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我追隨傑·貝克的學徒生涯結束後一年，傑被一位叫艾絲美拉達·維斯奎茲的古巴弗拉明戈舞者踢出他自己的公寓。艾絲美拉達隨著《三便士歌劇》巡迴劇團四處演出，到波士頓的第二晚認識了傑。演出三星期後，她基本上已和傑同居，雖然傑並未如此看待他們的關係。不幸的是，艾絲美拉達卻做如是觀，這很可能就是為什麼當她逮到杰和同團另一個舞者在床上時，她氣成那樣的原因。艾絲美拉達掄起刀子，杰和那位舞者奪門而逃，一晚不敢回家。
那位舞者回到她和男友合住的公寓，傑跑來敲我的門。
“你惹火了一位古巴弗拉明戈舞者？”我說。
“好像是。”他說，把一箱貝克牌啤酒放進我的冰箱，一瓶芝華士威士忌放在料理台上。
“這叫聰明嗎？”
“好像不是。”
“或許，甚至可以說笨？”
“你打算絮絮叨叨一晚，還是做個好孩子，告訴我你把炸薯片放在哪裡？”
於是我們坐在我的客廳沙發上，喝他的啤酒和威士忌，談被女人奚落到差點去勢、慘烈的分手、嫉妒的男友和丈夫，和其他幾個若非酒精和同伴助興，恐怕沒有一半好笑的類似話題。
就在話題漸漸枯竭時，我們抬頭正好看到電視上打出《核戰爆發令》的片頭字幕。
“該死，”傑說，“放大聲點。”
我照做了。
“是誰導演的？”傑說。
“呂美特。”
“你確定嗎？”
“絕對。”
“我以為是弗蘭克海默。”
“弗蘭克海默拍的是《五月裡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我說。
“你對。老天，我愛這部電影。”
接下來兩個小時，我們坐著不動，全神貫注地看亨利·方達飾演的美國總統咬緊牙關，對抗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突然發瘋，由於計算機出錯導緻美國突擊中隊通過失靈保險點，轟炸莫斯科，然後可憐的亨利·方達必須再多咬緊一些牙關，下令轟炸紐約市，以安撫俄國人及避免爆發全面核戰爭。
電影結束後，我們辯論哪一部片子較好——《核戰爆發令》還是《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我說根本沒得比，《奇愛博士》是傑作，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是天才。傑說我太附庸風雅。我說他太缺乏想像力。他說亨利·方達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演員。我確定他喝醉了。
“如果他們有一種超級機密的暗語，能召回那些轟炸機就好了。”他靠回沙發，眼皮半垂，一手拿著啤酒，另一手端著威士忌酒杯。
“'超級機密暗語'？”我笑。
他轉過頭來。 “不，說真的。假如老總統方達私底下跟每一個中隊飛行員談話，給他們每人一個只有他和他們知道的暗語。然後他就可以在他們通過失靈保險點之後召回他們。”
“可是，傑，”我說，“目的就在這裡—他不能召回任何人。他們被訓練成將通過失靈保險點以後的任何通訊當作俄國人的詭計。”
“儘管如此……”
38台播完《核戰爆發令》後，緊接著又播《不堪回首》（Out of the Past），另一部很棒的黑白片，那個年代38台很酷，經常播這一類老片。中途傑起身上廁所，回來時又從廚房拿了兩罐啤酒。
“如果有一天我要送口信給你，”他說，酒精使他舌頭打結，“那是我們的暗語。”
“什麼？”我說。
“失靈保險。”他說。
“傑，現在演的是《不堪回首》。《核戰爆發令》半小時前就演完了。紐約炸成碎片。認了吧。”
“不，我是認真的。”他掙扎著從沙發靠墊坐起。 “如果有一天我要送口信給你，比如說從墳墓，口信會是'失靈保險'。”
“從他媽的墳墓？”我笑著說。 “你當真？”
“像心跳一樣認真。不，不，聽我說。”他傾身向前，睜大眼睛保持清醒。 “這是一個玩命的行業，老弟。我是說，不像調查局那麼出生入死，但也不是花拳繡腿。萬一我出了什麼事……”他揉揉眼睛，再度搖頭。 “要知道，我有兩個腦，帕特里克。”
“你是說你有兩個頭。艾絲美拉達會說，你今晚用錯了頭，這就是為什麼她想一刀剁了它。”
他冷哼一聲。 “不。好啦，我有兩個頭，當然。可是我說的是腦。我有兩個腦。真的。”他用食指輕敲他的頭，斜眼看我。 “其中一個，正常的那個，不成問題。但另一個是我的警察腦，它從來不休息。它半夜叫醒我的另一個腦，逼我起床思索究竟什麼事情讓我隱隱然感覺不對勁。我說啊，我有一半案子是早上三點破的，完全因為第二腦。”
“每天早上穿衣服一定很難。”
“呃？”
“我說啊，這兩個腦子，”我說，“對衣服的品位會不會不同？對其他東西呢？比如食物？”
他對我伸出中指。 “我是認真的。”
我舉起一手投降。 “說真格的，”我說，“我多少有點明白你在講什麼。”
“得了。”他揮揮手，“你還太嫩，但總有一天你會明白。這個第二腦，老弟，是烏鴉嘴。比如說，你遇到一個人，你覺得投緣，可以交朋友、當情人等等，你希望關係能發展下去，但你的第二腦開始工作。你不想讓它工作都不行。它發出警報，直覺上的，於是在你內心深處，你知道你不能信任這個人。第二腦注意到你的正常腦子不能或不願注意的跡象。你可能要花幾年才搞清楚那個跡像是什麼——也許是你的朋友一講到某個字就結結巴巴的樣子，也許是你的愛人一看到鑽石眼睛就亮起來，雖然她說她根本不在乎錢。也許是——誰知道？但一定有某個跡象。而且最後證明是對的。”
“你醉了。”
“我是醉了，但不表示我說的不是實話。聽著，我只是說，萬一我被做掉？”
“是？”
“做掉我的不會是黑幫打手或下三濫毒販或某個我從一英里外就嗅出來的人。做掉我的一定是我信任的人，我愛的人。也許我進了棺材還信任他們。大部分的我。”他對我擠擠眼。 “但我的第二腦，我發誓，是測謊器，它會叫我對這個人建立某種防護措施，不管我的其餘部分願不願意。所以，就是它了。”他對自己點個頭，靠回沙發。
“就是什麼？”
“就是這辦法。”
“什麼辦法？你起碼二十分鐘沒說過一件正經事。”
“萬一我死了，某個我親近的人來找你，胡扯一通帶了一個關於《核戰爆發令》的口信，你就知道你應該宰了他們或痛扁他們或大體而言整得他們七葷八素。”他舉起啤酒。 “我們乾杯為盟。”
“不包括用刀片切開拇指，把兩人的血混在一起之類的吧？”
他皺眉。 “跟你不必。乾杯。”
我們乾杯。
“但假如陷害你的是我怎麼辦，傑？”
他看我，瞇起一眼。 “我猜，那我就沒轍了。”他大笑。
幾年下來和幾杯啤酒下肚之後，他把那個我稱作“從墳墓來的口信”修改得更加完善。愚人節加了進去，作為第二個笑話，以戲弄那個或那些陷害他之後還想來跟我交朋友的人。
機會渺茫，我總是告訴他。好比在撒哈拉沙漠埋了唯一一顆地雷，然後期待某個特定人士踩到它。一個人，一顆地雷，一個方圓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的沙漠。
“我願意賭一下，”他說，“也許機會不大，但一旦地雷爆炸，幾英里外的人都看得到。只要記住我的第二腦，老弟。當我的其餘部分埋在地下時，第二腦說不定會給你捎來一個口信。保證到時候你會聽到。”
我聽到了。
隔了這麼多年，他送信來叫我“宰了他們或痛扁他們或大體而言整得他們七葷八素。”
行，傑。沒問題。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