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故班固則短傅毅①；鄉曲相私，故齊人僅知管晏②。合斯二者，而談藝有南北之見。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至於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③，更類七國五胡之爭長④，亦風雅之相斫書矣⑤。
《三國志?吳志?張纮傳》裴注引陳琳書曰⑥：“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⑦，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⑧，足下與子佈在彼⑨，所謂小巫見大巫⑩，神氣盡矣。”已為北文不如南文張本⑾。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略謂⑿：“洛陽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貴乎清綺⒀：河朔重乎氣質⒁。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按但言“質勝”，即是文輸⒂。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實為冠冕⒃，而《北齊書?魏收傳》載邵譏收“於任昉⒄，非宜模擬，亦大偷竊”，收斥邵“於沈約集中作賊”⒅；則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⒆。張鷟《朝野僉載》記庾信入北⒇，謂北中文事，“惟韓陵溫子昇碑堪共語(21)，餘皆驢鳴大吠聒耳”。南人輕北，其來舊矣。宋自靖康南渡(22)，殘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雞犬聲相聞(23)，竟成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24)。元遺山以騷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懼，滄桑之痛(26)，發為聲詩，情並七哀，變窮百態。北方之強，蓋宋人江湖末派(27)，無足與抗衡者，亦南風之不競也(28)。雖以方虛谷之自居南宋遺老、西江後勁(29)，《桐江續集》卷二十四《次韻高子明投贈》七律論北方詞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與古班，詩律規隨元好問。”汪堯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鈍翁類稿》卷八《讀宋人詩》第四首亦曰：
“後村傲睨四靈間(31)，尚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遺山論詩，《中州》名集，實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十八所載宋流人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32)，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
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而況於在中州者乎”，《則堂集》失收。可謂義正而詞婉者。
（150—151頁）①班固：漢代著名史學家，著有《漢書》。傅毅與班固共校典書。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與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看輕）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作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②管：春秋管仲，相齊桓公。晏：春秋晏嬰，相齊景公。 《孟子?公孫醜上》：
“公孫醜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③四始六義：按《毛詩大序》謂詩有四始，據鄭玄說，以風、小雅、大雅、頌為王道興衰所由始。六義即：風、賦、比、興、雅、頌。
④七國：指戰國時的封建諸侯國秦、楚、燕、齊、韓、趙、魏，彼此爭雄。五胡：
東晉南北朝時北方西部的少數民族匈奴、羯、鮮卑、氏、羌。
⑤相斫書：《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注引《魏略》謂隗禧稱《左傳》為“相斫書”。
⑥南朝劉宋時史學家裴松之，為晉陳壽撰之《三國志》作注。陳琳：建安七子之一，有文集十卷。
⑦雄伯：出類拔萃。
⑧景興：三國魏經學家王朗字。
⑨子佈：三國吳史學家張昭字。
⑩小巫：陳琳自比。大巫：指三國吳張纮、張昭，孫策創業，張氏二人並為參謀，後張纮輔佐孫權，陳琳自認不如他們。
⑾張本：猶伏筆。為北文不如南文之說預先造了輿論。
⑿李延壽：唐代史學家，撰有南北史。
⒀江左：指南朝文人。他們作詩文注重表現清麗脫俗和華美艷麗的文采。
⒁河朔：指北朝文人。他們作詩文注重表現質直的氣度。
⒂質勝文輸：指北朝文學不如南朝。
⒃邢邵：北齊文學家，時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稱“溫邢”，溫死，又稱“邢魏（收）”。撰有文集三十卷。魏收：北齊作家，與溫子昇、邢邵有三才之稱，有文集七十卷。
⒄《北齊書》：唐李百藥撰，五十卷。任昉：後漢文史家，有詩文三十四卷，《雜傳》二百四十七卷。
⒅沈約：梁文史家，有文集百卷。
⒆自然機杼：指創造、創作。
⒇張鷟《朝野僉載》：唐人筆記，一卷。庾信：北朝文學家。初仕南朝梁，後仕西魏、北周。
(21)《朝野僉載》記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為庾信所稱賞。
(22)靖康南渡：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南渡建南宋。
(23)雞犬聲相聞：見《老子》八十章。這裡是比喻淮南淮北相距之近。
(24)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左傳》僖公四年：“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北海與南海的不相及，好比馬與牛不相引誘。
這裡指淮南淮北分屬兩個王朝。
(25)元遺山：元代文學家元好問字。有《遺山詩集》二十卷、《中州集》十卷。弘衍：廣博。
(26)苞桑之懼：《易?否》：“其亡其亡，係於苞桑。”苞桑之懼即亡國之懼。滄桑之痛：滄海變桑田，即亡國之痛。
(27)江湖末派：南宋陳起編《江湖集》，有《前集》、《後集》、《續集》等，少則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為江湖詩人，稱江湖派。 《四庫總目》稱：“宋末詩格卑靡，所錄不必盡工。”
(28)南風不競：《左傳》襄公十八年：“師曠曰：'不害。我弦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即南不如北。
(29)方虛谷：元方回號。因生於南宋，宋降元後，自稱遺老，為江西派後勁。有《桐江集》八卷，《續集》三十七卷。
(30)汪堯峰：清文學家汪琬，字苕文，號鈍翁，晚號堯峰。撰有《鈍翁類稿》六十二卷，《續稿》三十卷。
(31)後村：宋代作家劉克莊，自號後村居士。四靈：南宋的四位詩人徐照（字靈輝）、徐璣（號靈淵）、趙師秀（號靈秀）、翁卷（字靈舒）。
(32)《國朝文類》：即《元文類》，七十卷，元代蘇天爵編。 《則堂集》：宋家鉉翁撰，六卷。
這一則講詩文有南北風格的區別，這是由於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風俗不同，學風不同，詩文風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由於政治原因，有過兩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後是南宋與金的對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閡，文學上出現南北不同的風格，評論上也有南北之見。
（一）南北朝時期，文評者的南北之見，多表現在南人輕北。比如陳琳因去河北投袁紹，處在文人較少的環境中，成了出類拔萃的文學家，但是，在他給江蘇廣陵同鄉張纮的信中，表示與張纮、張昭相比，還自慚不如，為北文不如南文之說先造了輿論。
溫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學的佼佼者，但從《北齊書?魏收傳》看，邢魏所以成名，因為邢邵師法沈約，魏收師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所以，邢魏互相譏笑為“偷竊”、“作賊”。 《朝野僉載》也記載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為只有寫《韓陵山寺碑》的溫子昇才配與他共語。可見，“南人輕北，其來舊矣”。這裡指出，所以有南人輕北的原因，主要是與中國長期以來積澱的文化心理因素有關，一是文人相輕，二是鄉曲相私。
南北的文學風格，究竟不同在哪裡，據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裡說，南方文風文雅，貴清綺，重形式，文辭華美，以詩擅勝，宜於詠歌；北文文風質樸，貴剛直，重內容，氣質高昂，以文見長，便於實用。概括地說，就是北文理勝其辭，南文辭過其意。
因為南人北人的自然環境、生活習慣不同，造成性情氣質上的差異，已帶有傳統性，反映到詩文上自然有不同風格。
先說民歌的風格，南北就明顯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詩，如“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子夜歌》）對戀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氣勢豪宕，境界宏闊，情感粗獷，如“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
再說文人的風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調，如梁沈約的《登北固樓》：
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
傷時為懷古，垂淚國門前。
又吳均《發湘江贈親故別》之三：
君留朱門裡，我至廣江濆。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落葉尚紛紛。
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雖是不同題材的詩，卻都寫的委婉含蓄，自然流暢，給人一種格調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調。北方文人作品的風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鮮明，可能是由於模仿南風，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氣概。如魏收《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筯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這兩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學家，可是詩作流傳下來的不多，就從這幾首明白如話的詩來看，他們確實受到南方香艷詩的影響不小，其中雖也不乏清遠敦厚之趣，卻不給人格調剛健之感。拋開文暫且不談，單以詩相比，南北朝時期，北方確實遜於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後，他們以清新綺豔的風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競相模仿，才出現了南北風格互為影響的新局面。
（二）北宋滅亡，南宋偏安臨安（今杭州）以後，使文壇起了變化。淮南淮北雖如往常雞犬之聲相聞，但已成為南宋與金不同的兩個社會。太原的元好問，具有漢民族良好的文化教養和他本人過人的天賦，身處金國，國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顯露出才華，成為金朝文壇上的大家。他文師韓歐，詩師杜甫，詞學周邦彥，多方面豐富自己，“發為聲詩”，“變窮百態”，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詩，但他在評論宋人詩時，把元好問推作中原的代表，這個評價並不過份。讓我們看一看無好問詩的風格，如：
南朝辭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雁聲裡，行人日暮心悠哉。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如馬。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瀟灑。 （《送張君美往南中》）
又，《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臥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兩詩沉摯悲涼，讀來可歌可泣，創造出自己的聲調，自己的風格。
最後錢先生舉引元蘇天爵的話作這一則的小結：地域有南北之分，人無南北之分，因為南北繼承的文化傳統是共同的，無論南北相距多麼遙遠，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後的詩文發展更證實了蘇氏的論斷。可見蘇天爵的見解是“義正而詞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