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①，《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②，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③，則宋人之有唐音者。 《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④：“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劉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⑤等皆非江西人為疑，似未聞誠齋此論。
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 （2頁）
後見吳雨僧先生宓《艮齋詩草序》⑥，亦持是說。夫人禀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曆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⑦。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葉橫山《原詩》⑧內篇卷二雲：“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復開。”蔣心餘《忠雅堂詩集》⑨卷十三《辯詩》雲：“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可見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誌?九徵》篇。
按即Jung：psychologischeTypen所分之Introvert與Extravert⑩。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
乃尚有老宿⑾，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荀卿之法後王⑿。均堪絕倒。且又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⒀，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⒁。若木之明，崦嵫之景⒂，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⒃。
明之王弇州⒄，即可作證。弇州於嘉靖七子，實為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
《四部稿》中⒅，莫非實大聲弘之體。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屢和東坡詩韻。 《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為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於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於鱗習為古文詞⒆，於四家殊不能相入⒇，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號為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讀書後》(21)卷四《書蘇詩》后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於西楚。其後則若垓下之戰(22)，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其厄亦甚矣。餘晚而頗不以為然。”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為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23)，又曰：“甦之於白，塵矣”；此則徑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 《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雲：“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鳶愁”，全本東坡“聞道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悅服。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24)、週櫟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歿(25)，手坡集不釋。要可徵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吳梅村《家藏稿》(26)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晚近詩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詘申顛倒”云云，議論極公。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強率直，實不如前稿之聲情並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近來湖外詩家(27)，若陳抱碧、程十發輩(28)，由唐轉宋，適堪例類。唐宋詩之爭，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隨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說(29)，當時亦早有。如戴昺《東野農歌集》(30)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雲：“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不知格調之別，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豈曰強生區別，划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摶沙不聚。 《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31)，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32)，可以破東野之惑矣。 （3—5頁）①嚴儀卿：宋詩論家嚴羽字，號滄浪逋客。著有《滄浪詩話》一卷，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類論述宋以前詩。
②少陵：唐杜甫自稱少陵野老。昌黎：唐韓愈，郡望昌黎。香山：唐白居易，號香山居士。東野：唐孟郊字。
③柯山：宋張耒號。白石：宋姜夔，號白石道人。九僧：指宋代九詩僧：淮南惠崇，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維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有集《九僧詩》，已佚。四靈：指南宋後期浙江永嘉四詩人：徐照（字靈輝），徐璣（號靈淵），趙師秀（號靈秀），翁卷（字靈舒），四人字號中皆有“靈”字。
④《楊誠齋集》：宋楊萬里（號誠齋）撰，一百三十三卷。江西詩派：宋詩流派之一，以黃庭堅、陳師道為代表。呂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列出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荮、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等二十五人。他們效法杜甫、韓愈，主張無一字無來歷，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脫胎換骨”，致使形式雕琢。
⑤《劉后村大全集》：宋劉克莊（號後村）著，一百九十六卷。後山：宋陳師道，號後山居士。陵陽：宋韓駒，字子蒼，有《陵陽集》。子勉：宋高勉字。均父：宋夏倪字。二林：指江西詩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⑥吳宓：近人，又字雨生，號藤影荷聲館主。
⑦畛域：界限。
⑧葉橫山：清葉燮號，原名葉星期。撰有《原詩》四卷。論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作法等。
⑨蔣心餘：清蔣士銓字。撰有《忠雅堂詩集》二十七卷。
⑩太極之有兩儀：《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氣），是生兩儀（天地）。”劉邵：三國魏人。撰有《人物誌》三卷。 Jung：譯名榮格，瑞士現代心理分析學家。其《心理學類型》所分之內向性格與外向性格。
⑾老宿：指老成有學問的人。
⑿荀卿：戰國時人，著名哲學家荀況的尊稱。法後王：見《荀子?非相》，取法於當代的君王，是荀況針對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認為法若與當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到斜路上去。
⒀唐體：詩之一體。指長於豐神情韻的詩作，不限於唐代人的作品。
⒁宋調：詩之一體。指以筋骨思理取勝的詩作，不限於宋代人的作品。
⒂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經?大荒北經》指日出處的一種樹，此指人的早年。崦嵫：山名，在今甘肅省天水縣西，古人稱為日落處。
⒃不侔：不等。
⒄王弇州：明王世貞，號弇州山人。
⒅《四部稿》：王世貞撰，一百七十四卷。 《續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學富贍，雖稱文必西漢，詩必盛唐，然其早年詩作近於唐體，晚年作風有變，漸操宋調。
⒆於鱗：明李攀龍字。
⒇四家：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長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這是於四姓文章中獨推蘇軾。王世貞、李攀龍兩人少時不喜歡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文章，他們少時論文，言必稱秦漢之故。
(21)《讀書後》：王世貞撰，八卷。
(22)求封西楚，垓下之戰：項羽滅秦後，分封諸侯王。垓下戰後，兵敗自刎。用以比喻蘇詩之遭遇。
(23)香山：唐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劍南：宋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有《劍南詩稿》。廣大教化主：唐張為撰《詩人主客圖》一卷，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教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焉，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為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就甦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錢先生認為“甦之與白，塵矣”，當指白居易較蘇軾為塵俗，所以說“徑以蘇接杜”，以蘇軾直接杜甫。
(24)《列朝詩集》：清錢謙益（號牧齋）選輯，八十一卷。約收明代兩千多詩人之代表作。
(25)《因樹屋書影》：清周亮工（字元亮，號櫟園）著，十卷。
(26)吳梅村：清吳偉業號。有《吳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27)湖外：指湖南湖北。
(28)陳抱碧：當見於程十發《湘社集》四卷中。程十發：近人程頌萬號。有《十發庵類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29)袁子才：清袁枚字，號隨園老人。有《小倉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隨園詩話》十六卷。袁枚《答施蘭論詩書》：“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也，與唐宋無與也。”徐朗齋：清徐崧號。 《隨園詩話》卷十六：“徐朗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則宋、元、明三朝詩，俱號稱唐詩；諸公何用爭哉！須知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生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也。”
(30)戴昺：宋人，字東野。有《東野農歌集》五卷。
(31)《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出一也。”這是說，從異者看，唐詩中也有宋體；從同者看，宋詩中也有唐體。
(32)蘇軾《前赤壁賦》：“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視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是說，從變看，唐詩也有變；從不變看，唐宋詩都是不可變的。
這裡兩則講唐詩、宋詩之別，主要不在朝代的區別，而是由於兩種不同的風格，譬如天下有兩種人，便有兩種性情，也就分出兩種詩來。
（一）風格是人的性情決定的，相同的朝代裡，也會出現不同風格的作品。王國維在裡稱唐詩、宋詞，是以朝代區分盛行的文體，唐以詩勝，宋以詞勝。錢先生稱唐詩、宋詩是以風格區別的，他在《宋詩選注序》裡講得很透徹，這裡襲用序中舉引唐釋皎然和宋姜夔的話來說明。皎氏雲：“反古曰复，不滯曰變。若唯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若乏天機，強效復古，反令思擾神沮”（《詩式?復古通變體》），這是唐人作詩、評詩的標準，把“通變”看得比“復古”重要，寫作上重在表現自我。姜氏雲：
“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白石道人詩集序》），這是宋人的話，只能在“合”中求“異”，甚至從古人作品中尋求作詩的靈感和榜樣，再以說理、議論、故實入詩，形成了一種與唐詩不同的風格。宋代詩論家嚴羽第一個提倡斷代論詩，便是為了研究詩歌發展到各個時期所表現的帶有總體性的特徵，他說宋人“尚理”，唐人“尚意興”，是一個大致的概括，於詩前冠以唐、宋，也是為了稱謂的方便，並不是說唐詩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詩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說詩“尚理”者近宋，“尚意興”者近唐。袁枚《隨園詩話》卷八亦云：“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
這裡說“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也是一個大致的概括，在於指出所謂唐體、宋調的不同特徵。比如杜甫、韓愈，都是唐代大詩人，而他們的作品卻為宋調開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中間兩聯在發議論，在說理，不在寫意興，不正是開宋詩的說理嗎？再像韓癒的《齪齪》：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嘆。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
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氿瀾。 ……不也是在說理嗎？
宋人詩作而有唐音者，這裡列舉張耒、趙師秀的詩作，可以看到他們的風格。如張耒《初見嵩山》：
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
真是瀟灑自如，情景交融，豐神情韻均類唐詩。又如趙師秀《約客》：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其詩清新圓潤。寫景抒情之親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說唐詩、宋詩主要是指詩的風格，正如楊萬里說江西詩派，“詩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詩的風格而言。江西詩派的首領黃庭堅是江西人，他以“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的主張，團結了一批詩人，共同取法於各體的優點來作詩，形成一個風格接近的詩派，世人遂以江西稱之，不是說這個詩派的成員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說這個詩派的詩都是在江西寫的。
（二）時代與地域對文學風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但決定作品風格的主要是人的禀性。近人吳宓講的“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也是指詩的兩種不同風格。宋以後詩人輩出，似都未能跳出唐體、宋調。唐以前各代詩作的風格，似也可這樣分析。正如葉燮在《原詩》裡的比喻：木生於地，開出宋詩這朵奇葩，宋以後的詩，只是花開花謝、復開复謝的差別，終究離不開宋調。 “木”便是人的秉性。蔣士銓《辯詩》也是這個意思。詩分唐宋，彷彿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之時，便已經有了天地之別。魏劉邵撰《人物誌》，把人的品性判作思慮深沉型和單純開朗型，也就是榮格《心理學類型》里分的內向性格和外向性格，這兩種不同的品性，與朝代時期或地域環境，不能說沒有關係，但都關係不大。 （三）唐體宋調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是兩種不同的風格。而風格之別，本於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變，風格也會隨之變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氣橫溢，喜為唐體，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調，王世貞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早年他的詩作多“矜氣高腔”，如《登太白樓》：“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白雲海色曙，明月天門秋。欲覓重來者，潺湲濟水流。”海闊天空，氣勢音節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風有變，“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門，緹騎若云屯。進見中貴人，人人若弟昆。太保從東來，一步一風雷。行者闌入室，居者頷其頦。……”寫奸相嚴嵩耀武揚威的聲勢，歷歷在目，卻風格樸實。王世貞對蘇軾的看法也有前後的區別，少壯時是排蘇，後來好蘇，臨死時竟“手坡集不釋”。可見，繼承唐體宋調與年事、秉性的關係頗大，但這並不是說王世貞晚年詩作就一定勝於早年。
總之，唐宋詩的風格不同，孰勝孰負，南宋以來一直爭論不休，袁枚曾舉引徐崧的話：“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出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敗石瓦礫，傳自洪荒，不可謂之寶”（《隨園詩話》卷十六）。袁枚舉引徐崧的這段話，該使人明白對於唐宋詩，似乎已無必要決出勝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