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裡邪氣的“文化”與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國這100多年處在劇變當中。劇變社會裡，大家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匆匆趕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覺就是國亡無日，著急上火，看什麼都像中國的病根，看漢字、中醫、舊體詩、京劇什麼什麼的都不順眼，覺得中國都是它們害的。那時候他們罵中國罵得很激烈也很過頭，但並不幻滅，你從他們文章中讀不出破罐破摔來。他們認為只要找對路，搬掉路障，實現了現代化，一切就都會好起來。到1949年由亂而治，中國從近代危機裡第一次伸出頭來，揚眉吐氣，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設底層文化，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負。但因為時間短，建樹不多，也不牢固，後來政治上往極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點成績，如京劇現代化之類全賠進去了。 “文革”破產，使整個中國革命名譽掃地，並進而殃及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經歷了近代以來最深刻也最膚淺的幻滅，所剩無幾的靈魂後來又被市場社會洗劫一空。你看那幫名導演名演員，別看一個個乾得挺歡，不少人懷裡揣的都是外國護照。這年頭揣哪國護照本來用不著指責人家，但起碼這說明他沒看好中國，對中國的命運沒有擔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為普通人，追漲殺跌、買績優股拋垃圾股都很正常。問題在於他們不是普通人，他們是文化精英。很可惜，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頭和行頭，靈魂上比小市民還小市民，簡直就是一幫亂哄哄的精神股民或價值難民。他們幹得再歡，也不過是個文藝包工頭、打工仔，趕緊撈點名利“回家過年”——趕上風吹草動，他們一撒鴨子全沒影，留下的淨是爛尾樓。再造中國文化的歷史使命，肯定不是這樣的肩膀承擔了的。這樣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們做文化藝術的領頭羊，能是什麼結果呢？這30年的文藝當然有成就，但這成就跟中國的走勢和氣勢不成比例。中國本應該出現偉大得多的文藝。
就說傳統戲曲吧。上個世紀60年代京劇現代化再創輝煌的氣象早已蕩然無存，沒完沒了老是《三岔口》，現代生活也只能演點計劃生育什麼的。古不能為今所“用”，結果就是滅亡，於是大家紛紛擠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種了無生氣的生存。外來的話劇，這30年來在藝術上沒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沒有走近過當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前沿，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諢的去所，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談不上多少貢獻。音樂劇都是《西區故事》的生搬硬套，毫無中國氣質，像當年《洪湖赤衛隊》那樣動人心弦的，半個也沒有。繪畫兩點成一線，從畫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廳，跟集郵、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個小組了。再說電影，改革開放初期有些電影像《牧馬人》《天雲山傳奇》還能把人民自己的傷心事，哭給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導演”淨組織中國歷史文化向西方賣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國還這副德行，覺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繼續猥褻，接著欺負了。詩歌越混越沒樣，好像都不是不足掛齒，而是說著丟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電視劇，那也是靠廣大勞動婦女，也就是大媽大姐們坐鎮電視機前把關，創作、製作方才不敢在審美上胡來。小說就沒這福氣，讀者中不少沒吸毒但勝似吸毒的小資白領，他們逼著作者按照他們的嗜好，編些烏煙瘴氣的東西。總的說來，這30年文藝的成就不可能沒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氣，有愧于這個滄海桑田的大時代。
中國的經濟明明爬到了五樓六樓，可“上層建築”還窩在地下室裡，這是中國社會突出卻不顯眼的一個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產鏈中，中國現在相當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納威尼斯，那是生產鏈最低端的賣兒賣女。真正高端的文化產品是要形成我們自己的理想信念、社會關係、生活方式、發展道路、審美標準。有了這些東西，外國人才來取經而不是來嫖妓。所以，要樹立大抱負、提升軟實力、改良社會、重建人心、促進文化藝術的產品升級，應該是未來若干年中國社會特別是文化思想界的一個重要任務。現在這撥所謂的大腕，他們佔據著最大的資源，但凡做出一點垃圾來，就通過強大的資金和權力進行媒體運作，忽悠全民認購。中國文化要真正復興，這些文化藝術的“領軍人物”要么改邪歸正，要么下崗出局。他們是這30年的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的產物，他們已經完成歷史使命了。中國不往前走則已，中國的文藝不向上走則已，要往前向上，就憑這些人，憑他們這副敗家喪氣的樣子，走在隊伍前頭肯定是要耽誤事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源在哪裡呢？我們先不說文化，先看看體制。今天的文藝體制大致分三塊：一塊是政府機構，一塊是商業市場，一塊是公民社會。
高速發展的經濟讓政府財源滾滾，花起錢來大手大腳，往往一台晚會就花出去幾千萬，組織一場什麼“文藝國際研討會”就是幾百萬。那些國家院團還有組委會之類，給人的感覺是，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倒也不一定是他們特別有錢，而是說他們有了錢也弄不出像樣東西來。納稅人那麼多錢被他們拿去設了那麼多獎項，請了那麼多評委，擺了那麼多酒席，考察了那麼多山山水水，結果灑出去的人民幣倒是種出點什麼沒有啊？其實問題不在藝術家，也不在院團領導，他們都挺值得同情的。問題的根子在於沒有大抱負的體制的日益僵化，款撥得越多，事辦得越差。你說他拿錢沒辦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說他辦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說他辦了跟沒辦差不離就沒冤枉他。他們用人民幣搭彩虹橋，堆砌“今天是個好日子”，沒有一點自我批評、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氣量，使得一個民族靈魂建設的文藝淪落為指甲油或精華素。文藝的許多部分是需要錢的，但文藝最珍貴、最核心的部分與錢無關，那不是富出來的，是苦出來的。
如果說國家院團這一塊是除了錢什麼都沒有，那麼商業市場這一塊則是除了錢什麼都不認。原來好多人覺得只要一市場化，藝術上的問題全都迎刃而解。這七八年我觀察了戲劇和電影，還真沒看出來，看到的是每況愈下。跟好萊塢接軌的那些商業大片，什麼黃金甲、無極之流，真就是錦盒裝的垃圾。他們哪一部都掀媒體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戲劇劇場這些年市場化的結果也出來了：各個劇場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組織了互助組似的，你教我無聊，我幫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戀愛加搞笑，因為投入低產出高啊。演員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個觀眾做癢癢肉的工作了。觀眾幾年下來差不多被改造成只會笑的劇場動物。記得有一回在一個挺大個的劇場裡看戲，台上的幽默感差極了，但台下的癢癢肉卻發達極了，滿場樂得前仰後合，叮叮噹當都快把椅子背兒砸劈了。有時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該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員導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碼目前來看，市場一樣擔當不起重建中國文藝的重任。不過，現在電視劇看樣子進入了良性循環，呈現出市場積極的一面。
我比較看好的是第三塊——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不光是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很多並沒有比較穩定的組織，因此無須向民政部申請註冊的關係、組合和活動，包括民間那些一塊野營的爬山的，一塊演戲的評戲的。週末你去公園看看，老百姓自己載歌載舞，唱著唱著就跳起來了，看著看著就加入進去了，那氣氛比國家大劇院過癮多了。目前互聯網其實就是中國最大的公民社會。博客的社會含義是人人辦報紙辦雜誌。人人辦電視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個人博客、論壇、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並不斷地伸頭探腦，從虛擬走向現實。寫詩的，攝影的，聊電影的，交流音樂的，傳統的生活類別它幾乎一個不少，傳統沒有的它也造出來了，而且許多都跟市場無關，跟宣傳部門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這十幾年互聯網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藝術創造力和生產力。就說傳統文藝現代化吧。那些年互聯網上像王佩寫的對子，王小山寫的快板，生香活色，靈動天成，真讓人叫絕。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文藝，真比國家那塊有活氣，比市場那塊有靈魂。群眾自發的藝術，才不管什麼市場份額，也不爭什麼金雞金蛋獎，它沒必要為了一鳴驚人而狗急跳牆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顯出一種深刻的從容和優雅。我原來在朋友那兒看過她祖上留下來的書畫，都是文人墨客間裡互相解悶的，根本不是那些裝腔作勢的書畫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飯，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藝術的兩個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學水平多高啊。這些年公民社會對文學藝術的參與一直在進行。再說流行音樂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種嗓子，原來是不入“流”的，但卻在公民藝術的天地裡得到發展壯大，最後體制也只好擴大修訂自己的“美學”，開門請人家進來。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關屋外，其實是等於把自己鎖屋裡。網絡上的群眾參與造成了文藝上的大民主，像《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對官、商文藝形成了競爭和壓力。作為第三方面，雖然目前還在造反起事的階段，鬧鬧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會參與造就未來中國文藝的大趨勢是明擺著的。 2009年山寨版春晚雖然流產了，但卻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
我絕沒有貶低國家與市場、把公民社會當靈丹妙藥的意思。其實三者本身各有特點。特點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優點，過猶不及就成缺點。一個比較理想也還算現實的格局應該是讓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足鼎立、讓它們揚長避短、形成良性競爭與合作的混合文藝體制。按說這三樣東西目前也都並存，但現在的社會指導理論，卻沒把混合體制當成一個長久的家，而是一個臨時的店——也沒準就當成髮廊里屋的那張野鴛鴦的床呢。站資本那邊的，他們惦記的是“大資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國改成中華股份有限公司，誰錢多誰控股，看這幫當官的還吃誰！當官的說了：想什麼吶？改公司也是我當董事長，現在大家先練習著管書記叫“老闆”吧，啥時候叫順了啥時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著吃你！從無數個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關係真是夠沒勁的，要么是狼狽為奸，要么是你吃過來我滅過去。這怎麼行呢？所以我們希望公民社會加入進來，起點好作用。我想起那幾年全國大學生戲劇節，劇協資助了30萬塊錢，他們進行公益基金式管理，營銷上借用了市場的手段，排了40部戲，在幾個劇場裡熱熱鬧鬧了近一個月，末了還剩了幾萬塊錢。廉潔、效率、群眾參與、自我實現，應有盡有了。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還有一層不小的意義，那就是公民社會改良了政府，借鑒了市場，形成了三者間的良性關係。
樹立大抱負，捨棄小吟味
中國要有大目標、大抱負，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調。中國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應該建立起這個自覺。
遙想當年，秋收起義毛澤東率領百十來人上井岡，靠的就是大目標、大抱負，沒這東西，這小股人馬在近代大漩渦裡一圈就轉沒了，連個泡都不會冒。 《張學良回憶錄》裡說，北伐軍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張大帥把少帥找去研討這件事，大帥說：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還有獨一份兒的德國山炮團，轟他們不就得了唄……咋就轟不動呢？少帥說：爹呀，咱是有槍有炮，咱有德國山炮團人家沒有，但您想過沒？人家有三民主義，咱沒有啊！大帥不服：“三民主義”嘛玩意兒啊，我還“五民主義”呢！過了兩天大帥又把少帥叫去：小六子，你說得對！咱還真缺個“三民主義”啥的。東北的高粱茬子老子還沒吃夠，咱撤！ “三民主義”是什麼？是大目標、大抱負、大是大非！有了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軍閥不服氣還真不成，所以國民黨一路就起來了。共產黨也起來了，靠的是兩次世界大戰和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所鼓蕩起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的天風。我頭些日子見過朝陽區的一位老太太，95歲了，還辦學校、寫書法、不戴眼鏡刻剪紙，真是個老神仙。她是解放後朝陽區文化館第一任館長，輔仁大學學教育的。解放後那陣兒，她說早上起來六點鐘一推門——“革命”去了，晚上九點鐘一拉門——“革命”回來了，下工廠，跑基層，沒日沒夜。像這樣不計成本，豁出性命的，那個時代大有人在，結果很快就改變了國家一窮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標，人的精神狀態就不一樣，走路都有彈性。沒有大目標，東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說，壞了，一定是奸臣當道了，要不怎麼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壞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樹立的大抱負大目標，到“文革”盛極而衰，民心士氣被造反、串聯、鬥批改揮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後期，整個風氣開始低靡，社會開始用小情小調來反彈極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彈奏的《划船曲》、劉淑芳女士演唱的在青年中廣為流行。劉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寶貝啊！啊！我的寶貝！”對於聽者的影響，用當時一首革命歷史歌曲中的歌詞說，就是“撂倒一個，俘虜一個”。 “文革”結束之後，小平同志審時度勢，對大目標大抱負做出了歷史性的調整——他明白沒大目標還是不行的。他說，解放全人類的事就先放一放吧，來個短期點的、實際點的——國民經濟翻兩番，每人錢包鼓兩鼓，先鼓後鼓都得要鼓！那時候劉曉慶這樣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掙五毛錢，就覺得像是活在童話小人書裡了。所以，甭管先鼓後鼓、讓錢包鼓了再鼓的目標，一個“鼓”、一個“先”，的確給了普通中國人極大的推動，大家狼奔豕突，都想當那“先鼓”的。這個目標當然有代價，代價出自先後之間的距離。按小平同志原來的設想，大家都還在同一個馬拉松方陣裡，彼此頂多差個十步八步。沒想到剛跑到一半，前後就差出好幾里地，後面的連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見，看不見背影人就會絕望，就可能出事。另外，這個目標還有個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兩”鼓上的數字上，這種數字化的目標,哪怕就是“七”“八”，也都還是相對容易實現的。容易實現當然也算優點，但同時也是缺點。太容易實現了，人就容易進入酒足飯飽的狀態，酒足飯飽的狀態就容易導致提籠遛鳥、逛八大胡同的行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學翻來覆去是那幾句話：“車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沒急沒慌的，連褲襠都不鬧事，時不時還得帶著偉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兒。”總之，精英無精打采腐朽成這樣，說明既有的目標該調整了。不調整振奮不了精神，進入不了狀態，凝聚不了力量。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還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動力，動力來自目標。
現在腐朽分兩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後現代；一路是沒落貴族牡丹亭。因為他們都是窮人，沒有別的可效仿，只有一個是洋腐朽，一個是原來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小情小調、旁門左道，甚至腐朽沒落的東西也應有存在的空間，一個健康的社會理應如此。同性戀、雙性戀讓他們戀去；裸奔找個人少的地方讓他們奔去；像李銀河博士把“虐戀”說得精美絕倫，也沒問題，就是音量別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關上臥室門，拉上窗簾，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銬子切磋技法、創新美感，只要是願打願挨、不出人命，社會不應該干預他們。但同樣，他們也沒必要老跟沒這嗜好的社會大眾兜售那套東西,說這才叫“先進文化”呢，這才美得高級呢！社會的主流不能跟他們走，跟他們走中國就完了。中國還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腳——《采菲錄》裡記古人玩小腳，也玩出《美學》上下捲了。中國這麼大的人口規模、歷史規模和文明規模，既然進入了世界歷史，你就得有大的作為，不然就得出局。
現在的文學家、藝術家，從個人來說，大都還挺有想像力，挺有情趣的。但這麼多年的世界觀、人性觀和美學觀教導他們，凡有大目標、大抱負的不是傻子就是瘋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調、小玩鬧才貨真價實。於是他們苦練“縮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縮沒了，光剩下頭那倆部位了。就說這“下流話”吧，老的跟少的學，男的向女的學，你追我趕，看誰先把嘴練成肛門。結果很快，他們真的變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瘋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從事文藝，家長不急得飛簷走壁呀！
張文木有句話說得挺好：個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個人跟民族的關係是風箏跟風的關係。如果民族的天風浩蕩，風箏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風沒有，您拽根小線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也只能跑出個相對二三級風來，風箏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對我們來說，就要立中華民族的大志，要對人類做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