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發表於一九八零年第七期《文匯增刊》上的詩，是彭子岡的兒子徐城北為晚年的彭子岡所勾勒的“素描”。
確實，在彭子岡晚年，日夜縈繞在她的腦海中的，是“昔年崢嶸的歲月”，是“先逝友人的墓穴”。
彭子岡最為懷念的，莫過於浦熙修了：當年，抗戰“崢嶸的歲月”，她倆在重慶是新聞界的一對姐妹花；在一九五七年，又雙雙成為“右”字號的“能幹的女將”……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樣的報導：
《資產階級新聞觀點毒化了她的靈魂彭子岡墮入右派泥潭自誇為二十年黨齡的“名記者”原來是浦熙修的忠實夥伴》
報導說：
中國青年出版社連日集會，揭露和批判《旅行家》雜誌主編、《文匯報》編委彭子岡的反動言行。
彭子岡是共產黨員，過去曾作過十多年大公報的記者。她出身在一個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裡，長期以來，沒有改變自己的階級立場，始終同黨貌合神離。當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這位以“二十年黨齡”和“名記者”自詡的彭子岡更變本加厲。她一方面參加浦熙修、費孝通右派骨幹分子策劃向黨進攻的活動，企圖單純從法理的觀點，為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打掩護，一方面又積極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內部點火。她張貼大字報或在座談會上叫囂，陰謀否定團中央對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領導，主張撤走黨員領導幹部，取消中國青年出版社。她還主張停辦《農村青年》，要求把《旅行家》雜誌改為“同仁刊物”。
彭子岡，原名彭雪珍，一九一四年二月七日出生於江蘇吳縣（今蘇州）。她在蘇州景梅女子師範讀書時，就寫了兩首詩《我罵你》和《月夜》，上高中時又寫了散文《送寒衣》和《死》，這些作品被葉聖陶看中，發表在《中學生》和《中學生文藝》雜誌上。這樣，她愛上了寫作。
一九三四年，她改用“子岡”的字名考入北平中國大學英語專業。此後發表作品，也署“子岡”，竟以此名傳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名。
不過，彭子岡只在中國大學學習了半年，就離開北平前往上海。那時，她的中學老師沈茲九正在上海主編《婦女生活》雜誌，她就在《婦女生活》雜誌當記者，從此開始了她的記者生涯。沈茲九後來在一九四一年和胡愈之結婚。
彭子岡在一九三六年和《大公報》記者徐盈結婚。徐盈，本名徐緒桓，字奚行。一九三七年，彭子岡和徐盈雙雙進入江西“紅區”——中央蘇區採訪。這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行動。他們用自己的筆，報導了“紅區”的見聞。
不久，彭子岡也進入《大公報》當記者。
一九三八年，彭子岡秘密加入中共。所以她是“三八式”的老布爾什維克。她的丈夫徐盈，也是中共地下黨員。
就這樣，彭子岡在記者的公開身份掩護下，做著中共秘密工作。
四十年代，在抗日的砲聲中，彭子岡和浦熙修先後來到“陪都”重慶。一個是《大公報》記者，一個是《新民報》記者，她倆旗鼓相當，並肩採訪。
彭子岡曾回憶和浦熙修並肩採訪的情形：
“那時候，我們的行業叫'跑'新聞，那真是跑啊，山城上下，有多少階梯，我們不搭任何交通工具，都是徒步，且說且走，頗不氣悶。有時警報來了，便躲進鄰近的防空洞。有時天色已晚，兩人家中不見人回，便互相尋找……”①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是重慶的記者們最為忙碌的時刻，彭子岡也處於異常的忙碌之中。因為毛澤東應蔣介石的邀請，從延安飛抵重慶，這是舉國矚目的新聞。
彭子岡趕往重慶九龍坡機場，等待著毛澤東專機。作為中共的秘密黨員，她要用自己手中的筆，寫好這一重大新聞。
果真，翌日她就發表了《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這篇一千五百字的特寫。她寫得那麼細膩：毛澤東那被香煙燒得焦黃的手指，那簇新的白綢襯衫，那嶄新的鞋底，那一口湖南話……她寫出了一個活生生的毛澤東。在眾多的新聞稿中，唯她這篇特寫最受讀者歡迎。
彭子岡這樣寫道：
毛澤東先生，五十二歲，灰藍色的中山服，蓄發，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這個九年前經過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戰首都的土地了。
……
“很感謝。”他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複這三個字。他的手指被香煙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的，這是他的新裝。
頻繁的開麥拉鏡頭阻攔了他的去路，張治中部長說：“好了罷。”赫爾利欲與毛澤東周恩來並肩相立，撫著八字銀鬚說：“這兒是好來塢！”
於是他們被攝入鏡頭，這個全中國喜歡看的鏡頭。
張部長在汽車旁力勸：“蔣主席已經預備好黃山及山洞兩處住所招待毛先生，很涼快的。”結果決定毛先生還是暫住龍橋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改日去黃山與山洞歇涼。
毛、張、赫、週四個人坐了美大使館二八一九號汽車去張公館小憩，蔣主席特別撥出一輛二八二三號的蓬車給毛先生使用，也隨著開回曾家岩五十號了。侍從室組長陳希曾忙得滿頭大汗。
記者們追進了張公館。郭沫若夫婦也到了。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裡面簇新白調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裡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
……
張部長報告蔣主席電話裡說：八點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週諸先生，因此張公館趕快備辦過遲的午宴，想讓毛先生等稍稍休息後再赴晚宴，作世界所關心的一次勝利與和平的握手。 ①
解放後，彭子岡曾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工作。一九五四年，胡喬木建議辦《旅行家》雜誌，提名彭子岡主筆。於是，彭子岡調往中國青年出版社，主編《旅行家》。
彭子岡在重慶時，和周恩來夫婦很熟。一九五七年一月，鄧穎超還把她和彭子岡在南京的合影找出來送給她。鄧穎超在照片背面親筆寫上：
“子岡同志留念：一九四六年攝於南京梅園新村三十號院中。”
彭子岡做夢也不會想到，半年之後，她和浦煕修雙雙成了“極右分子”！
這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記者宗子度的《彭子岡的右派道路》一文，歷數了彭子岡最初從北平中國大學“帶著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憧憬”來到社會，到秘密加入中共，到成為“極右派”，“一根黑線貫穿著彭子岡的'慧眼'和'神筆'。”
這篇文章從彭子岡的道路得出這樣的結論：
“從彭子岡發展的右派道路，不難看出一個知識分子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堅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多麼刻不容緩的大事情。”
彭子岡被劃為“極右分子”之後，開除了黨籍，每月只發給生活費三十元。本來，要“流放”她到北大荒。周恩來知道了，從名單上勾去。不過，她仍被安排到河北安國縣勞動。然後，到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當雜工。
彭子岡的丈夫徐盈也被打入“右”冊。於是，中國又多了一對“右派夫妻”。
一九六一年秋，正在傳說她全家要“下放”，她忽地接到通知，到全國政協屬下的文史資料委員會當編輯，這已算是很不錯的“照顧”了。
出乎意料的是，與她隔桌相對的，竟是浦熙修！
原來，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之後，在不幸之中還算比別的“右派”幸運：她仍被保留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而且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時，名單上便有她。
於是，浦熙修在全國政協下屬的文史資料委員會下屬的文教組，當個小小的副組長。這時，彭子岡便成了浦熙修手下的組員！
兩員曾經馳騁風雲的“能幹的女將”，在這麼個小組相遇，彼此都感慨萬分。
更使她倆感慨的是，她們的組稿對象，又有不少人正是她們當年的採訪對象！
在“文革”中，浦熙修身患癌症，住進醫院，而彭子岡則在一九六九年和丈夫徐盈一起被送往湖北沙洋“五七幹校”勞動。
也真巧，那時“大右派”費孝通也在湖北沙洋“五七幹校”。費孝通曾這樣回憶：
一九七零年我從湖北沙洋的五七幹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復發了。我們心裡都知道這也許是我們見面的最後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動已不便，但是並沒有半點愁容。她說她很想吃我老伴作的紅燒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騎車把肉送去。我們分手時，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體。我不知道用什麼話去安慰她。忽然抬頭看見窗外我騎來的自行車，就說，你好好養，養好了，我教你騎車，一同去沙洋的長堤上比賽。這是一個多好的美景，我們就在這想像的美景中永別了。她棄世時，我還在幹校。 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自知餘日不多，浦熙修在病床上寫下一份自傳。她這麼寫及自己的病況：
“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後，我就病倒了，十二月進醫院才知道是直腸癌。一九六六年一月動手術，後來又到療養院休養，直到六月七日才出院。那時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不料當年十一月，直腸癌手術後復發。十二月我還到民盟學習，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實在走不動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醫院的時候，民盟、政協的人還來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來看我，今年好像與世隔絕，連家人都不來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結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傳，供政協大聯委總部審查。我無法響應毛主席的廣大干部下放勞動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浦熙修死於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年僅六十歲。
對於浦熙修的死，彭子岡這樣沉痛地回憶：
後來在幹校，聽說她住進那家市級醫院不久，又被轟回了家，那位鄰居大嫂臨時學習注射，擔負起全部護理工作。後來又聽說她死在那家醫院的觀察室裡，臨終時身邊無人，疼得大喊大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兒呢？最近她女兒來找我，才知道她在娘去世時去河南幹校，無法侍奉在側。後從遺物中找出熙修自己寫的兩份自傳，還有她畫的扇面……①
雨過天晴。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為浦熙修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雖然浦熙修已經離開人世十一年！
追悼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薩空了致悼詞。
悼詞高度評價浦熙修：
“具有一個優秀新聞記者的品德和才華。她富有正義感，為人正直。她新聞敏感性強，文筆質樸犀利。她工作勤奮，忠誠於自己的職責。她疾惡如仇……她不僅用墨水，而且是用鮮血寫新聞……她是我們黨的忠實朋友，對黨無比信賴……”
背著“章羅同盟女干將”黑鍋離開人世的浦熙修，倘若能夠聽到這樣的悼詞，當含笑於九泉之下！
令浦熙修親屬頗為感動的是，就在這一天，收到兩封親筆道歉信。
一封信是陸定一寫來的。儘管浦熙修“右”案乃是“欽定”的，與陸定一併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陸定一認為自己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負有一定領導責任。為此，他特地向浦熙修親屬道歉。
另一封信則是漫畫家華君武寫來的。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中，為了配合時政，華君武畫了一幅題為《猶抱琵琶半遮面》，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畫的是浦熙修抱著琵琶，在那裡猶猶豫豫、瞻前顧後，跟“章羅同盟”劃不清界線。華君武也向浦熙修親屬表示歉意。
陸定一和華君武嚴於自律，知錯改錯，一時傳為佳話。
彭子岡比浦熙修幸福，她總算熬過了那些嚴寒的日子，在一九七九年秋冬之交，她和丈夫徐盈的“右派”問題，雙雙得以“改正”。他們的黨籍，也得以恢復。
《旅行家》復刊，彭子岡出任主任編委。她正想重操舊業，卻突然患腦血栓。她倒下去了，多年臥病，終於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去世，終年七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