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萬！”安琪說，我們搭地鐵從仙境站前往市中心。
“我知道。”我說。
“五萬大洋，”她說，“我以為兩萬已經夠離譜了，但現在我們身上有五萬塊錢，帕特里克。”
我環顧車廂，兩個臟兮兮的酒鬼離我們大約十英尺，一群幫派分子擠在車廂角落，正在打量緊急剎車扳手，一個精神錯亂的傢伙，理著金發小平頭，兩眼直愣愣瞪向千里以外，手抓我旁邊的吊環。
“大聲點，安琪。我怕後面的兄弟聽不清楚。”
“哇。”她靠近我。 “五萬啊。”她悄悄說。
“是。”我低聲回答，火車顛簸地駛過一個彎道，發出尖銳刺耳的金屬摩擦聲，頭頂上日光燈一閃一滅、忽明忽暗。
青面，我們後來知道他的名字是朱利安·奧奇森，本來打算一路開車把我們送到家，但我們先前已在129號公路的汽車叢林裡塞了四十五分鐘，上了1A號公路又碰到靜止不動的大車陣，於是我們請他在離地鐵站最近的地方把我們放下，然後徒步走到仙境站。
所以此刻我們和其他沙丁魚站在一起，老舊的火車氣喘吁籲穿越隧道迷宮，燈光一閃一滅，而我們身上揣了五萬塊特雷弗·斯通的錢。安琪把一張三萬元支票藏在她的大學校隊夾克內袋，我把兩萬元現金塞在我的肚皮和腰帶扣環之間。
“如果你們立刻開始，你們馬上需要用錢，”特雷弗·斯通說，“該花就花，不必省錢。這只是差旅費。錢不夠隨時打電話。”
“差旅”費。我不知道黛絲麗·斯通是死是活，但如果她還活著，她得躲到婆羅洲或丹吉爾的天涯海角，我才會燒光五萬元找她。
“傑·貝克。”安琪說，吹了一聲口哨。
“是呀，”我說，“不是蓋的。”
“你上回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大概六週前吧，”我說，聳聳肩，“我們不彼此盯梢。”
“我從大卵巴獎以後就沒見過他。”
我右邊的瘋子抬起眉毛看我。
我聳肩。 “你知道嗎？你可以把她們打扮得很漂亮，但還是帶不出去。”
他點頭，然後繼續瞪他自己映在黑暗地鐵車窗上的影子，一副對影中人很不爽的樣子。
大卵巴獎實際上是波士頓偵探協會頒給卓越調查工作的黃金標準獎。但我認識的每一個同行都叫它大卵巴獎。
傑·貝克贏得今年的大卵巴，和去年一樣，1989年也一樣。有一陣子私家偵探圈子盛傳他要離開哈姆林與科爾，自己出來開業。但我非常了解傑，後來證明謠言是假的，我一點也不奇怪。
並不是因為傑自立門戶會餓肚子。相反的，他無疑是波士頓最出名的私家偵探。他人長得帥，腦子精得要命，只要他願意，他辦一個案子可以收費五位數中段。如果傑在哈姆林與科爾偵探社對街開業，哈姆林與科爾的幾個最有錢的客戶會毫不遲疑地越過馬路。問題是，即使這些客戶捧著全新英格蘭的錢去找他，他還是不能接他們的案子。每一個偵探和哈姆林與科爾簽約的同時，都簽下一份保證書，承諾萬一他們離開哈姆林與科爾，三年內不得接他們在該偵探社合作過的客戶的任何案子。在這一行，等三年跟等十年差不多。
所以哈姆林與科爾把他套牢了。不過，若有哪個偵探夠優秀和夠受尊敬到能夠從埃弗瑞特·哈姆林和亞當·科爾旗下跳船，而且還能賺錢，則非傑·貝克莫屬。但傑也亂花錢，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糟的一個。錢一到手立刻花掉–-花在衣服、汽車、女人、皮沙發上，所有你能想到的浪費。哈姆林與科爾支付他的經常開支，支付他的辦公室租金，提供和保障他的股票選擇權、他的退休金賬戶、他的公債基金投資組合。基本上他們像爹地一樣照顧他，傑·貝克實在也需要一個爹地。
馬薩諸塞州規定，有志當私家偵探者，必須追隨一位有執照的私家偵探見習兩千五百個小時，才能取得執照。傑只需見習一千小時，因為他有調查局經驗，他的見習是跟埃弗瑞特做的。安琪是跟我做的。我是跟傑·貝克做的。
哈姆林與科爾的招募技巧是，挑一位嚮往偵探工作、他們也認為有潛力的人，提供那個想當私家偵探想瘋了的傢伙一個老練的偵探，教他規矩，幫他累積兩千五百個小時，當然，也讓他大開眼界看看哈姆林與科爾的鍍金世界。我認識的每一個靠這個方法取得執照的人，後來都加入哈姆林與科爾。哦，除了我。
這讓埃弗瑞特·哈姆林、亞當·科爾，或他們的律師很不服氣。他們發了一陣子牢騷，通常由哈姆林與科爾的律師寫在律師事務所的高級棉質道林信紙上寄給我，偶爾哈姆林與科爾親自具名。但我從來沒跟他們簽過任何東西，甚至從未口頭表示過我打算加入他們，當我的律師查斯維克·哈特曼用他自己的信紙（非常漂亮的淺紫色亞麻道林紙）指出這一點後，牢騷不再出現在我的信箱。無論如何，我成立了自己的偵探社，吸引到一群負擔不起哈姆林與科爾的客戶，業務蒸蒸日上，連我自己都沒料到會這麼成功。
但最近我們身心俱疲，索性關了偵探社大門，我想我們的倦勤是遭受伊凡卓·阿魯賀、傑瑞·格林及亞歷·哈迪曼的狂暴變態攻擊的後遺症，這場攻擊奪走安琪前夫菲爾的性命。自關門以來我們沒幹過什麼正經事，除非你把胡說八道、看老電影和喝太多酒也當作正事。
我不知道這個情形還會維持多久，也許再一個月，也許直到我們的肝臟以殘酷及不尋常的懲罰為由跟我們分手為止，但一旦安琪用感同身受的眼神看著特雷弗·斯通，她已經三個月沒這樣看過任何人了，而且實際上不帶感情地微笑，我知道我們接定了他的案子，儘管他這麼沒禮貌，竟然綁架和麻醉我們。而且，老實說，五萬塊錢對我們寬恕特雷弗最初的惡劣行徑幫助不小。
尋找黛絲麗·斯通。
目標簡單。執行過程有多簡單有待證明。我相當確定，要找到她，我們必須先找到傑·貝克，或至少追踪他的足跡。傑，我的良師益友，給了我職業座右銘：
“沒有人，”我的學徒生涯接近尾聲時，有一回他告訴我，“我強調，沒有一個人能永遠躲起來，只要正確的人在找他。”
“戰後逃到南美洲的納粹怎麼說？約瑟夫·門格爾一直到死都沒被發現，他死得安詳自由。”
傑瞅我一眼，在我們相處的三個月，我逐漸熟悉這個眼神。我稱之為他的“白道眼神”，一個在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混過，知道屍體埋在哪裡，哪些文件進了碎紙機和為什麼的人才會有的眼神，這人知道的真正權力運作機制，是我們大多數人永遠也不會明白的。
“你以為沒有人知道門格爾在哪裡？你開我玩笑？”我們在灣塔餐廳用餐，他從桌子對面俯身向我靠來，將領帶塞進褲腰，雖然桌上盤子已經撤走，碎屑也清除乾淨，一如往昔無懈可擊。 “帕特里克，我向你保證，門格爾比大多數企圖失踪的人多了三大優勢。”
“哪三個？”
“第一，”他說，舉起食指，“門格爾有錢。起初有幾百萬。但百萬富翁也會被找到。所以，第二，”中指繼而舉起，“他有情報，關於其他納粹，關於埋在柏林城下的金銀財寶，關於各式各樣他用猶太人當天竺鼠的醫療發現。好幾個國家的政府都拿到這些情報，包括號稱在找他的美國政府。”
他揚起眉毛，微笑著坐回他的椅子。
“第三個理由？”
“哦，是。第三號理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約瑟夫·門格爾好在沒有我找他。因為沒有人躲得過傑·貝克。現在我訓練過你，達達尼昂，我的加斯科尼小伙子，也沒有人躲得過帕特里克·肯奇。”
“謝謝你，阿多斯。”他做了一個華麗的脫帽致敬手勢。
傑·貝克。沒有一個活人比他更風度翩翩。
地鐵鉆出隧道，進入市區十字路口站的慘綠燈光，我心裡想，傑，我希望你對。因為我開始玩捉迷藏了，不論你躲好沒有。
回到公寓，我把兩萬元塞進廚房踢腳板後面，我藏備用槍的地方。安琪和我撣掉飯桌上的灰塵，把我們從今早以來累積的資料攤在桌上。四張黛絲麗·斯通的照片攤成扇形擺在中央，接著是傑給特雷弗的每日進度報告，直到十三天前他失踪為止。
“你為什麼等這麼久才找其他偵探？”我問過特雷弗·斯通。
“亞當·科爾保證他會另外派人，但我想他只是在拖延時間。一星期後他們跟我解約。我花了五天時間打聽城裡每一個私家偵探，想找一個有誠實名聲的，最後找到你們兩個。”
在飯廳，我考慮打電話給哈姆林與科爾，問埃弗瑞特·哈姆林他那邊的說法，但我有個感覺，他們會三緘其口。如果你甩了一個像特雷弗·斯通這樣分量的當事人，你也不會到處宣揚，或跟一個同行競爭者聊這個八卦。
安琪把傑的報告滑到她面前，我翻閱我們在特雷弗書房各自記的筆記。
“她母親去世後那個月，”從草坪回到屋里後，特雷弗告訴我們，“黛絲麗遭到兩次不同的心理打擊，任何一個都能擊垮一個女孩子。首先我被診斷出癌症末期，接著她大學時交往過的一個男孩死了。”
“怎麼死的？”安琪說。
“淹死。是意外。但黛絲麗，你知道，這輩子大部分時間活在她母親和我的嚴密保護下。直到她母親過世，她過著不食人間煙火的日子，從來沒接觸過悲劇，連最微不足道的悲劇都沒有。她一向認為自己堅強。也許因為她和我一樣倔強和頑固，她把倔強和一個人在極度反對下培養出來的勇氣混為一談。所以，你知道，她從來沒有受過考驗。然後她母親死了，父親躺在加護病房，我可以想像她決心撐下去。我也認為她做得到。但我得癌症的消息接踵而至，緊接著一個過去的追求者又死了。砰。砰。砰。”
根據特雷弗的描述，黛絲麗在接二連三悲劇的壓力下開始崩潰。她失眠，體重遽降，幾乎不言不語，一天很少說上一句完整句子。
父親催她去看心理諮詢，替她約了四次醫生，但她次次爽約。相反的，青面、不倒翁和幾個朋友告訴特雷弗，她大部分時間花在市中心。她開著白色紳寶，父母送她的畢業禮物，到布伊斯敦街一間室內停車場，然後整日在市中心及後灣區的翡翠項鍊綠地，環城七英里的公園區散步。有一回她走到美術館後面沼澤地那麼遠，不過，據青面說，她通常喜歡走共和大道中央綠樹成蔭的步道和毗連的市立花園。
她告訴特雷弗，就在那個公園裡，她遇到一個男人，終於提供她一些她從晚夏到初秋一直在尋覓的安慰和慈悲。他的名字叫肖恩·普萊斯，大她七八歲，本身也遭遇過悲劇的打擊。他告訴黛絲麗，去年他出差的時候，他的妻子和5歲大的女兒在他們康克德區家中，因冷氣系統故障，一氧化碳外洩中毒死亡。
黛絲麗說，第二天晚上肖恩·普萊斯出差回來，才發現她們的屍體。
“這麼久。”我說，從我的筆記抬起頭來。
安琪從傑·貝克的報告抬起頭。 “什麼？”
“我的筆記上寫著，黛絲麗告訴特雷弗，肖恩·普萊斯在他太太和女兒死了幾乎二十四小時後才發現。”
她伸手到桌子這邊，拿走擱在我手肘旁邊她自己的筆記，一頁頁翻過去。 “對啊。特雷弗是這麼說的。”
“似乎太長，”我說，“一個年輕女人，商人妻子，既然住在康克德，多半屬於高收入階級，她和5歲大的女兒二十四小時不見人影，竟然沒有人注意？”
“這年頭鄰居越來越不友善，也越來越不愛管鄰里的閒事。”
我皺起眉頭。 “可是，好吧，也許在內城貧民區或中等階級的郊區。但這件事發生在康克德。維多利亞式庭園別墅和老北橋之地。緬因街、純白人的上層階級美國。肖恩·普萊斯的孩子5歲。她不用上托兒所嗎？或幼兒園或舞蹈課之類？他太太不去跳有氧舞蹈或上班或約另一個中產階級年輕太太吃午餐？”
“你想不透。”
“有點。感覺不對勁。”
她靠回椅背。 “我們內行人叫那個感覺'直覺'。”
我低頭看我的筆記，抓來一支筆。 “怎麼寫？垂直的'直'，對嗎？”
“不對，白痴的'痴'。”她用筆輕敲筆記本，對我微笑。 “查肖恩·普萊斯，”她說，同時在她的筆記本上端空白處記下這幾個字。 “並查1995至1996年康克德區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案。”
“還有死掉的男朋友。叫什麼來的？”
她翻了一頁。 “安東尼·里薩多。”
“對。”
她對黛絲麗的照片扮一個鬼臉。 “好多人死在這女孩周圍。”
“是的。”
她撿起一張照片，臉上表情變柔和。 “天哪，她美極了。但這很合理，她從另一個失去親人的人那裡得到安慰。”她仔細看我。 “你懂嗎？”
我捉住她的眼睛，尋找藏在後面某處遭到毆打和傷害的清楚記憶，害怕愛得太多會再度換來傷害的恐懼。但我只看到殘餘的理解與同情，那個眼神出現在她看黛絲麗照片的時候，同樣的眼神在她凝視黛絲麗父親的眼睛後也曾留下。
“是的，”我說，“我懂。”
“但可能給人可乘之機。”她說，又回頭端詳黛絲麗的臉。
“怎麼說？”
“假如你想打動一個悲痛欲絕的人，但你的動機未必善良，你會怎麼做？”
“假如我肆無忌憚地操縱別人？”
“是。”
“我會基於共同損失建立感情。”
“也許假裝你自己也曾遭到重大損失？”
我點頭。 “那會是正確的策略。”
“我認為我們絕對需要了解更多肖恩·普萊斯。”她的眼睛閃爍著越來越興奮的光芒。
“傑的報告怎麼說他？”
“等一下，讓我看看。沒有新東西。”
她開始迅速翻閱，然後突然停下，抬頭看我，臉上發光。
“什麼？”我說，感覺微笑爬上我的臉。她的興奮會傳染。
“酷。”她說。
“什麼？”
她拿起一頁，揮向桌上凌亂的紙張。 “這個。這一切。我們又開始追踪了，帕特里克。”
“耶，酷。”直到那一刻我並未意識到我多麼懷念偵探工作——抽絲剝繭，尋找線索，踏出第一步去解開原本神秘莫測的謎團。
但我感覺我的笑容瞬間消失，因為正是這股興奮，這種越不該挖的東西越要探究到底的執迷，使我和傑瑞·格林狂暴邪惡和道德敗壞的心理正面交鋒。
同樣的執迷造成安琪身上中彈，在我臉上留下疤痕，使我一隻手神經受損，並導致我抱著安琪的前夫菲爾，看著他喘氣、恐懼，最後死亡。
“你會好起來。”我告訴他。
“我知道。”他說。然後斷氣。
所有這些搜尋、挖掘和追踪可能導致同樣的結果，一想到我們兩人任何一人這回可能不會全身而退，我就不寒而栗。人的心和腦被包起來，因為它們脆弱，但它們被包起來也因為裡面潰爛的東西，往往比膽敢掀開來一窺究竟的他人所能忍受的還要陰沉，還要險惡。
“嗨，”安琪說，仍在微笑，但不大確定，“怎麼啦？”
我一向愛她的微笑。
“沒事，”我說，“你說得對。酷。”
“他媽的對極了，”她說，我們隔桌擊掌，“我們重出江湖。壞人小心。”
“他們嚇得兩腿發抖。”我向她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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