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華帝國體系的大廈頹然倒地，鼠奔狐竄，我記得頭些時看一篇談19世紀末泰國脫離中華體系、扎英國懷裡的文章，悲涼之情油然而生。傳統決堤般流失，多少精金美玉失而不可複得，西方什麼樣的癟三都來大搖大擺地登門入室。弱國不單沒有外交，也沒有歷史，沒有文化，沒有藝術，甚至沒有男人。 20世紀末以來保守主義情緒潛滋暗長乃至起家樹譽，無論哪種版本，的確都有可同情之處。應該說，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就算水分很大），畢竟為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西方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敢定睛看看過去，才敢放開膽子想想中國和人類的未來。
回首整個20世紀，我們大部分時間混得跟無照攤販似的，東投西靠，哪兒有現在這條件？現在想想林琴南、胡先嘯他們對西化發了點牢騷，其實也不算怎麼過分，竟被仁人誌士圍毆痛殲。我懷疑英文法文中是否有“遺老遺少”這樣的詞彙，我想即便有，也沒有現代漢語中那種活人穿壽衣的感覺。這是失敗者的命運，不怪抱朴守拙的一方，也不怪激進奮發的一方。今天看到一些人寬袍大袖粉墨登場，無論是祭孔還是什麼“漢服”運動，覺得好玩之餘，也未嘗不感到一分欣慰，因為中國總算有了擺弄這些的國勢了。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事情還有另外一方面。這100多年的現代化的確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強加給我們的，為此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同時，也要承認，光靠傳統我們走不出近代大危機，還要靠現代化。你喜歡柏油馬路也好，不喜歡柏油馬路也好，那是必由之路，花蹊柳徑是走不出去的。數理化誰愛學啊，但你得揣上它，這樣才走遍天下都不怕。另外，我們也要承認，現代化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東西，它符合人類絕大多數包括中國人對舒適、清潔、快樂、富裕、健康、長壽、便捷這類古老而恆久的價值追求。坦率地說，沒有西方擴張，我們或遲或早也要走上這條路。頭些日子翻閱《廁所的歷史》，非常有趣。按照當時西方遊記的說法，清代的北京是一座臭烘烘的城市（巴黎、倫敦也好聞不了多少），抽水馬桶以及城市排污系統的普及，歐美、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確是得益於工業文明的歐風美雨，雖然鴉片砲艦也是那陣風雨送來的。西方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科學技術和工業在這方面的貢獻是了不起的。因為了不起，他就唯我獨尊，就多吃多佔，就欺壓其他民族和文化，這樣就引起後者的反抗。這反抗包括了學術、文化上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這批判的基本立場和大方向是對的：自由落體運動放之四海皆準，但你西方的社會人文經驗包辦不了全世界的事，還差得遠呢，別太膨脹了！不過凡事過猶不及，如果因為批判“西方中心論”而不分青紅皂白，把科學、理性也一網打盡，那你是走不了太遠的。毛澤東早說過，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很多事情的確需要兩頭想，多想倆來回。
關於西方知識體系中的科學技術跟中國傳統知識中相關部分（以及世界其他各處的所謂“民族科學”或地方性知識）的關係，我曾跟友人討論過中西醫的例子。友人認為中醫的思想方法屬於整體論，應高於尚處在原子論的西醫。我理解他的出發點，但覺得這樣的說法失之偏頗輕率。其實世界各民族前現代階段的知識，都有整體論的傾向。西方的醫學知識走出這種整體論，應該說一種提高和進步。偶爾讀到上世紀60年代出的《醫學常識問答》。問：民間“十滴血一滴精”說法有沒有科學根據？答：沒有，因為根據化驗，精液的成分基本為水，餘下為少量蛋白質之類，因此“縱慾傷身”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
那時的西醫的確停留在原子論的初級階段。但今天的西醫已經不這麼看問題了，它找出了精液與免疫之間的內在聯繫，認為房事過度會導致免疫力的下降。這樣的西醫知識，便與瑞大叔、西門慶這路人活不長的民間經驗握手言和，盡棄前嫌了，而且是在一個更高或更深的認識層次上。
關於西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說法，似是而非。這個現象今天與其說是醫學認識上的事實，不如說是醫療體制上的事實。一個患者左手發麻，西醫會讓他查神經，查頸椎，查心臟，查腦血管，而不會攥著他的手不放——會攥著他的錢包不放。心臟虛弱，西醫也會把原因找到兩三尺之下的腿部肌肉。由於分析多了，分析深了，知識就從經驗上的簡單相關升級到復雜的因果聯繫。原子主義或許仍是今天西醫的現狀，但肯定不是它的趨勢，它的趨勢是從原子論走向更高的整體論。相比之下，中醫的“整體論”因為沒有經過一個非整體論的過程，基本還在《金匱要略》那兒原地踏步，屈指一算已踏了近兩千年了。 “文化保守主義”老前輩陳寅恪說中醫“有可驗之功，無可通之理”，應是平允之論。物理學進步了，化學進步了，生物學進步了，但都沒有深化中醫對疾病和健康的認識，它還是“陰陽五行相生相剋”那一套。由於“理”停滯不前，它在某些“功”上相對於西醫的優勢遲早也會喪失。總之，應該對中國與西方、對傳統與現代化做新思考，但一定要守住“實事求是”命門，不要把這100多年辛辛苦苦取得的進步都思考沒了。