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八月四日，海拉爾
模糊發白的意識漸漸成了透明的。
眼前奇怪的花紋是天花板的紋理。很明亮。好像是早上或臨近中午。腹部側面疼得要命，握著火筷子般的感覺從這兒向全身蔓延。就算昏迷的時候這疼痛也折磨著森四郎，消耗著森四郎的體力。
有人用日語說：“醒了？”
森四郎想把臉轉向說話人的方向，一陣劇痛遊走在身體裡。森四郎受著疼，只好不動彈。左手也麻痺了。他只能轉轉眼睛確認情況。左手上纏著繃帶，頭上也是繃帶。自己已經病危了吧。剛才說話的人進入了森四郎的視野。一個穿著日本陸軍軍服的男人。三十出頭，留著光頭。那個軍人說：“別擔心。不是致命傷。能說話嗎？”
森四郎問那個軍人：“這是……”聲音啞了，咳嗽了幾聲後，又問：“這是哪裡？”
“海拉爾。離蘇聯國境不遠。”
“醫院嗎？”
“嗯，帝國陸軍的。”
“你是誰？”
“海拉爾憲兵隊的久住憲兵大尉。”
“今天幾號了？”
“四號。八月四號，早上八點。”
四號，也就是說過了整整一天。
“戰局如何？”
“還是那樣。”
“還是那樣？”蘇聯的對日參戰、原子彈攻擊都還沒開始吧。要是這樣還來得及。但是“還是那樣”，用格溫斯基的話來解釋的話，就是那份重大情報還沒有送到政府和軍部的領導層。送到的話，日本就會決定和平。必須做這樣的決定。
“當前重要的是，”那個叫久住的憲兵將校反問他：“能說說你的身份和越過國境來這兒的理由嗎？”
“你先告訴我白人男人和日本女人在哪兒。”
“紅軍少將昨天就死了。胸部被打穿了。”
“死了……”森四郎在心裡感受著這個詞的意思，然後問，“女的呢？”
“在我們的保護下。她昨天精神失常，現在吃了鎮痛藥睡著了。”
“沒事吧。”
“多少有些外傷，不過還活著。餵，說說你的來歷吧。那女人說你是日本人，那個紅軍少將是波蘭人。說你們是從斯德哥爾摩來的。”
“是的。我們是從斯德哥爾摩來的。”
“不是蘇聯軍人嗎？”
“不是，我們是……”猶豫了一下後，森四郎說：“我是日本人，那個白人男人是波蘭人。”
“你叫什麼名字？”
“森四郎。”
森四郎被問了籍貫、出生年月、工作和家庭情況等。房間裡還有一個人，他把這些記下來了。關於職業，森四郎說原來是賓館的辦事員。因為之前老實地說是賭徒被人懷疑過。住所，回答是斯德哥爾摩。
久住問：“在斯德哥爾摩做什麼？”
森四郎撒謊說：“武官室的僱員。”
“什麼時候去的斯德哥爾摩？”
“今年二月。”
“之前呢？”
“柏林。”
“在柏林做什麼？”
“被軟禁了。”
森四郎意識到自己說錯了。雖說是事實，可是這麼說會讓對方有所警戒。
“軟禁？”久住皺起眉頭，問，“為什麼？”
“在巴黎被蓋世太保逮捕了。因為洗清了嫌疑，就搬到了斯德哥爾摩。”
“在巴黎時是酒店的工作人員嗎？”
“是的。”
“那個白人男人呢？”
“格溫斯基，波蘭人。還有一個俄羅斯名字，叫米法埃羅·庫利科夫。是波蘭軍的情報將校，在斯德哥爾摩時協助過日本海軍武官。”
“可是我接到的報告是蘇軍將官死了。”
“軍服是偷的。”
“為什麼要越境？”
“為了送情報。斯德哥爾摩的大和田海軍武官託我們把一份拯救日本的重大情報切實送到日本。”
“所以就橫跨蘇聯來了這兒？”
“去過瑞士的公使館，對方沒理我們。”
久住笑了笑，好像在說你開的玩笑很有意思。 “從斯德哥爾摩到瑞士，然後特意去了蘇聯嗎？”
“我們想莫斯科的大使館說不定會聽我們的。去了一看大使館已被嚴密地監控起來了。所以就把目標定到了滿洲。”
“不是有電報嗎？”
“武官囑咐我們直接送到。”
“什麼情報？”
“如果你能認真聽取的話我就說，不然我就自己送到東京。”
“你的傷，連路都走不了。就算你能動，我也要先查你。我想你還是說清楚得好，你有蘇聯間諜的嫌疑。”
“我被蘇聯兵的槍打了，會是蘇聯的間諜嗎？”
“槍擊時的情況不清楚，也可以認為是在演戲。”
“渾蛋。”森四郎情不自禁地想坐起來，疼痛阻止了他。 “我為了什麼費這麼大勁兒？”
“和你一起的女人說自己叫小川芳子，是歌唱家。是事實嗎？”
“是，她是小川芳子。”
“她自己說是戰前從巴黎去了莫斯科。也就是說是共產黨，不是嗎？”
森四郎的反駁有些軟弱無力：“在蘇聯時，她被送進了監獄。是從蘇聯拼命逃出來的。”
“拋棄日本的女人啊。怎麼能把那個女人和拯救日本聯繫起來呢？不是毫不相干嗎？”
“我們很早就認識。在莫斯科重逢了。為了來'滿洲國'得到了她的幫助，進了軍慰問團。”
“買西伯利亞鐵路的車票就行吧？”
“我們是非法進入蘇聯的。不能隨意拋頭露面。”
“非法？怎麼回事？”
不行，說實話會更加讓這個憲兵懷疑的。蓋世太保也好，蘇聯的秘密警察也好，懷疑別人是他們的職業。讓他們相信自己比登天還難。起碼把這些說完就得花很長時間。
森四郎說：“有很多追不得已的事。”
久住哼哼一笑：“於是就和亡命蘇聯的歌手聯手從蘇聯逃了出來？毫無道理。”
“但這是事實。”
“總之，先說清你的身份。然後我再聽你帶的情報。反正你知道的事兒我都會問的。”
“沒時間了。必須把情報盡快送到。”
“我沒那麼著急。”
森四郎用力大喊道：“武官在著急！日本要滅亡了！”
久住用諷刺的腔調說：“哎喲哎喲，是嗎？要真那麼重要的話，先和我這個憲兵說說。向東京的憲兵司令部報告時，我會根據內容附加說明讓他們注意。”
“你說根據內容，你能判斷出情報的價值嗎？”
“你是說我無能嗎？”
“你不相信我。”
“我怎麼能相信你？”
“那你也不會相信我的情報吧？”
“說說看。”
“不行。你聯繫東京的適合的人吧。”
“東京的哪位啊？”
“海軍武官的上級是誰？”
久住回答說是軍令部總長，一位叫豐田的海軍大將。
森四郎說：“給那位大將打電話。我來說。”
“開什麼玩笑？那可是海軍大將啊。不知從哪兒來的野人也配和他說話嗎？”
“你聽著。我想向明白情報價值的人直接傳達。這是同盟國拼命攔截的情報。為了這份情報，武官在斯德哥爾摩遭到了暗殺。確實是關係到戰爭走向的重大情報。請馬上給我聯繫適合的人。”
久住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他走到躺在床上的森四郎身邊，抓著他睡衣的衣領說：“渾蛋，你知道自己說的話有多愚蠢嗎？你覺得會有人把渾蛋的話當真嗎？什麼軍官、重大情報，你倒是一本正經啊。聽著，要我告訴你憲兵隊為了讓人說實話會做什麼嗎，這方面的技術，憲兵隊比蓋世太保更厲害，比蘇聯秘密警察更厲害。”
有人敲門。
“什麼事？”久住用同樣的聲調怒吼道。
森四郎歪了歪頭，看見有個士兵進來了。那個士兵向久住敬禮，說：“檢查了那個紅軍少將身上的物品。”
久住怒吼似的問：“又有什麼？”
“懷錶。一開始沒注意到，蓋子裡刻著日語。”士兵把懷錶讓久住看了看，生硬地讀道：“贈駐愛沙尼亞軍官，大和田市郎君，海軍四十七期，有志一同。”
久住看了又看，轉向森四郎說：“也不全是胡說八道啊。”
森四郎強打起精神說：“我的身份，以後你也能慢慢調查。不管怎麼樣，你答應我把我說的情報傳達給東京的相關部門的相關人士。”
久住面露難色，不過最後還是說：“我去聯繫憲兵司令部。”
“他們會去聯繫海軍大將和政府方面嗎？”
“如果說是海軍軍官情報的話，會傳達到海軍方面吧。只是我不確定對方會怎麼判斷。這樣可以嗎？”
“那……”森四郎忍著疼，整理思緒，“我只說要點。如果有人關心，想听更詳細的，就必須和我直接說。”
“別裝模作樣了，快說吧。”
森四郎注視著天花板，說：“軍官告訴我的是這些。第一……”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森四郎一睜開眼，久住的臉又馬上出現在他眼前。
久住看起來有些困惑，他說：“決定把你轉移。”
對森四郎的稱呼變了。森四郎反复咀嚼著久住的話，等自己完全清醒過來。因為麻醉吧，等了一會兒。
“把我轉移？”
“具體的調查決定在東京進行。憲兵司令部是這麼說的。”
“相信我的話嗎？”
“不知道。只是你說的有查證的價值吧。”
“情報很好地傳過去了吧。”
“我把你說的一五一十傳達到東京了。”
“也會傳達到海軍吧。”
“大概會。會在大本營的聯絡會議上討論吧。”
“不能確定嗎？”
“我沒有權力要求這個。”
只能同意吧。在東京接受詳細的調查的話，情報的可信賴度也會提高吧。森四郎問：“怎麼把我送到東京？”
“先坐火車送到新京。再從新京經由漢城到東京。”
“我現在的情況動不了吧。”
“用擔架抬著。火車上也會繼續進行調查的。”
“芳子呢？”問完了，又重說，“小川芳子也會和我一起吧？”
“同樣在東京接受調查。一起轉移。”
“我想見見她，行嗎？”
“她就在外面。”
病房的門好像開了。
他聽見了歡喜的聲音：“森四郎！”
木地板上響起了腳步聲，芳子的臉出現在森四郎面前。雖然有黑眼圈，但看起來很有精神。芳子快哭出來了，看著森四郎，握起他的右手：“沒事吧？沒事吧？”
森四郎怕她擔心，故作笑容：“沒事兒。再過三天就能去歌劇院了。”
芳子的眼淚奪眶而出，她把臉埋到森四郎胸前。被她壓著，森四郎的傷口很疼，卻也不能說，他努力地忍著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