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科斯基家沒人，只有那咆哮的畜生在看門。聽到門鈴它飛一般跑過來，就像我第一次來這兒時一樣。此刻它猛撞門板，搖晃著愚蠢的腦袋大聲吠叫。我走回台階前，來到與街同高的車庫門口，朝信箱縫裡張望。裡面是空的。
我不想空手而歸，於是去找周圍的鄰居調查。也許我需要調查聖弗朗西斯伍德這塊地區的每一幢房子，我有這樣的耐心——但事實證明沒有必要，我只找了一個人就達到了目的。她住在揚科斯基家斜對角，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胖女人，頭髮染成紅色，雙頰嫣紅，喜歡管別人的事情，還喜歡把這些事說出來。
“哦，不，我'真不知道'今天揚科斯基先生去哪兒了。當然，也'不完全是'。”她喜歡用誇張的語調說話，強調詞用得很多，你必須抓住她的意思，“但他'很可能'去了芬斯頓堡。”
“哦？”
“是的。我知道每個週末他都會去那兒。他喜歡看年輕人玩滑翔機。他們稱之為'滑翔翼'。那是非常危險的運動，你不覺得嗎？滑翔翼？”
“是的，夫人。”
“揚科斯基先生還喜歡沿著懸崖峭壁走路。以他這個年齡段而言，他真是充滿生氣。我丈夫要是有他一半的活力就好了——”
“對不起，夫人，你能告訴我揚科斯基先生開的是什麼車嗎？”
“什麼？車？哦，是卡迪拉克。沒錯，'肯定'是卡迪拉克。”
“是黑色的嗎？”
“哦，是的，和黑人的屁股一樣黑。”她說，沖我坦誠地一笑。
我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芬斯頓堡在這座城市的最西南邊，天際大道下面，梅塞德湖上游——離聖弗朗西斯伍德十五分鐘車程。那裡有一塊區域專門給滑翔翼愛好者們起落用，離懸崖很近。邊上有一條一英里長的人行小徑，從那裡可以俯瞰整個大海。其實下面還有金門國家遊樂區，只是從那個角度看不見而已。
我到達時已經過了五點，再過不到一個小時太陽就要下山了，巨大的場地上只剩下為數不多的車零零散散地停在那裡。三個強壯的男孩在收滑翔機，把它裝到一輛老式野馬的車頂上。我一眼找到了黑色卡迪拉克，停在洗手間旁邊——整個場地只有這一輛卡迪拉克。我把車停到它旁邊，下車去看它的牌照。那是一塊個人定制牌照，上面印著：托馬斯·J.揚科斯基。沒錯，是揚科斯基的車。於是我走到駕駛座的一側查看車身。
沒有刮痕，沒有凹陷，新上的油漆閃閃發亮。該死的，整部車都被重新油漆過了。
精明的渾蛋，托馬斯·J.揚科斯基先生。那天他一定立刻就去把車重新油漆了。我早該想到他會這麼做，迅速地掩蓋掉任何犯罪跡象。他不會去找普通的汽車修理廠，那種店會保留記錄以備警察調用。他做了這麼多年律師，有足夠的機會找到一個乾這行的人，給汽車拋光，油漆，且收費合理。
他媽的，唯一能證明揚科斯基謀殺安吉洛·貝托魯奇的物證現在也沒有了。
我離開那輛卡迪拉克，走到通向懸崖的一條瀝青主道上。人們叫這條路“日落小徑”，真是相當貼切：這裡是觀賞日落的最佳地點。現在太陽正在下山，夕陽的餘暉灑在小徑上，將地平線染成了紅色，又鍍上一條金邊。從這兒遠眺大洋海灘到峭壁之家一帶，風景美不勝收。然而，近海的幾艘挖泥船和碼頭上那些處理下水道污物的管道破壞了這如畫的景緻。
瀝青路旁邊分出一條小岔道，不規則的沙石路旁長滿了深紅、棕色和綠色的植物，一直延伸到懸崖邊。有幾個人在那兒，其中一個支起畫架，正在畫夕陽寫生，沒有一個人同揚科斯基年齡相仿。我停留在日落小徑上，因為我有恐高症，那邊的斷崖十分陡峭，離下面狹長的沙灘至少有二百英尺。
長椅排列成行，沿著小徑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個。我在離停機坪五分之一英里的一張長椅上找到了揚科斯基。他一個人坐在那兒，周圍幾百碼內沒有其他人。此時他正注視著投射在水面上的夕陽和瀲灩的波光。風很大，氣溫開始下降，顯然我穿得不夠暖和，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拖出去”卻穿得很厚實，包在一件厚呢短外套裡，戴著手套和蘇格蘭式的帽子，看起來舒適愜意，如同在他後院和他談話的那天。
直到我站到他面前，擋住他的視線說“你好，揚科斯基”，他才發現我。
他皺眉道：“又是你。我想我說過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是嗎？不過你現在不得不與我有更多的瓜葛，律師。就從此刻開始。”
“我不會。”他說著站起身，推開我，沿著日落小徑往回走。一開始我以為他會待在小徑上，這樣我能輕鬆地抓住他。但他突然改了方向，沿著那條沙石路朝懸崖邊走去。我猶豫了——我有一點恐高——但無論如何我還是跟了上去，避開硬灌木，越過小沙丘。
揚科斯基在離懸崖邊幾英尺的地方停下腳步。那裡的地勢略微突起，再往前就是一個急轉直下的斜坡。我也停下來，退後幾步，與他保持一定距離。不過我已經離懸崖邊很近了，一低頭就看見崖下海浪輕拍沙灘。我身上又起了雞皮疙瘩，但我知道這次與風和氣溫沒什麼關係。
“揚科斯基。”
他轉過身。 “該死的，走開，讓我一個人待一會兒。”
“不。你得和我談談。”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是你殺了安吉洛·貝托魯奇，”我說，“並且我知道原因。”
他有張撲克臉，多年法庭歷練出來的，但他控制不了變僵硬的身體。戴著手套的手捏成拳頭，又鬆開。他靜靜地望著我，冷酷的眼裡沒有一絲害怕，只有小心翼翼和動物般的狡詐。
我說：“怎麼樣？我們談談嗎？”
“你說，”他說，“我聽著。”
“當然，很好。我已經知道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可以一直追溯到哈蒙·克雷恩的故事。我把我的推理講出來，你告訴我對不對。”
他撅起嘴不說話。在他身後，熾烈的陽光漸漸隱沒在大海中，海面由銀波粼粼變成了金光燦燦。
我說：“好。克雷恩偶爾喜歡離開城市，出去獨處一兩週；他很享受這樣的生活。他愛上了托馬利灣的幽僻，因此在那裡向安吉洛·貝托魯奇租了一間小木屋。儘管貝托魯奇不太喜歡克雷恩，但看在錢的分上還是租給了他。而克雷恩真正喜歡的，是貝托魯奇的妻子，凱特。
“我不知道他和凱特·貝托魯奇何時認識，又怎麼看上對方的。這無所謂。他們為什麼走到一起也無所謂。重要的是他們上床了，而貝托魯奇知道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貝托魯奇來到小木屋，大概是想當場捉姦。但那兒只有凱特一個人，克雷恩出去買東西了。他們發生了爭吵；貝托魯奇喪失了理智，一棍打死了她。然後他驚慌失措地逃走了。
“克雷恩回來後發現了屍體，不知所措。他沒有通知警察，反而清理現場，擦掉血跡，把凱特的屍體埋進地縫裡——那是兩天前發生地震後形成的。然後他收拾東西回到了舊金山。但這件事情一直困擾著他；罪惡開始吞噬他。他得了妄想症：一直擔心貝托魯奇也會來殺他。他開始酗酒，沒有勇氣做任何事，包括面對貝托魯奇。
“六個星期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但克雷恩的精神狀態卻每況愈下。他想過自殺，但同樣沒有勇氣。他幾乎希望貝托魯奇來幫助他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停頓了一下。 “我說得沒錯吧，揚科斯基？”
他沉默著，一動不動，黑黝黝的小眼睛從帽簷下盯著我——帶著一絲仇恨。
“接下來到了十二月十日晚上，”我說，“克雷恩死的那天。但那並不像所有人認為的那樣是自殺——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想明白。那間上鎖的辦公室騙了我們所有人，連警察檢查過現場的門窗後都一致認為不可能有什麼玄機，認定是自殺。然而，實際上是謀殺。”
揚科斯基說：“我想你認為是我殺了他。”
“不。我想是貝托魯奇殺了他，正如克雷恩害怕的那樣。而你把現場偽裝成自殺的模樣，為了貝托魯奇。”
“我為什麼要那樣做？”
“因為你愛上了阿曼達·克雷恩，不想讓她知道克雷恩的醜事；你清楚她是個脆弱的女人，很擔心她知道後會受到極大的傷害。但是你算錯了，揚科斯基。你弄巧成拙。你萬萬沒有想到克雷恩的自殺帶給她的打擊反而是致命的；她徹底崩潰了。而你，偉大的白馬王子，卻拋棄了她。事業蒸蒸日上的你不打算背這麼一個包袱，一輩子照顧一個精神失常的女人。”
他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來：“你這個狗娘養的。”
“我？這句話從你這麼齷齪的人嘴裡吐出來，真可笑。”
他的手又握成了拳頭，似乎將重心向前移動了一點，眼裡的怒火像死亡一樣冷酷黑暗。
“來吧，”我說，“試試看。但掉下去的一定是你而不是我。因為我比你重四十磅，又比你年輕十五歲。”
我們僵持了好一會兒；他的目光從我身上轉到沙坡、懸崖和下面的海灘。然後他全身一下子放鬆了。他喜歡活著，“拖出去”喜歡活著，他要緊緊抓住剩下的時間。我看著他重生，彷彿可以看到他腦中齒輪的咬合，聽到微電腦急速運轉的呼呼聲。
過了一會兒，他說道：“你說你知道那晚克雷恩的房子裡發生的事情？繼續講吧，我要聽你說。”
我也稍稍放鬆了一下，但仍然保持謹慎，腳始終踩在堅實的土地上。我說：“首先，克雷恩沒有打電話叫你去他家，相反，是你主動去找他的。”
“是嗎？為什麼？”
“因為他寄給你一封信，說如果他發生了什麼事，拜託你照顧阿曼達；他可能知道或者猜出了你對她的感覺。信裡也提到了自殺——他一定預感到自己總有一天會走上那條路——還暗示那個見不得人的秘密，那個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他妻子的秘密。你不會白白浪費這麼好的機會。你去克雷恩家就是要證實一下這封信的內容。”
“你怎麼知道這封所謂的信的？”
“克雷恩保留了一份複印件。我在他的一些稿件裡找到的。”
“你說它是寄給我的？上面有我名字嗎？”
我沒有向他撒謊，如果他記性好的話，應該知道。我什麼也沒說，但我肯定那封信確確實實是寄給他的；當一切理清楚了之後，我也明白了“親愛的L”的真正意思。 “L”不是某個人姓名的首字母，而是揚科斯基職業的首字母。 “親愛的L”，其實是“親愛的律師”。
揚科斯基說：“有沒有我的名字都沒有差別。即使存在這樣一封信，裡面也沒有任何可以指證我的內容，況且我從沒收到過這封信。”
“讓法律來說話吧。”
“法律，”他輕蔑地說，“別跟我談法律，偵探。法律只是工具，誰深諳其道誰就能駕輕就熟地操縱。”
“你這個狡猾的傢伙。”
我們開始對峙——如同兩隻蓄勢待發的老鬥牛犬，其中一個的嘴上已經有了血的痕跡。風怒吼著，捲起的沙礫打得我臉生疼。太陽的四分之一已落到海平面之下去了，看起來就像著火了似的，靠近岸邊的挖泥船此時就像被火焰吞噬了一般血紅。
“你想繼續聽下去？”最後我先開口了，“只是要證明我確實知曉事情的始末？”
“繼續說，我聽著。”
“貝托魯奇也挑了十二月十日晚上去拜訪克雷恩。也許他事先已經觀察過了，知道那天克雷恩單獨在家。他去那兒可能想要殺克雷恩，也可能只想和他談談，問清楚克雷恩是如何處理凱特的屍體的。他身上還背著殺害凱特這樁命案，我想這是他猶豫了很久的原因之一。他既害怕又困惑，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鼓起勇氣需要時間。
“於是，貝托魯奇走進了克雷恩的房子。應該是直接進去的，我聽說克雷恩從不鎖前門。他發現克雷恩在辦公室，像往常一樣喝得醉醺醺，想鼓起最後一絲勇氣朝自己開槍；那把點二二式手槍就握在他手裡。基於克雷恩當時已經完全醉了，而且渴望死亡，他可能請求貝托魯奇朝他開槍，一了百了。也有可能是當貝托魯奇看到槍時自己就那麼做了。無論如何，貝托魯奇已經僥倖逃脫了一次謀殺妻子的指控，而他想繼續徹底洗脫罪名。於是他拿起那把手槍——對準克雷恩的太陽穴，扣下了扳機。
“這時，托馬斯·J.揚科斯基，人民的公僕，進來了。貝托魯奇可能也朝你開了槍——我真希望他這麼做。但殺了克雷恩後他整個人已經呆滯了。你讓他冷靜，敘述事情的經過；你叫他相信你——這種事是你的拿手好戲。你告訴他你會幫助他，安慰他，然後送他回家。他走後，你就把現場佈置成自殺的模樣。”
“精彩極了，”他說，“我是怎麼做的呢？”
“哦，你非常有頭腦，不會做任何不切實際的事。你想出了一個既簡單又聰明的辦法騙過了每個人，直到現在——直到邁克爾·克斯卡頓今天早些時候在他辦公室裡被槍殺，與他父親死時的情況非常相似。你不會不知道吧？克斯卡頓死了。”
揚科斯基繼續保持沉默。
“那晚當你與克雷恩屍體獨處時，你首先去打了一份自殺聲明。但你得確保聲明看起來是克雷恩寫的——克雷恩的風格，克雷恩的用詞，而不是你的。你隨身帶了克雷恩寫給你的信，於是你發現，只要摘錄信裡的一段，就能成就一份完美的自殺聲明。因此你就那麼做了：從那封信裡摘錄了一些句子，只是把時態改動了一下。
“這週早幾天，我從舊報紙上看到了那份自殺聲明。當我看到克雷恩寫給你的那封信時我就覺得有哪裡不太對勁，怪怪的，但直到今天早晨找到克斯卡頓，我才豁然開朗。我發現這封信與自殺聲明驚人地相像，比如這句'活著比死了更難受。'那晚克雷恩絕不可能抄襲自己曾寫下的語句，無論他的意識清醒與否——不可能一字不差地使用他寫給你的信裡的語句。打這份申明的一定另有其人，而那個人就是你。”
“為什麼一定是我？”
“因為只有一個辦法能瞞天過海，只有一個人能做到這一點，就是那個在阿曼達·克雷恩面前撞開辦公室門的人——你，揚科斯基。不可能是亞當·波特；他哥哥說亞當身體很虛弱，而一個虛弱的人是不可能破門而入的，更何況有你這麼健康年輕又強壯的人在身邊。是你，那晚撞開了克雷恩辦公室的門。不是一次——兩次。
“現在我來解釋為什麼是'兩次'。打完自殺聲明後你走到大廳，關上辦公室門，用鑰匙鎖上，然後撞開門，好留下門是被撞開的證據。你再把鑰匙從裡面插在門鎖上，再關上門。這樣後來的人就不會發現門已經被撞開過了。
“然後你離開房子，確定自己沒被發現，在外面某處等著，直到波特和阿曼達用完餐回來。那時你走出來假裝你也是剛剛到達。當你們三個上樓來到克雷恩辦公室前，你抓住門柄，假裝門被鎖上了。'我們最好撞進去。'你這麼說，然後用力撞門，同時暗中握緊門把，製造出響聲，使門看起來很難撞開。接下來你一鬆手，門自然就打開了。波特和阿曼達太緊張了，以至於沒有發現不對勁的地方，其實周圍有很多跡象表明門先前就被撞開過。你還讓波特向警察證實，門是當著他的面被撞開的，並且鑰匙是從房間裡面插著的。”
揚科斯基仍然什麼也沒說。他再次把視線從我身上移開，望向一艘沐浴在夕陽下的貨船。風更冷了。遠處響起了霧角，響亮而低沉地預告海上濃霧即將來襲。
我說：“你已經逃脫了三十五年，你和貝托魯奇。這一系列事件幾乎成了古代史，被人遺忘，你們兩個也已經很久沒有聯繫了。但後來克斯卡頓出現了，我出現了。一開始你並不擔心；你認為我不可能深入調查，發現真相。我敢打賭你去找過貝托魯奇，第一是確定他是否還活著，第二是叫他警惕我。
“週三我去找貝托魯奇時，他並不緊張；但同一天我找到了他妻子的屍骨。週四他從報紙或其他什麼渠道知道了這一點，於是他緊張起來，打電話給你。你去了他那兒。想殺人滅口？當然不是。但你去了之後發生了爭吵：他是個瘋子般的糟老頭，而你發起脾氣來一樣瘋狂。他大概朝你揮舞獵槍，你一把奪過槍朝他射擊。
“你後來才發現差點和你相撞的那輛車就是我的車。這給了你更急切的理由來修復自己的車。漂亮的修復；漂亮的油漆。警察會查出是誰為你的車子做了美容。”
“我懷疑這一點。”揚科斯基說。
“即使他們找不到，還有其他東西能證明你殺了貝托魯奇。”
“我也懷疑這一點。”他說，“你說的所有事情怎麼聽都像是個聳人聽聞的故事。”他似乎完全放鬆了，恢復傲慢的姿態，眼中仍閃著怒火，但現在更多的是愉快。他摸出一支綠色粗雪茄，轉身背朝風，用金色打火機點著。當他轉過臉再次面對我時說：“你沒有任何證據能證實你所說的話；你無法證明我和安吉洛·貝托魯奇串通一氣，掩蓋一九四九年的謀殺案。寄給我的信恰巧與哈蒙·克雷恩的自殺聲明非常相像，這也說明不了什麼。過了這麼多年，你沒有法律依據重審這個案子。你甚至都證明不了我見過貝托魯奇這個人，沒有目擊證人看到他死的那晚我在他家或者他家附近。總之，你什麼也沒有，除了一堆新穎奇特的推論。只能說這些是小說，而非事實。”
“但我還是會把這些告訴警察。”我說。
“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吧。但我警告你，偵探，我很樂意提起訴訟，告你騷擾和誹謗。”
“我也警告你，揚科斯基，這次你逃不掉了。想都別想。”
他叼著雪茄的嘴角現出一個笑容：“是嗎？”他轉過身，顯示出他的不以為意，然後走了幾步，背對著我，抽著煙注視夕陽。
我感到沮喪；我清楚他是對的，所以我恨他，從沒有像這一刻這樣恨過一個人。一股無名火湧上心頭，使我有種衝動想走過去推他一把。只要輕輕一推，他就會滾落懸崖喪生。突然，我轉身，走回沙礫路，沿著日落小徑向停機坪走去。
我永遠不會那麼做——把他推下懸崖，冷血地殺害他。如果那樣做的話我就和他一樣了，我的靈魂會被玷污。不，我不會那麼做的。
但回家的路上，想到他信心滿滿地站在那兒，他媽的穩如磐石，我真希望我做了。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