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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第七章變身軍工:時局不穩艱難生產

松下幸之助全傳 赵凡禹 6542 2018-03-16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在世界範圍內的爆發,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的破壞性極強,經濟危機引發了政治危機,各國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場危機不斷尋找出路,在轉移國內視線的同時,也在轉嫁這場危機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 在此種情勢下,日本政府採取了對內強化統治,對外積極擴張並轉嫁危機的政策。企業的經營不僅是企業家個人的事情,它還與政府的方針政策有關,企業的發展需要政府提供一個和平安寧的社會環境。但如果政府為實現自己的野心、轉嫁危機而發動侵略戰爭時,帶給企業的生存環境就十分糟糕,企業若想繼續發展下去,就必須認真思考戰時的企業經營策略。身處其中的松下電器在戰火中被迫轉為軍工生產,陷入罪惡的戰爭沼澤中,並淪為“財閥”。

隨著1931年9月18日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隊打響全面侵華的第一槍,誠如松下幸之助所言,“日本的產業界迅即抹上了戰時的色彩”。 從“九一八”事件以來,受日本政府戰時產業政策調整的影響,日本的民用工業逐漸受到了壓迫,不久,大部分工業製造廠家就直接或間接地轉向了軍需生產。 1937年至1938年間,為適應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日本頒布“戰時三法”,即《臨時資金調整法》、《關於進出口商品等臨時措置的法律》和《國家總動員法》,旨在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使之走上戰時軌道。其中,1938年3月24日通過的《國家總動員法》是日本戰時國家主義統制立法的核心,它將科技、文教、新聞報導、工業、交通運輸、金融貿易等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其後又根據此法頒布了各種統制法令,將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納入國家統制範圍。

自此以後,工商企業主的經營逐漸失去了自由,而被綁到了戰爭的車輪上。政府根據需要不斷安排民品生產企業轉向軍品的生產。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原本物資匱乏的日本的戰爭開支急劇增加,隨後日本政府施行了一系列的戰時經濟政策,致使日本產業結構極度畸形。 松下電器在世界性的經濟蕭條中,沒有退步,也沒有停滯,反倒是在戰爭的夾縫中緩慢地發展。至1927年止,松下電器的業務還在擴展,利潤仍有上升,但到了1929年底,松下電器也未能倖免,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一方面是產品銷售額急劇下降,只有平時的一半;另一方面則是倉庫裡堆積越來越多的滯銷產品,企業開始進入困境。 面對經濟大蕭條,日本企業界的普遍做法是裁員、減產,但由此引發更多的勞資糾紛,勞工運動風起雲湧。面對內憂外患,松下幸之助也在苦苦思索對策,為公司的穩定擔心:我們的員工會鬧事嗎?堆積如山的產品怎麼銷售出去呢?施工中的新工廠會成為松下電器發展中的絆腳石嗎……這些問題,像大山一樣壓在他的心頭,使他寢食不安,本來就虛弱的他終於熬不住而病倒了。看過醫生之後,松下幸之助接受醫生的建議進行療養,暫時將公司事務交由井植歲男等人管理。

儘管在療養當中,松下幸之助還是被公司的事務所困擾,時刻憂心。一天,井植歲男和銷售經理來到松下幸之助的療養地看望他,一股不祥的預感瞬間籠罩了他的心。 “總經理,”還是井植歲男先開了口,看到他慌亂的神色,松下幸之助說:“歲男,別慌,有什麼事,坐下慢慢說。” “總經理,公司現在實在撐不下去了,銷售天天在減少,庫存天天在增加。我們想盡了一切辦法,但還是毫無起色。再這樣下去,公司恐怕難以支撐啊!”隨後,井植歲男遞上一份報告,上面全是紅色的數字。 松下幸之助默默地看了一會兒報告,儘管公司的處境已在他的預料當中,但沒有想到是如此的嚴重,沉默了幾分鐘後,他說:“我想先聽聽你們的意見。” 井植歲男說:“總經理,目前的這種狀況必定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經過大家的談論,我們想將產量壓縮一半,同時為了節約開支,裁員三分之一,這樣的話,廠子或許能渡過難關。”

“但是,現在勞工運動鬧得很兇,我們必須求得被裁員工的諒解,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且,工廠情況好轉之後,再請他們回來效力。不知道總經理覺得這個辦法如何?”銷售經理補充道。 松下幸之助閉上眼睛一言不發,這一刻靜得出奇,井植歲男和銷售經理不知道松下幸之助的身體能否承受,一直不安地盯著他看。過了一會兒,松下幸之助睜開眼睛,堅決地說:“我同意你二人提議中的一部分,產量壓縮一半,但是員工一個也不能裁,薪水也不能少,堅決不能!” “總經理,這不行啊,如果這樣,工廠就完了啊!”井植歲男和銷售經理齊聲說。 “我還沒有說完,減產之後實行半日工作制,召開會議將工廠的情況如實告訴員工,求得他們的理解和配合,讓全體員工和銷售部門一起全體投入到銷售工作中,減少庫存,先渡過難關,再靜觀其變。”松下幸之助堅定地說。

“對呀!”井植歲男眼睛一亮,馬上領悟了姐夫的用意,接著說道,“只要產品能賣出去,我們就可以拿到資金,廠子就能免於倒閉。” “對,就是這個意思。”松下幸之助說道,“我們就是用這種辦法,先渡過難關。至於半天工資的損失,從長遠觀點看,這僅是一時的損失,沒有問題。最重要的是讓員工樹立以廠為家、共存共榮的觀念。松下電器時下正在日益發展壯大,如果把精心挑選的員工辭掉,勢必動搖松下經營的根本,裁員和減薪也許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就長遠來看,會給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我堅持所有員工都必須照舊僱用,不得解僱一個。請二位轉達我的意見,率領員工們好好乾,大家同甘共苦,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本來,井植歲男和銷售經理二人也不是心甘情願地做出裁員決定的,只是迫於形勢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如今見老闆不僅不裁員,而且減產不減薪,言談中顯示出對扭轉頹局的堅定信心,他們二人也就一掃來時的頹唐,頓時興奮起來。井植歲男高興地說:“姐夫,您放心吧。我們一定將您的意思轉達給員工,完全遵照您的意思辦事,請您安心養病,無須掛慮。”

“別忙,我還有話要講。”松下幸之助又說,“關於銷售,你們絕對不能降低售價,那樣做會降低企業的信譽,貽害無窮。松下公司在日本是有影響力的企業,松下電器是質量最好的電器,不是破爛貨。要採取誠心實意的促銷辦法,要給予客戶周到完善的服務。”松下幸之助說到這兒,一陣猛咳,直憋得臉面通紅,並連連擺手。 “我們明白了,請您放心,我們一定能做好。”井植歲男說。 井植歲男和銷售經理贊同松下幸之助的意見,回到工廠後召開會議向全體員工傳達了總經理的意思,松下幸之助這個帶著冒險性質的舉措換來了全廠上下的團結—致、同心協力,全體員工奮起努力,半日在工廠工作,半日四處推銷,一時間,松下電器的員工,不管是高級主管,還是一線工人,都成了推銷員。

“您好,我是松下電器的員工,這是我們製造的電熨斗,質量絕對可靠。” “您好,我是松下電器的員工,您想要看看松下電器嗎?”松下電器的員工全都走出去,挨家挨戶向客戶推銷產品。 可是,面對不景氣的經濟,人們往往都會說:“現在這種形勢,不是被解僱就是減薪,吃都吃不飽呢,哪裡來的閒錢買什麼電器啊!” “其實,情況也不都是像您說的那樣。您看,我們松下電器就既沒有裁員,也沒有減薪,上半天班照樣拿全薪。” “什麼,世上哪有這樣的好事啊?”聽到這種說法,大家都不相信。 “是啊,事實就是這樣。只要我們大家振作起來,大家都多買一些產品,就能刺激生產,失業、減薪這些不好的事就都不會發生了。”松下電器的員工能說出這樣的話,不只是因為這一項政策,還在於松下幸之助平時就很重視對員工的教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松下的大部分員工都有良好的素質,對老闆的經營理念也有比較深切的了解,所以,當他們面對這樣的疑問時,當然能說得人們心服口服。

雖然顧客被松下電器的員工說服了,可是真的是囊中羞澀,他們都會提出這樣的要求:“能不能優惠一些呢?其他品牌的電器可都降價了呀!” 松下幸之助不愧是“經營之神”,他料到了顧客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在指示中就向大家說明松下幸之助不會降價的原因,因此,員工在對待這樣的要求時,也同樣能說得頭頭是道:“我們的產品都是在成本和合理利潤的基礎上定價的,絕對貨真價實,不含水分。不過,請您考慮一下我們的立場。我們現在如果降價拋售,您以一個滿意的價格買回了東西,但是我們卻不能收回成本,這樣一來,生產就會受到影響,接下來就會像現在一樣,裁員、減薪,陷入惡性循環。所以請您諒解,我們不能降價。不過,我們也想到了您的不便。所以,在您購買了我們的商品後,我們會提供優質的服務,上門調試、售後幫助檢修,甚至可以免費更換小零件。您可以算算,這比您買降價商品省下的幾個錢要划算的多呢。”顧客聽到這樣一番合情合理的話,大多都會被松下公司的員工說服。

經過全體員工的努力,松下電器的庫存迅速減少。倉庫裡堆積如山的產品全部被銷售出去。不僅如此,松下工廠還要立即恢復全員生產,拼命趕工,以適應市場不斷增長的對鬆下電器的需要。在這次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危機中,松下電器創下了歷史上的最高銷售額,創造了一個奇蹟。 然而,戰爭的烏雲此刻也悄然籠罩在日本上空。日本作為法西斯同盟國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此相應日本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戰時經濟政策。對於日本政府發動的這場戰爭,作為日本人的松下幸之助也積極地投入了。他認為自己是大和民族的一員,而且自認為是合格乃至優良的一員,不能不加入,甚至不能不傾全力加入。 在當時的背景下,我們要求松下幸之助站起來反對政府是不可能的。

既然政府已經號召民轉軍,松下幸之助對於軍需生產的回應還是相當及時的。 1937年10月4日,松下幸之助就在例行的朝會上宣布了松下電器向軍需工業轉移的方針,並委派了相當重要的人選:“松下電器歷來所經營之事業,均為一般民生工業。鑑於局勢之緊急,無論如何,從現在起要向時局所必需的工業方面轉變。我想,松下電器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並且已委派井植歲男專務經事承擔此一工作,我自己暫時到干電池公司來上班,親自料理有關各項之重要業務。希望全體同仁認清今日之為何日,無論為私為公,都時時處處以不懈努力之精神,恪盡職守為禱!” 可見,松下幸之助對向軍需工業轉移是十分重視的,為了適應戰爭帶來的市場需求的轉變,他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親信的干部井植歲男親理此事,由此可見他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從企業家的角度講,從經營活動本身來說,這是無可非議而且十分正常的,能根據情勢迅速地更改經營策略,是一種機敏和積極的表現。但對於松下幸之助來說,除了這種無奈之外,他的內心深處還是積極主動地投入。體現出他已不僅是一個有眼光的企業家,而且更具有民族狂想的色彩。 制訂產業方針,派出專職領導以後,松下電器迅速投入了軍需品的生產。 1938年初,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下屬的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開始接受陸軍省的訂貨,產品是機關槍子彈的簡單金屬部分。後來,松下電器的幾個下屬公司,奉陸海兩軍之命,製造了軍用電池、軍用無線電收發報機、大型警報器,以及電子管、電阻、電容器等電子元件。從此方面來說,松下電器對日本侵略戰爭的貢獻是突出的。 松下幸之助在戰爭狀態下的經營策略,有些是為了積極適應新局勢,主動配合,有些則是被動策應,向軍方要求和軍需品生產方面轉變。隨著戰爭的進程,政府開始指定某些定點生產軍品的企業。在松下電器公司中,到戰爭結束時,這樣的指定廠家有數個,如:松下造船公司、松下航空工業公司、松下無線電通信機械製造公司、松下金屬公司、松下乾電池公司等。 松下電器不斷接獲軍方的訂單,生產範圍逐步擴大,產品逐步由簡到繁、由零件到整機,而且承接、改造了軍方接收的許多工廠。二戰期間松下電器公司有意無意對日本軍方的支持,其作用是十分顯著和巨大的。對於這場侵略性質的非正義戰爭的貢獻,松下幸之助所做的一切是可悲的。 隨著戰爭的進程,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非正義戰爭逐漸陷入了困境,日軍深感船艦的缺乏,遂計劃建造木船。 1942年,日本軍方決定製造250~300噸級的木船,以應急需。這一任務,軍方交給了松下電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認為為國家效力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就答應下來了。 松下幸之助在與軍方確定木船標準之後,決定按照福特裝配線作業的方式來造船,將造船工程分為八個程序,每一程序分工明確並限制時間。顯然,當時大家都被所謂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驅動,勞動熱情接近狂熱,工作效率也相當高。 就這樣,6個月之後,第一艘250噸級軍用木船下水,因為是連續作業,實際上每隔1個月就有一艘木船下水,這樣的效率引起轟動,政府要員、軍界首腦等都來參觀第一艘軍用木船下水。 由於在造船上的突出業績,日本軍方看中了松下幸之助及其公司的實力,又向他提出了造飛機的要求。 對於製造飛機來說,和製造軍用木船一樣,松下幸之助毫無經驗,松下電器公司也沒有涉及這方面的零部件製造。然而,憑著一腔熱血,松下幸之助還是答應下來了。 此時的日本軍人,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雖然贏得戰爭勝利的希望渺茫,但掙扎是必然的。 在接受日本軍方交給的造飛機任務之後,松下幸之助於1944年出資3000萬,成立了“松下航空工業公司”,飛機引擎由三菱公司提供,飛機機身及相應配件、儀表等全部由松下公司負責。機身的主要材料是堅鋁,但由於美國封鎖了日本的海上貿易,日本的進出口遭到控制。無奈,松下幸之助召開公司高級會議進行商討,會上有人提出用木材製作飛機,松下幸之助通過了這個提議,利用膠合材料的工藝,也能達到標準硬度,於是憑藉著熱情、執著和操作的精細,終於在1945年春天製造出第一架飛機。試飛的結果,達到了預期的標準。不過,此時戰爭的結果已經明朗,大家為木飛機上天高興之餘,不免黯然。 等到第三架飛機上天的時候,日本軍國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 在日本軍方的要求下,松下幸之助在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少年的血氣方剛以及炫耀心理的支配下,先後承接了木船和飛機的製造業務,依靠著松下電器優良的技術、先進的管理和良好的員工素質,在兩年時間內造出了50艘船和3架飛機。在既無技術又無設備而且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松下公司的成就是驚人的。 可是在這些機船尚未上天下海的時候,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些東西瞬間成為一堆廢品。 50艘木船和3架飛機投入的4000萬資金,都是以鬆下幸之助個人的名義貸款投入的,日本軍方和政府無力支付,因此,這筆連本帶利的賬,要他一個人來償還;而他造出的那些木船和飛機,不僅沒有用在“為國效力”的戰場上,而且也沒有真正地上天下海,當然也就沒有收到一分貨款,那些督促他製造飛機木船的戰爭狂人們,不是葬身戰場就是登上法庭,無人顧及此時的松下幸之助。 這樣的局面,使松下幸之助遭到了極大的打擊,損失可謂慘重。這一次的損失,可以說是松下幸之助有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損失,以致他在戰後的幾年中都感到振作乏力。 實際上,松下幸之助在此事的損失遠非經濟上的,所謂“振作乏力”,其中包含有相當比重的心理因素。也就是說,這次失敗是松下幸之助在理念上、人格上的失敗。這一點,松下在日後的檢討中坦承不諱。 在戰爭期間松下幸之助以竭盡全力的、不計條件的投入,作為企業主報效國家的最好表現,因此,對於政府的、軍方的需求,有求必應、一概應允。松下幸之助後來認為自己的公司只要做好以往的干電池、電容、電阻、無線通信設備、電話機等也就夠了,不必再去勉強干那些力不從心的工作。 假使能夠這樣,就不至於失敗,就不至於遭受那樣巨大的損失。他在回憶中幾次三番地說:“其實我並不需要做這兩件事,雖然說是報效國家,但也不必冒險去做,因為自己當時已經有許多工作是在報效國家”,“我恍然大悟,不論做什麼大事情,能報效國家和社會當然是對的。松下電器早已接到很多軍需品的訂單,實際上根本不必去做完全外行的木船與飛機,不做那些同樣也能以無線電機去奉獻國家,也能用螺旋槳報效國家,況且還有許多其他軍用電氣器具的訂單”。 現在我們來看松下幸之助的話語,我們感到,在這些反省和檢討中,松下幸之助屢屢強調的是“本來已經在報效國家,不必勉強再接任務”,這就表明,他認為“報效國家”是正確的,而錯就錯在不該去造船和飛機。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松下幸之助仍這樣看問題,實在有些褊狹。實際上,松下幸之助的失敗,其實並不在於“勉強接受任務”,而在於所謂“報效國家”。他的“報效國家”,實質上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非國際主義。 松下幸之助在許多問題上都能站在“人類”的立場上思考運行,唯獨在這個問題上只站在了“日本人”的立場上。 松下幸之助的這種思想和行為,與那些富有正義感和人類意識的反戰的企業家來比較,不免有些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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