辯護是沒有必要的，就連開庭審判都是沒有必要的！
“小笛之死絕對不是他殺！小笛是自殺！……而殺死三個女孩子的兇手，就是平松小笛！……
“小笛等人的死亡時間，是凌晨五點半以後！——這個事件斷送了無辜的、前途無量的好青年廣川條太郎的一生！……”高山義三律師憤怒地高調宣佈道，“不但已經被關了一年半的監獄，甚至還要被送上斷頭台！這是一個多麼可悲、可咒的惡魔劇本啊！……國家應該在廣川條太郎先生面前跪下，叩頭謝罪！”
滾燙的語言，以急速的語調，不斷地從高山義三律師的嘴裡噴湧而出。他抬起頭來，用燃燒著義憤的雙眼，看著審判席。法庭氣氛極其緊張，旁聽席上的人們，連大氣都不敢出了。
髙山律師打破沉靜，繼續說道：“小笛不是他殺，也不是凌晨三點鐘死亡的，下面我就對此予以詳細說明。要想說清楚這個問題，第一要徹底解讀小笛的遺書，第二要研究屍體的狀況，以及二十八日清晨四點到五點半，發生在小笛家的事情的經過，第三要仔細研究法醫學鑑定。
“預審法官和檢察官認為：平松小笛與廣川條太郎相約殉情，小笛請求廣川先把她勒死。我從一開始就懷疑這種看法。小笛是一個老奸巨猾的、很難對付的女人，相約殉情的時候，在不能確認對方是否真的會自殺的情況下，請求對方把她勒死，這可能嗎？
“對於自己的將來，平松小笛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可是廣川還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青年。不過，廣川可能很快就要找一個年輕的姑娘結婚了。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相約殉情，平松小笛肯定會想：如果自己自殺了，廣川條太郎卻不自殺，那自己不是白死了嗎？總之，小笛是絕對不會輕易地先死的。只因為遺書上寫了一句'我先死'，就認為小笛先死了，這絕對是錯誤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請看：'說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騙我。你就把千歲殺了吧。我先死。'作為遺書，這些話到底是說給誰聽的呢？當然是說給廣川條太郎先生聽的。
“可是，既然要跟廣川條太郎先生殉情，這些話直接跟廣川先生說不行嗎？廣川條太郎先生又不是聾啞人。應該當面說出來的話，為什麼要寫在紙上呢？……為什麼要像告訴其他人那樣，在遺書裡寫上這些話呢？
“這裡邊必定有其原因和意義。也就是說，平松小笛寫這些話的時候，廣川條太郎先生不在她的身邊，所以，她才這樣寫，而且是為了表明說過這些話……
“還有，第十六號物證，即蓋著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印章的那封遺書，是非常有意思的，不，應該說是非常奇怪的。'條太郎'這個名字，是小笛用片假名寫上去的。廣川條太郎先生不是不會寫字，怎麼會讓連漢字都不會寫，只會寫片假名的小笛替自己署名，自己只按一個印章呢？……這不是很奇怪嗎？就平松小笛的性格而言，廣川條太郎先生如果在場，不簽字的話，小笛能放過他嗎？
“平松小笛前往神戶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住處的時候，在廣川條太郎先生的房間裡亂翻，廣川條太郎先生的白色西服坎肩，一直掛在他自己的房間裡，這些都有房東的證詞。小笛從坎肩裡面發現了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印章，又翻出廣川條太郎先生放在房間裡的稿紙，在稿紙上偷偷蓋上了印章，這是非常容易判斷的事情。
“如果三封遺書，都是小笛臨死之前寫的，不會又是用稿紙，又是用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我看到這種情況的第一印象，就是很不自然。
“作為本案重要證據之一的第十六號物證，即蓋著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印章的遺書，是用稿紙寫的。搜查住宅的時候，在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住處，發現了很多同樣的稿紙，在平松小笛家裡，卻一張都沒有發現。這種稿紙小笛家不用，廣川條太郎先生也沒有把這種稿紙，帶到平松小笛家裡來的必要。
“如果說廣川條太郎先生在事件發生之前，只帶到平松小笛家一張稿紙，也太不合常理了吧？
“我認為，第十六號物證，即蓋著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印章的遺書，除了背面的文字，其余文字，都不是小笛臨死之前、或數小時之前寫的，而是小笛開始想到死的時候，就事先寫好放在家裡的。當她下決心自殺的時候，就把早就寫好的遺書，拿出來放在了桌子上。
“這種主張的根據是什麼呢？根據田村武雄老師的鑑定：'第十六號物證所用紙張，由於摩擦等原因，多處紙質脆弱。''寫正面的文字時，所用鉛筆的鉛筆芯較硬，跟寫反面的文字時，所用鉛筆不是一種鉛筆'根據弘末直誠先生的鑑定：'小笛的三封遺書，並非寫於同一時間，至少第十六號物證背面的文字，寫於臨死之前。'
“還有，廣川條太郎先生的署名，和印章以下的'說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騙我。你就把千歲殺了吧。我先死'等字句，是臨死之前加上去的。在第十五號物證裡，即寫給福田芳的遺書裡面，寫了'把野獺的東西拿來交給千歲'這樣的話，可是在第十六號物證裡，又再次叮囑'你就把千歲殺了吧'。這種矛盾證明，三封遺書不是同時寫的。如果認為是同時寫的，就無法解開這個事件之謎。
“另外，遺書如果是平松小笛跟廣川條太郎先生一起寫的，廣川先生甚至蓋了印章，那麼把遺書擺放在桌子上的時候，廣川條太郎先生不應該不知道。如果像預審法官和檢察官所認為的那樣，廣川條太郎先生是應平松小笛的要求，把小笛勒死的，然後為了掩蓋罪行，又殺死了三個女孩子的話，唯一活下來的廣川條太郎先生，是不可能把遺書留在那裡的。
“也許，這也被認為是廣川條太郎先生為了偽裝小笛自殺，施用的計謀的話，那不等於直接承認'人是我殺的'嗎？這算什麼計謀啊？……
“因此我認為：這恰恰證明，廣川條太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小笛寫了遺書。
“總之，如果以平松小笛在遺書裡寫了'我先死'，小笛果然先死了這個事實為依據，那麼，平松小笛在遺書裡寫了'說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騙我'，就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跟小笛相約殉情；平松小笛在遺書裡寫了'你就把千歲殺了吧'，就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殺了千歲，只能叫人感到可笑，稍微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會接受的。（中略）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平松小笛的遺書的話，那就是：非常明顯，小笛的本意，跟寫在遺書上的文字是相反的！”
髙山義三律師把拿在手上的、平松小笛的遺書的照片放下，停頓了片刻之後，繼續辯護。
“至於穿在死者平松小笛屍體上的衣服，為什麼不自然，為什麼窄腰帶在身後打了個結等，廣川條太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有什麼理由說，都是廣川條太郎先生幹的？這是毫無根據的，是僅憑亂猜，牽強附會得出的結論。
“與此相比，廣川條太郎先生所陳述的，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四點起床以後的行動，廣川先生走出小笛家以後，回頭看見小笛在目送他的情景，都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有充分的證據的。
“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將小笛絞殺以後，把小笛的屍體吊在了門楣上，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那根本就做不到！
“平松小笛屍體的頭頂，距門楣只有八寸二分，而一般人的頭部長約八寸。在和服腰帶深深勒進下頜的情況下，門楣下面的和服腰帶的長度，跟下頌底下的半圓加起來，也只有一尺四寸二分，而且這個長度，是重達十三貫以上的小笛的屍體，懸掛了六十一個小時後，被拉長了的長度。腰帶本身被拉長，打結的部分也會被拉長。
“根據我的實驗，被拉長的部分有四寸到六寸，那麼我們取中間值，設被拉長的部分為五寸。一尺四寸二分減去五寸，等於九寸二分，這就是最初用和服腰帶，做成的繩套的長度。
“請問，有人能把一具死屍抱起來，把死屍的頭塞進這麼小的繩套裡去嗎？
“這是一件即便說不可能，也不過分的大難事。屍體豎著，是絕對塞不進去的。就算能把屍體橫過來，男屍的頭也許還能勉強塞進去，女屍的頭因為有頭髮，是絕對塞不進去的。”
審判長向前探著上半身，非常認真地聽著。高山義三律師抑制著滿腔的憤懣，繼續進行著辯護。
“不僅如此，就算能把死屍的頭部，塞進繩套裡面去，門楣的髙度是五尺七寸，把小笛屍體的頭部，塞進門楣下那個九寸二分的繩套裡，就廣川條太郎先生的身高而言，是不需要台子的。
“假定廣川條太郎先生需要台子，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在棗形的火盆上，搭上一塊案板，如此不安定的台子，抱著重達十三貫多的平松小笛的屍體站上去，也是一件即便說不可能，也不過分的大難事。
“火盆和案板，絕對不適合做廣川條太郎先生需要的台子，不僅如此，火盆正好夾在小笛的兩腳之間，跟吊著小笛的和服腰帶垂直，沒有一點不自然。如果是廣川條太郎先生抱著小笛站上去的話，火盆是不應該跟吊著平松小笛的和服腰帶垂直的。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火盆是廣川條太郎先生把小笛吊上去以後，再故意擺放在小笛兩腳之間的呢？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屍體的朝向，腳的位置，火盆的位置，特別是搭在案板上的、平松小笛的衣服下擺，都是非常自然的，別人是擺放不成那樣的。”
審判長把平松小笛吊死狀態的照片拿起來，一邊給陪審法官看，一邊小聲跟他說著什麼。髙山律師的辯護還在繼續。
“正如矢野利春醫師的鑑定報告中所記載的那樣：平松小笛把案板搭在火盆上，然後站上去，再把頭伸進緊挨著門楣的、用和服腰帶做的繩套裡，由於繩套離門楣太近，頭一旦伸進去，就很難退出來。小笛的兩腳，雖然都踩在榻榻米和門植上，但重心跟繩套保持一致，這種姿勢是別人擺不出來的。
“我對平松小笛把案板搭在火盆上做台子，這一點很感興趣。如果廣川條太郎先生需要台子，應該找一個穩定性強的。旁邊就有一個矮桌，拉過來就可以用，為什麼非要把火盆搬過來，還要特意跑到廚房去，把案板拿來呢？
“這個問題，關係到男、女不同的心理。小笛自縊的時候，用案板和火盆搭台子，完全符合女性心理，因為她每天都在跟案板打交道。她的行動，自然到叫我們發笑的程度。
“由此可見，平松小笛屍體懸吊的狀況，是徹頭徹尾的小笛自縊的證據，也是廣川條太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平松小笛自殺的證據。”
高山義三律師粗獷有力的聲音，一字一句地刻在人們心上。旁聽席上，廣川條太郎的父親，默默地用手指抹掉感激的眼淚。
“下面我要作一些法醫學方面的說明。說明之前，有一個問題不能不搞清楚，那就是檢察官認為：平松小笛沒有理由恨廣川條太郎先生，所以，完全沒有必要陷害廣川條太郎先生。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有必要深入而慎重地加以探討。錯誤而皮相的觀察，將導致非常荒唐的結果。
“一般來說，女人的愛情，都是利己主義的，當她的愛情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愛情很容易轉化為憎恨。本來是她熱烈地愛著的男人，因為愛情得不到滿足，就詛咒那個男人，騷擾那個男人，甚至向那個男人採取復仇的行動，這是很常見的。失戀的女人，在自己深愛的男人家門口自縊，已經是屢見不鮮的事情了。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時候女人的行為，看上去是憎恨，而實質上是愛。
“平松小笛的愛情，是極端利己主義的，這我已經重申過多次了。當時，小笛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從廣川條太郎先生那裡拿一筆錢，跟廣川條太郎先生徹底分手；二是強迫廣川條太郎先生跟她一起殉情。事件發生之前，兩者必擇其一的選擇，己經非常緊迫了。這在記錄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中略）
“但是，平松小笛愛廣川條太郎先生愛得很深，當面跟廣川條太郎先生要一大筆錢，她覺得說不出口，而且拿到錢就徹底分手，對於平松小笛來說，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於是，平松小笛想到了殉情。可是她心裡很明白，廣川條太郎先生是不會同意的。在這種情況下，小笛打算殺死廣川條太郎先生以後，自己再自殺，並且寫好了遺書。然而事到臨頭，由於對廣川條太郎先生愛得很深，在廣川條太郎先生熟睡的時候，她下不去手。
“還有一點尤其應該注意：那就是：平松小笛對自己，能夠擁有廣川條太郎先生這樣一個情人，感到非常自豪。她多次對她的親生兒子森田友一，和她最好的朋友福田太太說：一個女人擁有一個年輕的情人，說明這個女人是有價值的。她總是以廣川條太郎先生的情人自居，並且毫不隱諱自己的生活，是靠著廣川條太郎先生支撐的。
“在平松小笛的內心深處，被人們知道了，是她殺死了廣川條太郎先生以後又自殺的，是她的虛榮心所不能允許的。無論如何，也要讓人們認為，廣川條太郎先生是情願跟她殉情的，於是她寫好遺書，伺機殺死廣川條太郎先生以後，自己再行自殺，但是一直到最後，她也下不了手……
“具有異常性格的平松小笛，這種煩惱，不知道持續了多久。悲劇結局終於到來了。
“二十八日早晨，當廣川條太郎先生離開平松小笛家的時候，小笛跟他要錢，廣川條太郎先生沒給。但是，平松小笛卻知道，廣川條太郎先生身上有錢。看著廣川條太郎先生漸漸遠去的背影，小笛知道，這個情人的身體和心，都離自己越來越遠了。
“醫生說千歲的壽命不會太長了，小笛跟親生兒子又合不來，欠債越來越多，現在住的房子，因為總是欠房租，面臨被趕出去的窘境。就這樣，看不到任何希望、本來就有歇斯底里的毛病的平松小笛，很容易想到自殺，並且會拉上千歲一起死。
“我們接下來應該考慮的是：平松小笛想到自殺的時候，為什麼要拉上千歲呢？小笛那時候是怎樣一種心境呢？在小笛生命最後一個瞬間，留在她心裡的東西是什麼呢？……
“無法形容的孤寂感，以及對廣川條太郎先生的留戀，以一種令人恐懼的力量，狠狠擊打著平松小笛的心靈。
“對平松小笛刺激最大的是：廣川條太郎先生將活下去，最終還要跟一個年輕的女人結婚，過上幸福的日子。無法忍受的嫉妒和留戀，在一瞬間轉化為怨恨，她把千歲勒死，利用以前寫好的遺書，把現場偽裝成廣川條太郎先生，跟她相約殉情，中途後悔的樣子以後，自縊身亡。”
髙山律師分析完平松小笛的作案心理，開始探討在這個事件的審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法醫學鑑定問題。對於全國有名的大學裡的最高權威們的鑑定，髙山律師是怎樣評價的呢？
“法醫學者們的鑑定，從根本上來說，對於這個案件的審理，起著主要作用。我聽說最早看到平松小笛屍體的警察，當時認為是小笛是自殺，但是鑑定結果是他殺，於是本案就開始按照他殺，進行偵破和審訊，致使廣川條太郎先生成了犯罪嫌疑人。
“這個經過的真假，我不是很清楚，不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可以說：小南教授的鑑定，對起訴廣川條太郎先生起了巨大作用。其實，不管這個經過的真假如何，起訴廣川條太郎先生的依據，除了小南教授的鑑定之外，請問還有別的嗎？
“但是，起瞭如此巨大作用的鑑定的主要對象——平松小笛和另外幾具屍體，死後在炎熱的夏天，被放置了數十小時才被發現，這是應該首先引起注意的。
“就連小南教授，都在鑑定報告的第七十六條指出：'一般而言，平松小笛等人的屍體腐敗情況嚴重，（中略）判斷實情幾乎是不可能的。'
“屍體嚴重腐敗的事實，作為本案之根本的鑑定，對廣川條太郎先生是有利的，同時又是不利的。遺憾的是，具有決定性的材料，對於判定廣川條太郎先生有罪明顯不足，這是無可否認的。
“有關本案的所有鑑定，都是我國屈指可數的專家做的，但是，仍然出現了叫人感到非常遺憾的情況。”
高山義三律師首先指出，小南教授的鑑定，一直被公訴方所相信，但是，小南教授的鑑定結果，是很不完全的。
“對這個缺乏必要證據的事件來說，鑑定材料無論多不完全，也會成為斷定一個人有罪的有力參考資料。特別是在廣川條太郎先生，被懷疑的基礎上，再加上他殺的鑑定結果，就把廣川條太郎先生推上了被告席。下面，我就把我對鑑定材料的意見說一下，供各位參考。
“我已經根據鑑定之外的其他理由，詳細地說明了平松小笛之死是自殺。如果從法醫學的角度，加以說明的話，三田博士的見解最為恰當，最為可信。三田博士認為：平松小笛在自殺的時候，（中略）小笛的身體發生痙攣，腳踏在榻榻米和門檻上，身體向上跳躍，和服腰帶勒在脖頸下部，致使平松小笛窒息死亡。隨後身體下滑，滑到脖頸上部，下頜下邊，小笛就那樣一直吊在門楣下邊了。
“在髙山博士的鑑定報告末尾第十一條裡，有三個跟三田博士的意見相反的要點，第一個，是兩道勒痕之間的皮膚沒有變化，對此，三田博士認為：當和服腰帶從脖頸下部，向脖頸上部滑動的時候，皮膚不一定被擦傷，甚至可以說，兩道勒痕之間的皮膚，沒有留下擦傷的痕跡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就算有擦傷，也不會有留下非常明顯的痕跡，而且驗屍的時候，屍體嚴重腐敗，也許已經看不出來了。
“髙山博士的意見，特別叫人難以同意的是：首先，他一方面認為，小笛脖頸下部勒痕，為被絞殺時形成，絞殺特有的、圍繞脖頸一圈的勒痕沒有留下，是因為皮膚腐敗消失了；一方面又認為：如果自縊用的和服腰帶，用下部勒痕滑向上部勒痕的話，應該留下輕微的痕跡。我認為這在理論上，是非常不妥當的，是前後矛盾的。而且，髙山博士認為勒痕消失的部分，與留下了勒痕的部分，對比十分鮮明，只能說明，那不是絞殺形成，而是自縊形成。再考慮到兩條勒痕的間隔，只有二十毫米，也就是六分六厘，沒有留下痕跡，應該屬於正常現象，髙山博士的意見就更難叫人首肯了。
“其次，高山博士認為：上部勒痕沒有生體反應，而下部勒痕有顯著的皮下出血，因此，下部勒痕為生前形成，即被人勒死時形成的，上部勒痕是死後，被吊起來以後形成的。而按照三田博士的解釋，和服腰帶先勒在下部勒痕處，壓迫頸部，使平松小笛處於不省人事的狀態，隨後由於身體痙攣，和服腰帶滑至上部勒痕處，小笛窒息而死。最初和服腰帶勒在下部勒痕處，對皮下血管造成損傷，滑至上部勒痕處之後，由於和服腰帶比較柔軟，而下頜處肌肉也比較柔軟，所以，沒有造成明顯外傷。但是，和服腰帶滑至上部勒痕處之後，由於平松小笛還沒有完全死亡，心臟依然在跳動，所以，下部勒痕處被損傷的皮下血管，仍然會繼續出血，形成明顯淤血。
“然而，和服腰帶一直勒在上部勒痕處，皮膚一直受到壓迫，即使對皮下血管造成了損傷，血液也滲不出來，所以看不出皮下游血。
“一般認為，用比較柔軟的帶子緊勒頸部，造成死亡之後，看不到皮下淤血的情況是很多的，這可以證明我的主張是合理的。
“小南和高山兩位博士，根據皮下是否淤血，立刻斷定下部勒痕為生前形成，上部勒痕為死後形成，我對此當然表示懷疑。我只能不客氣地說，他們的結論下得太早了。
“還有，高山博士依據下部勒痕的、所謂'一百二十度的角度'，由此斷定平松小笛不是自縊，而是被人絞殺。我認為這是他過於拘泥於'角度'二字的原意，沒有正確理解'角度'這兩個字的意思的結果。
“我們看了被吊在門楣上的小笛的照片，和有關附圖，就會明白：所謂的一百二十度的'角度'，並沒有任何幾何學上的意義。換句話說，這裡所謂'角度'的意思，就是脖頸下部的勒痕，由脖頸前緩緩向後上方延伸的意思。
“三田博士特別重視這一點。在三田博士的鑑定報告裡面，有這樣一段話：鑑定人小南的記述中說：'小笛脖頸下部勒痕，從正中向後上方延伸，形成一個一百二十度的角度。'但是，根據附圖和記述的文字，恰當的說法應該是：'勒痕向兩側展開，角度約為一百二十度。'
“三田博士這段話很重要。一般在圓柱形的物體上，橫著畫一條線，不會有明顯的角度，只能是一個U字形。
“如果是這樣的話，綜合小南博士的驗屍報告中所說的'脖頸後沒有勒痕，脖頸兩側勒痕明顯'，以及'下頜兩側以下三公分，有兩條不完全平行的勒痕'等情況，平松小笛頸上勒痕的所謂'角度'，不正是自縊留下的嗎？
“我認為，本案中，小笛死後留下的勒痕，出現在跟固定和服腰帶的門楣相反的一側，頸部前面的勒痕明顯，左右漸次模糊，以及頸部前面較低，兩側微向上方延伸等，小南博士的驗屍結果，恰恰跟自縊常見的情況是一致的。（中略）
“明確了這一點之後，再來看看高山博士的鑑定。高山博士的鑑定報告裡，有一張附圖，在這張附圖裡面，小笛脖頸下部勒痕兩頭，被畫上了延長線，兩條延長線竟然是交叉在一起的。這種做法，雖然可以最大限度地確定平松小笛的死因，但遺憾的是，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高山博士根據一百二十度的角度，來推定絞殺的方法，認為凶手騎在受害者身上，用繩索套住受害者的脖子，用力往後勒，將受害者絞殺。但是，本案認定廣川條太郎先生，是受小笛委託，將其勒死的，即受囑託殺人，這樣的話，高山博士的說法就太不自然了。
“當然，我在這裡說的不自然，是一種近乎不可能的不自然。請設想一下，如果兇手騎在受害者身上，以一百二十度的角度，用繩索套住受害者的膀頸，然後抓住繩索的兩端，將其勒死，可是到底怎麼抓住繩索，又怎麼用力呢？這種很難用力的姿勢，不可能在小笛脖頸的下部，留下一條那麼顯著的勒痕。
“在受囑託殺人的情況下，怎麼會採取這種極不自然的方法呢？鑑定人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設想了各種各樣的場面，推定為他殺。但是，本案已經被定性為受囑託殺人，鑑定人並不知道。在不知道本案定性的情況下，鑑定人也無可奈何，所以，鑑定人找出的理由，和設想的場面，對於我們來說，一點用處都沒有。
“還有，在幾個鑑定人員中，還有根據平松小笛的姿勢，來否定小笛是自殺的。我認為，即便是鑑定人，這種說法也屬於不自量力。作為一個學者，您到底見過多少自縊身亡的場面呢？還有，德國學者是怎麼統計的我不知道，至少日本人自縊的時候，有日本人特有的姿勢。首先是房子的構造，日本跟德國不同，還有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道德標準等，對自殺者的心理，也有重大影響。總之，日本人應該有日本人特有的自殺姿勢，不能跟德國人相提並論。國內己經有研究者對這種情況做過研究了。
“關於這一點，我對中田博士的鑑定感到遺憾。在中田博士的鑑定中，可以看出，他對平松小笛之死是他殺，也表示了懷疑，但是，他僅僅從小笛死後的姿勢，就盲目斷定：這種姿勢，不可能形成那麼顯著的勒痕，並由此斷定，平松小笛之死為他殺。根據有著豐富的實際經驗、見過許多自縊身亡實例的矢野利春醫師的說明，我們只能說，中田博士的說法是錯誤的。
“對各位專家的鑑定，作瞭如上分析之後，可見三田博士的自殺說，是最為妥當的。至於另外幾位的他殺說，我只能遺憾地說：不能令人信服。
“接下來我還想說說，根據食物的消化程度，來判定作案時間的問題。”高山義三律師精神飽滿地侃侃大談著。
“本來，根據各位博士的鑑定，我們可以知道，就目前法醫學的水平而言，食物離開胃袋的時間，為進食後二至五個小時，這是有定論的。但是，食物離開胃袋以後，通過小腸，到底需要多長時間，目前還沒有定論。
“然而，預審法官和檢察官，把小南博士的所謂'進食後九小時死亡'的獨斷的假想，作為不可撼動的科學依據，先把平松小笛等人吃晚飯的時間，定為晚上七點，再認定小笛等人死於次日凌晨三點，而凌晨三點，廣川條太郎先生還在小笛家裡，然後得出：廣川條太郎先生跟這個事件，就不可能沒有關係的結論，最後，作為給廣川條太郎先生定罪的重要根據。這樣做，實在叫人感到遺憾之至。”
高山義三律師從犀利地剖析法醫學學者們的鑑定入手，步步推進。他的辯護，字字句句熱得燙人。他氣勢高漲，充滿了必勝的信念。法庭上的每個人，都在屏住呼吸靜聽。
“法醫學的鑑定，是一種間接證據，如果作為有罪或者無罪的根據，必須採用在科學上有定論的、不能有任何誤差的鑑定！”髙山義三律師大聲說道。他的辯護還在繼續。
“本案鑑定人中，就連堅持他殺說的中田、髙山兩位博士，也認為根據食物消化程度，來推定死亡時間是困難的。高山博士說：'推定的準確性，由於具體情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時候可以準確地推定，有時候只能大體推定。'中田博士說：'根據食物的消化程度，準確斷定死者為進食後，多長時間死亡，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能作一個大致的推測。'平松小笛等人的死亡時間，可以說是進食後九小時，也可以說是十小時、甚至十一小時。三田博士則認為：'根據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測進食後的時間，可以推測出一個大概，但不可能得出準確的結論。'
“不用看三田博士的鑑定，只看中田博士一個人的鑑定，我們也可以斷言：小南博士所謂'進食後九小時死亡'的說法，也不能被認為是科學的定論。
“因此，這種尚不能稱為科學定論的東西，不管小南博士的鑑定，說得多麼肯定，也不能用來作為判斷廣川條太郎先生有罪的依據。
“然而，今天檢察官競以小南博士的鑑定，作為判處廣川條太郎先生死刑的重要依據，除了讓人吃驚，還能有別的嗎！”
髙山義三律師那口沫橫飛的辯護，猶如一把削鐵如泥的利劍，在法庭內上下翻飛，人們緊張得連大氣都不敢出，眼睛盯著高山律師的一舉一動，耳朵聽著高山律師的一字一句。審判長深深地坐在椅子裡，兩個陪審法官，雙手支撐在桌子上，向前探著身子，都在側耳傾聽。
“總而言之，我只能遺憾地說：檢察官對於本案，長達兩個半小時的總結性發言中，判定被告有罪的理論上的根據，都是非常薄弱的。
“即：第一，從廣川條太郎先生的婚事受到妨害，到以受矚托殺人的方式，將平松小笛絞殺的過程中，看不到任何非把小笛殺死不可的緊迫形勢；
“第二，假設廣川條太郎先生是受了平松小笛的囑託，跟小笛自殺有關，其後為掩蓋罪行，絲毫沒有將另外三個女孩子殺死的必要性。
“第三，即便根據平松小笛的遺書，就懷疑廣川條太郎先生跟小笛之死有關，從遺書被擺放在桌子上、遺書上的語句，以及使用的不是一種鉛筆，不是寫於同一時間等情況來分析，說是一個淺薄的女人的詭計，卻是很自然的。
“第四，本案起訴的唯一根據，也就是法醫學鑑定，只不過是小南博士的一己之見，絕對不是什麼可靠的證據，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從檢察官的發言中，我們能夠感覺到的東西，也就是廣川條太郎先生，或許會被懷疑為凶手。沒有想到，廣川條太郎先生一直被關到現在，而且還要被處以死刑，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
“另外，我還要說說六月二十八日，廣川條太郎先生回到神戶以後的情況。
“關於這個問題，在檢察官今天的發言中，說什麼'作了大案的兇手行凶以後，往往表現出極度的平靜'，這樣的例子他見過很多。的確，我也見過這樣的兇手。但是關於廣川條太郎先生的表現，我要特別深入地加以分析，希望各位法官，對我的分析予以考慮。
“根據廣川條太郎先生所在公司的經理的證詞，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廣川條太郎先生離開京都小笛家，回到神戶那天，正好是公司的股東總會的前一天。在非常繁忙的情況下，經理就是否應該把廣川條太郎先生，寫的報告中的'呈現活躍之觀'改成'呈現活躍之感'的問題，跟廣川條太郎先生，展開了長時間的熱烈討論。
“如果廣川條太郎先生，是一個殺了四個人的兇手的話，能平靜到如此自然的程度嗎？在殺人之後，假裝平靜的情況下，能夠為在報告裡用'觀'字還是用'感'字，而跟經理據理力爭，乃至在經理的記憶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嗎？
“特別是公司食堂做飯的大娘的證詞，更引起我的深思：二十九日晚上，廣川條太郎先生在神戶的元町大街，碰上了大娘的女兒。廣川條太郎先生讓她轉告大娘，把每個月底，公司都要舉行的宴會推遲一天，跟為公司裡某個職員舉行的歡送宴會，合併在一起舉行。廣川條太郎先生雖然是負責公司食堂的會計，但如果是剛剛殺了人，還顧得上管這種事嗎？
“還有，據廣川條太郎先生的房東泉先生的證詞，六月的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廣川條太郎先生每天，都跟泉先生練習英語會話，跟平時相比沒有任何變化。特別是二十八日晚上，記憶力跟平時一樣好。
“倘若廣川條太郎先生真的犯瞭如此大罪，他隨後三天的表現，豈能如此正常、如此自然？檢察官所謂'裝出來'的解釋，如何服人？
“這些間接的證據，看起來都是小事，但是我覺得，越琢磨就越有滋味。本來我是主張，以犯罪證據不充分，來為廣川條太郎先生作無罪辯護的，說到這裡我要向前跨一步，廣川條太郎先生之無罪，不僅僅是因為犯罪證據不充分，而是有很多有力的證據，證明他是無罪的！
“我在辯護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說過，關於本案的所有證據，都是雙刃劍、兩面盾。檢察官所陳述的那些有罪的證據，反之亦可以成為無罪的有力證據。
“用這些無聊的證據，來斷定廣川條太郎先生有罪，甚至要處以極刑，這不是胡鬧又是什麼呢？”
高山義三律師的辯護，就像一團烈火，震撼著整個法庭。
“如此胡鬧，而且是藉法律之名進行的，簡直可以說是肆無忌憚！”
對冤罪的義憤的怒火在胸中燃燒。為了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高山義三律師稍微停頓了一下。
“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不用說，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如果原諒錯了一個人，責任也許還輕一點，但是懲罰錯了一個人，而且是錯誤地判處了一個人的死刑，不僅責任重大，而且無法挽回。
“所以，在判定一個人有罪的時候，有罪的證據，一定要非常充分。反之，在判定一個人無罪的時候，無罪的證據，如果不是非常充分，倒是可以原諒的。我堅信廣川條太郎先生是無罪的，退一百步說，假如廣川條太郎先生真的被懷疑上了，也要遵循''的原則。我相信，無論現在還是將來，'罪疑從無'都是恆久不變的法則。
“目前，世人都在關注這個事件的審判結果，請法庭審理本案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慎重，不要有一點漏洞。為了司法的權威性，請慎之又慎。”
高山義三律師的辯護到此結束。洋洋灑灑長達三小時的辯護，由於緊張過度，法庭上的人們，覺得還不到一個小時。
旁聽席上的人們，從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下解放出來，竊竊私語聲、咳嗽聲，頓時使法庭稍微顯得有些騷亂。
“暫時休庭，下午三點繼續！”審判長宣布完畢，從椅子上站起來。
胸中充滿感擻之情的廣川條太郎，偶然跟精悍的高山義三律師的眼神碰撞在一起。兩人的臉上，不約而同地浮現出了一絲微笑。
開始聽了檢察官準備周全，嚴峻激烈的發言之後，對廣川條太郎的命運，產生了悲觀情緒的廣川的父親和友人們，當聽完了髙山義三律師的辯護以後，都鬆了一口氣，在樓道裡圍住髙山律師。
“高山律師，您辛苦了！”
“謝謝您！”
“有了您的辯護，肯定是無罪判決！”
大家激動得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下午三點，審判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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