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5000年，一件事：民以食為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選擇糧食作為果腹之物的國家。早在5000多年之前，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就開始種植水稻、粟(谷)、高粱等。一代一代的炎黃子孫，就在這一片片黃土地上，播種收穫，繁衍生息。 中國絕大部分人從事農業。 中國絕大部分耕地種植糧食。 ——上下5000年，悠悠一件事：民以食為天！ 中國5000年的東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農耕文明，而中國5000年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飢餓與反飢餓的歷史。 翻開史書，無論是哪個朝代、哪個世紀，我們都能看到一頁頁令人觸目驚心的飢荒記載，看到一段段饑民為蟻、餓殍遍野的慘像描述。 秦始皇統一中國，雖然採取了一些促進社會發展的措施，但他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極為沈重。他在位時，租稅超過古代20倍，農民被迫把收穫的2/3交出去。以至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廣闊的原野上到處都是逃荒的饑民。到秦二世胡亥即位，饑民數百萬，許多地方的樹皮都被剝下吃光了。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大肆兼併土地，農民紛紛破產流亡。加上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以至全國數百萬饑民無以為食，甚至達到“人相食”的悲慘地步。 明朝末年，封建統治政權極端腐敗，地主官僚瘋狂兼併農民土地，以至9/10的農民淪為無地的佃戶，加上陝西北部連年大旱，尤其是1628年，“一年無雨，草木枯焦”，百姓吃完蓬草、樹皮之後，又吃“青草石”，常常腹脹而死，到處是餓殍遍野的慘像。 1640年，河南饑民甚至“以人相食”，餓殍載道，無人收斂。 查查我們的家史，大概只有少數人的先輩沒有拄過討米棍，也只有少數人的家裡沒有餓死的祖先。 中國是一個擁有5000年農耕文明的農業大國。在糧食生產方面，數千年來都一直處在世界領先地位。每個勞動力生產的糧食和人均佔有的糧食，早在唐朝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在唐朝，中國每個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即勞均產糧2262公斤，人均佔有糧食628公斤，這不僅在當時是全世界最高的，甚至還超過我們現在的水平(1997年，我國勞均產糧1160公斤，人均佔有糧食398.5公斤)。但是，由於封建社會的腐朽沒落，大部分耕地掌握在地主官僚手裡，導致糧食的分配與占有嚴重不公。據統計，佔總人口僅10%的人因無地少地而長期處在飢餓與半飢餓狀態。一旦發生自然災害，便根本無以為食。

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使絕大多數中國人長期未能擺脫飢餓，擺脫貧困，也就使中國一直未能較好地解決吃飯問題。一代一代的中國人，雖然為填飽肚子進行過不懈的努力，但紿終未能走出飢餓的陰影。 糧食，是一個國家穩定的基石。翻開中國的歷史，我們無一例外地看到，每當災荒紛至，糧食短缺，便出現饑民造反，導致封建王朝的更迭。 “無米則亂”，成為中國社會動蕩的晴雨表。從西周後期發生的“國人暴動”，到陳勝、吳廣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以及後來的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直至太平天國運動，無一不是因飢荒而起。 中華民族是一個飽經飢餓磨難的民族。他們以一種刻苦耐勞的精神，忍飢挨餓，吃糠咽菜，度過了漫長的歲月。現在，他們把徹底解決吃飯問題的歷史責任，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

餓怕了的中國人，期望有一個吃飽飯的年代，這不是什麼過高的奢望，而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 半個多世紀以前，有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歐洲學者驚訝地發現，擁有5000年燦爛文明史的中國，竟是一個“飢荒的國度”，中國的歷史，幾乎每頁都可以找到“天災”、“飢荒”的字眼。 的確，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 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和地主官僚的壓迫，使中華民族民不聊生，絕大多數的人受到飢餓的威脅，而頻繁的自然災害又助紂為虐，雪上加霜，把中華民族推到了死亡線上。 大自然分配給中國人的“艙位”，是一個充滿風險的“艙位”，旱、澇、震、疫等自然災害，幾乎年年不斷，不是南澇就是北旱，不是東震就是西疫，這使中國的糧食生產難以穩定，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難以平衡。因而有“三歲一飢，六歲一衰、十二歲一荒”之說。

中國有“災荒之國”之稱。從公元前18世紀到現在的近4000年裡，凡是有記載的年代，都會和“災荒”聯繫在一起，都會有“飢殍遍野，人飢相食”的描述。有人統計，在這一段時間裡，中國共計發生各種災害近5500次，平均每半年多即罹災一次。 從地理上說，中國位於亞洲東部和太平洋西岸，直接受到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和最大的海洋的影響，屬於東亞季風氣候。在這種氣候下，每年9～10月至次年的3～4月，乾冷的冬季風從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吹到我國，造成全國冬季寒冷乾燥，很易發生冰雪凍害；而夏季從4～9月受海洋上吹來的暖溫氣流影響，全國普遍高溫多雨，容易發生洪澇、颱風、乾熱風等災害，直接影響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而春秋兩季為冬夏風的交替時期，天氣多變，各種災害都有可能發生。

就區域而言，中國的黃土高原與黃河、淮河、海河地區易發生旱災；黃淮海平原、長江中下游、東南沿海、松花江流域和遼河中下游等地易發生洪澇災害；颱風主要襲擊東南沿海和華東沿海，而乾熱風則時常給華北平原造成危害；中國西部地區還經常受到冰雹的襲擊，而西南、西北和華北地區則是世界上地震災害發生最多的地區之一。 在中國各種自然災害中，尤以水旱災為常見。竺可楨先生在《歷史上氣候之變遷》一文中介紹，自公元1世紀至19世紀，中國發生旱災1013次，水災658次。鄧拓先生在《中國救荒史》中統計，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36年，中國共發生大的水災1037次，平均也是兩年即有一次。 另據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課題小組”的考證分析，在過去2200多年間，我國共發生1600多次大水災，1300多次大旱災，並且常常是旱澇異地同時出現。愈到後來，災害次數愈多，時間間隔愈短。例如平均每年遇災次數，隋朝0.6次，唐朝1.6次，兩宋1.8次，元朝3.2次，明朝3.7次，清朝3.8次。

糧食生產受自然氣候變化的影響最大，無論旱、澇、震、疫，都直接影響著收成的好壞。 《管子·度地》指出，影響糧食生產的自然因素主要是“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癘，一害也；蟲，一害也。” 在封建統治的社會裡，國家缺乏充足的糧食貯備，因此無法對全國的糧食生產進行調配，而由於土地掌握在少數地主、官僚手裡，一旦發生自然災害，便出現大面積的飢荒，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因無糧食貯備，遂全部淪為饑民。據史書記載，中國無論什麼地方發生災害，便立即有十萬數十萬人成為饑民，成群結隊外出逃荒，田間、路上，到處都是面黃肌瘦的災民，荒郊、野外，到處都有無人收斂的餓殍。 1628年，陝西北部連年大旱，饑民們吃蓬草，啃樹皮，最後發展到“人相食”的悲慘境地。

1812年，中國北部大旱，南方洪澇，全國發生飢荒，數十萬人靠吃樹皮、草根維生度日，餓死者“不計其數”。清光緒三年到五年，即公元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四省大旱三年，僅餓而死的就達1300萬人，幾近當時全國總人口的1/10。 為了抵禦自然災害，中華民族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崇高的英雄主義精神，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從鯀禹治水開始，中國便有意識有組織地治理江河，改造自然。 在鯀禹時代，“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農作物和住所都遭到了水淹，食不果腹，住不安身，生存受到嚴重威脅。鯀挺身而出，“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英勇犧牲。禹繼承他的遺志，繼續與洪水搏鬥，終於取得了治水的成就。

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傳說。幾千年來，雖然封建統治者也搞過一些水利建設，而由於自身的腐朽沒落，貪官污吏層層盤剝，基本上未有起到抵禦自然災害的作用。 解放後，我國掀起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運動，雖然災害仍然頻繁發生，但有效地減輕了災害發生，尤其是加強了全國的宏觀調控能力。解放50年，中國並未因災發生一次大的飢荒。 但是，這給中國的糧食生產又增加了一個沉重的壓力。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曾談到，中國是一個災多、災重的國家，僅一般年份農作物成災面積近3億畝，因災少收糧食近200億公斤。 有資料表明，1951年以來，我國幾乎沒有一年不旱，沒有一年不澇，沒有一年不災。 1951年旱；1952年仍旱，淮河、漢水澇；1953年旱，華北華南澇，北方冬麥區凍害嚴重；1954年，百年不遇的長江大水，大災，重澇；1955年旱，低溫，凍害；1956年旱，南方寒露風危害重；1959年旱重，冰雹災重，珠江流域和華北北部洪澇嚴重；1960年旱重，東部沿海颱風、洪澇成災；1961年旱；1962年大面積春夏連旱，多雨多澇；1963年旱，華北平原重澇；1964年澇災較重；1965年華北大旱；1966年華南淮河流域大旱；1967年華北旱，海河大水成災；1968年黃淮旱，江南澇；1969年長江洪澇，西北重旱；1970年江南連陰天；1971年伏旱嚴重；1972年北方出現30年來最嚴重的大旱；1973年旱重；1974年旱，黃淮洪澇重；1975年旱，河南大水，重澇，南方凍害；1976年低溫，倒春寒，唐山大地震；1977年旱、澇、嚴寒、霜雪凍害重；1978年旱；1979年旱；1980年華北重旱，長江下游重澇……至於近10年來的災害我們自然更是記憶尤深，如1988年的洪澇災害；1989年的地震、水災、大旱、冰雹；1994年全國從南到北洪水氾濫；1996年全國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尤其讓我們至今還心悸不已的是1998年夏天，我國長江流域、松花江流域、遼河流域發生史無前例的洪澇災害，全國有10多個省市的4億多人口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2400多億元。

中國災多、災重，嚴重束縛了中國的糧食生產，這使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又多了一大障礙。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認為，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上的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使中國有足夠的東西吃”。 顯然，這有失偏頗，但我們發現，國民黨的失敗，除了政治的腐敗，沒有有效地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確實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誰不重視吃飯問題，誰就可能垮台，這是中國的歷史數十次證明了的事實。 將人民的吃飯問題“置之度外”，這是蔣介石下的一著錯棋。 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倒退，決定了他們不重視中國的糧食生產，不關心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相反，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地主利用特權，大肆掠奪土地，橫徵暴斂，再次把中國人民推到了飢餓的煉獄裡。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開始解體，地主、官僚開始兼併、掠奪土地。特別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土地兼併愈演愈烈。據資料分析，1934年，全國耕地面積14億畝，其中68%的耕種被只佔農村人口的10%的地主、富農佔有，而構成農村人口90%的中農、貧農和雇農，他們所有的耕地面積不到總面積的1/3。抗日戰爭勝利後，這種不合理的土地分配狀況更趨嚴重，國民黨政府甚至實行軍事性的掠奪和兼併。他們一方面利用“屯墾”、“合營”的名義，公開侵奪和兼併農民的土地，一方面明令“接收”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期間殘酷掠奪中國農民的大量土地。 土地被侵占、掠奪後，90%以上的農民只能靠租佃土地為生，而地主、官僚趁勢瘋狂剝削佃農，大部分地區的地租達到80%，農民辛辛苦苦勞作一年，還分不到20%的收成，這在正常年景已經難以糊口，遇上災荒，則根本就無以為食。 與此同時，廣大農民還要承受國民黨政府的橫徵暴斂。抗戰前，平均每畝田賦連同各種附加稅在內，約合大米1.5～2鬥，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為了打內戰，大肆強徵強斂，每畝增至大米6鬥以上，江蘇省竟有增至9.5鬥的。 官僚、地主的高額地租和國民黨政府的橫徵暴斂，使中國的糧食生產急劇衰落，億萬人民淪於死亡線上痛苦掙扎。 1936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尚有15000萬噸，到1949年，居然減少到11318萬噸，減產24.5%。平均畝產僅85.5公斤，僅只有唐朝的一半。 中華民族陷入最黑暗的年代，數億人受到飢餓的威脅，到處流離失所，生活極端困苦。據國民黨政府的《政府公報》記載：1929年至1930年，陝西發生大旱，國民黨政府無人救災，以至餓殍遍野，千里之內人煙渺無；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災，災民1億人；1933年，黃河決口，災民364萬人；1936年，四川省有饑民10餘萬人吃樹皮。另據有關調查報告，1935年，1001個縣中，農民流離死亡者至少在2000萬人以上。另有報導稱，1942年到1943年春天的旱災，河南省大部分地區出現了地獄般的慘像：“……當時漯河至周家口大道兩側的麥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餓殍屍數具，無人收斂，被野狗爭食……”估計河南一省餓死了數百萬人。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以反飢餓為導火線，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群眾運動。為求生存而激起的“搶米”風潮，席捲國民黨統治區許多城鎮。 1949年5月6日，江蘇、浙江、四川等10多個省數十座大小城鎮發生了“搶米”風潮，參加的人數以百萬計。許多地方的“搶米”風潮，發展到直接同國民黨政府搏鬥。最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 中國共產黨則從誕生之日起，就把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放在突出的位置。農民家庭出身的毛澤東，對此尤為重視。早在1928年，毛澤東就在井岡山領導人民進行土地革命，發展生產。 1937年，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減租，就是把地主租給農民土地的租額，按抗戰前的標準減低25%；減息，就是規定年利率一般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過一分半。此外的雜租、勞役和各種形式的高利貸一律取締。減租減息的政策，使廣大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糧食生產得到較好的發展。 1940年以後，為了擊退國民黨政府的反共高潮，克服根據地糧食供應不足的困難，毛澤東發起大生產運動，號召根據地軍民自力更生，發展糧食生產。在延安的黨政軍學各界數万人投入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領導人，親自參加生產勞動。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開進荒無人煙的南泥灣開荒生產，建成全國聞名的“陝北江南”。 1944年，三五九旅生產的糧食，除自給外，還上交公糧1萬石。 大生產運動促進了根據地的糧食生產，有效地克服了根據地軍民的糧食困難，軍民生活明顯改善。 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陝甘寧邊區共開墾荒地200多萬畝，僅延安一地，1943年就生產細米6000石。到1945年，邊區農民大部分做到“耕三餘一”，即耕種三年莊稼，除消耗外，可剩餘一年吃的糧食。部分地區甚至達到耕種一年，就剩餘一年吃的糧食。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上的一次成功的嘗試。相比之下，蔣介石不僅在政治上一塌糊塗，在經濟上也是糟糕透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