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離譜的學術進口商
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思想界出了梁啟超、梁漱溟、郭沫若、呂思勉、潘光旦、錢穆、陳寅恪、費孝通這些傑出人物，他們都學有根基，富於真知灼見，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國時期，學術思想的確出了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本來是有強大解釋力的，可一旦成為教條，反倒束縛了我們對社會的認識。
這30年，學術界按說夠熱鬧的了，以中國社會100多年來的九曲九折的巨變，社會神經感受到的刺激應該是夠強烈了，學術思想的原動力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什麼看不到多少有原創力的東西呢？當然，回到世界體系內，跟著英美重新當學徒，這是一個比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當學徒，就沒有自己的東西，東西都是師傅的。其實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也存在，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中國的，那時中國不過是跟著西方另一位師傅當學徒而已。所以從大的歷史視野來看，只有到中國完成了現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讓師傅離休下崗，中國的學術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現大的氣象。
但話也得從另一頭說，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學還不一樣，它具有很強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適的程度要遠遠低於後者。你跟外面的師傅學是能學到一些東西，解決共性的問題，但完全屬於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沒有師傅的，你只能把自己當師傅。 1840年這一跤，中國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轉，看誰都像師傅。本來“中體西用”放人文社科這塊比放哪兒都合適，晚清民初這批讀書人，從小讀的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他就是想全盤西化，把中國這個“體”當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來，魯迅就是例子。青年學子對他說，你對舊東西掌握得那麼圓熟，我們覺得你真棒！魯迅說，這是哪兒跟哪兒呀，那些東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當時就是想扔，連著中醫、中國戲、中國字什麼都扔，但這些東西哪兒那麼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後來又提“民族化”“民族氣派”，提“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按說順著這個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的，你想那會兒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麼？但到末了連自己也沒剩下——“文革”時期沒有學術，因為不要的東西太多了，營養嚴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談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這撥知識精英由於生在封、資、修被通通取締的年代，四書五經還真沒讀過，讀的淨是《半夜雞叫》，他就是想中體西用也無從下手，更何況他們再也不想中體西用了。我有個朋友上世紀70年代末在北大歷史系讀書，他說：這四年什麼都沒讀，娘的光讀外語了——還沒讀出來！他的情況當然極端了一點，但也挺有代表性。就舉外語為例吧。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會七八國外語的在大眾眼裡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兒罷了，跟我們看人用腳穿針引線的感覺應該差不太多，會讓我們佩服，但不會讓我們自卑。前面說到錢鍾書從80年代的學術界熱到90年代的全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會好多種外語。我想中國也有會好多種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沒有流傳出來成為佳話。其實就是會斯瓦希里語、越南老撾語，甚至俄語、西班牙語也沒什麼用，還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國家的語言。從這裡我們看到當時那種社會心理、學術風氣的經濟基礎，簡單說，就是美元跟人民幣1∶8的比率。我們再說第三個原因：幹西學批發商、零售商、廣告商、運輸隊致富快。 80年代出國，省一頓飯就能帶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別看個頭不大影響很大，往家裡一擺，女同學見了就很可能就變成女朋友。當時經常聽到，有學者出國為了多帶些小玩意回來，頓頓方便麵，由於營養跟不上，回國下飛機都是抬下來的。學者們去西天取經，取回美元馬克和大好前程，被鮮花繞著，聚光燈照著，媒婆堵著，飄飄忽忽，哪兒還記得什麼“中體西用”啊，他只恨自己這“體”生得不對，不幸生在了黃河兩岸，只能站在黃土高坡上臨風做自我批評，說黃土地上的體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種不好，歷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麼辦呢？一些有宏偉政治抱負的說，那就讓我們把東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說，那得猴年馬月了，咱還爭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們在爭取移民的過程中發現，西天千好萬好就是使館簽證處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給簽。
時代尷尬：接軌接出了鬼
不讓簽也沒關係，他們照樣跟西方接軌。因為摸著黑接，有時會接出妙趣橫生的結果來。隨便舉個例子，我原來幹《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活兒，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談的是中國文學，裡面有這麼個詞兒“世界新質生存母體關懷傾向”，一看頭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說：這要譯成英文，估計你也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訴我？他說：我也是抄來的，不知道原文怎麼說。我說：那你就用家常話給我解釋一下。他說：你就自己解釋了吧。我說：是新生活麼？他說：沒錯，沒錯，就那個意思。作者其實挺樸實的真是個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類，而且40來歲，本來是能好好說話的，但他說現在學術界就吃這套——顯然也是被逼無奈。這路東西，90年代以來在史學理論和文藝批評中比比皆是。我有回瀏覽雜誌看到什麼“A層面上的D線效應”“B層面上的F線效應”，還以為是說二極管什麼的呢，其實說的是中國話劇。學者們走到這一步還真不是學習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為西方好像也沒到這地步。北京開的那家連鎖店“加州牛肉麵大王”，總部據說在加利福尼亞，歷史據說有一兩百年。有愛吃這面的去加州想嘗回正宗，一打聽根本沒這麼個店。前些時香港有位大陸出去在國外繞了一圈繞到那兒的政治學者丁學良教授，他批評中國的經濟學家夠國際學術水準（也就是在國外什麼雜誌上發表了多少文章）的不過五人，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於是我對這個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車買了張小報，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紹他是中國“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後來我又看到一篇報導，講他從安徽山溝到社科院馬列所，再到哈佛大學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個人奮鬥的一個小典範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來，因為家里當年窮得買不起日曆，父母只記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傾盆，估計是盛夏。最近，我轉到他的博客上瀏覽了一下，見他寫的文章也跟《管錐篇》似的淨是括號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淨是power、freedom、people之類，都是嚇唬安徽失學農民兄弟的。本來從底層向上奮鬥，特別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為它體現了一種公平的精神，也給社會帶來生機和活力。但像這樣把自己奮鬥成一個蹩腳的“高等華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這種情況在今天的學者群體中，可不能說是少數現象。由這幫“睡覺打領帶”的學人出任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你又怎麼能指望中國很快能出現有原創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國實際、能夠指導中國發展的學術文化呢？
前一段時間，中國政法大學一個男老師被男學生當堂砍死，原因據說是因為一名女學生。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還不完全清楚，但從網上報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來。這位老師40多歲，來自湖北鄉下，在法國留學多年，自覺血管裡流的已經是“法蘭西血液”，要以紅格子褲的另類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學校園的一道浪漫風景。這還不夠，他還給女學生們寫“徐志摩體”詩歌，還在課堂上跟學生誇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強，還在家裡舉辦法國葡萄酒鑑賞派對，那感覺就好像他一生下來就被法國人抱養了似的。他從底層上來，想快點獲得上層社會的身份標誌，這沒什麼不對。但不幸的是，他弄了個法式徽章，法國不就是多風流韻事嘛。 ——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於這樣的結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過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紅帆”的法蘭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別人會說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於是寒光一閃，血花四濺。可憐他夫人懷孕5個月，也可憐那個男學生的貧苦父母省吃儉用，剛把孩子培養成人。這個悲劇的背後顯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話說回來，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學術的洋奴化應該說稍稍好了點，原因比較簡單——學者領到的人民幣多了。國家發放的科研基金幾千已經不叫錢了，動輒幾萬幾十萬，那都是億萬勞動者辛辛苦苦幹出來的，用老話說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貪心學者蜂擁而上、須臾而盡——胡謅一篇誰也看不懂、誰也不會看的《科學發展之我見》就騙去了西部好幾家農民一年的收入！某單位的領導就對下面的學者推心置腹說：小錢（科研基金）你們自己去騙，大錢我幫你們（到財政部）去騙。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知識精英對人民資產的搶劫，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學術腐敗如今已嚴重到了見慣不怪、沒人拿它當回事的程度。由於學術的腐敗，讀書人越來越沒讀書人的樣子，一個個看著像官場上的小秘書、市場裡的小商販。小時候，商店賣東西的見小孩子淘氣就嚷嚷說：學生，學校是這麼教你的麼？那時社會對讀書人的道德水準是有較高期待的。如今誰還把讀書人當回事呢？他們也沒把自己當回事，社會的化糞池裡，他們不算最如魚得水，但也夠能扑騰的了。從歷史上看，讀書人怎麼也都還算是社會中比較健康的力量，帶著棺材上任，國亡自沉的可不盡是讀書人麼？相對於其他群體，讀書人成天“上下古今”，本來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經驗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斷惡的鏈條，打破墮落的循環，成為前面說過的、社會改良的啟動基金。但今天，你看他們或一頭扎當權者懷裡，或歪坐在資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倆主兒輪包。我真納悶，他們怎麼會腐朽得這麼神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