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在青年記者之中，三十二歲的劉賓雁要算是“反右派運動”的“重點人物”了。
和王蒙、劉紹棠一樣，劉賓雁是一個早熟的文學青年。
一九二五年元宵節的晚上，劉賓雁出生在長春市一個鐵路職員的家庭。
一九四四年，十九歲的劉賓雁便加入了中共——王蒙是在十四歲加入中共，劉紹棠則在十七歲加入中共。
長春離蘇聯不遠，而又長期受日本統治，所以劉賓雁從小就學俄語和日語。於是，二十來歲的他，最初迷戀於文學翻譯，曾譯了幾本蘇聯的文學作品。
據劉賓雁自述：
“一九五一年以後，新聞工作幾乎吸住了我全部的興趣。對於文學，只限於關心，搞創作僅僅是未來的一種可能了。”①
劉賓雁在一九五五年曾遭到政治上的“麻煩”。幸虧公安機關在四個月之內破了案，使劉賓雁避免了一場“反革命”之禍。
此後，劉賓雁到三門峽和蘭州採訪。在蘭州黃河大橋工地上的採訪，促使他寫了《在橋樑工地上》，發表於一九五六年四月號《人民文學》。
緊接著，劉賓雁又在一九五六年六月號《人民文學》發表《本報內部消息》。
劉賓雁的這兩篇報告文學的發表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劉賓雁曾這樣說：
在很多人看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派鬥爭似乎是突如其來的，其實早在一九五六年年底，已經出現了它的影子，那時評論界圍攻王蒙同志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達到高潮。繼之，一九五七年一月，在《中國青年報》會議室裡召開過一次小型座談會，討論這篇小說和我的《本報內部消息》。會前，每人發了一份王實味的。這就很說明問題了。 ②
在一九五七年那個不平常的春天裡，劉賓雁和林希翎由於志趣一致，彼此間作了這樣的評價：
林希翎稱劉賓雁是“中國的奧維奇金，是新中國文壇上第一個真正配得起敢於'干預生活'的特寫專家。”
劉賓雁則稱林希翎是“有才能，善於獨立思考的了不起的青年。”
在“反右派”開始之後，劉賓雁成了中國新聞界的眾矢之的。
在種種批判劉賓雁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的《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署名為“《中國青年報》記者”。
這篇文章指出：
劉賓雁是一個充滿了資產階級思想和情調的人。一九四四年九月入黨後，一再拒絕黨對他的仁至義盡的幫助，一直沒有得到改造，長期以來對黨組織懷有不滿和對立情緒。一九五三年以後發展到對新社會的不滿，向黨攻擊，自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最近這兩年來，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劉賓雁曾在黨支部大會上說：“我從來沒有感覺到黨是我的。”這話倒也真實地透露了他和黨的關係。
劉賓雁對黨的領導機關滿懷憎惡之感。他說道：“官僚主義腐蝕黨的肌體，使黨脫離群眾。機構龐大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就是黨內一批'貴族'的出現。”接著像煞有介事地說：“中央應採取措施，創造出官僚主義病菌不能容身的條件，而首先是——不給這種人以'生命保險'，幹得好叫他干好，不好——請他走。”他曾在許多地方宣揚這個“理論”。去年十二月在他寫的《湘鄂所見》中寫道：“坐在警戒森嚴的，豪華的皇宮裡的，只有黨委機關，和黨省委的人。”他只和黨省委一個乾部談了一次話，就說：“更令人氣憤的是住在這裡的人一般都不大了解情況，依靠層層匯報過日子。”
反黨分子劉賓雁表面好像並不反對黨的領導，而實際上他認為“黨的領導問題很多，在許多重要領域中是可有可無的。”他歷來揚言廠礦黨的領導無能，“工廠裡根本沒有政治工作”，生產管理混亂，勞動競賽搞不起來。他常把黨對文藝的領導與教條主義混為一談，認為它妨礙文藝的發展，因而在實際上處處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他在《上海在沉思中》這篇文章中，一筆抹殺黨領導文化藝術的成績，甚至說成不如解放以前，他惡毒地挑撥說：“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個二十多年前膽敢與周揚抗衡的魯迅，乃是由於一個作家與黨委宣傳部部長的關係不同。”他認為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限制，是多此一舉，是妨礙新聞工作者發揮作用。
劉賓雁對黨極端不信任，在群眾中散佈對黨和黨的領袖不滿情緒。黨的八次代表大會，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會，它解決了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然而劉賓雁卻說：“八大”沒有提出什麼新問題，沒有好好開展批評！他在報社整風會議上露骨地說：“團代會毛主席說開得好，群眾（？）說開得不好，我說開得不好。”鄧小平同志在團的“三大”以後，向團的省市委書記講了話，團中央要把他的講話印發全國各地團委，劉賓雁也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看，劉賓雁的反黨態度多麼狂妄！
這篇文章還指出：
怎樣反官僚主義，克服缺點呢？他說：“我對'大民主'很感興趣。”雖然他還沒有公開提倡過罷工，他卻宣傳過罷會。他說：“因為只有'大民主'才能狠狠地刺激一下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者，使他們清醒。”他在實際工作中，確也曾這麼做了。他去年在哈爾濱電機廠就曾經貼出一張條子，說有事可找他，鼓動了一百多工人找他。他看中了些什麼樣的人呢？就是林希翎那樣的右派分子。他說：“犯了錯誤受了打擊、生活困苦和不得志的人，隨時都可以引起我的同情。”“我往往把同情寄與被統治者。肅反被鬥的、資產階級、小工商業者沒落的、舊知識分子……”他就是欣賞、歌頌和依靠這一批人。
劉賓雁把社會主義看成漆黑一團，把一切缺點發生的原因歸咎於官僚主義，而所謂官僚主義就是黨的領導。他依靠一批對黨仇視、不滿的分子，主張用大民主的方式，這就是劉賓雁口口聲聲要“革新”、“反官僚主義”的真實內容。
劉賓雁中箭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後，他被“下放”到山西、山東和北京郊區的農村，勞動了四年。他在勞動之餘，居然背下了一本英日字典。
直至一九六六年三月，劉賓雁終於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可是，只過了兩個月，他便被“內定”為重新打成“右派”。
“文革”中，劉賓雁又一次被“下放”農村，達八年之久。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劉賓雁仍被報紙點名為“右派分子”。如劉賓雁所說：
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海一位文人所寫、全國報紙轉載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的文章，和一九六七年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驚人地如出一轍地點出我的名字，而且重新冠以“右派分子”頭銜。這似乎是一個信號，預告了以後現實的一個小小側面：為使“左派”永遠是左派，“右派”必須永遠的右派。 ①
直至一九七九年八月劉賓雁寫了《人妖之間》，發表於《人民文學》雜誌，劉賓雁這才重新走上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