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還在繼續……
“這個記事本里寫的這些字句，是三十號夜裡，在火車上寫的，我說的沒錯吧？”
“沒錯。”
“說說你寫這些字句的先後順序。”
“先寫的是'驚聞噩耗'之感想，然後寫給'X野X太郎、X本經理'的，最後是寫給'父親、母親、姐姐、弟弟、妹妹'的。”
“為什麼要寫驚聞噩耗之感想？”
“聽說小笛等人死了，當時有那些感想，於是就寫了下來。'人要出生，人要受苦，人要死亡……'是大西豬之介所著《被囚禁的經濟學》裡的名言，我原封不動地寫上去了。”
“就算你有什麼感想，在那種情況下，有什麼必要寫下來呢？而且場合也不合適嘛！”
“我不是覺得有必要才寫的。當時從心裡湧上來那些感想，隨手寫下來而已。”廣川條太郎不慌不忙地解釋道。
“那是你悠然自得地寫感想的地方嗎？”檢察官反駁道。
廣川條太郎默默地看著檢察官，沒有說話。
“混蛋，我問你話呢！……那是你悠然自得地寫感想的地方嗎？”
廣川依然默默地看著檢察官，冷靜地答道：“夜深人靜，火車上沒有幾個乘客，我坐在搖搖晃晃的火車上，東想西想地想了很多，想到的就隨手寫了下來，僅此而已。”
“那麼，你信裡說：'有恩不能報，乃人生最大不幸。'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小笛一直照顧我，有恩於我，而我卻沒能報答她，所以就寫了那樣一句話。”
“小笛對你有什麼恩德？她對你除了脅迫以外，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或許也可以那樣說，不過我認為，長期以來，平松小笛還是非常照顧我的。雖然她也脅迫過我，但是，我並沒有因此把她當做仇敵，而去憎恨她。聽說她死了，憐憫之情油然而生，於是就寫了那樣一些文字。”
“連'大正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都寫了？理由呢？”
“因為寫那樣一些文字那天，是六月三十日，所以就那樣寫上了。時間是寫完以後，又加上去的。”
“有什麼必要再加上日期呢？”
“要說有什麼必要，其實我也說不上來，只是隨手就那麼寫上了。”
“說不上有什麼必要，卻把日期寫上了。很明顯，你是為了日後對你自己有利，才故意把日期寫上的！”
檢察官為什麼如此重視日期問題呢？因為負責鑑定“驚聞噩耗之感想”與“寫給X野、X本經理以及父母兄弟”的遺書的三位鑑定專家都說，“驚聞噩耗之感想”與另外兩處文字，並非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所寫，所以，檢察官懷疑，“驚聞蛋耗之感想”及日期，是廣川條太郎後來加上去的。
其實，在奔馳的列車上寫的文字，與在安定的辦公桌上寫的文字之間的區別，就算是鑑定專家，也很難分得清楚吧。
“為什麼要給X野、X本和你的父母寫遺書？”
“當時我想：由於我跟小笛有關係，我的名字肯定要見報，那樣的話，我覺得沒有臉面再見父母和友人，也許我會選擇自殺，萬一自殺的話，應該對諸事有個交代，總之寫那些文字，就是為了給自殺作準備。”
“只不過有那麼一種並不確定的想法，就寫下遺書，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可是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就是那麼想的。”廣川條太郎堅持說道。
“又寫'驚聞噩耗之感想'，又寫遺書，這不是自相矛盾？”
“現在看來也許有些自相矛盾，不過，我是先寫的感想，寫完感想以後，才想到了自殺。”
“聽報社記者說，小笛等人己經死了之後，你就應該知道自己的事會見報。如果說心情煩悶想自殺，應該產生於那個時候，你卻說產生於寫完感想以後，這合乎情理嗎？”
“我認為沒有什麼不合乎情理的。”
“因為自己犯了殺人罪，所以才決心自殺的吧？”
“不是。”
“就算你說一百個不是，人們也會認為人是你殺的。”
廣川條太郎看著檢察官的臉，沒有說話。
“這個印章是你的嗎？”檢察官指著蓋在小笛的遺書上的廣川的印章問道。
“是我的。”廣川點頭答應。
“你說你不知道這封遺書？”
“是的，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為什麼蓋著你的印章？”
“這封遺書，可能是六月初，小笛在我那裡，住了四、五天的那段時間裡，寫好以後，偷了我的印章蓋上的。”
“你說是六月初寫的，有證據嗎？”
“證據？”廣川用詫異的表情，看著檢察官的臉，平靜地回答說，“什麼證據都沒有。”
“只不過是想像？”
“正是如此！……”
“你的印章放在哪兒了？”
“在平時穿的坎肩的口袋裡。”
“你平時又不怎麼使用那個印章，為什麼總是裝在平時穿的坎肩的口袋裡？”
“因為很珍貴，所以我願意帶在身上。”
“只因為珍貴，就隨時帶在身上？這個印章是去年三月刻的，直到今年六月，你還覺得珍貴，隨時帶在身上，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特別喜歡這個印章。我看見公司裡的人，都隨身帶著很髙級的印章，就模仿他們，也隨身帶上了一個。”
“如果是那樣的話，在公司裡，應該經常使用吧？”
“用過幾次。”
“既然你平時裝在坎肩的口袋裡，隨身攜帶，小笛怎麼能有機會，偷偷地拿出去蓋呢？”
“天熱起來以後，那個坎肩我就不穿了。我認為她是那時候，偷出去蓋上的。”
“不是吧？……小笛逼著你殉情，你又沒有辦法拒絕，只好把章蓋上，先穩住她。是不是這樣？”
“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封遺書，更沒在上面蓋過什麼印章。”
“那你認為小笛是怎麼死的？”
“小笛是把另外三個人殺死以後自殺的。”
“但是，根據法醫的鑑定，小笛不是自殺，是他殺！……小笛是你殺的！……”檢察官突然嚴厲地說道。
“絕不是我殺的。而且，說小笛不是自殺，我不信。”
“為什麼不信？”
“二十八號早晨五點半左右，我離開小笛家的時候，她還把我送到了門口。”
“這裡有法醫的鑑定，小笛不是自殺！”
“混蛋，就算小笛是他殺，也不是我殺的。”廣川條太郎帶著憤怒說。
“千歲屍體旁邊，散落著你跟你熟人的名片，這一點，你又如何做解釋？”
“那是小笛從我的名片夾裡，偷走後扔在那裡的。”
“小笛的遺書上寫著，要跟你一起死，這你又怎麼解釋？”
“那是她想陷害我，所以就那樣寫了。”
“為什麼要陷害你呢？”
“小笛跟我說，要跟我一起殉情，我當然沒有答應，於是引起了她的怨恨。還有，小笛要求我常來京都，但我說我不能常來，她就惱羞成怒。”
“如果小笛有那樣的想法，應該在二十七號晚上，趁你熟睡之機，將你殺害然後再自殺。”
“她畢競是個女人，覺得殺不了我，所以就沒敢下手。”
“關於這一點，你有什麼證據嗎？”
“我什麼證據都沒有，只希望你們認真調查，弄清楚事實真相！”
審訊完廣川條太郎，檢察官小西點燃一支煙，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
院子裡的栽植的樹叢，在午後的陽光下閃著綠光。小西聚精會神地思考著這個案子。
小笛的遺書裡寫著，要與廣川一起去死。千歲的屍體旁邊，散落著以前帶在廣川身上的名片。廣川給父母和友人寫的遺書。小笛死後，廣川分別寄給小笛和大月的、很不自然的信。小笛與廣川之間的關係變化。
廣川條太郎的態度堂堂正正，他的供述也是可信的。但是，廣川的供述，很難否定那些在搜査中得到的證據。
小西掐滅煙頭扔到窗外，回到椅子上坐下，閉上了眼睛。
這個事件發生於廣川還在小笛家的時候，法醫的鑑定和廣川的供述，都可以證明這一點，而小笛等四人均為他殺，法醫的鑑定，和預審法官的現場勘驗，都是這樣認為的。
如果以上兩點不能被推翻，小笛和廣川的遺書、名片、信件等等，都可以成為把廣川條太郎確定為犯罪嫌疑人的證據。
檢察官小西把預審申請表，鋪在辦公桌上，拿起了筆。
當時，京大有個文科學生——佐藤道太郎，跟廣川條太郎是同鄉，畢業於同一所中學，後來一直是好朋友。
佐藤聽說發生在北白川上池田町，四人被殺事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廣川的時間，是七月一日。他驚得愕然無語，心想：那女人般纖細敏感的廣川條太郎，絕對不可能殺人！廣川跟小笛的關係很深，被懷疑也是沒辦法的事，相信警方很快就能找到真兇，廣川很快就會被釋放。沒想到左等右等，就是不見廣川從拘留所裡出來。
佐藤忍不住了，自己去找警察打聽情況，向警察詳細地介紹廣川的為人，還提出跟廣川見面，結果沒有被批准。
佐藤當時正在寫畢業論文，忙得不亦樂乎，但是，為了昭雪朋友的冤案，他放下畢業論文，四處奔走起來。這時候，廣川的父親亦聞訊趕到京都。
廣川的上司，了解廣川的為人，對二十八號以後廣川的舉動，也看得很清楚，堅信廣川條太郎的確是被冤枉了，可是沒有想到，廣川所受嫌疑越來越深。
佐藤和廣川的父親，知道除了找律師別無出路，就去大阪拜訪京都帝國大學的校友，律師高山義三。
髙山律師接手這個案子之後，立刻跟佐藤和廣川的父親一起，到事件發生的現場——小笛家去做勘驗。
那天是七月四日，距離預審法官勘驗現場沒過多久。小笛家大門上的便門，已經換上了一把新鎖。高山律師站在大門前，用手輕輕一推門板，沒費甚麼勁兒，就把大門給推開了。高山律師這樣做，是為了試試這個家，在鎖著便門的情況下，能否直接推開大門，自由出入。
“這是證明小笛是自殺的一個材料。”高山律師用天生的大嗓門，笑著對佐藤和廣川的父親說。
髙山律師進屋以後，先去看曾經吊著小笛屍體的門楣，目測了一下髙度以後問道：“佐藤先生，小笛是個胖女人嗎？”
“啊，有點兒胖。”
“體重大約有多少？”
“這個嘛，沒有準確的依據，估計有吧。”
“十三貫……哼……”高山律師習慣性地“哼”了一聲。
“從那所房子的二樓，應該可以看到小笛家的一些情況吧？”高山律師抬起頭來，指著側後方的一所房子說。
在小笛家裡，到處轉著看的高山律師，在挨著那個四張半榻榻米的房間的樓梯柱子後邊，發現了一張小紙片。撿起來一看，是平松小笛的名片。
髙山律師把那張名片翻過來看了看，默默地裝進了口袋裡。
這事件裡名片真不少。這種地方，為何會有小笛的名片呢？
門口聚集著四、五個看熱鬧的女人，探頭探腦地往裡邊看。
髙山律師裝作很隨意的樣子走過去，跟那幾個女人打了個招呼。
“請問，六月二十五號，小笛女士去神戶之前，有誰見過她？”高山律師問道。
女人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說道：“你不是說小笛到你家借錢去了嗎？”
“啊，那是二十四號那天的事。”答話的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
高山律師閒聊似的，問那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小笛經常去您家借錢嗎？”
“可不是嘛，經常來我家借錢呢。”
“是嗎？……小笛這一死，您的損失可就大了。小笛二十四號，也去您家借錢了？”髙山律師為了消除對方的戒備，用輕鬆而和氣的口吻問道。
女人看了看旁邊一個女人的臉，猶豫著說：“去了……”
“哦……”髙山律師點燃了煙，“借了您多少錢啊？”
“十日元……”
“十日元啊？二十四號那天借的，是嗎？”
女人們面面相覷，誰也沒有說話。
髙山律師見女人們不肯痛快地回答，就指著站在他身邊的廣川的父親說道：“你們認識廣川先生嗎？這位就是廣川先生的父親。”
廣川條太郎的父親向女人們點了點頭。平時對廣川印像不錯的女人們，看到廣川的父親以後，立刻活躍起來。
“二十二號中午，小笛到我家來，說是要去神戶接廣川，需要路費，想藉十日元，還說去之前再來我家拿。二十五號早晨，千歲一個人來了，我就把準備好的十日元給了千歲。”
“那時候，千歲說了什麼沒有？”
“千歲接過十日元後，對我說：'阿姨，我媽淨說那些叫人害怕的話。昨天晚上還說什麼要跟我一起死。我不想死，聽了我媽說的那些話，我就哭了。我媽也哭了，說要是親生女兒，肯定願意跟她一起去死，說我跟她不親。'孩子邊說邊哭，怪可憐的？”
“是嗎？還有這種事啊？”髙山律師隨聲附和著。
“這種事情，還不止那一次呢。”
“我至少聽千歲說過兩、三次。”
“小笛本人也說過。”
“'我死了以後，要把家產都變賣了，捐給知恩院。'幾乎成了小笛的口頭禪丨”
女人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了起來。
“謝謝各位，謝謝各位了！……”
髙山律師向女人們道謝之後，再次來到那個六張榻榻米麵積的房間，站在正中央，小聲自語著：“為什麼要殺害兩個小孩，是解決此事的關鍵……”
廚房和後院，都被打掃得乾乾淨淨。後院裡有通向鄰家的木門，鄰家上了鎖，打不開。
走出大門，來到鄰居家的大門前，鄰家的大門也掛著一把新換的鎖。
髙山律師見女人們還沒散去，就問：“這把鎖，是以前就―直掛在這裡的嗎？”
“不，這把鎖是兩、三天以前才有的。”
“這麼說，小笛活著的時候，這家的門沒鎖？”
“鎖倒是沒有，不過用鐵絲綁著……”
“鐵絲？……是嗎？啊……謝謝！……”髙山律師再次謝過女人們，回頭對佐藤說道，“這也是證明小笛是自殺的材料。”
此後，高山律師的事務所，簡直就成了偵探事務所了。小笛平素的行動，情愛關係，借貸數額，怨恨情仇，都列入了高山律師的調查範圍。調查是以佐藤為中心展開的，很多京都大學的同學，被佐藤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行為所感動，自動參加調查。
但是，那時候的廣川條太郎，被禁止跟外界接觸，任何記錄都不允許閱覽。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把小笛之死作為他殺，進而找出廣川以外的犯罪嫌疑人，還是把小笛之死作為自殺，進而找出其自殺的證據，都是極其困難的。
警方已經就上述兩方面，在職權範圍內竭力展開調查，卻未找到廣川是完全清白的確鑿證據。所以，不管佐藤和他的同學們的友情何等真誠，不管廣川之父的父愛何等深厚，也不管高山律師對其職業何等熱心，都不會得到比警方更多的材料。
但是，這些人全力以赴，收集到的所有材料，都可以證明小笛是自殺的，沒有一件可以證明廣川是有殺人動機的。
高山律師看著眼前那一大堆材料，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殺害兩個小孩子？ ……
高山律師以及佐藤等人的目的，是要在檢察官起訴之前，收集到足以證明廣川條太郎不是殺人犯的材料，為廣川昭雪冤案。但是，這個事件太微妙了，一直到檢察官起訴，他們也沒能收集到，足以證明廣川不是殺人犯的材料。
與此同時，檢察官的調查和審訊，也在不停頓地進行著。檢察官小西把每一份材料，都要看上很多遍，非常慎重地分析了所有調查結果。然而，他最終還是放棄了不起訴廣川的努力。
廣川條太郎的嫌疑，實在太深了，起訴廣川條太郎，成了小西唯一的選擇。
“被告人廣川條太郎，於大正十三年春，與京都市上京區北白川西町八十五番地九號之平松小笛，發生肉體關係，同年秋，更與平松小笛之長女千歲，發生肉體關係，持續至近日。廣川之友人及父母，勸其擇偶成婚，而平松小笛執拗糾纏，不許廣川與其他女人結婚，廣川遂決意將其殺害。
“大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夜，廣川在小笛家中，將小笛、千歲，以及偶然在小笛家玩耍、過夜的大月多三郎之長女喜美代、次女田鶴子一併殺害。”
這就是小西檢察官寫的起訴書中的公訴事實。廣川條太郎遂以殺人罪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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